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无常已经出来抓人了，蒙在鼓里的老杨却还在不停地为他的少主人热心“张罗”。
对待那个“一衣带水”的东瀛岛国，杨宇霆的办法向来都是长袖善舞，软硬兼施。可以说，当初张作霖跟日本打交道，幕后都有这个超级智囊在支招。
不得不佩服日本人钻牛角尖的劲头。老张都被炸死了，竟然还对死者生前口头允诺的条件念念不忘。
这些条件之中，有一条是“满蒙新五路”（由日本借款在东北建五条铁路）。
日本顾问来找杨宇霆，问有没有这事，五条铁路还建不建。
杨宇霆马上说，有啊有啊，当然有这事，而且铁路也一定得建。
他当然很清楚，因为他也是这件事的当事人和见证人。
但是清楚归清楚，路反正我不想建，激怒你们的傻事我也不干。老杨的策略说起来简单，就是一个字：拖。两个字：扯皮。
交道打到现在，日本人见了老张老杨这主仆二人都怕了，知道这是俩撒谎不过脑子的家伙。日本顾问怕杨宇霆这回又在玩忽悠，赶紧提出要求：请您好好给少帅说说。
那意思就是你说了还不算，得最高领导认可。
说完了又担心他不敢跟老大提，又补充一句：您这样跟少帅说没关系吧？
杨宇霆皮笑肉不笑地哼哼了两声，随口答道：没关系，没关系，我一定会提出这个建议的。
一转屁股，老杨就喝茶去了：得了您呗，跟我玩，你小子还嫩点。
当然没去跟张学良提什么让日本人修筑五条铁路的建议。
过了几天，日本顾问信心满满地来找张少帅了，唾沫横飞地说了一大通，结果被小张一个“现在全国统一，此问题已移交南京政府管理”给推掉了。
既然归附了南京政府，打太极就更方便了。
但通过这件事，张学良却对杨宇霆生出了新的看法。因为对方口口声声说老杨支持“满蒙新五路”方案，而自己却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
莫非想勾结日方架空我？如此看来，真是死有余辜。
日本人被这么来回一扯皮一忽悠，虽然跑得气喘吁吁，却还是两手空空。说要再不生气不着急，那就变成石头人了。
他们又找到杨宇霆，声称要把当年张作霖答应签“满蒙新五路”的证据公布出来，丢丢中国人的脸。
让你们耍赖皮。
杨宇霆知道，得另想别的招了。他把过去的老部下常荫槐叫来，一起商议对策。
这常荫槐也是个让日本人头疼的狠角色。
此人在张作霖时代同为重臣元老，一直主管东北铁路，易帜后新近才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黑龙江省省长。杨宇霆担任总参议时，他经常到总部来办理事务，跟杨在许多观点上都非常接近。
这里得补充一点关于东北铁路的历史。
甲午战争后，输得一干二净的李鸿章痛定思痛，琢磨单挑干不过日本人，便祭起以夷制夷的法宝，千方百计想把俄国拉进来。
老毛子来个正好，心说，你就是不让我来我还想来呢，现在你请我，实在是件巴不得的好事。
它把太平洋舰队开进旅大，并通过李鸿章签订了租地条约，然后就开始修建这条横跨东北全境的著名铁路——中东铁路。
按照当初的约定，这条路通车36年后，中国只要给钱，就可以收回去。可要是没钱，对不起，那就好多年后再说吧。
好多年是多少年？
80年！
中东铁路一成，日本很自然地就感受到了威胁：这不等于把欺负中国人变成你老毛子的专利了吗，那怎么成？
一句话不合，一东一西两个狗强盗就这样打了起来。
日俄战争结束，俄国人输了。按照谈判结果，把长春以南的路段，即“南满铁路”转让给了日本人，而长春以北的路段继续被俄国控制。
以夷制夷，变成了前门赶走豺，后门跟来狼。“北夷”、“东夷”一齐登堂入室，后者更成吾国今后40年之难除大患。
这就是所谓的“满清修补匠”李鸿章的修补工艺，看来实在也不咋地。
十月革命后，立足未稳的苏联政府曾表示，愿将包括中东铁路在内的一切在华特权无条件归还中国。
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一愣神，没想到列强中还有思想境界这么高的。可也就这一愣神的工夫，到了斯大林掌权，又不认了。
在中国的力争下，双方总算达成了一个共管协议，即在中国未赎回中东铁路之前，铁路业务由两国共管。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苏方并没认真履行这一协议，中东铁路还是没中国人什么事。
现在日本人正好吵着要新建“满蒙铁路”，杨、常二人就想了一招，借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索性把东三省的铁路都集中管理起来（当然包括中东铁路）。两人还商定，由搞铁路出身的常荫槐担任公署署长。
对日本和苏联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很“阴险的毒招”。两个国家挖空心思想动东北的脑筋，他们能借助的最重要渗透手段就是铁路。
张作霖不怕日本人威胁的撒手锏之一也是拿铁路做文章。
当时由于奉军主力都集中在关内作战，有人担心日本从东北抄后路。老张却镇定自若，因为他早就想好了办法——破坏日本人的铁路。
如果日军敢有所动作，首先召集“南满铁路”沿线的各县县长和公安局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把“南满铁路”全给扒了，然后全都埋到地下去，让你临时修路都找不着材料。
没了铁路，日本人在东北就成了只能靠爬行才能前进的东洋龟。然后再派重兵抢占旅大，关门打狗，易如反掌。
按照杨、常的设想，督办公署一成立，整个东北的铁路就都要被东北人自己管起来了。
既然领导机构新建，原来的ISO标准当然全都过期，得重新认证。以后谁要建路，报批；谁要行车，报批；谁要经营，报批。至于批不批，什么时候批，那都是领导商量着办的事，别人管不着。
至于以前张大帅李大帅答应的事，不好意思，我们都是新培训上岗的公务员，对历史问题，第一不清楚，第二不承认——除非你们有本事把大帅从棺材里再拉出来做证人。
所谓定标准者定天下，一切我们说了算。这样，就算你是外国的孙猴子，也跑不出我们中国如来佛的手掌心。
两人计议已定，不禁拍掌大笑，甚为得意。
成立这么重要的机构，当然需要东北的最高首长同意并批准（严格来说还要过一下中央政府的手续关），二人谈得高兴，兴致勃勃地就来找张学良商谈有关事宜。
当晚，在张氏府邸便发生了“老虎厅事件”。所谓老虎厅，实际上是张府的一个会客厅，杨宇霆、常荫槐就在那里被张学良手下的卫兵当场处决，血染厅堂。
在得知要处决他们时，二人“顿时木然，一句话也说不出”——当然说不出，因为他们对此毫无心理准备。
第二天，包括张作相等人在内的东北要员都被招进张府，说明事件经过。众人闻言，皆“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哑然无声”。
总部秘书长被命令草拟电报，正式公告此事。但是任凭你如何威胁，秘书长都端坐不动，拒绝执笔，最后只得通过其他人方将电报稿拟好发出。
这是一幕巨大的悲剧。一个在无声中足以制约苏日、捆绑其手脚的计划还没露脸就胎死腹中。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英才的毁灭，类似这样深谋远虑的计划将永远没有机会继续出台。
杨宇霆戎马一生，烟酒不沾，几乎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此人在东北军政大计上确有宏观远见，也是当时东北唯一能力挽狂澜的大才。他被处决后，很多人都认为是东北军自毁前程之举。有人甚至找出论据，证明是痛恨他的日本人从中使用了反间计。
对于他本人来说，却只能用谋士田丰临刑前的一声长叹来形容：“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
是啊，谁让你眼睛不睁大点，找一个好领导呢，须知这也是一种愚蠢。现在引颈就戮，再叹息悔恨也晚了。
至于常荫槐，则实在是受杨宇霆连累，他本来是可以安安心心做他的省部级高干的。
“老虎厅事件”发生时，离“东北易帜”仅仅两周不到。
传闻，出事前有人曾给杨宇霆卜了一卦，卦语云：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杨不解，此人谓天机不可泄露，只透露此卦语不祥，要他多加小心。未几，果死于非命。
民间遂盛传：“炸烂吴(俊升)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言鸟尽弓藏之意也。
在东北军历史上，除郭松龄系起兵反叛被杀外，“老虎厅事件”可以说是首开诛杀功臣之先例，自此满朝文武人人自危，大家都希图自保。在这种情况下，内部派系斗争不仅未得缓解，反而愈演愈烈，为日后东北军的最终瓦解埋下了伏笔。
“东北易帜”，全国统一，暂时坐定天下的南京政府开始推动“革命外交”。
革命外交，听起来不错，实际交涉时却困难重重。
原来的条约再不平等，那也是当年白纸黑字写下来，双方认可的。现在新建了政府，重搭个棚子，眼睛一闭就打算不认账了，哪有这么容易的事。何况所谓列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还想着从你身上再找点什么回来呢。
想反攻倒算？门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