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议和的消息已经传开，闹得沸沸扬扬，下边不明真相的百官嚷嚷着要死磕到底的不在少数，但是在六部主官的压制下，还算平静。
与范勇、桑劲川分手之后，沈云卿赶赴金戋寺在宫里的办事处继续完善明年的投资计划。
金戋寺之前的办事处其实在宫外城南的总号，南征期间欧阳羽把主要财务部门搬到了内司府，将重要的财务和业务给分成了两块。
之前沈云卿不上朝，出任外藩寺卿后，虽然准许无需每日上朝，但呆在宫里的时间却更多，在宫里办事已经成了常态。
金戋寺扩容募集的首批资金需要一整套周密的投资建设计划，国债和工部机械开禁销售带来的资金，也将成倍增加，这么多的钱没有一个系统化的投资建设计划，只呆在账面上，每年产生的利息会成为沉重的负担。
万事开头难，新的经济体系和生产体系正在建立中，只要熬过了头三年，之后会顺利得多。
下午，议和的消息彻底传开，平阳郡府的反应异常平静，薛仲安已从薛伯充的信中知道朝廷最终的战略是打肃汝，逼和忽喇，但被薛仲安要求不得声张。
而怀王还在忙着应酬，议和跟他的关系不是很大，无论最终什么结果，都不要吏部掏一分钱。
倒是周启反应过激，因为他是公孙芸惠的亲儿子，儿子的脾气很大程度来自父母的影响和遗传。
“波兹津出使我朝，乃我朝内务，与罗哈诺无冤无仇，他安敢如此挑衅，简直岂有此理！”
“殿下请息怒，罗哈诺乃外世蛮邦，不知我朝之事，与之置气无助于国事。”
“但孤咽不下这口气，日后定要他付出代价，讨回今天的耻辱。”
“殿下所言极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堂堂天朝上邦，被外世蛮夷如此欺辱，着实令人愤慨。当初海郡王提议修新法用以惩戒外邦宵小，现在看来确有必要啊。”
“不错，这等宵小之徒，一而再再而三无事生非，步步蚕食我朝疆土，一年看不出来，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后就是大患，忽喇、肃汝、腊婆、濒国无不如此，简直可恶！走，进宫去母后。”
“那殿下准备对陛下怎么说。”
“自然是以大局为重，待等日后国力昌盛，再兴兵讨伐这等贼子。”
“此言不差，但殿下不能这么说。”
“那该如何说？”
“殿下当说，凡犯我朝天威者，当灭其国，诛其王，纳其土，收其民，疆土尽归我朝所有，如此陛下才会更加青睐殿下。”
“嗯，言之有理。”
周启想说的和刘仁举建议说的措辞，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个意思。
眼下局势恶劣，没办法收拾罗哈诺，只能选择向忽喇妥协，腾挪战略时间、空间发育一波，然后再搞他娘的。
但这么说会显得自己很没面子，尤其是皇帝和国家会很面子，搞得好像我就是骨头缺钙总打软，被人起欺负后才浪子回头要奋发图强。
刘仁举的措辞虽然本意仍然不变，但是听着更硬气，而且站在的战略高度也不一样。
单纯的忍辱负重为了报仇而报仇，那不是发自内心的动力。但如果换成刘仁举的说法，那就是帝王的雄心壮志，更能说明是周启发自内心的一种开疆拓土，建立不朽功勋的渴望。而且还符合女帝现在的心态，同时更有面子。
就在周启去见女帝的同时，周枢已经先到一步，还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前天要去讨伐肃汝，昨天要去攻打忽喇，今天又说要领兵去征罗哈诺，反正总有用不完的精力。
倒是周晟得知消息后先去见了沈云卿：
“现在百官都说是你向母后提议议和，可是如此？”
“怎么，莱王殿下不会是想和忽喇一决雌雄，让罗哈诺捡我朝的便宜吧。”
沈云卿最近就发现，现在只要出点什么状况，文武百官都会说是他沈云卿挑头出的主意，然后有利可图就跟着沾光，出了问题就往他头上推，都说是他出的馊主意。
站在周晟的角度，他从不认为沈云卿是个吃亏的人，而且应该是强硬的积极主战派，放火不怕事大，闯祸就嫌事小的那种。这次突然三百六十度态度大变，实在不像是沈云卿的为人。
“主战是你，议和这可不像是你的为人啊。”
“议和亦或是主战，都是为了朝廷长远利益，没有谁好谁坏完全就对，完全就错，得看最终的结果和得失。眼下与忽喇全面开战，即便我朝能取胜，但是会被罗哈诺攻取西域甚至天山都护。相较于忽喇威胁，我更担心西域和天山都护安全，宁可与忽喇做些妥协，也不能丧失两地。”
“但两地都是荒原不毛之地，朝廷经营多年都是入不敷出，与忽喇议和并不能改变两地现状。”
“但丢了两地，朝廷就能安稳了？你可知道朝廷每年有多少金银来自西域、天山两地的商路。”
“超过六成。”
“所以如果丢了西域和天山，这六成的金银流入，多数将被罗哈诺瓜分。而罗哈诺则藉此迅速壮大，日后必对我朝形成更大威胁。相较于忽喇，罗哈诺的潜在威胁更大。
忽喇没有农耕，冶铁十分困难。而罗哈诺有农耕，有冶铁，更有忽喇一样的骑兵，人口比忽喇还多，若是被其夺走西域、天山，直逼呼延都护，朝廷的处境会比现在恶劣百倍。”
通常都把“鹰派”和“鸽派”解读成“好战派”和“投降派”或者“和平派”，因此鸽派往往不受待见，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无论“鹰派”还是“鸽派”，绝不是什么主战派和投降派的区别，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为了国家利益，采取的不同策略形式。
简而言之，无论鹰派还是鸽派，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国家利益，但是采取不同手段。
以米国为例，其鹰派就是传统的军方势力和军火资本集团，为了米国利益，可以发动战争，可以炮制各种谣言威胁论，然后向国会的老爷们要军费，军费越多，就能越拉动军工生产，打仗越多消耗军火就越多。
而米国的鸽派，则是以华尔街金融软资本和企业为首的资本集团，其通过政府层面的施压，如贸易战，迫使别国开放市场，使用国际体系、所谓的无政府基金会、慈善机构、跨过投资发动金融战争，进行资本、文化渗透，控制别国的企业、金融体系，从而打击和摧毁别国经济系统。
所以无论鹰派还是鸽派，其唯一目的都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服务，不是出卖国家利益为别国服务。
之所以中国人传统印象中鸽派都是投降派，主要还是历史上的鸽派几乎都是文官集团，文官集团天生就给人以软弱无能先入为主根深蒂固的形象。
但是你看看汉朝那些个文官，哪个不是嘴上仁义礼智信，背后耍流氓。唐朝的王玄策，出使印度结果去吐蕃借兵把印度给灭了，这也是文官。
所以文官系统的职能，不在文官和个人，而在统治阶层需求。王玄策这种人搁两宋，肯定是做不了官的。
周晟觉得沈云卿是个强硬、狡诈，从不吃亏的人，这次突然主动提出议和，不是他的为人和性格，这时周晟误区了议和与主战的本质。
无论议和还是主战，本质上都应该为国家的最大利益和长远利益考量。
当然，不同时期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不同，会导致议和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
如澶渊之盟，在国家史观上就是屈辱的黑段子，这是当时北宋军事实力软弱，而文官集团无能，皇帝图安逸造成的结果。
所以当时的议和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皇帝和多数利益集团的安逸的现状，同时宋军战斗力又弱，缺乏统一协调，导致军事失败，让政治议和成了耻辱史。
因此当时北宋的国家利益是图长久的安稳，结果是安稳了一百多年。
但宋军战斗力比一百多前还弱，这种安稳能说是长远利益吗。说长，也一百多年的和平时间，说短，就是这一百多年，葬送了之后一千年的中华文明。
所以历史背景不同，衡量的尺度也不同。
眼下与忽喇议和，短期内看着是吃亏的，但主要是经济层面的亏损，最终赢得的是战略层面的收益。
西域、天山两都护虽然地广人稀，土地目前不利于农耕时期的农业生产，但是两地是岐帝国目前主要贵金属和陆路贸易出口的通道，海上受到海禁政策影响，目前只能被动的接受外来商船从事贸易，无法走出去。
这就导致广州的贵金属逆差中的相当一部分被外商赚走，因此广州口岸的贵金属输入，其实不如陆路丝绸之路。
同时乌兹曼人收紧了贸易政策，而马六甲海峡被别人卡脖子，贸易受到梗阻，广州口岸的贵金属流入大幅减少，当此情况之下，陆路丝绸之路更不能有失。
罗哈诺打西域，根本动力是丝绸之路的贸易站点和每年的税金，占岐帝国贵金属流入量的百分之六十都进了他的口袋，罗哈诺会在极短时间之内迅速发展成地区霸主，最后会把手伸向新疆，彻底切断岐帝国西出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