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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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醒来吧,弟弟

我和弟弟站在过道里,给刚洗好的床单拧水。我俩朝反方向拧着,拧下的水哗哗地流向厨房的泄水孔。

似乎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有机会同弟弟谈谈心。

“昨天报上那篇同‘四人帮’斗争的青年英雄的报道,”我对他说,“你真该看看。”

弟弟淡然一笑:“我瞄了几眼。没什么大意思。”

我双腕不由停止了动作。我的耐性到了尽头。我瞪着他,气愤地说:“什么都不能打动你!你还有没有心肝?!”

弟弟走过来,把他手里的床单头同我手里的床单头并到一起,又从我手中取走床单,一边朝阳台走,一边和和气气地对我说:“我的心在胸膛里,肝在肚子里。我尊敬他,可我并不佩服他。他太认真了,结果闹到蹲监狱。其实有什么用处呢?”他的声音越来越远,开始传来抖动床单的声音,他要晾床单了。

我知道,他的耐性也到了尽头。如果我追上去同他争辩,他将并不应战,而是嘴角上挂着微笑,彬彬有礼地声明他还有“急事”待办,然后便径直离去。

我重重叹了口气,回到我们那个中单元的大屋里。

大屋的北墙上,挂着一张八寸的“全家福”:爸爸、妈妈坐在前面,我和弟弟斜错着站在后面。大屋的五斗橱上,立着另一张六寸的合影:妈妈坐在当中,我和弟弟坐在两旁。爸爸呢?

在林彪、“四人帮”卷起的恶浪里,爸爸先是被当做“黑帮”揪出来,后来算是“走资派”;再后来我们全家随他到了干校,眼看快解放了,不知怎么搞的又成了“假党员”;后来虽然终于恢复了组织生活,却又成了干校的“老学员”。直到1975年春天,他才被召进城里,我们也才住进这幢宿舍楼——他被重新任命为局长。但是,秋天一过,大字报又刷到了我们单元的门上,爸爸增添了一个新的头衔:“复辟派”。然后是有一天下班他没回家,然后是通知我们到医院去,然后……爸爸的单人放大照挂在了双人床边的墙上,围上了粗粗的黑框……

我拿起五斗橱上的三人合影,端详着弟弟的眼神。啊,是从哪一天起,弟弟双眼里开始呈现了这么一种冷漠的光?我走到北墙前,同1965年拍的那张“全家福”对比着。那时候弟弟刚满十岁,还没上到三年级。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啊,像两朵乍开的雏菊,满蓄着稚气与欢乐……

亮晶晶的光彩……它是怎么熄灭的呢?我苦苦地思索着:是从江青煽动“文攻武卫”开始?是林彪自我爆炸以后?……反正,自从插队落户回来、进厂出师以后,弟弟那种满不在乎的劲头就变本加厉了。妈妈尝试过很多次:同他促膝谈心,指出他滋生了一种很危险的情绪;又举我为例:经历过更多的波折,现在当了中学教员,如何认真、乐观地工作……弟弟低头听着,偶尔也“嗯”一声,点下头,以取得妈妈释然。可事后却依然故我!有时,我也狠狠地数落他。他却并不反驳,只是冷冷地抱着吉他,随手拨出一组琶音,令我心碎地说:“算了算了。爸爸、妈妈、你,吃亏就在什么事情都太认真……”

……不错,弟弟也偶尔迸现过认真的火花。特别是1976年10月8号,那个晚霞如火的傍晚,妈妈带回了“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弟弟马上翻出两张红绿纸,裁出了许多三角旗,命令我帮他——糊到麻绳上。然后,他就踩着两层椅凳,在我们单元的两间屋里,挂起了对角交叉的彩旗……但是,几个月过去,他竟又复归于冷漠!为什么?为什么呢?

记得那次:妈妈去爸爸他们单位,要求澄清“批邓”时给爸爸定下的罪名,要求补开追悼会;先是得到了“当时批邓没有错”的回答,后是被告知“不要纠缠历史老账”。妈妈和我并不灰心,相信问题定能解决,弟弟听后却颤动着牙筋,眼里褪去了一层光焰……

记得那天:弟弟他们厂里披红挂绿,鞭炮“噼噼啪啪”地响,再次被评为大庆式企业;庆祝大会没完,弟弟就溜回家来了,还带来好几个毛头小伙,先是就着啤酒聊大天,然后就伴着吉他,闷声闷气地哼上了歌……

现在,忆起那忧郁的旋律,我的心还阵阵发紧。弟弟啊,你心灵中的青春火焰,真的就这样熄灭了吗?

门“砰”的一声响,显然,弟弟又出去活动了。这天是星期日,我休息,他上夜班。洗完床单,他本该抓紧时间睡觉,可是,瞧,这不,他又走了。去哪儿?找谁?我统统不清楚。问多了,他会不耐烦地皱起眉头说:“你放心。难道我会去溜门撬锁?”这当然不会,可是我心里却更加难过。倘若他真的当了小流氓,我也许反而不至于难过到这种地步……

妈妈出差去了。他们那个出口公司真是忙得出奇,她一年到头不知要出多少回差。妈妈出差的时候,几乎成了惯例,我就到妈妈的双人床上去睡;而弟弟,便独占了那间我俩的居室,我的床铺则成了他摊放杂物的地方:撂着吉他琴弦——坏了的和没用过的;一些不知哪儿借来的西洋古曲音乐唱片;一叠包括《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和《篮球基本技术图解》在内的开本不等、新旧不一、交错杂陈的书籍……

我坐在大屋的书桌前,批改着带回家的学生作业,好不容易才把弟弟忘记。

“笃、笃、笃”,有人敲门。我去开了门,是个同弟弟差不多大的姑娘:运动头,粗黑的眉毛,很有神采的一对眼睛,厚厚的嘴唇。

“我找彭晓雷。”

“他不在家。”

“我等他。”不等我让,她就主动进来了。她很熟练地进到弟弟的屋里(一定是我不在家时,弟弟带她一块来过),把手里的“痰盂包”撂到曾经是我的床铺,现在是弟弟的杂货摊上,转身坦然地自我介绍说:“我叫朱瑞芹,跟晓雷同厂。我是天车工。”

“你好……”我该怎么对待她呢?“你坐吧,不过,我弟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她没有坐。真是“宾至如归”:她端起桌上已经空了的水果盘,弯腰从“痰盂包”里一把一把地抓出了一满盘樱桃;然后,很自然地端着盘子进了厨房,在自来水管下冲洗起来。

洗好樱桃,她回到弟弟屋里,把盘子搁到桌上,打个手势对我说:“你吃吧。我喜欢樱桃,又好看,又好吃。”随即落座在弟弟常坐的那把折叠椅上,边捡起个殷红鲜亮的樱桃放进嘴里,边大大方方地望着我,点点头说:“你坐呀。”仿佛我倒是个客人。

我倚着门框,双手抱在胸前,望定了她。她就是朱瑞芹。我回忆起来,弟弟有一次提起过她。弟弟是难得同我谈论厂里的领导和同事的,但是,有一次却用兴奋的语调,足足跟我谈了二十分钟朱瑞芹。

“你就是朱瑞芹?”

“对。草斤芹,不是钢琴提琴的琴。”

“啊。你在农村插队那阵,有一回,队长突然撂挑子不干了?”

“不是突然。他早就说过他不想干。”

“于是,你就去敲响了上工钟,于是队里的人就都来集合了?”

“队长也来了。”

“你理也不理队长,就分派活儿。当时正是大秋忙季,劳力居然都按你的分派,下地干活去了?”

“我派队长去耪地,他没动弹。”

“后来他回家去跟孩子发火,还喝了半斤白干?”

“那管什么用?当晚记工分的时候,我告诉记工员,他那天没分!”

“后来公社表扬你,要把你树成‘扎根’典型?”

“可我并不打算一辈子扎在农村。工厂去要人,我立刻找到公社书记,告诉他:嘿!你可得把我分到工厂去,因为我更喜欢当个工人!”

“你在工厂里开天车,从没出过事故。可是有一回,却猛挨了一顿撸?!”

“你知道?”

“知道。你们厂汪彦斌犯了案,进了拘留所。你平时不怎么跟他来往,却冒充他妹妹跑去探监……”

“我就想看看监狱什么样。我什么都想知道一下。我不过就是这么个意思。”

“可是厂领导不能理解你。他们差点开全厂团员大会,给你来个专场?”

“没批判成。因为忽然‘批邓’成了‘一切的中心’。”

我俩停止了对话,默默地对望着。我和他们只差五六岁,为什么我们之间竟有了这么多的差别?我要努力去理解他们,然后才好开导他们。

“我也知道你的情况,”她开口说,“六年前,你拿着旧底片到照相馆印相片,你拿去了十一张,结果照相馆只给印四张。因为那七张上有少先队中队旗——当中缺块三角形;有教室里的‘知识角’;有新年晚会上的‘动脑筋爷爷’……”

“他们说这些属于‘四旧’,有规定不能印……”

“你回到家就咬着嘴唇哭了?那时候你已经二十岁,却哭得像个小孩一样!”

“准是弟弟讲给你听的。后来,弟弟找到他的朋友,在家里给我放大了出来……”

“你们心里有数不清的这号照片。你们什么都知道。”她顿了顿,低下头双手抱住膝盖,“可我们什么都记不清,所以相信了‘砸烂十七年’的道理……”

“你不要像晓雷那样,”我忽然感到她是可信赖的,便诚恳地对她说,“你劝劝他。‘四人帮’已经倒了,‘彻底砸烂’的道理该扔进垃圾箱了。你要劝他振作起来!”

“不容易。”她认认真真地告诉我,“心上的火苗儿熄了,再燃起来比什么都难。我比他强不了多少……可是,我一定努力试试。”

正在这时,弟弟回来了。

没多久,妈妈出差回来了。可还没来得及过问弟弟的事,就又接到了新的任务。这次是出国,要整整三个月。临走前,妈妈专门腾出个上午,要同弟弟好好谈谈。可一直等到非去赶飞机不可了,上夜班的弟弟也没回来。妈妈心里着急,下楼时千叮咛万嘱咐地对我说:“别人家是长兄如父,你还要添个‘如母’——晓雷托付给你了,你可得让我放心……”

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弟弟从外头回来,我走过去呲他,他却无动于衷地钻进厨房去找吃的;我忍不住拉了他衣襟一下,竟被他“客气”地拂开了……啊,弟弟!记得爸爸被打成“黑帮”时,我俩随着去干校。那时你总跟在我身后,拖着我的衣角;我只顾用全部身心去体验和理解眼前的急风暴雨,多次拂开了你的手……弟弟啊!昔日你需要我帮助时,我忽略了你。而今天当我要帮助你时,你却又冷淡了我……

正当我对弟弟几乎绝望的时候,有一天,忽然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那天弟弟下了中班,回来稍微吃了一点东西,便一头钻进“自己的”屋子去了。没有吉他的声音,没有唱片的声音。我装着找一件什么东西的样子,进去转了一圈,发现他也并没有读什么书,只是仰躺在床铺上,双手枕在脑后,双脚交叠,望着天花板发愣。

我的弟弟,我的亲弟弟!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屋顶下,可是,此刻我却一点也不了解他。他在想什么?他仍然在觉得什么都是“没意思”,还是多多少少发现了一点有意思的因素?

这时候有人敲门。弟弟姿势没变,但从那眼珠的移动中,我看出他有点儿纳闷。好一阵没有人来找过他了,那些时常来同他弹吉他、喝啤酒、听唱片的小伙子好久没来了,朱瑞芹也好久没露面了。

我去开门。门外站着个比我矮半头的老头。显然他敲错了门:我不认识他,弟弟也不会有这么个朋友。

可是,他却开口说:“果然是这儿。你是彭晓风吧?你们哥俩长得一个模样。”

我把他让了进来。

“晓雷在哪儿?”

我把他领进了弟弟的房间。

弟弟照旧躺着,姿势居然仍旧不变。不过,眼睛却盯着不速之客,闪出诧异、猜测、拒绝的光芒。

我生气了:“晓雷,滚起来!太没礼貌了!”

毕竟来的是个长辈,而且身体那么单薄。

弟弟坐了起来。

来人自己坐到的叠椅上,环顾了一下整个房间,然后望望弟弟,再望望我,不慌不忙地问:“那么说,你们的母亲还得一个月才回得来啰。你们哥俩还是各居一屋,‘互不干涉内政’?”

弟弟忽然“嘿嘿”一笑,挑战似的说:“卢书记,我全懂。以往新来的一把手,也都是这么开始工作的:穿上工作服到车间干半天活啦,骑着自行车到职工家问寒问暖啦……可不出两个月,瞧吧,他们就钻进办公室,开起扯皮的马拉松会来了。再也难见着!”

我这才知道,来的是弟弟他们厂的新书记。我真希望这位书记能改变弟弟的精神面貌。他能够吗?

弟弟继续“先发制人”:“我知道,您是从朱瑞芹那儿打听出我们家情况的。卢书记,您希望我怎么样?您指示吧,我听着……”他特别把“书记”、“您”这样的字眼强调出来。太不像话了!我忍不住要开口喝住他,可是卢书记却朝我微微摆了摆手。

卢书记掏出香烟,开始讲话。我本以为他会这样开头:“别叫我卢书记,叫我老卢吧……”谁知他并没这样,而是单刀直入地望定弟弟问:“今天朱瑞芹在二车间撕产值表的事,你听说啦?”

“我对这号事不感兴趣。”弟弟傲慢地回答,“我为朱瑞芹遗憾。她越来越成‘红尘’中的人了。其实何必争那份气?……你们打算拿她怎么办?全厂通报批评?组织‘小评论’围剿?‘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原谅初犯,下不为例’?……”

卢书记两眼里闪着镘铄的光芒,似乎他全身的精力都集中到瞳仁里去了:“朱瑞芹做得对呀!厂党委研究了,明天要在全厂大会上表扬她呢。你怎么估计她会挨整呢?难道你真认为她错了,该挨整?”

弟弟的身子明显地一震。显然,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我来厂后,调查研究了一个多月,找了好多人,就没顾上找你……现在我来告诉你一件事,新党委的意见统一了,咱们厂要整顿!以往顶着‘大庆式企业’的牌儿,说白了,是个假典型!二车间的问题很严重,几乎月月谎报产值,把这个月头五天的愣安到上个月去。朱瑞芹她们敢于揭这个矛盾,好得很嘛!”

“其实,这是秃脑壳上的虱子,无所谓揭不揭。”弟弟开始激动起来,“可是这些年大家都不当回事儿,作假成了家常便饭:说假话,报假产值,表假态,搞假挑战、假应战……工厂里的语录牌一遍遍地漆得油光锃亮,进口设备却撂在车间外头,任凭风吹雨淋也不抓紧安装。动不动就来顿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其实谁心里不清楚?全是‘样子货’!……”

“于是,你也就假装不知道这些个事,心平气和地在‘红尘’外头过日子?”

“那怎么着?你瞧着吧!”弟弟梗着脖子犟嘴,“作假这条在咱们厂扎下根了!你支持个朱瑞芹顶啥用?!党委里那些个人,都是真心跟你走的?政工组里那些个编假材料的人,都能转过弯来听你的?……你呀,顶多能起这么个作用,让作假的幅度稍微小一点儿……其实那又有什么意思?归里包齐还不是假、假、假!”

弟弟的态度简直可恶。可是我对他们厂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所以一时也无法插嘴。

我和弟弟都望着卢书记,等待他回答。他却不慌不忙地从兜里掏出打火机来,打火点烟。咔嗒、咔嗒、咔嗒……连续打了七八下,只见火星迸,不见火苗走。我连忙从桌上取来火柴,要擦燃一根帮他点烟。他摇摇头表示拒绝,继续固执地咔嗒、咔嗒地打着。终于,当我在心里数至第十二下时,火苗腾起了。卢书记且不忙点烟,举起飘动着蓝色火苗的打火机,意味深长地望着弟弟说:“你那个看法,我认为有点片面。不过,你反对作假,这点咱俩一致。你看这打火机,我刚买了半拉月,就这么糟心。林彪、‘四人帮’给咱们造成的祸害,非收拾干净不可!不能再让跟这号打火机一般的产品上市。不管阻力多大,也得坚决推倒假的,来真格的!……晓雷呀,党委决心从实事求是起步,靠全厂职工,汇成一股心劲,扫荡林彪、‘四人帮’那套弄虚作假的风气。你怎么办?光是在一旁对‘假、假、假’生闷气,还是跟大伙一块参加战斗哇?”说到这儿,卢书记才把烟点燃,关上打火机,徐徐地吸了口烟。

“当然是参加战斗!”见弟弟不吱声,我忍不住替他回答。

可是弟弟嘴角颤动着,沉默了一会儿,却突然转移话题说:“卢书记,我十一年前就见过您!”

卢书记眉头一跳:“十一年前?那时候你才多大点儿?在哪儿见过我?”

弟弟说:“头回是在校会上。那时候您到我们学校来,讲打日本鬼子的故事。”

“我讲的故事,你还记得吗?”

“讲得真冲。听完了,别提我多崇拜您。那时我觉得您很高大,您的形象在我心目里,意味着具体的、生动的概念:革命前辈,艰苦创业,优良传统,学习榜样……可过了两个月,我又看见了您……”

“过了两个月?”

“对。1966年夏天。我跑到大学操场上去看热闹,斗走资派。押出来一串,里头就有您。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牌子,被撅着……”

“你怎么想呢?”

“我还小,不大会想。我只觉得,好像一个什么美好的东西,突然给打碎了。后来,我爸也给揪了出来,这号场面见多了,也就渐渐习惯起来。……到了上中学时,我就积极起来了。我觉得革命嘛,就是小的反老的,群众反领导,越左越好……林彪摔死以后,我才觉着自己突然长大了,开始有了点成形的想法。我觉得没什么神圣的东西,没什么真格的。后来我又听到一些关于江青他们的事,心就更凉了。原来这么回事儿!江青他们把你和爸爸这样的人说成是鬼,说你们搞‘物质刺激’,散布封、资、修毒素;可我有个表姐在‘样板团’,那儿搞特殊化,比‘十七年’还‘十七年’!她跟着江青看过几次‘内部电影’,那是连封、资、修国家的正统派也不要看的肮脏货……哈哈,一切都是假的、假的、假的!我看破了……”

“呵!……咱们厂里那些看破‘红尘’的小伙子,常到你这儿来聚聚吧?”

“可不。有的跟我一样,当过‘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的老子确实有问题,属于‘狗崽子’;有的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可没有后门可走,尽碰钉子……我们不是同一个时候看破的,有的早点,有的晚点……”

我听着,心头微微发颤,忍不住地说:“可现在一提起这些,还有人说这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呢!”

“是呵!现在有些人,动不动把‘否定文化大革命’当成根棍子,抡起来打人。”卢书记把眼光转向我们,声调激愤起来,“可是林彪、‘四人帮’那些个伤透了好人心的东西,难道不应当否定吗?难道不应当否定武斗?不应当否定人身侮辱?不应当否定彻底砸烂?不应当否定弄虚作假?不应当否定形而上学?不应当否定‘血统论’?不应当否定‘株连九族’?不应当否定‘走后门’?……不!这些林彪、‘四人帮’搞的乌七八糟的玩意,必须毫不留情地统统加以否定!晓雷他们本当血气方刚,伤成了这号模样,是林彪、‘四人帮’的罪过!……”

我抬起眼睛,我发现,弟弟的脸上,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惊愕表情……

卢书记约定以后再找弟弟细谈,便告辞了。

弟弟是从来不送客下楼的,这回却破了例。

卢书记走得很慢,原来他腿脚不大灵便。下了楼,我们发现他不是骑车来的,厂里的小吉普在等着他。

吉普车开走了。弟弟的眼里,闪动着多时不见的、火花般的光芒。忽然,他转脸望着我,从嘴里迸出一句话来:“他说真话!”

可是,这一晚过去后,弟弟似乎也没多大变化。

过了半个多月,有一天,弟弟下了中班,裤兜里揣着瓶金奖白兰地,面色沮丧地回到家里。他用眼光阻止住我的询问与劝说,一个人待在他那间屋里,一边喝着酒,一边打开电唱机,听着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喝了不到半瓶酒。又关掉电唱机,神色平静地走过来关照我,说他要出去一趟;倘若有人来找,一定要告诉来人:他得很晚才能回来,不必在这里等他。

弟弟走后半小时,朱瑞芹就来了。

“晓雷要很晚才回来。”我告诉她。

“那不一定,”她很有把握地说,一边走进屋来,“我等他到八点半。”

“厂里有新情况吗?”我跟着她走进弟弟屋里。她依然是“宾至如归”,熟练地为自己倒了杯开水,坐到折叠椅上,喝了几口,才抬头回答我说:“有。上个月的产值统计出来了,比老卢来之前的月产值低。”

“我不吃惊。原来的产值数字是假造的嘛。”

“不是说比那个数字低。刨去了假造的那部分,也还是低——虽然仅仅低了百分之零点三。”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质量上卡得紧了呗。副品按副品的价值算,不是正品、副品混着一块算。”

“啊,明白了。这回要是也把副品当成正品,按原来的办法算,那就比上个月多,对吗?”

“对,那就要多出百分之一点七。”

“嘿,这不就是进步吗?我不明白,为什么晓雷今天又飘到了‘红尘’之外?瞧,他喝了那么多酒!”

朱瑞芹拿起那半瓶酒,对着日光灯,仿佛在欣赏白兰地的颜色。想了想,她就往酒杯里倒了半杯酒,端起来要喝。

“怎么,你也要飘到‘红尘’之外去吗?”

“不,外头阴天,我有点冷,喝口酒暖和暖和。”她喝干酒,对我笑着把双眉一扬,“老卢是块吸铁石,他吸着我,让我牢牢地留在了‘红尘’里。”

“他要能牢牢地吸住晓雷,该有多好啊!”

正说着,听见门响,竟是老卢和弟弟一块进来了。

我和朱瑞芹都很高兴。朱瑞芹比我还热情,她知道我们的茶叶罐在哪儿,熟练地为老卢沏着茶。

不知道老卢和弟弟是怎么遇上的,反正进了屋,他俩只顾继续着路上的谈话。

“……我不明白,”弟弟固执地问,“你为什么这么卖劲?下头有人斜眼瞧你,给你吃阻力;上头也未必都支持你,指不定哪天,又会有人说你是修正主义回潮!……你戴过高帽子,挂过黑牌子,住过监狱,挨过毒打,人格受过侮辱;老婆跟你离了婚,女儿当年为了跟你划清界限,连名带姓都改掉了!你原来是局级干部,现在到厂里当个一把手,明明是降了级;你头发差不多全白了,你还有多少年头好活?……”

我忍不住喝住弟弟:“晓雷!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弟弟偏提高嗓门,睁大眼睛望着老卢,激动得脖子上的筋直蹦:“你为什么还干得这么起劲?究竟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你?什么?!”

我和朱瑞芹都把目光集注到老卢身上。我的心通通跳着:弟弟真混,老卢可别让他气得心脏病发作……

好一阵,老卢的嘴紧紧地抿着,嘴角下弯,呈现出一种刚毅的神情;他的双眼在滋出的浓眉下,闪着饱蓄锐气的动人光芒。他双手叉腰,在屋中来回踱了几步,这几步中,他脑海里一定掀动着大波巨澜,他心头上一定冲腾着爱和恨交织的烈焰……

当再次走近窗前时,他伸手推开了玻璃窗,让晚风扑进来,掀动着自己头上稀薄的白发。窗外已经笼罩着宝蓝的夜色,天际轮廓线上,璀璨的灯火与闪动的电弧光交相辉映。他默默地望着远方,许久许久,才用并不高亢的声音,深沉地回答说——

“我爱咱们中国。我要她繁荣富强。我相信咱们的党。”

蛋青色的天光映进屋里。还很早,伸腕看表,才四点过一刻。

我失眠了。弟弟今夜睡得如何?

我听见了脚步声。是他,穿着拖鞋朝我屋里走来了。

我闭上眼睛,仿佛仍在沉睡。

脚步声在我床前停住了。一秒、两秒、三秒……我在心里计算着。弟弟怎么还没动静?

忽然,弟弟的两只手扶住了我的膀子。他还没推我,我就主动把眼睛睁开了。

“哥,”弟弟坐到我床上,眼睛睁得很大,开门见山地问我,“你说,老卢为什么不说那些个‘套话’?我以为他要长篇大套讲一顿,没想到就那么简单的三句……”

“是呀,”我把双手枕到脑后,望着天花板上的第一缕晨光,沉吟地说,“老卢真能对症下药……”想了想,我便一下子坐起来,拉住弟弟的手,诚恳地说:“他一语道破了你们这号人的病根——连祖国都不懂得去爱……”

弟弟甩开我的手,好像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他气愤得脸颊上的肉直跳,大声驳斥说:“你胡说!……”

我抓回他的手,紧紧地攥着,不容争辩地教训他说:“我知道,你们当然不反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可你们丧失了信心!你们满眼是流毒、阻力、困难、挫折、阴暗面……你们自以为‘世人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摆出一副看破‘红尘’的臭架子。可要叫我说,你们是十足的没皮没脸!说穿了,你们是对党、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失去了信仰!……”

“这能都怪我吗?!”弟弟挣脱了我,激动得身子簌簌发抖。突然,他狂怒地一下子脱去了背心,用指头点着左胸朝我喊:“你看呀!”

在弟弟那黝黑的、结实的、隆起的胸脯上,有着两个并排的、米粒大的伤疤。

啊,回想起来了:那是1970年,弟弟因为爸爸的“假党员”帽子没有摘掉,任凭如何努力也加入不了红卫兵。有一天,他问红卫兵的负责人:“得怎么着,你们才信得过我?”那个中林彪、“四人帮”流毒很深的红卫兵负责人,绝非开玩笑地说:“你要真是‘三忠于、四无限’,就得天天把毛主席像章别到肉皮上!”弟弟听完,当场便毫不犹豫地把铸有“四个伟大”字样的红像章,狠劲别到了左胸的肉皮上……可是,由于爸爸、妈妈和我坚决阻止他继续这么做,他竟始终未能加入红卫兵!……

“看见吗?”弟弟用拳头擂着胸脯,大声告诉我,“受伤的不光是外头,是里头、里头!——懂吗?”

啊,弟弟的双眼,迸射着令人不忍直视的光……

我扑上去,紧紧地、紧紧地搂住弟弟那热烘烘的身躯。人们啊,记住吧,世界上发生过这样的悲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敌人,不是用公开谩骂、攻击的手段,而是用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奉为宗教圣经的手法,动摇、摧毁了一批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治愈这部分人受了伤的心灵,恢复他们对真理的信仰,该是多么紧迫、多么崇高的任务!

可是,我并没有原谅弟弟本身。弟弟,我的好弟弟,你若爱我们的祖国,你若要她繁荣富强,你怎能继续这般消极地生活?!

妈妈回来了。

妈妈是中午到家的。她知道弟弟这个月上早班,得下午两点半才能到家;洗漱完毕,刚落坐到躺椅上,还没接过我递上的热茶,便迫不及待地问道:“晓雷如今究竟怎么样?”

“开始步入‘红尘’。主要是厂里发生了好多变化。加上爸爸他们单位来人找了我俩,说等您回来就开爸爸的追悼会,彻底平反昭雪。不过他信心仍然不足。厂里搞整顿很费劲,原来顶着大庆式企业的名儿,好多人过惯了弄虚作假的日子,矛盾都掖着捂着。如今每迈一步,都少不了遇上‘四人帮’的流毒。所以,‘没意思’的口头语,有时还挂在他嘴上……”

妈妈捧着保温杯,全神贯注地听我叙述着一切:关于老卢、朱瑞芹,关于那个难忘的清晨……

我忽然想起:妈妈刚走完万里路,便煞住话头,劝她先休息,下午再谈。她同意了。两点半,她睡完午觉,走过来问我:“晓雷该回来了吧?”

“可不是。”我走近窗口,朝大街上望去。街上飘着霏霏细雨,两旁的槭树呈现出墨绿色,来往行人穿着雨衣、打着各色雨伞,犹如朵朵移动的、润泽的花。哪有弟弟的身影?

三点半,弟弟还没回来。三点四十五分左右,有人敲门。谁?

我去开门。是朱瑞芹。

妈妈还是头一回看见她。

我给妈妈介绍:“这就是朱瑞芹。”

妈妈上下仔细地端详着她:“啊,草斤芹,不是钢琴提琴的琴。”

朱瑞芹大方地微笑着,对妈妈说:“伯母,您在等晓雷吧?他现在还不能回来,他还得想一想,他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

“什么?”妈妈吃惊地问,“他还没回家的决心?”

“不是!”朱瑞芹笑出了声来,“他还没有当质量检查员的决心!”

可是妈妈和我还是摸不着头脑。

朱瑞芹这才一五一十,放机关枪地告诉我们:“老卢找他谈了,让他当车间的质量检查员。原来的质量检查员不行,根本就没有质量概念。老卢这回可下了最大的决心,他不光撤了那号思想作风不正的质量检查员;有的人的思想、品质没得说,正派人儿,他也给撤了。因为技术上不过硬,把不严关。他上午十点钟找晓雷个别谈话,动员他‘还俗’,当个铁面无私、克丁克卯的检查员,晓雷没有立刻答应。他说考虑考虑,明天回答……下了班他就找我,跟我说了这个事儿,问我:‘怎么样?’我说:‘老卢来真格儿的,咱们应该支持他。大家都来真格儿的,四个现代化准有希望。’我俩一块出了厂,边议论边朝前走,忘了朝这边拐弯,一直走到鼓楼那边去了。我提醒他:‘你妈妈不是今天中午到家吗?’他犟着脖子说:‘我要作出了决定再回家,我要独立思考……’我们恰好走过建筑工地,正盖十二层大楼,那工夫还没飘雨星儿,卡车开来开去,掀起一阵阵的尘土。我拉拉他衣袖说:瞧,‘红尘’多美,‘红尘’里有大高楼!他笑了笑,没说什么。又往前走了一段,他站住撵我了,他说:‘我要真正地独立思考,我不要你陪着。’我说:‘瞧你这德性劲儿!’转身就自己走了……我怕你们等他等得着急,所以来告诉你们一声。”

妈妈听完,二话不说,拿起雨伞就要往外走。朱瑞芹挽住她胳膊说:“我陪您去,我知道他在哪儿!”

妈妈走了,朱瑞芹也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走到窗前,出神地望着被细雨润湿了的、闪着蓝光的大街。弟弟正在远处街道上踽踽独行,还是正朝家里走来?他已经决定,当一个热衷于“红尘”中事的质量检查员,还是打算仍旧留在“红尘”之外,当一个愤世嫉俗而又无所作为的人?

远处什么地方,打桩机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几辆十轮大卡车,满载着建筑材料,从大街上驶过;五楼阳台上有人在跟着收音机学法语,反复地念着一个什么句子;二楼下那个十六岁的胖姑娘,照例在弹奏着一首指法复杂的钢琴练习曲……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时代步伐橐橐可闻,周围是沸腾的、充满希望的生活。而弟弟,我的亲弟弟,他那受了伤的灵魂,却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他还在“红尘”边缘上犹豫着……

是的,我们需要为弟弟这批青年创造更加有利的外在条件:更多的真话,更少的反复,更具体的成效,更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更能施展他们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可是,归根结底,却又有赖于弟弟他们自身的醒悟、决心和毅力……

为了我们的祖国,为了我们的民族,我真想把双臂伸出窗外,大声地呼唤——

醒来吧,弟弟!

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