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的前提是堵住零星插建。可堵住零星插建何尝是一件轻易的事！作为省会和大军区住地城市，一个分管城建的副市长，按照谭庆琏的说法，不过是芝麻绿豆大小的官儿，谁都比你大，得罪了谁都够你喝一壶的。前任副市长刘振嵩，因为省里一位领导人的儿子找他要房子他没答应，政府换届时市里上报要他留任，省里研究时那位领导人说：“我就不相信济南市找不出一个更合适的副市长来！”于是便不得不让了位。谭庆琏认定必须走综合开发的路子，但又不愿意重蹈“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的覆辙，一次利用出国考察的机会，向省委书记梁步庭诉苦说：“我们管城建的，今天得罪这个，明天得罪那个，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梁步庭说：“管城建的就得有点硬骨头，你不得罪少数人就要得罪多数人，不得罪局部就要得罪全局。得罪人也应该算是一个任务和成就。实在顶不住的事你就向我这儿推，有人想搞名堂我们给你撑腰。”并具体要求说：“零星插建堵不到一件没有，也要堵到没有几件；综合开发达不到百分之百，也要达到百分之九十。”这使谭庆琏受到了鼓舞，也使济南市的综合开发顺利地走出了狭谷。
但事情往往并不是一两位领导人说几句话就能完全解决的，有的省级机关就是不买这个帐。那年，某权威机关批准下级一个单位建办公楼和宿舍，批文下达拨款在即，一位负责人听说那个单位要向开发公司订房，立即下令将批文收回，并扬言说：“凡是参加济南市综合开发的，我一分钱的计划也不批！”这个情况反映到市长翟永浡那里，翟永浡在一次政府常务会议上对彭元栋和谭永青说：“不要紧，你们顶住。了不起说我在任期内没搞多少建设，我宁肯让他们这么说，也不能让他们把城市给我搞乱了！”
这又是一个“不怕”！不怕人家说自己没有政绩，宁可让人家说自己没有政绩也不允许零星插建卷土重来！这句话博得了建设部和省有关领导的高度赞赏，更为谭永青、彭元栋等人壮了胆鼓了气。他们当即决定，以后凡是零星插建，必须经分管副市长、建委主任和规划局长联席会议讨论，任何个人都无权批准。这一条一出台，济南市零星插建的路基本上被关闭了。
综合开发的阻力并不仅仅来自于社会。槐荫区是济南的“西伯利亚”，大机关大单位比较少，区开发公司担心建了房卖不出去，多年谨小慎微只想搞点零星工程。谭永青、彭元栋多次找区委书记亓凤海和分管副区长孙启胜。在亓凤海的一再督促鼓励和孙启胜的带领下，槐荫区开发公司才逐渐开创了局面。市中区开发公司在干了顺河商业街和林祥居民小区，赚了一部分钱也吃了不少苦头之后，一度想把主要方向转到承建某些风险较小难度较小的项目上去。谭永青、彭元栋发现后一边开导说服，一边“威胁恫吓”：你们再这么干，我们就要把开发权收回市里！硬是迫使市中区丢掉了小富即安、小打小闹、小步慢走的小生产观念，把综合开发推向了一个社会化、商品化的广阔天地。
据国家建设部提供的信息：一九九一年全国城市综合开发率为百分之二十七，而济南高达百分之九十，雄居全国首位。
这个百分之九十和全国首位里，包蕴着多么深厚凝重的内容啊！
燕子山下燕子飞
一九八七年，建设部一位总工程师和一位司长来济南考察时透露说，建设部准备在全国搞四个居民住宅试验小区，长江以南选了南京、无锡，黄河以北选了天津，江北河南过度地带有心想选在济南。石福勤一听是好事，连忙表示欢迎，并亲自陪同引路，把点选在与甸柳庄小区一壁之隔的燕子山下。但那位总工程师和司长回去后一直没有消息，直到第二年冬天，石福勤把那件事已经忘到脑后时，来自北京的一封电报才把事情提上了日程。北京提出二十五个科研题目，要求规划、设计、工程质量都要达到第一流水准，保证到二〇〇〇年不落后，在全国能够起到样板和示范作用。
事关重大，石福勤等人找到新任副省长谭庆琏面前。谭庆琏捧着茶杯踱着小步，仔仔细细听过汇报之后，浓浓的眉梢顿时跳上了一串喜色：“这么好的事儿咱们不干谁干！接！我亲自挂帅，调动全省的力量，非把这件事办好不可！”
谭庆琏心里自有一本帐：那时综合开发在全省刚刚上路，建筑质量问题非常突出，作为分管副省长，他向省委省政府立下军令状，两年以内扭转落后局面，他正为找不到进行一次全省性大练兵、大竞赛的机会犯愁呢。
规划设计顺利完成，是调集各路人马的时候了。可某市有人一听要调他们的队伍去给济南市建居民小区，怎么也不肯答应。一催不回声，再催，告状信到了北京：山东省搞一平二调，我们的工程质量从来都是第一流的，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练兵学习！直到开工日期已到，各路人马已进入工地扎下营盘，谭庆琏亲自打电话找到某市分管副市长，某市才不得不匆忙派来了一支队伍。
六十三座建筑物三十三支队伍。因为打的是竞赛评比的旗帜，各市地来的都是精兵强将。而且行前大都得到过明确指示：拿不了金牌拿银牌，拿不了银牌至低也得拿回个铜牌来。有的市地领导人公然对建筑公司经理说：拿回名次我奖你，拿不回名次我撤你！加之当时领导小组确定只评前三名，各代表队谁也摸不着深浅，谁也不敢贸然行动。
开工后两天，工地上汽车不响机械不鸣，一队队的人袖着手或者背着手，你到我那儿瞧瞧我到你那儿瞅瞅，满工地地转悠，全是些有闲阶层溜大街逛公园的架势。第三四天还是如此。石福勤坐不住了，找到领导小组负责人，提出改变评比方法，严格按照优良工程的标准有多少评多少。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可一连几天还是没有人肯行动。他好不奇怪，人家告诉他，说是按规范标准，四十多名专家组成裁委会，天知道那优良工程的规范和标准到底是个什么样儿！
不论什么样儿也得干起来才能知道啊！石福勤只好把眼睛盯到济南代表队身上。因为是济南市的工程，也因为想锻炼锻炼队伍，济南市建筑工程管理局责成建筑一公司、二公司、四公司，分别组成了三个参赛队。四公司首当其冲，派出副总工程师高盛龙和党委副书记弥尚通亲自率领队伍，并且把被褥碗筷全部搬上了工地。任务除了争好名次之外，还要试验如何一次成优。自从顺河商业街一炮打响，四建声誉日隆，无论建筑速度或者工程质量在济南地区都堪称一流。但只有高子美、高盛龙等人清楚，那些所谓优良工程不仅质量自身问题不少，而且无一例外，全是经过修修补补才创出来的。修修补补创优良，费工费时又费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成功的经验，他们希望能够通过燕子山小区建设找到一条正确的路子和方法。人员是从两个工程处挑选的能工巧匠，设备是从两个安装处调集的坚甲利器，但动员大会开过后四建也憋住了气，不肯做出头的椽子。
那天石福勤和省建筑工会主席杨献浩找到门上，动员说：“老弥老高，你们就带个头怎么样？堂堂的四建也把个脑袋藏裤裆里，就不觉得窝囊吗？再说那质量高低，还在乎早一天晚一天吗？”
动员大会开过半月，竟然没人在地上垒下一块砖石，弥尚通、高盛龙何尝不觉得窝囊！不过四建可不是只把个脑袋藏裤裆里，他们一天没停地在搞着内部练兵。这时兵也练得差不多了，觉得再等下去也没有意思了，正巧又赶上领导小组登门动员，两人一商量便断然决定击鼓出阵。
第一天垒地基。这是再简单不过的工序，是平常日谁也不肯在意的事，那天却唱大戏似地引来了几百名参观者。四建的师傅们抖擞精神，全神贯注，一丝不苟，拿出了全套看家本领，一心要让那时瞪着大眼小眼的参观者长长见识、学学本事。可哪儿想到一天下来，裁委会检查的结果是不合格：用的材料是乱石；表面有三角缝；组砌方法有问题，每隔两米应该有一块定石……
弥尚通、高盛龙惊了，两个工程处的技术负责人惊了。不惟惊，压根儿不服！你他妈裁委会依据的什么标准？这哪儿是检查评比，明明是……不过反驳必须拿出根据，再难听的话也只能在有了根据之后才有发泄的余地。那就重新找来规范，重新学习规范，一字一句地抠，一字一句地对照。抠和对照很快就把满肚子怨气的对象，由裁委会变成了自己：那规范上的的确确就是那么规定和要求的！咱们怎么多少年就压根儿没有看懂过呢？
砌好的地基被毫不怜惜地拆除了，拆除后组织班组长重新学习规范，重新操作演练；再一次开工时，所有工人仿佛都被改变了样子，规范，成了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信条。
优良——裁委会终于亮出绿灯。
这震动了四建，震动了整个济南建筑战线，震动了工地上的每一支队伍和每一个人。
“再有那种机会咱们也非参加不可，哪怕当个小组长也行。”事隔多年，几位建筑公司的负责人和工程处长谈起燕子山小区建设时，还心驰神往地对我们说。
值得交待一句的是，燕子山试验小区建成几年来，接待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不下十几万人次；一九九二年国家建设部推荐燕子山作为全国唯一的住宅小区代表，参加该年度联合国人类住区发展杰出贡献奖竞争，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
工人新村的新篇章
熟悉济南的人没有谁会对工人新村感到陌生。建国伊始，千疮百孔，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一批大中型企业应运而生。一九五二年，人民政府在北郊的低洼地上，神速般地建起了一片工人住宅。红瓦粉墙、青街小院，作为新生活的象征，曾经很是风流了一阵子。但岁月无情，经过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工人新村已失去了往日的姿采，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的一场特大暴雨，则使那里的三千多户居民立时成了无家可归的灾民。
那的确是特大暴雨。从下午开始，豪雨厉风以超乎寻常的气势和威力，在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了长达七八个小时的骇人的恐怖。河流倒灌，道路封闭，工厂学校被淹，居民住房被毁，济南市北部、东部郊区一片汪洋。翟永浡带领济南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成员在风雨中奔波了一夜，第二天安排好全市百万群众的吃菜问题之后，没顾得合一合眼吃一口饭，便匆忙驱车、涉水赶到了工人新村。那是上午，暴雨已停，成片的房屋仍然浸泡在大水里，近万名受灾群众带着妻儿老小和电视机录音机等贵重物品，躲避在新村北区的一片高地上。当人们认出了站在自己面前的市长，并且听市长用沙哑疲惫的声音表示着关切慰问之情时，立刻自发地围拢过来，把市长围在了人群中间。
“我们的房子淹了怎么办？”有人向翟永浡提出问题。
“淹了旧的建新的。”翟永浡没有丝毫犹豫。
“我们没有钱怎么建？”又有人问。
“政府想办法解决。”还是没有丝毫犹豫的意思。
“政府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建？”
“马上开始，从现在就开始准备。”
“那……什么时候能够建完呢？”
这一次翟永浡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把深沉的目光缓缓地、凝重地从一张张焦虑期待的面孔上掠过。作为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知道自己说出的每一个字的真实份量。群众受了难，可政府何尝没有困难！摆在他面前的有三种选择：第一、作为救灾，政府拿出一部分财力物力，对塌了、倒了、淹了的住房进行重建修复，并且相应地采取某些补救和预防措施。但新村基本上还是维持旧貌，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依然故我；第二、把救灾与解困结合起来，选择一块地方，盖几幢大楼，把被淹群众和部分居住面积在两平米以下的特困户迁进去，原有住房修复后调整使用。但这只能解决一部分人的问题，新村的生活环境、居住环境仍然没有多大变化，逢有暴雨灾情还会卷土重来。第三、把救灾、解困、旧城改造合而为一，把方圆十平方公里以内的几千座旧房全部推倒，建成一个新的大型居民住宅区，彻底改变这里的面貌和环境。三种选择自然以末尾一种最佳，但那决不是一件轻易可以做到的事情。
翟永浡的目光移动着，落到一张苍老黝黑的脸上，那脸上印满了岁月的风霜雨雪，暴雨洪水又把几抹泥浆涂在了上面；与那脸紧挨的是一个因惊吓和啼哭过度而变得有几分吓人的娃娃的青紫的面孔；两张面孔上的四只眼睛都怔怔地投向翟永浡，投向他们的市长和父母官。
翟永浡的心被重重地触动了。作为胶东农民的儿子，人民在他心中始终具有重要地位，群众的灾难和疾苦是他所时刻牵肠挂肚的。
“大家挺起腰板坚持一年，明年这个时候，保证让大家回来住上楼、住上新房子！”翟永浡一字一板地作出了承诺。
他的话引起了一片骚动。他看到那张苍老黝黑的脸上扑簌簌滚下几颗泪珠。一股热潮涌起，他觉得眼前也变得几分模糊了。
受灾群众带着一张张笑脸离去了，消息顷刻间传遍了工人新村，传遍了全市。随同翟永浡视察的天桥区和市有关领导同志感受到意外和激励，同时也感受到巨大的责任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