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与结晶，有着最本质的不同。白——是不透明的；而结晶——则是透明的。
一个只有白，而既没有经历过浑浊，也没有达到结晶的人，是个可怜的人。
一个从白到浑浊，却没有回到结晶的人，是个可悲的人。
而只有从白，到经历了浑浊，再回到结晶的人，才算得上是一个活通了的人。
也只有当一个人真正活通了、活明白了，这个人才是最快乐、最幸福的。
梁和平说——思想是被矛盾和痛苦逼出来的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随着打倒“四人帮”和“文革”的彻底结束，政治的风潮开始转向经济的浪潮。文化方面也开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封闭了近30年的西方文化与艺术又出现在中国大陆。各种新的文化及艺术思潮开始渐渐涌入到了中国。到乐团的初始阶段，我对领导分配的工作还能全身心的投入，因为，新的环境和新的合作者，都是我多年向往和仰慕的对象。然而，两三年之后，我便对这一切开始感到厌倦和失望了。
一是不知为什么，我对一些所谓名家、名角开始产生了怀疑和反感，因为在他们身上，并没有看到我所想象中的艺术家所应具有的艺术水准、思想水平、精神气质和人格魅力。有些知名艺术家台上与台下的行为完全不吻合，让我看到了太多的虚伪。比如：当我看到并感觉到一些著名歌唱家在演唱歌曲时，并没有拿出他们应有的艺术真情，他们完全是外在地做秀、做小动作。我开始有些生气和愤怒；开始对他们有意见和想法；开始瞧不起他们，甚至有时故意在伴奏中将调升高来去搞他们，为此我还挨过领导的批评。但后来，我觉得这些艺术家们可能也是无辜的，为什么艺术没有给他们带来情感上的真诚、思想上的升华和人格上的尊严呢？为什么艺术能让他们最后变成一个不真实、不自信的人呢？这其中一定有着重大的原因。随着对这些现象的思考，我渐渐开始多少有些原谅他们了。因为我发现，他们之所以唱歌时那么假、那么不真实，原来是那些歌曲的内容本身有问题，那些歌词本身就不真实，很虚假。因此对于歌唱家们来说，他们怎么可能唱得真情、真诚呢，怎么能不做作呢？
于是，我又开始把矛头指向了歌曲创作者。如果歌曲创作者能写出富有真情实感的歌曲来，相信歌唱家们也就一定会真诚地去对待它和表达它了。那么创作者却又为什么不去写一些真正有思想和情感的作品呢？经过一番思索，我明白了：哦！原来在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在驱使着、左右着他们，那便是政治需要，他们在创作时并不是完全自由的，有时要为意识形态的宣传服务。
接着，我便又开始了对政治的思考。这一思考不要紧，把我这个从不关心政治的艺术白专分子，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对政治、历史、社会乃至后来对一系列人类、世界、宇宙、生命等诸多问题统统去关注，并进行广泛思索、深入探讨和寻求答案的思考者了。我曾在思想随感里写到：“政治的背后是什么？是文化；文化的背后是什么？是历史；历史的背后是什么？是地理。由于地理背后的东西超出了更大讨论的范围，我们就暂且不论。也许人类的许多答案就在这个线索之中。从社会表面的政治，深入到文化、历史和地理；再从地理返回到历史、文化直至政治，一切问题便会产生新的答案。”
我渐渐发现，每天排练演出的音乐，不再是自己从心里喜欢的音乐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原因是对音乐极为敏感而又习惯喜新、求异的我，开始接触到一些随着开放而引进的各种西方现代派音乐。而这些从未听到的声音一旦出现，便大大地刺激了我的耳朵，唤醒了我的听觉。记得70年代末，来自上海的音乐理论家廖乃雄先生，在中央乐团做了西方先锋派音乐的系列讲座：那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声音、新的流派一下子让我大开了眼界。勋伯格、韦伯恩、贝尔格、约翰·凯奇、斯特克豪森等一批二十世纪现代派、先锋派音乐家的音乐，让我开始对过去完全政治化的音乐产生质疑和厌烦感。一段时间里，欣赏那些新奇、怪诞、不协和的音乐成了我最大的享受。每当去外地演出，只要队里的领导和同事们一听见我放着那些现代派音乐，便与我辩论。当然，谁也没能说服谁。而这些音乐观念的矛盾与冲突在我后来的一些即兴钢琴演奏、作曲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还记得当时无声音乐（约翰·凯奇的四分零三十三秒）、一幅白画或黑画成为名画等现象，一时间完全打破了我过去已有的艺术观念。前面的路该怎么走，哪一条路才是对的，什么才是真正的艺术？等等，各种问题整整折磨了我五六年。
终于在接近三十岁的时候，我有了人生的第一次开悟。
人生第一次开悟
有句话说得好：只有矛盾激化了，才能解决矛盾。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当我在经历了各种新旧思想、新旧观念、新旧艺术的精神痛苦和矛盾之后，终于在1982年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次“开悟”。这次开悟为2000年的第二次人生“通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生要想最后得到真正的“彻悟”，这一“开”、一“通”是非常关键的。
1982年秋，中央乐团“独唱独奏组”赴昆明及成都等地巡回演出。当大家下榻到第一站昆明市“云南省体育馆”招待所时，一些令大家不解的现象让人开始猜测、兴奋起来。
与“独唱独奏组”去过的任何“体育馆招待所”不同的是，一般招待所的吃住条件，以及服务水平在那个年代都是很差的。然而，此馆的招待所无论吃住条件，还是服务水平都是从未遇见过的。菜品丰盛可口，服务诚恳周到，巨长的一个桌子上盛放着各种免费随意吃的诸如银耳、甜枣、白果等营养食品所调制的小吃，真是应有尽有，离开饭厅时，每个人还可以随意带走一个水果。
第三天午饭时，大家突然发现，在原来规定的菜量上又增加了两道菜。当有人刚要问为什么时，一个身材高大、和蔼可亲的中年男子，来到了我们饭桌前同大家打招呼，并自我介绍说：“我叫黄恒俊，是这里的所长。今天刚刚从外地赶回来。听说中央乐团来这里演出，我们非常高兴。欢迎你们！不知大家吃住怎么样，希望给我们多提意见。”大家听后一致说：“太好了，谢谢黄所长。”接着黄所长又继续说：“我过去是搞体育打篮球的，但我却非常喜欢艺术。我家里还收藏了好多外国的音乐录音带（那时还没有CD唱片）和《世界美术全集》画册，谁想听或者想看请到我家来。”大家又是表示了一番的感谢。
当大家吃完饭刚要午休时，这个有着传奇色彩的黄所长，真的从家里拿来了一些录音带和一些画册。这时刚准备躺下休息的我，被同屋的小队黄队长叫起来，并丢过来几本画册说：“黄所长拿来了一些画册，都是一些现代作品，大家说谁也看不懂，还是让梁和平去欣赏吧。”
如果这些画册是在一般普通情况下拿来去欣赏，我只是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喜欢和激动。而此时正当我面对着一大堆难解难辨的人生思想问题时，这些画册却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化学反应。这些画册就像是一剂心理激素或一段导火索，一下子把我多年的矛盾和问题，用了一个艺术的特殊的方式激发了出来。
我马上到街上去买来了三本学生用的图画本，及黑色的钢笔、毛笔和彩色水笔。在小小的图画本上，我开始了即兴绘画之旅。这是一批由来自精神、情感激荡出来的绘画作品呢。
当我带着这些刚刚画完的精神随笔画，一路从昆明、攀枝花再到成都最后一站演出时，我的思想已经开始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到了成都，我首先将这一路上所画的画和我的一些新的想法，去跟我的一个成都的好友、四川音乐学院的陈军聊上了一通。当陈军看完了我的画，又听完了我的想法后便说：“我有一个朋友，也是音乐学院的，叫冯军。他是拉二胡的，但他从小就喜欢哲学，也一直在研究哲学。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或许他能更理解你。”随后的第二天的上午八点多钟，冯军便应邀来到了乐团小队所下榻的宾馆。
我与冯一见面，便由我一口气地讲了许多我的精神经历和精神感受。当我激动地讲了大约两、三个小时，而差不多要喘口气时，冯军突然说到：“梁和平，你知道吗？你有‘本’。”我说：“什么？什么叫‘本’？”冯一看我不知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便继续解释说：“就是本末的‘本’。”这时我才明白他所说的“本”是什么意思。冯说：“听了你这番谈话，我很感动，也很激动。我最近正因为一些思考的问题找不到答案而苦恼，你却给了我很好的答案。我一直喜欢读哲学、研究哲学，但这都是从‘末’中求‘本’。你没有学什么哲学，也没有研究哲学，可你却用了你自己独特的方法来直接找到了‘本’，真是太难得了。从你的谈话中，我得到了许多启发和证实。这对我是很有帮助和意义的。不过，我应该介绍你一本书去买来看看，或许对你有帮助。这本书的书名叫：《陆、王心学初探》（中国历史上的两个主观唯心论者——陆久渊、王阳明）。”
随后，我便买来了这本由黑龙江某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陆、王心学初探》。当我一口气读完这中国历史哲学分析、介绍的文本后，我被该书中的一句话所深深的吸引了。也就是这句话打动了我、启发了我，它帮我很快地从原来的那种矛盾、痛苦、烦恼中解脱出来。这句话就是：“吾心就是宇宙，宇宙就是吾心”。
当天晚上，住在一个房间里的同事们都睡下了，可我却久久不能入眠。这句前人的话在强烈地震荡和启发着我的精神世界。终于，一句我都还来不及想清楚的话突然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兴奋地把已经睡着的同屋的三个同事叫了起来，大声激动地说：“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他们马上疑惑不解地问：“你明白了什么？”我接着就说了这人生第一次开悟的话：“人心——大于宇宙，形——渺于自身；虽——自身被宇宙所控，然——宇宙却又被自身所动。”当我还想继续扯着大家往下讲时，他们善意地阻止了我，因为时间太晚了。但我这一夜却失眠了。这一夜，似乎太漫长了，漫长得似乎要将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通通地给检阅了一遍……。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发现自己真的变了；脾气变了、态度也变了。头一天还因讨厌一位名角儿不想理他，而这时却可以主动地与他搭腔了，连对方都感到莫名其妙。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我这已经不是用从前的所谓的“小我”去看待他了，而是在用一个新生的“大我”去面对一切了。
随后，我便经历了一系列事件和故事：继续画了三年的画；开始写一些思想记录；看了许多政治、历史及社会方面的书；甚至还有一次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过信，上面还曾回信到中央乐团领导那里调查过我，问是否有此人，此人是否正常？等等。好在乐团领导还算比较了解我，没说什么坏话，只回答他们说：此人就是思想比较活跃，爱想事儿。
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乐团开始变迁，直到重新洗牌并至解体；我渐渐地脱离了乐团的主体，直至彻底地成为一个自由人。这期间，我更多地去参与了许多社会的文化及艺术的发展活动，而这一切，便使我的人生又留下了一个个新的轨迹。
之后的岁月，我经历了中国自改革开放后的各种思想演变和文化变迁，大大小小的事件、活动，为我的思考又注入了更多的精神血液。随着我对各种问题的不断追问，2000年1月2日晚，历时近20年的思考使我终于找到了人生答案的线索，那便是我的所谓《全息生命论》。在这里，我对生命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或许对这些问题的提出能对未来的生命科学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才是你的人生最高目标？我的回答是：“理解生命！相信生命！爱护生命！尊重生命！是生命给了我艺术、思想和一切，我是生命的皈依者。”
领导说——“梁和平，你的问题都是自找的”
“你的问题都是自找的。”这是当年中央乐团的一位领导曾对我说过的话。现在回想起来，确实说的对。确实我给自己寻了太多的痛苦和烦恼；可这又是为什么呢？
与同代人相比，我是个不幸的“幸运儿”。没有下过乡、插过队；没有参过军、打过仗；没有当过工人、吃过苦……一切人生磨砺都未曾直接与我有缘相会。这对于那一代人来说，确实是“不幸”地少了点什么东西。然而，从另外的角度上来看，虽说文革期间家里也曾有过一点风风雨雨；虽说社会的动荡也耽搁了许多学业，但比起更多荒废了青春和生命的人来说，真又算是太幸运了。
文革后刚一恢复高考，我就读上了哈尔滨师范学校音乐班。两年师范专科学校的学业，改变了我人生的命运。我的音乐艺术生涯，从此便由这里开始起航了。
大家都知道师范学校培养的对象是未来的中、小学教师。因此，对于一个学习音乐的学生来说，专业水平的高低并不重要；而样样都能才是学校培养的目标。因此，学校为学生们配备了各种专业的老师，有乐理、键盘、声乐、舞蹈等。
但不管怎么说，在当时能有这样一个环境，对于我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家庭音乐条件而又酷爱音乐的人来说，真是如鱼得水，好像在天堂。第一次面对着可以经常触摸到的钢琴和可以任意去演奏的新的、大的（120贝司）手风琴；第一次从学校保存下来的一大批老外国78转唱片中，欣赏到陌生而又极具吸引力、令人震撼的来自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一批音乐家们的各类作品——在那个年代还能听到这些作品，纯属天意。这真是我这一生中最值得去回忆并感谢的岁月。我废寝忘食地似乎在与时间赛跑，似乎要把由于社会及家庭条件所耽误和荒废时间追补回来。许多同学在回忆我当年练琴时的情景，都觉得非常惊讶而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么疯狂的人！为此，我还曾被某个极左的班主任和某些极左的同学批判为走白专道路，临毕业时才勉强被批准入了共青团。
然而，奇迹终于发生了，仅仅两年师范学校的学业，我从一个完全不会弹钢琴的初学者，到可以演奏一些普通钢琴曲或一些即兴伴奏的准业余水平，而施丽玉、王敏算是我的第一任钢琴启蒙老师；之后再从一个业余的手风琴爱好者，达到了可以上台独奏的具有较专业水准的手风琴演奏者；同时，我开始逐渐活跃在哈尔滨的各种大小舞台上，直至考上中央乐团。而这一切无论他人或自己都觉得惊讶的成绩，只能归功于内心那股酷爱音乐、酷爱艺术的力量。因此我常说：爱——是人间最大的动力。一切人间奇迹的奥秘都在一个“爱”字里面。我有幸做了自己最喜欢的事。
人的一生，经常会有些命中注定的预示和暗示。1972年，前中央乐团（文革时期的样板团）为普及革命样板戏，近百人来到了哈尔滨。这个消息对于一个正处在迷恋音乐的癫狂状态下的我，那激动的劲儿就别提了。通过关系搞来张票并看了演出不说，还有幸地参加了中央乐团与黑龙江与吉林地方文艺团体的交流。当我坐在交流会场黑龙江展览馆后台的休息室，看着近在眼前的一个个仰慕已久的钢琴家们，比如石叔城、鲍蕙荞、许斐平等，我的心突然萌发了一个连自己都不敢想的念头：“我要是有一天能和他们在一起工作，该有多幸福啊！喔！这简直是在做梦，想什么呢？”
但谁会想到，也许正是这个一瞬间的念头，或许惊动了掌管艺术的缪斯，才有了我后来的一切。梦——最终实现了。我考入了中央乐团！成为了同代人的佼佼者。
一到中央乐团，我便被直接分配到了乐团的独唱、独奏组。对于我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社会背景和音乐专业背景的年轻人，能与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音乐家在一起工作，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而且，队里的领导和同事们对我也特别的关心和照顾。我喜欢作曲和指挥，领导都曾有意安排我去音乐学院学习。但却由于我当时的桀骜不逊都一一放弃了。
记得当时放弃指挥的念头是因为，有一次领导对我说：“梁和平，你想做指挥很好，我也支持你。但有一点我必须提醒你注意，在中国，指挥——就是领导。你要想当指挥，你就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你要平时严格地要求自己，要求进步，要求入党，不能太随便了，太自由了。这是我的忠告。”在中国当指挥没想到还有这些条件，还要受到这些可怕的约束，这我哪能忍受，就这样，我便放弃了我曾一度疯狂热于的指挥艺术。
还记得有一次，我向领导提出了一个试验“感觉艺术”的想法，就是想将音乐（听觉）与绘画（视觉）等综合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搞一个活动。结果领导对我说：“你这些想法并不坏，但太不现实了。我要明白地告诉你，如果你总想搞这些东西，我劝你最好是出国，资本主义社会是会接受你这些玩意儿的。在中国，是社会主义；你要永远记住：文艺是为政治、为工农兵服务的。”这一次次的忠告和告诫，也都成了我所思考的问题。
按理说，我应当非常珍惜这样的条件和机会，应当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按照乐团及领导的要求来去努力地工作，但不知为什么，我的行为却总是爱出轨，总是搞七搞八的；今天画画了，明天又练书法了，后天又研究什么政治啦、历史啦等等，以至领导或同事们常说我不务正业。当然，听到大家这样说，我也很委屈，也很不服。想怎么做，还是怎么做。一切压制和打击都未改变我的想法。大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才渐渐地开始思考关于生命的问题。用我的话说：一切勇气都是来自生命的艺术。艺术给了我太多的东西。伴随着矛盾、思考，直到后来这个独唱、独奏组解体，我也就彻底解放了、自由了。
梁和平说：为了思想而思想的思想 是毫无价值的思想
我常说：“为了思想而思想的思想，是毫无价值的思想。”人所谓的思想，不就是为了想通一些事吗？人就是因为有矛盾、有痛苦、有麻烦、有问题，才去进行所谓的思想。想通了，就应当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我们把思想当作一个形式化的东西，那就毫无意义了。我不是什么思想家，也不是什么理论者；无论我所想的，还是我所写的，只不过就是为了想通、想明白一些事；如果不这样，我真的不知该怎样面对自己、面对矛盾、面对痛苦、面对人生、面对社会、面对未来。
我们的本来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是谁把我们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一直是我放不下的念头。我是个绝对忍受不了糊里糊涂地生活的人。凡事都要问个清楚，问个明白。寻求不到事物的本质，我是决不会罢休的。因此，在我经历了许多来自精神上的痛苦之后，我不得不踏上了所谓思想之路。因为我知道，只有在这条路上行走，我才能找到方向；才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生命。所以我始终认为：每个人不论地位高低都应当有思想，就像人人都应当锻炼身体一样。但思想不是标榜，也不是炫耀，更不应当成为一种职业。
思想——能帮助我们克服人生的困难；
思想——能为我们减少人生的痛苦；
思想——能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思想——能让我们的生命更鲜活、更乐观、更快乐、更幸福。
但唯有思想不能成为思想。
人生有太多不得不说的“废话”
记得十多年前，有记者向我采访崔健。当问及崔健的歌词所表现的内容时，我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在我看来，崔健的所有歌词，都是一些不得不说的‘废话。’”因为，崔健从来都是非常在乎他音乐的。
世界和人，本来是简单而又单纯的。是谁将这一切变得如此复杂？我举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一个A先生请另一个B先生去家里谈事。当然，不能空聊而不喝点什么。于是A先生，便从酒柜里拿出了一瓶威士忌。当A先生将威士忌斟给B先生喝上一口时，B先生突然将威士忌吐了出来（B从来未喝过威士忌），并脸色难看地对A先生说：“你给我喝的这是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难喝？你不是在害我吧？”此时，这个A先生一下子被B先生的举动搞短路了，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好，只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接下来，A先生向B先生去解释威士忌，便成了开始谈话的主题了。
是的，我们的麻烦、我们问题、我们矛盾真是太多了。我们是否浪费了太多的生命；我们是否欠了太多生命的债；我们一生中说了有多少不得不说的“废话”；我们是否应通过思想更该使自己变得简单一些。
我曾对人生有过这样一个勾勒：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先是白；而进入到社会时，便开始浑浊起来；当经历了一切而又再回来时，就成为结晶了。
白与结晶，有着最本质的不同。白——是不透明的；而结晶——则是透明的。
一个只有白，而既没有经历过浑浊，也没有达到结晶的人，是个可怜的人。
一个从白到浑浊，却没有回到结晶的人，是个可悲的人。
而只有从白，到经历了浑浊，再回到结晶的人，才算得上是一个活通了的人。
也只有当一个人真正活通了、活明白了，这个人才是最快乐、最幸福的。有一些所谓老顽童，大概就属于这第三种人。
思想的通道
是不是只有人这个所谓高级动物才拥有思想，我们并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毋庸质疑的，那就是：思想，一定是上天馈赠给一切属灵动物的一份厚礼。
工人有工人的思想，农民有农民的思想，军人有军人的思想，政治家有政治家的思想，企业家有企业家的思想，艺术家有艺术家的思想，科学家有科学家的思想，更不用说，哲学家、思想家等各类知识分子更有着自己的思想甚至思想体系……总之，人人都有思想。只是思想水平的高低、思想问题的深度、思想体现的方式、思想表达的内容、思想来源的通道各有所不同。
有的人，是通过博览群书而有思想的；有的人，是通过生活经历而有思想的；有的人，是经过痛苦磨难而有思想的；有的人，是通过自己的专业学习与研究而产生思想的，等等。而我的情况是，可以说我大部分的思想，差不多都源于艺术所带给我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