坐在雕龙宝座上的崇祯，默不作声的看着，下面殿中近百名争论不休的官员们，而两侧近八成官员还在观望着，似乎只要殿中的官员没有决出一个胜负来，他们就不愿意轻易表明自己的态度。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他似乎有些明白了，为什么领导一个团体的政治力量不是左派便是右派，而中间派的政治力量只能被团结了。
相比起不惮于表明自己政治倾向的左右两派，没有倾向只想站在胜利者一方的中间派，虽然有着决定胜负的力量，但是却无法领导整个团体的前进。
就比如在这个朝堂之上，虽然持有中间立场的官员占据了官员总数的近八成，但是决定这场争论的却是剩下的两成官员。
支持新学和支持旧学的官员就如同团体的左右两派，他们之间爆发的争论，完全带歪了之前朝会上的风向。
这种局面不要说崇祯没有想到，就连那些在朝会上发起上书的官员显然也没有想到。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人在意议题偏离了原本的方向，而是都竭力想要压倒对方，保证自己所处的团体不落下风。
当首辅黄立极站出来主持朝局，请求崇祯出面作出决断时，倾向于上书官员的钱龙锡、胡应台等人，也随之出列请求皇帝作出一个公允的决断。
面对这个局面，朱由检倒是反而谨慎了起来。原本他倒是不介意同这些代表南方士绅利益的官员正面冲突，但是当他们把争论的重点集中到新旧学之争的问题上，他倒是不好再轻易的表明自己的态度了。
自国初确定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官定的必读注本和科举考试的依据，朱熹的地位就被神化了。他也是唯一一个不是孔子亲传弟子而配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之人。
《四书章句集注》之所以有，“上承经典，下启群学，金科玉律，代代传授”的地位，归根结底不在于它在学术上的成就，而在于朱熹写作这本书时所抱有的政治目的，让“圣经贤传之旨，灿然复明于世“，作为“政教“的范本。
总的来说，便是通过对国民思想上的道德教育，以维护一个符合儒家思想道德观念的等级社会。这种构筑于道德上的精神世界，便同西方构筑在神学上的精神世界一样，都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思想工具。
而中国人建立在道德上的精神世界远比西方宗教构建成的精神世界要坚固的多，毕竟中国有文字记载的记录远比西方人漫长的多，任何一点细微的改变，都会遭遇到引经据典的反对。
而朱熹所生存的时代，同样是一个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封建王朝末代，他所见到的土地兼并之风大起，道德沦丧、教化不行的世情，在这个时代同样正愈演愈烈。
因此在一些士大夫眼中，唯有重新尊崇理学，才能挽救大明眼前礼崩乐坏的时局。但是同朱熹这样的理学家相比，这个时代推崇理学的士大夫们，不过是一群拘泥不化的泥塑木像而已。
他们把朱熹说的每一个字都当做了不可变异的真理，但是却没有学到朱熹重视观察实证，追求真理的精神。
除了《四书章句集注》，朱熹还写过专门讨论天球北极星座的《北辰辨》；在《尧典》注中，讨论了当时天文学的岁差、置闰法等概念；在《舜典》注中讨论了早期的浑天说、浑天仪的结构，并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浑天仪结构。
除此之外，朱熹对地质学化石、否认神创论、宇宙起源、地心说、大地自转、日食与月食、潮汐、雪花六角晶体形状、雨虹等的形成、地理对气候的影响、生物与人类起源、中医诊脉、农业生产结构、农作物布局及具体的生产技术等问题都有见解阐述。
但是在明代的道学家眼中，似乎朱熹只写作了一本《四书章句集注》，他们抱着这本书不求甚解，只诚惶诚恐的把这本书里的每一个字句硬生生的背了下来，然后当做了自己思想的囚笼。
朱熹曾经提出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但是有人专讲诚意、正心，有人只看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多数人都忽略了格物、致知，甚至于干脆歪曲了格物、致知的本身涵义。
是以，在朱由检的眼中，想要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四书章句集注》，反而成为了大明想要进行蜕变，从封建经济关系进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最大阻碍。
虽然，他一直想要拖延时间，给新学更多的时间去影响这个时代的士子。但是今天在朝堂上爆发的争论，让他意思到，不管他愿意或是不愿意，探求物质世界的自然科学，已然同那些拘泥不化的道学先生们发生了冲突。
朱由检抬头扫了一眼，首辅和其他几位默不作声的六部高官，这才缓缓开口说道：“既然你们都要朕作出评判，那么朕也勉为其难的说上两句。
不过在这之前，朕对你们说的只有一句话，要给别人说话的权力。朕不想做周厉王，朕也绝不容许有人想做大明的周厉王。
在公开的场合进行争论不是罪行，捍卫自己的学说和信仰也不是罪过，但是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学说和信仰，或是采用欺骗和恐吓的方式宣传自己的学说和信仰，才是一种暴行。
你们都应该很清楚，朕接受先皇兄传位之前，并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因此对于孔孟之学可谓一知半解，所以你们要求朕分辨出新学和理学之间的优劣，朕觉得有些为难…”
听到崇祯如此说话，殿内的大部分官员总算是松了一口气，除了部分真把自然科学和天主教当成了名教敌人的守旧官员，大部分官员都不愿意因为这种问题陷入到有可能的党争中去。
更何况，推崇新学的不仅仅是北方人，而维护理学的也不是只有南方人。本身对新学的攻击，不过是今天组织发起上书官员们附带的一个内容，这些官员真正的目的还是在于给皇帝施加压力，迫使内府从工商业撤退出去。
对于江南缙绅来说，内府插足工商业，跟万历皇帝向天下派出税监收税的举动差不多。都是与民争利，搜刮民间的财富。
但是同万历皇帝派出的那些蠢笨太监不同，这位崇祯皇帝并不是单纯的派出一两名太监到地方上强行收税。而是大多同当地的中小商人合作，建立一个依附于内府的销售商号，替内府销售生产出来的各种商品，或是收购当地出产的原材料。
这种方式搜刮民财显然更为隐蔽，由于出面的都是本地的商人，买卖的货物又是按照市场价格进行竞争，加上有内府的干预，不许这些商人进行囤积居奇的行为，因此发卖内府货物的商号开始渐渐得到了地方百姓的认同。
依附于内府供货的商号，显然已经损害到了地方缙绅和一些大商人的利益，在这个时代囤积居奇乃是商人赢得高额利润的不二手段。虽然大明朝的手工业之发达，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
但是只要不是工业化生产，某一类商品的制造能力必然是有上限的，以大明如此巨大的体量，在远离商品生产地的地方，这种商品的提供数量就更为有限了，基本上不会超过当地市场的销售上限。
在一个原本就供应不足的市场，商人再采取垄断的方式进行销售，那么这种商品的价格自然会涨到，一个让大部分人放弃购买欲望的程度。而垄断了货物的商人，就能够因此获取数倍的收益。
当然敢于这么干的商人，要不然就是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要不便是有缙绅在背后撑腰的官商。他们要么凭借资本垄断当地市场，要么凭借权力垄断当地市场。江南地区由于经商风气浓厚，因此经商人数众多，自然垄断各地市场的商人数量也不少。
但是，在内府支持的四海商行面前，不管是商人的资本还是缙绅的权力都遇到了挑战者。然而最让他们感到惊惧的，还是内府供应商品的速度和能力，虽然四海商行仅仅在上海县和舟山市站住了脚跟，但是江南的商绅已经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
江南的商绅敢于把万历皇帝派出的矿监税使赶回京城去，仰仗的并不是自己的权力，而是他们煽动起来的江南市民的力量。而江南市民之所以敢冒死同皇帝派出的矿监税使斗争，并不是因为商绅们挂在嘴边的大义。
而是这些矿监税使毫无节制和规则的税收方式，完全扰乱了江南地区的工商业市场，倒是市面萧条，大多数工坊关了门。这使得大部分实际上已经脱离田地的手工业工人，失去了谋生的能力，自然在商绅的煽动下暴动了。
但是内府现在使用的是商业手段，虽然在激烈的价格竞争下，一部分工坊因此破产，不少工人失业。但是情况并没有恶化到整个市场出现崩溃，因为充足的商品供给，市面反而繁荣了不少。
怎么一来，商绅们想要用大义的口号煽动地方百姓，就变得不现实了。那么他们就只能走朝廷上政治斗争这条路了。
而想要掀起天下士绅的同情，就不能光光指责内府把货物卖的太低，因此反对地方新官制和反对推崇新学，就成了掩护攻击内府与民争利的最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