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珠，不得失礼！”独臂王大声训斥道。
“是我无理，还是他无理！”小露珠指着许世友道，“你为什么不辞而别？婚姻之事，你答应不答应？你敢在众多人的面前让我丢脸，不讲出个一二三四来，你休想走脱！”小露珠怒气冲冲，发出了连珠炮，把青铜剑在许世友胸前晃了几晃。
许世友不慌不忙，笑着回答说：“一切都已向你父王说清楚了”
独臂王拿出一支小巧玲珑的手枪，抛给露珠，说：“这是许将军送给你的，他说，待长征胜利后，他一定把你带往红色根据地，让你读书识字，让你参加革命工作。”
小露珠收起了青铜剑，捧着小手枪，爱不释手，咧着嘴笑了，说：“那还得依我一条。”
“不知露珠小妹有何要求？”
“你要收我作向导，带你们走出险山恶水。”
许世友看看独臂王，不知该怎么说好。独臂王说：“许将军，你就答应她吧！翻过党岭山后，就让她回来。”
许世友点点头，欣然同意。
姑娘高兴极了，手一扬，发出了“嗖、嗖”两声响，许世友把手一挥，接住了两支金凤箭。小露珠说：“给你留个纪念！”
许世友看着金凤箭才恍然大悟：原来打擂时击落燕尾镖的就是她！他正要向她表示感激，露珠却已策马奔向前去。她“咯咯咯”地洒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然后回首叫道：“跟我走，可以不下马绕过锁孔石、鹰翅岩，抄近路通过鬼愁峪。”
小露珠声音未了，天空突然响起“隆隆”的声音。“飞机！大家赶快散开！”许世友指挥藏族乡亲迅速钻进山洞，然后向独臂王拜别，纵马向部队赶去。待三架“青天白日”的轰炸机在党岭山上空打圈时，红军已全部进入丛林，像一群破浪前进的鲸鱼畅游在绿色的海洋中……
李德生手指那位壮汉告诉许世友：三军会师好不热闹。瞧，那耍龙的是咱们的陈赓师长。
1936年10月上旬，位于甘北六盘山区的会宁。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气氛。街面上处处悬灯结彩，主要街道的墙上还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那标语的大意是：“喜迎三军会师！”欢迎红二、四方面军的到来！”“停止剿共，共同抗日！”“打倒蒋介石！打倒军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迎接抗日新高潮！”……
喇嘛寺前的空坪正举行着盛大的红军会师演唱会……
庙门口，头戴八角帽的红军战士和村民们拥进拥出，好不热闹。
街道上人潮似水，万头攒动。
许世友和他的战士们也在人群中挤来挤去。
锣鼓咚咚响，人群向道路两旁分开，玩耍的队伍过来了。
锣鼓的队伍走在最前面，领头人挥舞着鼓槌，指挥着变换鼓点。紧跟着的是耍龙灯的，一个年轻的壮汉在前边耍戏龙珠。后面一条花龙，随着戏龙珠上下左右舞动。
“瞧，那耍龙的是咱们的陈赓师长！”李德生手指那位壮汉告诉许世友说。
“不错，就是陈赓。”许世友差点儿喊出了声。
陈赓原来是鄂豫皖时期红十二师师长，后调一方面军工作，此次重逢格外高兴。他好像听到了什么，向许世友他们望去，许世友和战士们哈哈地笑起来。他们这支组建不久的骑兵部队，一路上经过七十二次大小战斗，虽然只剩下了二百多人，但为大队筹集了二三万头牛羊和大批粮食，完成了上级赋予的“筹集粮食、侦察道路”的光荣任务。两个方面军胜利走出草地。连续突破敌人在甘南设置的层层封锁线，实现与一方面军的会合，是与他们的贡献分不开的，他们笑着，为胜利而欢乐！
会师之日，会宁城内万众欢腾！彩球升起来了！久别重逢的三个方面军指战员，手捧着印发的党中央的贺电，个个喜笑颜开，脸上挂满了激动的泪花。
会宁大会师，标志着我们红军结束了历尽千难万险的长征，也标志着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彻底破产，这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的伟大胜利。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全党全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站在抗日民族斗争的最前列，朝气蓬勃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为了迎接新的任务，这时，许世友接到党中央和军委的入学通知，去当时设在保安的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二期集训，并参加清算张国焘罪行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非常关心全党全军的团结，早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三方面军会师前，他便派在党内极有威信的任弼时同志亲临甘孜，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四方面军的军、师干部交谈，了解张国焘与中央发生分裂的经过，了解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思想状况，以便找出圆满的解决方案，进一步消除隔阂，促进党和红军内部的团结。
那是一个雨夜，四方面军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胜利到达包座。当晚，任弼时同志连夜找到了徐向前同志，询问这方面的情况，征求徐总指挥的意见。二人开诚布公，促膝交谈，直到翌日雄鸡高唱。
任弼时同志说：“我已向中央建议，适当时候，召开六中全会，请共产国际派出代表参加，从原则上解决以往的分歧。”
“君之见与我略同。请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是好主意。”徐向前说，“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自己当时没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党内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谈嘛！但是我说话他不听，朱老总的话他也听不进，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他思想包袱很重，免得引起新的争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很高兴，但中央有的同志说四方面军是军阀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太过分了，伤害了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我们从参加革命起，就表态拥护第三国际，臂章上也是那样写着的，由共产国际出面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成。”
“你讲得很重要，有些情况我也是不大了解。”任弼时同志说，“原则问题要分清，但枝节问题不必纠缠，双方都要作自我批评。根据目前形势和党的方针路线决议的基础，重新估计过去中央的领导。六中全会应本着在目前形势与战斗任务上的讨论，对粉碎五次‘围剿’斗争经验只须在主要问题上提出原则的讨论，而应避免一些不甚重要而且争论也无好效果的小问题。”任弼时同志做的这些工作，当时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有重要作用。
另外，徐向前又谈了张国焘的思想包袱，接着又谈到了陈昌浩，说：“陈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包袱不亚于张国焘，不易解脱。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陈昌浩同志愿意改正错误，紧跟中央，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决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的情绪。谁能一贯正确！犯了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工作就工作，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任弼时的工作很细，后来他又找了不少同志座谈，包括许世友，也都谈了诸如徐总指挥所谈的思想情况。弼时同志抽了口烟，心想：看来四方面军指战员思想包袱普遍很沉重。有的虽然没有直接反映，但从谈话的语气上已经表露出来。说坦率一些，他们渴望三军会师又怕三军会师。他们对中央还不十分了解，只看到几个教条主义者在主席身边，怕日后人人自危。但话说回来，这些教条主义者，在团结上也真不起好作用。想到这里，弼时同志决心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如实汇报：如何把张国焘的错误与下层执行者的问题区分开来，以及如何把党中央的正确方针与教条主义者的过激言行区分开来，这倒是一个颇令人头痛的大问题。真正处理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
会师后的第七天，接到离职到红军大学学习命令的许世友，雷厉风行，背包一打，挎包一拎，步行来到了保安城。
保安这地方，全城人口不到四百人。地瘠人稀，物产不丰富，交通不发达，人民文化水平是很低的。工农民主政府虽刚成立，但已呈现出一派新气象。今年天旱，幸而近日下了一场毛毛细雨，庄稼不那么黄了；快干涸的小河，也开始流动起来。
城廓原来是很大的，由于历年来不断的战争，特别是汉回民族间的战争，城市受到了很大的破坏，房子少得可怜；加上近年来国民党军的反复破坏，现在留下的只有几栋木房和几座石砌窑洞而已。
好在城外山边还遗留下来许多依着天然石壁凿开的石洞，这是敌人不容易毁坏的。学校就选了这些废弃的石洞作校舍。这就是抗日根据地的最高学府——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第二科的中心驻地。
这些石洞，好似蜂窠一样，不知是哪个朝代开凿的。大的高宽各约3.3米，深约4.8米；小的高宽各约2米，深1.6米。很简单，红大的校舍除了石洞以外，什么也没有。
一切都是学员们自己动手建设起来的，用许多小洞作为卧室，两个人、三个人或者四个人一间，睡的都是石炕；一个较大的洞作讲堂，以石壁作黑板，用石头砌成桌子和凳子……
总之，绝大部分的用具是石头做的，正如他们玩笑中说的，我们好像进化到石器时代的生活。
许世友住的第二科（第一科离这里四五里路、第三科远在甘肃庆阳县）大多数是军、师两级的军政干部，只有几个是团级的。这些人都是经过多年斗争锻炼的，差不多每人都负过多次伤。大多数是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上下的人。
许世友报到的第二天，集训动员就开始了。作为红军大学名誉校长的毛泽东同志作了开场白，主要讲了这次集训的指导思想、全国战场的形势以及我军所面临的战略任务的转变，要求全党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在组织上建立统一的最高集体领导，彻底清算张国焘分裂红军的罪行，为迎接新任务而做好理论、思想、组织准备。毛主席的讲话不时地激起大家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开始在理论学习、掌握武器阶段，大家都还很认真、自觉、积极。因为这个机会实在难得啊！尽管讲义是在用过的废纸背面印的，有的还是红绿纸，又印得不清楚，但每天晚上，大家坐在石凳上，俯首石桌，在蜡烛光下啃得津津有味。可是在后来的联系实际检查思想，检查工作，研究历史，分清是非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尤其是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包括许世友在内，开始对这场斗争认识不够，对张国焘也有个去其伪装、见其实质的过程。这时，教条主义者也借“帮助爬坡”为名，在那里咬文嚼字、背诵词句，趁机举起“棍子”，严重伤害了一些同志的情绪。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清算不够，而把此棒打在那些下层执行者的身上，双方感情一度对立，达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许世友见下面干部非常宗派，瞧不起四方面军的同志，心里非常生气，可是他强压怒火，采取超然态度。
在双方情绪对立的时候，时间已跨入了1937年。3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一声哨响，红大学员被紧急召集到操场。大家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只见校长林彪已走上讲台，此时他面目严肃，声音低沉，开始传达西路军失败的情况通报。面对着这个残酷的事实，大家心里怎么也接受不了。文件没传达完，会场已被哭声淹没。尤其是许世友和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们，个个哭得泪人儿一般。林彪敲着桌子要求“安静安静”，可是会场还是安静不下来，会议不得不在哭声中结束。
要知道西路军的失败太惨了，几乎是全军覆没。这些死难者大多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他们曾南征北战，进军川北，解放南通，转战川康，三次穿越荒无人烟的雪山草地。艰辛的岁月，使他们同甘共苦，一块糯粑分着吃，一壶清水让着喝。如今昔日的手足战友，长眠黄沙，悲壮牺牲，怎不令人痛心疾首？大家一个个都哭得像个孩子似的。散会后，许世友被搀扶到宿舍，和衣上床，以被蒙头，又是大哭。炊事员小阚把饭菜几次热了又端来，许世友视而不见。王建安、陈赓同志红着眼睛来劝说许世友，他还是绝食了一天。殊不知在那个大环境下，红大已开始把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捆在一起批。尤其是西路军的失败，无疑又被认为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一大罪状，给教条主义者提供了又一枚重型炮弹。“暴风雨”要来了，他们将作为替罪羊批斗，有口难辩，人人感到自危。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的心底，不光流泪，还在暗暗流血。有的人甚至说，活着的还不如死了的强。这是当时他们的真心话。
果不出他们所料，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达第二天。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全面揭发张国焘的战斗打响了，其速度之快，超过人们的预想。
在那风云变幻、蒙冤受屈的日子里，风言风语很多，像雪花纷纷飘舞，他们躲也躲不开。自觉低人一等的四方面军的学员被整得灰溜溜的，一个个抬不起头来，不敢在一起聚会，不敢在人前高声说话。他们认为，在张国焘手下当差，是错投了娘胎。
这时的许世友，见“下面干部非常宗派，瞧不起四方面军的同志”，心里非常生气，可是他强压怒火，采取了超然态度。他坚持“只要你不点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不问，看你教条主义者能逞凶几时！”他每天晚饭后，不是去河边散步，就是去女友雷明珍那里谈天说地，以解除心中的苦闷。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的许世友，这员战场上的虎将，他是把这场党内斗争看得过于简单化了，不几天，他便不由自主地卷入了这场旋涡，不能自拔……
有人呼喊：许世友，你这是与中央唱反调！许世友道：呸！你有什么资格说我？老子当年参加敢死队的时候，你还没生下来呢！
这一天，阴转晴，早晨下过一场濛濛细雨，城隍庙前的广场上，萋萋青草挂着晶莹夺目的露珠儿，吃过早饭，雨停了，红大师生便列队进入广场，席地而坐，学员队之间拉起了歌，歌声嘹亮。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歌儿一支接着一支。同志们心里都十分明白，今天的“鬼子”不是别人，而是犯路线错误的张国焘。“张国焘的斗争会”就这样开始了。作为批斗对象的张国焘坐在前排，面向大家，耷拉着脑袋，一扫昔日的威风。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也都来了，并在前排就坐。延安地区的不少群众组织也列席旁听。会议八点开始，毛泽东同志首先做了指示。会议遵照毛主席关于要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分清是非、划清界限的教导，开始后的一个小时秩序井然，有问有答，弄清问题，找出症结，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很文明。可是后来，一些教条主义者出来干扰，尽提些枝节问题，一下子把会议方向弄偏了。许世友正想举手发言，纠正会议方向，还没容他站起来，只见有两个教条主义者，突然闯入主席台，不由分说，将张国焘的双臂向后一扭，按住他的头进行认罪批斗。主席及时站出来制止，那两个教条主义者弄了个无趣，走下了台。会议恢复了平静。
这时，许世友的“师弟”钱钧站起来要求发言，主席允许后，钱钧润了润嗓子，接着揭发了张国焘的一件鲜为人知的“桃色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