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陷入动荡，丝绸之路必然陷入枯竭，藉此为生的沿途小城邦丧失了经济动力和资本流通，加之地理环境恶劣，农业产出低，就只能争夺其他城邦的地盘，进而撬动整个沿途的政治格局。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原王朝稳定，世界格局基本稳定，不会发生自东向西的经济传导中断。
如果中原王朝衰败，这股政治能量将通过经济链条，一路传导扩散，尽管传导至西方。
虽然能量已经大幅削弱，但不可否认，沿途一连串的地缘政治、军事反应，最强烈的节点恰好是在中东和波斯。
由于技术的制约，商队马匹规模再大，运力依然有限，同时随行需要携带的护卫、随从越多，安保成本越高，经济成本压力越大，利润越少。
沈云卿无疑占了地利和技术的优势，得以大量运输货物，同时雇佣更多人力，从整体提高了利润，稀释了成本。换做是常态贸易路线，一趟赚取四五千两的利润已经极为丰厚。
听取了财务报告，沈云卿继续又问：
“呼延兄，此去乌兹曼情势比之两年前可有变化？”
“变化大得多，西秦诸国与乌兹曼停战后，各自罢兵，西秦的消息已经很难打听，但是乌兹曼消息遍地都是。”
“哦，都有些什么消息？”
“过去两年乌兹曼颁发了十多道‘阿苏令’其中有四道都跟贸易有关。”
“先把这四道阿苏令细说给我，其他的逐一慢慢说。”
乌兹曼和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还不太一样，无论是阿拉伯帝国还是奥斯曼帝国，都是****。而乌兹曼国是政教分离，国家元首为国王伊萨德氏，而宗教领袖也不称谓哈里发，称之为智者、圣者、先贤，但是比先知差了一等。
而“阿苏令”是乌兹曼最高行政决策命令，相当于皇帝颁布的诏书檄文，昭告天下的形式。
通过音译，沈云卿倒是觉得，“阿苏令”应该是“最高哈里发苏丹”的意思。
传统丝路从长安出发前往中东，往返一趟短则一年半，多则可能两年，正常线路要一年两三个月。这得看去什么地方，走什么贸易路线和节点。
如果只到巴格达，中途站站顺利没有太多滞留，往返一趟一年两三个足够了，如果是去大马士革或者耶路撒冷，往返一趟可能得一年半年，如果中途不顺利，就得两年。
呼延秦走北疆绕道，全程增加了三分之一，为节约时间，沈云卿多次嘱咐，出长安到波兹津这段路，沿途不做交易，进入波兹津后再行交易，直到达马格全部出货，也就是今天的大马士革。
全程不做停留好处是节约了时间，绕行北疆一路无需过多停留和打听当地行情，全程顺利一年半可以往返。
弊端也很明显，丧失了大量易货交易节点市场，不能增加货物附加值，交易更多商品，运往外地市场交易。同时北线缺乏大型人口城镇，沿途易货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以模型为例，从A点出发携带商品甲，前往终点D，出售商品甲，购入商品丁，中途需要经过贸易节点B、C，B点拥有商品乙，C点拥有商品丙，如果B、C两点只做停留不做贸易交易，则可避免打听行情，约见买家，谈判交割，装货卸货，甚至还有季节因素带来的行情等待期，等等一系列滞留时间。
不做交易的意味着不能将B站的货物运往C站交易，也不能将B、C站点的货物运往D点，中途一系列站点的贸易机会白白放弃，贸易利润势必减少。
但好处是缩短了沿途时间，利于尽快抵达贸易重点，而且减少沿途交易环节，意味着更少的安全风险，毕竟是在鞭长莫及的化外之地，打着交易名义行打劫之实的披肩客不在少数，加之呼延秦运货物数量可观，中途流失的贸易利润大可以不去计较。
从长安出发，绕行北疆、中亚至中东大马士革，全程增加三分之一，但往返一趟仍只需十八个月至二十个月，虽然放弃了沿途多数易货节点，但在沈云卿眼里，钱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中东局势和情报。
有鉴于当下历史剧本不按点走，中东和西欧的局势变化，让沈云卿顾虑重重。
呼延秦提到的四项重要行政命令，与经济有关不假。
但当下，经济的目的是为军事和政治服务，而现代政治是为经济利益服务，所以当下的经济政策的调整，意味着政治和军事政策全面调整。
第一条重大举措无疑应验了沈云卿此前猜测，乌兹曼全面上调了境内贸易节点的关税，并且细化了商品目录，对来自东方的羊毛毯、丝绸、茶叶、香料、陶瓷、蜂蜜、糖、蜜饯、布匹等等商品全面征税，税率有此前交易价格的两倍，增加至六倍。
换而言之，成交价价格是一百块，要交六百块的税，二道贩子的入手成本就是七百块。
所以结果必然导致长安出产十块钱的东西，在进入波斯之前，沿途一路收税收到了五十块，进入波斯后再收一倍的税，商品成本价格变成一百，这还是看在波斯和岐帝国有重大交情的份上。
然后进入阿拉伯后，税率直接增加六倍，成本变成七百。然后再卖到西方，中间西方城邦再收税，最终就变成长安十块钱的东西，在西方卖一千，一百倍的价格。
中间的九千九的利润，都被沿途土皇帝和大帝国瓜分，所以丝绸之路本质上，中国得到的贸易好处不是最大的，最大的赢家是靠着吸丝绸之路血的阿拉伯帝国，和后来的奥斯曼帝国。
正是因为东西方贸易在中东发生梗阻，给奥斯曼帝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好处，奥斯曼帝国才有了一路登陆巴尔干，打进奥地利的军事实力，因为有丝绸之路这条钱泵给他送钞票。
不过弊端也很严重，由于坐吃贸易资源，造成奥斯曼帝国迅速腐败，丧失了改革动力，最后沦为欧洲病夫，乃至分崩离析。
同时迫使西方和东方，为避免贸易征税，开启了海上丝绸之路，加速了奥斯曼帝国中期的财力流失，进而再度丧失经济改革的资本。
此番乌兹曼大幅提高税率，尚不清楚是短期措施还是长期措施，但征税无疑是尽快扭转财政，恢复战后生产的主要措施，这无可厚非。
中东的地理位置，决定了陆上贸易绕不开中东，而东欧俄罗斯平原现在无主，路途上和贸易节点都不划算，所以只要有需求，就一定有生产和贸易，坐在路上吃拿卡要无疑是来钱最快的行业。
但如果长期化，就不得不考虑启动海上贸易航线，绕过中东。
长期高额征税，不仅削弱贸易积极性，同时盘剥了沿途其他土皇帝盈利空间，造成一连串贸易路线的经济衰退，让贸易两端的城邦陷入贸易滞涨带来的经济动荡，进而变成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
同时对于目前继续输出商品，输出通胀，换取贵金属保值的岐帝国而言，同样是致命一击，启动海上贸易已经迫在眉睫。
第二条政令是对女人征税，但凡是年满十六岁还没出嫁的女子，都要征收独身税，年纪增长一年，税率一高一层，迫使女人尽快出嫁，繁殖人口。同时鼓励一夫多妻，加速人口扩张，以弥补过去百年间战争带来的人口损失。
对于农耕时代而言，在技术和农业增长预期见顶情况下，人口增长是主要增加国力和经济规模的手段，这条政令无疑是根本扭转乌兹曼战后国力的有效措施。
第三条政令要求乌兹曼商人回国，向国家献纳一定比例的贡金，以换取税率特赦，但凡是乌兹曼商人缴纳相应贡金，可以得到相应的免税政策。
在沈云卿看来，这条政令无疑是花钱买关税特赦，如果其他商人交易税率是六倍，你只要五倍，你的价格无疑具有绝对竞争力。
尤其是乌兹曼商人的主要目的地终点是岐帝国的广州，这里集中了仅次于长安、洛城的商品，质量上没有太多差别，而且由于海路贸易量大，价格要比北方便宜不少，同时海上征税环节少，政治安全相对稳定，海上贸易无疑成本最低。
这样一来，必然导致从海上出口进入中东的商品，要比路上贸易便宜得多，即便同等征税，中间的利润依然要比路上贸易多，而乌兹曼让商人回国缴纳贡金，实质就是让商人把海上节省的成本让利给国家，国家给予免税优惠。
所以外人看来，乌兹曼商人似乎是吃亏的，但是海上货运量大得多，一旦乌兹曼商人拿到免税特赦，意味着他们将获得价格上的绝对优势，会将陆路贸易和海上贸易的其他竞争者全部淘汰。
如此无异于坐断了整个东西贸易路线的全部生意，岐帝国就成了只生产血汗商品的世界工厂，纵然丝绸在国内的利润似乎很高，但是却鲜有人真正清楚，丝绸卖到西方后会是一百倍的价格。
相比第三条政令需要经过两轮，甚至更长的经济周期才能反映到经济链条，影响世界格局，第四条政令无疑是最具杀伤力的软措施。
乌兹曼将在红海、波斯湾、地中海、达马格四大贸易节点开设集贸市场，帝国境内主要国内生产商品将进入四个贸易点进行竞价交易，其中达马格的集市拥有定价权。
换而言之，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对国内出口商品进行竞价销售，挤压国外商人的利润空间。
乌兹曼出口商品往往都是东西方需求的商品，东西方出口的商品往往东西方和中东需求的商品，加征关税意味着利润大都进入乌兹曼口袋，而竞价出口商品，无疑是让东西方商人在乌兹曼本土先行血拼竞价，价高者得，而最终的成交价，却都被乌兹曼供货方和乌兹曼税收拿去。
最终贩卖到东西方各地，价格将高的的离谱，而且说起来是自由买卖，实际上是榨干了外来交易者的购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