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像“淞沪停战协定”，得来也实属不易，中国驻国联代表颜惠庆出力不少。
“九一八”之后，南京政府“革命外交”面临困境。原先的外交家们躲的躲，辞的辞，外交部一下子陷入了人才荒。
此时一批曾在北洋政府供职的外交家们临危受命，被重新起用。其中有两人最受瞩目，他们有共同的特点，即都是早年留学异域的上海人，都曾出面组过内阁。
虽然组阁的时间都不长，可你得知道那时的北洋是武人当道，在内阁里混碗饭吃很不容易，里面的人都可算是人中精灵。
两位外交奇才，颜惠庆居于其一。
他赴日内瓦出任国联代表后，很快就显示出了与前任不一样的地方。
在国联打交道，除了公开场合要能言善道，私下拉关系也很重要。一般人就是弄个包厢，请请老大帝国的代表团成员或者国联要员，这个叫做重点突破。还有财大气粗的，索性把整个饭店都包下来，能请的一次都请到，这个叫做全面撒网。
前者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些中小国家知道了没准就要拆你的台，后者是花了大钱，其效果也可能就是收收名片，大家吃完了一抹嘴，第二天脸跟名字还是对不上号。
颜惠庆的做法与众不同。
他做的比全面撒网还要过分。
请客，而且全部请。
人家一般只请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至多再拉一个副代表。
他是连秘书助手带工作人员全发请柬，一个不落。
当时的国联在规模上虽然比不了现在的联合国，但也有60多个会员国，另外国联衙门里还有一帮人千万不能漏掉。
把这么多人请去饭店吃一顿，我估计中国代表团就是把回国的路费都垫上也不够。
可这只是你的想法，因为颜惠庆根本就没打算请兄弟们上馆子。别说馆子，连街上的大排档他都没舍得。
中国代表团有自己从国内带来的厨师，中、晚饭都要做一桌工作餐。颜惠庆一想，反正桌子大（外国的餐桌比较大），几个人是吃，十几个人也是吃，干脆，别浪费了，把外国朋友都喊上吧。
其实，咱们也不要把各国代表团的同志们想得太庸俗了，人家也是在五湖四海混的，见过世面，什么好东西没吃过。再好的饭店，对于他们来说，跟赴个婚宴没什么区别，那菜都吃得没味道了。
嘴里太油腻了，得换换口味啊。
那就尝尝中国地道的家常菜吧。
提起故国国粹，别的不敢乱吹，就是这个做菜水平那确实是没人能比的。粤系湘系淮扬系，你见过哪个国家的厨师能分出这么多流派的。
跟咱们比，老外做出来的那也叫菜？
来宾来了一尝，果然有滋味，有嚼头，这次吃了下次还想吃。
中国菜，very good。
对于各国代表团和国联的这些人来说，中国人把他们请到家里来吃饭，这还是破天荒第一回，是把他们当朋友对待，既亲切又上档次。
这一招就叫做拉近距离。
后来老美也学会了，用得最频繁也最有效的是前任总统小布什，经常把人带到他的那个什么农场去吃饭。虽然吃得也并不咋样，可去的人没一个不引以为傲且沾沾自喜——总统家里我都进去过，倍儿有面子！
吃饭的时候，颜惠庆也没闲着。他问这问那，了解代表团和国联的态度，顺势套出了很多正式场合或正常渠道下很难获知的情报。
又交了朋友，又打听了消息，这顿饭就算没白请。
到日内瓦一个多月，颜惠庆以每天请一个团的速度，把该请的都请到了，该混熟的都混熟了。
由于角色进入得快，颜惠庆很快就把国联的各种程序，明规则潜规则，弄得如数家珍。
“一·二八”会战时，颜惠庆要求国联制止日本入侵，但有关提案，他没有交给国联理事会表决，而是交给国联大会讨论。
国联理事会就相当于今天的联合国安理会，国联大会等同于联合国大会，为什么不找“安理会”而找“大会”呢？
“安理会”的议事原则是需要成员百分之百通过，无论谁在其中投了反对票，决议就得宣布无效。
偏偏日本自己就是“安理会”成员。
你要告我的状，我会理你吗？
正是这条雷死人不偿命的规则，曾经让颜惠庆的前任走进过似乎永远也无法走出的死胡同。
和联合国一样，当初的国联也是一个办事效率极其低下且强者独霸的官僚部门，以至于很多弱小国家都处于投诉无门的窘境。
颜惠庆找到的办法是，避开“安理会”，直接找“大会”。
按照国联大会的规定，无论谁是谁非，中日都是“相争国”，要避嫌。中国将为此失去投票权，但日本也同样。
后者正是颜惠庆想要的。
白川从七丫口登陆后，国联大会即作出决议，要求日本停止入侵上海，这对日本政府内阁造成了很大压力，“淞沪停战协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国联大会决议通过之后，一家英国报纸的记者当场说了这样一句话：
“颜惠庆可以胜过我们大英帝国最好的外交官！”
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当然没有错，但我们必须同时知道，就是我们这样的弱国，曾经依靠一批很强的外交家，愣是在丛棘密布的国际外交舞台上杀出过一条条血路。
1932年年底，颜惠庆参加了国联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审议，这是一次外交大战，堪称中日外交家的世纪对决。
两位外交奇才中的另外一位，颜惠庆的上海老乡顾维钧浮出水面。
顾维钧是中国外交界的大帅哥，时称“貌美善言”，其成名之作为巴黎和会。
电影《我的1919》我没看过，只是听说里面扮演顾维钧的是陈道明。仅从形象上来看，我觉得还不是很神似。那谁最像呢？我以为是鼎盛时期的发哥（周润发）。
发哥似乎更能诠释我心目中的顾维钧：高大俊朗，义薄云天，挥舞双枪在弹雨中来去自如，潇洒果敢，身后一群白鸽扑扇着翅膀飞起落下——你只要把背景设想为外交战线就行了。
开巴黎和会那一年，顾维钧刚满30岁，但已经显示出了相当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卓尔不群的答辩能力。
当时日本想代替德国，攫取山东权益，顾维钧说了一句话，把在场的人都震住了：
“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诸位代表不是还拎不清中国失去山东的痛苦吗？
想想看吧，有一天，当你们突然失去上帝，或者上帝曾降临的圣地从地球上消失，那将是怎样一种情景，大家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世界末日，生不如死啊。
西方人可以不关心孔子和山东，但他们绝不可能不在乎上帝和耶路撒冷。
什么叫经典，我告诉同志们，这就是。
全场掌声雷动，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以及在场的各国代表都纷纷站起身，向年轻的顾维钧表示由衷的钦佩。
整个巴黎都轰动了。世界从此认识了这个来自弱小国家的杰出外交家兼演说家。
在国联，顾维钧和颜惠庆的对手，是日本首席代表松冈洋右。
提起松冈，这人早年的经历还是蛮可怜的，完全可以被拍成一部苦情励志片。
11岁时，松冈家便破产了。两年后，父亲把他交给做船长的弟弟，希望这个弟弟能给儿子找一条出路。
船长叔叔把他带到了美国。来到这个传说中的西方花花世界后，叔叔给小松冈找的“出路”，就是把他一个人扔在美国街头，让这个未成年的孩子自己去想办法。然后，他竟然就丢下小松冈，拍拍屁股走了。
估计这个没心肝的叔叔本身就是个不成材的东西，原本想趁此机会客串一回人贩子，把松冈骗到美国给卖了，赚点小钱花花，却没曾想有价无市，“鬼畜”不收，一气之下便把松冈给扔了。
可怜啊，才13岁，小学还没毕业呢，就这么被抛弃在异国他乡。一时间，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也是松冈命不该绝，就在走投无路之际，有一家好心肠的美国人看到了这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就把他收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