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谅在事前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快就败给朱元璋，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并没有将朱元璋视为最强劲的对手。尤其是在鄱阳湖大战进入白热化阶段，他的自信心一度膨胀得如同一只随时要爆裂的氢气球。或许正是源于心态上的变化，让他变得更加刚愎自用，根本听不进去任何人的意见。手下将官往往会因为一个反对意见，而惹来杀身之祸。时间久了，谁也不敢进谏。军队的凝聚力也由此降至最低点，很多将领阵前倒戈，带着军队直接归降了朱元璋。
与陈友谅相比，朱元璋胜在三个字“不折腾”。他明白人心向背的重要性，懂得积蓄力量，待时而战，战则必胜，永葆士气旺盛的战法诀窍。
朱元璋身上所具备的性格特质，恰恰是陈友谅的软肋所在。陈友谅虽然有着打不垮的精神，关键是他总是打不赢，这种久拖未决的疲劳战术，严重影响了士气。虽然他拥兵数十万，但关键时刻攻不破，冲不上。故谓，善用兵者以一当十，不善用兵者以十当一。打仗是这样，人生中的好多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
鄱阳湖大战历时四十天，朱元璋面对兵力三倍于自己的陈友谅却能够做到从容解套，以漂亮的弯道超车将陈友谅甩在身后，并能够将其逼至死路，让元政府和天下群雄为之震惊。透过战争的全过程，朱元璋让自己的对手和手下将领看到了他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所展现出来的凛凛局气。让他们打心里服他，也只有服他，才能为他所用。
让朱元璋感到可笑的是，张士诚坐拥几十万大军竟然坐山观虎斗。倘若张士诚或他手下有一批人多谋善断，避开南昌攻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南京，最后鹿死谁手还真是难以预测。由此可见，朱元璋和刘基当时对时局进程的判断是何等准确，对陈、张二人个性的把握又是何等到位。
陈友谅是个尚武之人，但绝对不是一个善于用兵之人。他与朱元璋的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陷入错误的泥沼，难以自拔。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妄自托大，不能因势而进，等待他的也只有败亡一条路。
背叛者的第一滴血
早在至正十五年（1355年）秋天，江阴农民军首领为仇敌所逼投靠张士诚，请他发兵南下，攻占富庶的江苏南部地区。这一事件使井底之蛙的张士诚有了拓疆扩土的愿望，于是派他的二弟张士德带兵渡过长江，试探性地向江南地区拓展。
张士德是个能力超强的将领，只领了三四千人就实现了横渡长江的壮举。攻城略地对于一个猛将来说，如同农民下地捡白菜一样容易，东南富庶之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成了张士诚的囊中之物，这真是一个令人胆寒的对手。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也就是朱元璋称王的第二年，他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挥师东征，扫平称霸之路上的另一个重要对手——张士诚。朱元璋是在八月份出的兵，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便势如破竹攻取了徐州、盐城、泰州等大片地区，其中包括张士诚原先的根据地高邮。
眼看着朱元璋就要踢开奔向皇权之路的最后一块拦路石，走到与蒙元朝廷生死对决的最后关头。谁也不会料到，这时候在朱元璋的身边会发生一场突然事故。就在朱元璋征战江苏的关键时刻，有密探来报，他的亲侄子朱文正暗地里勾结张士诚，准备倒戈讨伐他。
消息传来，震动朝野。没有人想到会是朱文正站出来背叛了他，连朱元璋自己也始料未及。难道在皇权的巨大诱惑面前，连牢不可破的亲情纽带也要被撕扯得支离破碎不成？中国人向来喜欢看热闹，所谓看热闹，也就是看别人的好看。这时候的朱元璋根本不允许在自己的世界里有热闹给别人看，就是看，也要看他位尊威重成就霸业。他不能因为朱文正一人，毁了自己辛辛苦苦创下的基业。官天下，家天下，万物皆备于我。
如果换作他人，朱元璋也就没有那么多顾虑。找个机会手起刀落，整个世界也就随之清静了。可朱文正毕竟不同于旁人，他是大哥朱重四的第二个孩子。朱元璋在攻占滁州后，因为思念失散的亲人，便派人四处寻访。这个小名叫作驴儿的少年在得知叔父的消息后，便带着他的母亲、妹妹一道投奔而来。
朱元璋共有三位兄长，也就只留下驴儿这么一条朱家的“根”。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在心里将驴儿看得极为重要，长年将其带在身边，视同己出，并取名朱文正。试想，如果这条“根”今天被他亲手斩断，那么百年之后他有何颜面去见九泉之下的父兄？
在一个宗法社会里，辈分是最让人马虎不得的事。二人虽有叔侄关系，但朱元璋仅仅比侄儿大五六岁，叔侄二人甚至是少年时的玩伴。谁都知道少年时的朱元璋喜欢玩当皇帝的游戏，当年在他面前纳头便拜的孩子们中间应该有他的侄子朱文正。
至正四年（1344年）对于漂泊无根的朱家来说，是大难之年，同时也是一个家族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年，瘟疫、蝗灾，各种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在短短的二十多天时间里，朱元璋的父母、大哥朱重四、大侄儿圣保（朱文正的哥哥）相继离世。大嫂王氏因公婆、丈夫均已过世，也不愿意再与已经“出幼”（元朝规定十五岁出幼）的小叔子朱元璋一起生活，便带着一子一女返回娘家度日。朱元璋成了一个无人疼爱、无人过问的孤儿。
那一年，朱元璋十七岁，朱文正也只有十一二岁。叔侄二人在苦难岁月中共同生活了十多个春秋。那段难忘的记忆，让他们成为最熟悉的人，对方的性格、脾性和气度都相互烙印在对方的心中。也正是源于这份亲情和了解，让他们结下了很深的感情，但同时也埋下了恩怨难了的种子。一旦条件成熟，那种子便会破土而出。
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亲兄弟早就亡于纷乱的世道，而亲生子们还是不懂事的娃娃。对于朱元璋来说，既无兄弟可依，也无亲子上阵。为了组建“朱家军”，他开始大肆收养义子。先是将二姐夫李贞带来的外甥取名朱文忠，又将在濠州城收养的沐英取名为朱文英，另外还有朱文逊、朱文辉等人。这些养子均以“文”字辈作为他们的官名，从而形成以“文”字辈作为养子们共同的朱氏“辈分字”。
朱文正是朱元璋诸多养子中的带头大哥，也是“朱家军”的一员猛将。朱元璋夫妇抚育文正、文忠及沐英等数人，“爱如己出，太子诸王生，恩无替焉”。话虽说得漂亮，但亲生子与义子怎么可能做到一视同仁呢？
至正十五年六月渡江时，朱文正也正是二十出头的大好年华。人们都说，他的性格和长相与其叔父非常相近。或许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对这个侄儿总是另眼相看。
其实在朱元璋的建军体系里，他是一直想将自己最亲近之人安排在最为关键的位置。让朱文正执掌大都督府，就是想要利用这种直系亲属关系，在自己的权力版图扎起一道朱姓藩篱，使其成为“朱家军”的核心人物。此时围绕在朱元璋身边的男性亲属，除了还没有成年的儿子们，还有养子、自己的侄子和外甥。
而在这其中，作为亲侄儿的朱文正是年龄最长，血缘最近，职务也是最高的将领。如果朱元璋要从中选择一个朱家军的领军人物，朱文正无疑是最佳人选。朱元璋实在无法理解，自己将来当了皇帝，他朱文正就是正儿八经的皇室宗亲，一荣俱荣也在情理之中，为何偏偏选择在这时候横生枝节。在以“家天下”为背景的王朝时代，家与国的联系最为紧密直接的，莫过于宗室。所谓天潢贵胄，凭借着皇帝的亲侄儿兼养子的身份，朱文正根本就不用担心自己的锦绣前程。
当初为了能够稳固朱文正在大都督府中的地位，朱元璋也是煞费苦心。他将原任于枢密院，职务高于朱文正的邵荣、徐达以及平级的常遇春等武将先后调到中书省任职，使这几位军中主帅直接受朱元璋的节制。如此一来，新改设的大都督府成了一个独立的衙门，朱元璋授予自己侄儿大都督一职，品级定为从一品。这样一来，军权等于全部都被划拉到叔侄二人的口袋中。
朱文正是朱元璋军事集团中获利最大的暴发户，他凭借着自己身体里流淌着朱家的血液，又加上自己的勇猛善战，职务升迁之快，级别之高，都是其他人无法望其项背的。当初朱元璋让他与年龄比他长、资历比他深、经验也比他丰富的徐达共统一军，也是为了能够提升他的军事实力和在军中的话语权。由于徐达所参加的战役几乎都以全胜告终，如此一来，胜利的果实也就顺其自然地落到了朱文正的身上。
朱元璋为其搭建的平台，以及与生俱来的军事天赋成就了朱文正。从一个乡野村夫到军事衙门的一把手，朱文正只用了短短七年时间，便步入自己人生岁月最辉煌的阶段。血统固然重要，但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朱元璋的手下，有着太多的天才将领，而在这些精英人物中，朱文正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客观地说，朱文正的军事才能和功绩不逊色于大明开国的任何一员名将。他最为光彩的时刻，都集中展现于那场艰苦卓绝的战役——洪都保卫战。
至正二十三年春天，张士诚派兵围攻小明王的最后据点安丰。
安丰是应天的一道屏障，若安丰失守，应天（南京）将会门户大开，朱明政权的根据地将会陷入险境。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只有率兵渡江救援安丰。如此一来，也无形之中给了长江中游地区的陈友谅一个偷袭的机会。
陈友谅对朱元璋一直虎视眈眈，想要找个机会将其一口吞并，但几度东征都铩羽而归。
朱元璋的主力部队救援安丰，江南由此陷入空虚之境，这是一个天赐良机。陈友谅决定夺取洪都，然后兵锋直指应天，趁机将朱元璋的势力从帝国版图上抹去。怀揣着这样一个梦想，陈友谅上路了。当他率领着号称六十万人的军队抵达洪都城下时，等待他的不是别人，正是朱文正。洪都的军事地位极为重要，它地处赣北平原，又位于赣江的下游，由赣江向北经鄱阳湖与长江相连。
谁也没有料到，朱元璋会将镇守洪都的重任交到朱文正的手上，在此之前，大家对朱文正的评价并不高。朱元璋之所以会置流言汹汹于不顾，除了看中朱文正的能力，更多是源于“信任”二字。
有人说，朱文正压根儿就没把镇守洪都当成一件大事，接手洪都之后，不思固城练兵，却整日流连于烟花之所，沉湎于酒色之中。甚至学人家附庸风雅，在自己的官邸排练起歌舞。此等做派根本不像是来打硬仗之人，倒像是上面派下来调研文化娱乐事业的。就连最基本的军事布防，朱文正也要把它交给下属去操办。洪都城内的官兵心中虽有怨言，但却无人敢吭声。当他们听说陈友谅领着六十万大军即将杀奔而来，也只能听天由命，随他去了。
当陈友谅的数十万水军，数百艘巨舰，遮天蔽日杀将而来。朱文正也在这时候接到了朱元璋下达的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誓死保卫洪都，等待援军到来！
在临战前的动员会上，平时看上去玩世不恭的朱文正像是突然变了一个人，慷慨陈词地说出了一番血性之语。他说：“我知道你们都不怎么喜欢我朱文正，甚至有人在背后还骂我。这都没有关系，当然我也不喜欢你们这帮毫无生活情趣之人。如今，陈友谅六十万大军已兵临城下。想要投降保命者现在就可以出城，我并不阻拦。愿意留下来的，我朱文正陪你们战至城破人亡，一死方休。诸位珍重，望来日以富贵相见！”
陈友谅在南中国的崛起，靠的是他有一支强大的水军。不过此人有着典型的偏执狂倾向，发挥长项固然没有错，但是过分依赖就没必要了。如果真能在江河湖海上做到无敌，也能说得过去，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他居然最后还是败在鄱阳湖。
朱文正能打仗，这是不用说的，但是究竟能打到什么程度？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洪都是一个坚固的城池，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城门太多。前后左右共有抚州、宫步、土步、桥步、章江、新城、琉璃、澹台八个门，此外还有水道门。城门多是一个城市繁华的象征，但当这座城市面对六十万大军压境的时候，这样的繁华也就变成了一场醒不了的噩梦。
由于人多，攻城的军队可以同时攻打各门，防守一方往往会顾此失彼。这又一次雄辩地证明，越是困难和险境，就越能考验一个领军者的能力。朱文正确实是一个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城里可用的兵力用来防守本来就捉襟见肘，但他却能将其调配得井井有条。
到底是朱文正守住了洪都，还是洪都这座城池成就了朱文正。总之，依凭着朱文正的军事天才和钢铁般的意志力，明军以有限的兵力和破败不堪的防御工事将陈友谅的几十万军队死死咬住不放。最后以战死十四名将领的代价挡住了陈友谅数十万人马长达八十五天的围攻，也由此造就了朱文正人生的高光时刻，就此将他推上了元末明初传奇将领的神坛。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连陈友谅也不得不发出感慨：“朱元璋座下猛将如云，竟还有朱文正此等军事奇才，若能效力于我，势必如虎添翼！”朱文正守南昌城时，只有两万人，陈友谅六十万。朱文正之所以能守住洪都，一是他有着非常强大的军事调度能力；二是陈友谅的地面攻击能力的确一般。
在接下来的鄱阳湖大战中，朱文正再立新功，派人烧毁陈友谅的粮船，致使陈友谅的汉军军心大乱。因屡立战功，朱文正被擢升为枢密院同敛，朱元璋事前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想当什么级别的官。他的回答是：“叔父大业，何患不富贵。先给亲戚封官赏赐，何以服众！”
再强悍的人也有自己的梦，如果说国是他的大梦，那么家是他的小梦。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家国一体，可家毕竟连着血脉。朱文正的这句话让朱元璋很是满意，深为侄子高人一筹的见解感到欣慰。要知道，雄心与野心有时候只有一纸之隔，一捅即破。也许今天你怀揣着雄心，明天成了一番气候就变成了野心；也可能原本揣着的是一颗野心，只不过用端正朴素的外衣遮掩着罢了。朱文正的这句话，并不是说他不需要封赏，而是他想要得到更大的封赏。
洪都之战，也确定了朱元璋的王霸之业，天下格局就此成型。就算他不是朱元璋的侄子，凭借如此军功也足以在大明开国功臣中排名前列，何况他手里还握着亲情这张王牌。
在人性的复杂层面上，朱元璋最为讨厌的是什么？那就是贪婪与背叛。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大将绍荣和赵继祖密谋杀害朱元璋，结果被人告发，他毫不留情地将他们处死。至正二十三年，在与陈友谅决战的关键时刻，大将谢再兴又起叛乱，同样被他以强力手段剿杀。谢再兴有一个特殊身份，那就是朱文正的岳父。朱文正与张士诚勾结一处，很有可能受其岳父的影响。
谢再兴是濠州旧将，因他与朱文正是翁婿关系，所以朱元璋也称他为“亲家”。攀上皇亲，却没有享受到相应的待遇，这让谢再兴很是郁闷。他觉得自己不但没有受到重用，甚至有些时候他觉得朱元璋是在故意排挤他。谢再兴负责守卫的诸暨，是朱元璋与张士诚接壤的前沿阵地，军事守卫的压力很大。至正二十二年，张士诚乘金华、处州苗军反叛朱元璋的机会，派弟弟张士信率大军进攻诸暨，谢再兴身先士卒苦战二十多天，大败张士信。
战事结束后，谢再兴派其心腹潜入张士诚的占领区杭州贩卖物品，被朱元璋查获。这本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朱元璋却将这两个人都杀了，并将他们的头颅悬于谢再兴的官邸之外，以示警告。后来，朱元璋又做主将谢再兴的次女嫁给了徐达，事前并未与谢再兴商量。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派参军李梦庚去节制诸暨兵马，降谢再兴为副将。谢再兴在听说这件事后，很是生气，他抱怨道：“嫁女也不告诉我一声，就像是犯官亲属配给将领一样，还让我听从别人节制。”于是捉了李梦庚到绍兴去投降了张士诚。
朱文正所辖地区远离张士诚，也与后者没有任何交情，如果李饮冰的揭发属实，那么只能是谢再兴对他施加了影响。外人有异心，尚可理解。如今连自己的亲侄子也要加入叛将之列，这使朱元璋陷入巨大的愤怒与痛苦之中。一个宗室，本就处于权力要害，如果再与手握兵权的将领抱成一团，将来对皇权的威胁将是灾难性的。要处置本是亲侄、如今又是养子的朱文正，朱元璋心里不是滋味。朱文正不出事则已，出事就是轰动朝野上下的大事，谁不知他是自己的亲侄子，又成了他膝下养子？如在他身上枉法，那后果是什么，可想而知。
他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就将此事告知夫人马秀英。马秀英也是忧心忡忡，别人她都不挂念，文正、文忠，还有沐英，虽不是自己亲生的，因为从小在她跟前长大，她总是担心几个孩子会出事。
朱元璋在给外甥李文忠的亲笔信中提到了意图谋反的朱文正给自己带来的内心伤害，他说，老舅家书付保儿（李文忠），叫尔知道驴马（驴儿朱文正）做的人。当自从（朱文正）守住江西，好生的行事不依法度……在那里奸人家妻女，多端不仁。我禁人休去张士诚家盐场买盐，他从江西自立批文，直至张士诚家买盐，江上把截不得，尽他往来。南台城里仓与库四处俱各有物，其余多等不仁不孝的勾当，我心里闷，说不得许多。
皇帝本来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实利主义者，等到江山稳固、皇权在手，和维护自己家天下的利益相比，所谓“亲情”“仁孝”都要绝对服从并服务于自己的皇权。皇氏宗亲既是一块躺在上面吃几辈子吃不完的福利，又是一把悬在脖颈子上的双刃剑。
专制政治奉行严格的血统传承，人的DNA高于一切。曾经有一个不信命的农民就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话乍听上去很有煽动性，但他并不完全正确。人生在世，所求者无非荣华富贵，而要享世代无穷之富贵，只有当皇帝。可当了皇帝也难以做到无穷，所以说富贵人生各有时。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权力世系能维持五世就算是人间奇迹了，往往都不会有好下场。所以一个人的官当得再大，也不能算是有“种”了，但当了皇帝就可以有“种”，可以传至久远。即便是天下大乱、黄钟毁弃，也只有皇氏宗亲才有资格出头收拾残局，其他人做了就是“僭越”。在朱元璋看来，身为第一代皇室宗亲的朱文正更不能心怀二志。如果自己念及亲情放他一马，他就有可能会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吃苦头。
洪武十二年（1379年），朱元璋又在给靖江王朱守谦（朱文正儿子）的敕谕中如此说道，朕与尔父（朱文正）同寒微，平日所受艰辛，有不可言之苦……后因尔父（朱文正）长成，拨军护卫，教练威武，威武既成，令守江西，恣意放纵，视人如草木，作孽无休，其不仁者甚，夺人之妻，杀人之夫，灭人之子，害人之父，强取人财，事觉，教之不听，未几，谋奔敌国。
这时候已在皇帝宝座上待了十二个年头的朱元璋，已经站上了礼法的制高点，有了凌驾一切的话语权。从他事后留下的文字可以知晓，他给自己的侄子朱文正定下的罪行大致有三条：一是阻挠朱元璋在江西开设专门监察百官的“按察司衙门”；二是违反禁令，自立批文，派人到张士诚处走私买盐；三是夺人之妻，杀人之夫，灭人之子，害人之父，强取人财，有敢向官府告其状的，他就灭人全家。
他需要朱文正给他一个交代，念兹在兹者，亲也。人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只要你翅膀硬了，连自己都有可能会忘了屁股上的胎记在左边还是右边。别人固然可以不管不问，可是自己不能忘本啊！
清晨，满江大雾罩着两岸如烟的屋舍树影。浓雾深处隐隐透出桨声和船头犁水发出的哗哗声。渐渐的，一只庞大的船队从雾中现出轮廓，朱元璋在刘基、宋濂的陪同下正在前往洪都的路上。此时的朱元璋立于船头之上，透过渐渐散去变得稀薄的雾气，眺望着朦朦胧胧的浩荡长江和两岸青山、田畴。
朱元璋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他内心的愤怒和纠结可以用“煎熬”二字来形容，有时想着想着其他事，心绪便散漫了。他实在弄不明白，那只变得陌生的雄鹰是他一手调教和放飞的吗？是人固有的劣根性让他走到今天这一步，还是他训导无方？他最担心的就是有一日自己坐得江山，却失去更多。就像今日，就算是枕着百万两银子的玉枕也让他无法睡上一个安稳觉。他宁愿战场之上快意恩仇，也不愿面对亲人的背叛。
朱元璋亲自坐船抵达城下，招来朱文正当面质问。朱文正仓皇出迎，朱元璋在见到他的那一刻，一直用眼神逼视着他。朱文正的眼神中透着难以名状的苦楚与恐惧，这让朱元璋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也想起了他那死去的穷鬼大哥。
在兄弟几人中，朱元璋最不喜欢的就是他那个稍显刻薄的大哥——朱文正的父亲。在朱元璋的记忆深处，他那个大哥经常有顶撞父母的不孝言行。正因为如此，等到朱文正死后，朱元璋将他的一切罪恶源头都归结于他的父亲，也就是自己的长兄朱重四。他说：“孝顺还生孝顺子，忤逆还生忤逆儿。”正因为老子是忤逆之人，所以生出的儿子也是忤逆之子。
朱元璋拿过鞭子狠狠地抽在朱文正的身上，一声紧似一声地逼问他。你这忘恩负义的畜生，到底想要干什么？虽然朱元璋的愤怒之火足以震慑在场所有的人，却无法征服朱文正那颗反叛执拗的心。
让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朱文正会摆出那样一副桀骜不驯的姿态，让他当场下不了台。他是打给身边那些人看的，使得“桀骜者懔懔知畏”。他要告诉他们，何谓主宰？他才是那个左手掂着刀的宰夫，而他们则是案板上的肉，他想切谁就切谁。人性底下的这点儿东西，他比谁都拎得清。要让别人听话，最有效的两个办法，第一是让他处于恐怖之中，第二是给他足够的利益。当这两个办法都失去效力的时候，只有一种可能，他要的不是利益本身，而是利益的掌控权。
一个合格的利益主宰者，通常是第一流的社会心理学家。当朱元璋拿出按察使李饮冰的证词，质问他为何要背叛自己，投入敌人的怀抱时，朱文正非但没有丝毫的悔过之意，反而当面指责朱元璋。他振振有词道，叔父为了扫除自己当皇帝的阻碍，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小明王韩林儿及其部下，根本不顾洪都城内上万名将士和侄儿的安危。如果不是我朱文正死守洪都八十五天，就不会有安丰、鄱阳湖两大战役的胜利，也就不会有叔父今日的荣耀。
朱文正在这里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把刀子戳在朱元璋的心窝上，让他无言以答。朱文正的小名真是不愧叫驴儿，真是活脱脱的一头死犟死犟的驴。一系列事件证明，朱文正是一个看似混沌但内心极其强大的男人，他那种骄纵狂放的性格和该出手就出手的果决，都超过了同时期的诸多将领。在一个天崩地裂的乱世，成王败寇，最重要的是胆识。
朱元璋下令以“不谏阻”之罪，将朱文正身边的郭子章、刘仲服、卫达可等元帅杀掉，又将其部下随从头目五十余人挑断脚筋，然后将他带回应天。
马夫人得知朱元璋要处死朱文正，出面劝说：“文正虽骄纵，自渡江以来，克太平，破陈野先，营取应天，多有战功，坚守江西，使陈氏强军不能克，皆其智勇也。况且是骨肉亲侄儿，就饶了他吧！”
一些大臣也前来说情，宋濂说：“文正之罪固当死，陛下应体谅他是自己唯一的亲侄儿，还是将他贬往外地为好。”
在众人的劝说之下，朱元璋也考虑到他毕竟是兄长留下的唯一血脉，如果真是按律将其处决，未免显得太过绝情绝义。害怕有一天死后到了地府，也没办法向自己的父母兄长交代。朱元璋虽然免去朱文正的死罪，但还是剥夺了他的军权，将其安置于桐城居住。
贬往外地的朱文正，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昨天还是身居高位的大都督，如今就从权力的高台跌落为庶人的残酷现实。在朱文正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朱元璋太过绝情。丧失理性的他，偷偷地命道士用红笔书写叔父的生辰八字，“钉地压之”，这就是阴毒的诅咒魇压之法。只要朱元璋死了，自己就可以一呼百应，另立山头。
历朝历代，针对皇家的巫蛊之术都是一项仅次于谋反的大罪。此事被告发后，朱元璋将朱文正囚禁于应天城内苑，可是朱文正仍每日口出不逊之言，扬言上天如果能够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就会重新改写自己的命运。这样的话一再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他无法做到充耳未闻，他认为朱文正这时候已经与他离心离德，再也不是他所信任的侄儿。
在朱元璋看来，将朱文正留在身边，只能是留下一个祸患。云在青天水在瓶，凡事问心不问天，不是他朱元璋要向自己的亲侄儿举起屠刀，实在是自作孽不可活。这时候，又是马夫人站出来劝阻夫君。她说，文正这孩子本性不坏，只是性子刚烈，他根本没有背叛你的心思。何况他的母亲还健在，当念其母子之情，且见亲亲之义。
马夫人的话在朱元璋这里还是很有作用的，他又一次放过了朱文正。等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四月收复濠州后，朱元璋将朱文正解送回老家看守先人坟冢。希望他能在先人的坟冢前，好好地反思己过。
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即使落到这步田地，朱文正也没有收敛自己的言行。他不能忍受寂寞，不甘心失去已得到的东西。在濠州期间，他非但没有对朱元璋做出妥协和让步，甚至一天到晚都在琢磨谋逆之事。身边人将情况秘密告发于朱元璋，朱元璋再也坐不住了。朱文正一而再再而三地这么做，分明是在故意挑战自己的容忍底线。他再一次提审朱文正，他实在不明白这孩子为什么会如此痛恨自己。先是“心有异志”，接着用巫术咒他，然后“谋奔敌国”。不要说是自己的亲侄儿，就是自己厚待三分的外人，也会懂得知恩图报。
当朱元璋面对这个曾经无比宠爱的侄儿时，他内心的悲愤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朱文正能够给出一个还算过得去的解释，谁料这反而更加激怒了朱文正，却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一口一声“荒淫之主”。朱文正太了解朱元璋这个人，他在惊骇的同时，内心也充满了怨恨：朱元璋看重的不过是即将到手的皇位，何曾想过亲人的死活。所谓叔侄、父子之情不过是这场权力游戏的筹码。
朱文正的态度是朱元璋想不到的，又措手不及。朱元璋在自己撰写的《御制纪非录》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形，他愤恨道：“其应之辞，虽在神人亦所不容，其逆凶之谋愈推愈广，由是鞭后而故。”
在朱元璋看来，他的一忍再忍不但没有换来朱文正的迷途知返，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对方的嚣张气焰。他夺过鞭子，狠狠地抽打在朱文正的身上。他要亲手打死这个不孝逆子，与敌国勾连，为非作歹，这些他都可以大事化小。唯独这“逆天之罪”，是他不能原谅的，因为这是涉及大明纲常礼法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