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不惑。
明年春夏之交，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黄光裕和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都将庆祝四十岁生日，不过后者庆祝的是自己企业的“四十大寿”：1969年，黄光裕在广东汕头铜孟镇呱呱落地时，鲁冠球已开始了万向在浙江萧山宁围乡的创业之路。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城头却已数度变换大王旗。当2008年胡润百富榜榜首再次出现黄光裕的名字时，有人问这位三次当选中国首富的年轻富豪“腻了没有”，黄不作答，一笑了之。
显然，此时的黄光裕早没了前两次当选首富的兴奋与紧张，甚至有了些许焦虑与担忧：9月以来国美电器股价大幅下跌50%。
有“企业常青树”之称的鲁冠球却在金秋之季超脱了这些凡尘俗事。10月1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的署名文章：《由多伊尔过江想到的》，充满激情地回忆了过去改革岁月中的一些峥嵘往事。
生而不“平等”：一个稳健，一个冒险
鲁冠球和黄光裕的出身极其相似，都出生在南方偏僻贫寒的小村庄里，也都为生活所迫在少年时期便中断学业另谋生路。
鲁冠球的父亲在上海一家医药工厂工作，工资收入微薄，鲁母则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相较而言，黄光裕的家世更为“显赫”。资料称，黄光裕母亲的祖上曾在泰国做过很大的生意。黄母曾骄傲地对别人说：“我们老祖先以前在泰国的名气，也跟我们孩子现在在北京的名气一样大，在泰国谁要挂我们家的招牌，他的生意就会火起来。”那份祖上曾经的富有和荣光，对他们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将野心从小就深植于他们的心间。
鲁冠球和黄光裕都是在十五六岁时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抉择。这是两人人生道路上最初的分歧点。影响这种选择的，除了上述血缘因素外，更多的还是地缘因素和当时所处的不同社会环境。
鲁冠球在初中毕业后的第一要义是解决生存问题。经人介绍，鲁冠球成为萧山县铁业社一位打铁的小学徒。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一切民间商业活动及城乡人口流动均被无情地限制，做一个小手工业者几乎是鲁冠球除务农外唯一的选择。而3年学徒生活，使鲁冠球对机械、农具非常熟悉，也使他对机械设备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这是他一辈子人生和事业发展的基石。当条件成熟时，他将以此为原点慢慢向外扩展。无论走得多远，他的根基始终在这里。
黄光裕出生的汕头，从1861年开埠以来便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连恩格斯都曾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指出，汕头是中国唯一具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这里自古便有“下南洋”的风气，一代又一代潮汕人前赴后继地出海谋生经商，使这里后来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侨乡之一，出了很多巨贾名商。
而在黄光裕的成长岁月中，他适逢其时地碰上了中国社会一次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浪潮风云初起。浙江南部的温州、广东潮汕地区及珠江三角洲一带，民间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加工等像野草一般满世界疯长。而到了1980年，全国人大又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3市设置经济特区，这片土地开始持续升温。
从小把野心如弹药一样封存在心里的黄光裕，还未来得及长大就被抛到了时代的滚滚热浪中。“饿死不打工”的潮汕人，碰上了这么激荡的大时代，自然不会选择像鲁冠球一样安心去做一个小铁匠。1985年，16岁的黄光裕连初中都没读完，便跟着19岁的大哥黄俊钦，怀揣着家里千方百计筹措来的4000元钱开始出来闯天下。在“投机倒把”和走私盛行的潮汕地区，他们也随大流选择了闯入风险与收益并存的流通业，把自己遥远而未知的命运从南方投放到同样遥远而未知的北方。有意思的是，黄家后来也曾办过生产扩音器之类的小厂，但后来因为兄弟俩对制造业不感兴趣而放弃，终又回归到更动荡和具挑战性的流通业领域。
鲁冠球是在一个地方先站稳一只脚，然后才小心翼翼地迈出另外一只脚；而黄光裕则是看准一个机会，便两脚并拢一起使力跳了过去。鲁冠球是稳健中带有冒险；黄光裕是冒险中又蕴涵机智。这是血缘、地缘和社会环境共同影响下形成的个人性格，同时也慢慢凝聚成他们以后所创办企业的企业性格。
创业初体验：同样失败，基因有别
鲁冠球的创业基于成熟的经验与考量。当时宁围乡的农民要走上七八里路到集镇上磨米面，很不方便。鲁冠球想，如果在本村办一个米面加工厂，一定很受大家欢迎，而且可赚些钱。亲友们得知鲁冠球的这一想法后，都很支持，纷纷回家翻箱倒柜，勒紧裤腰带凑了3000元，买了一台磨面机、一台碾米机，办起了一个没敢挂牌子的米面加工厂。
黄光裕的第一次正式创业地选在了北京。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问大哥黄俊钦：“还有哪一个城市比内蒙古的呼和浩特更大、更繁华？”黄俊钦想想，回答道：“太原、上海，还有北京。”黄光裕拿地图一查，发现北京果然很大，于是他带着几百元钱独自一人毫不犹豫地跑了过去。
两人的最初创业体验都遭遇了灭顶之灾。在鲁冠球办米面加工厂的年代，是禁止私人经营的，他的加工厂被迫关闭，这让他倾家荡产；而来到北京的黄光裕决定孤注一掷，把自己在内蒙古和刚来北京最初几个月做生意赚的10余万元钱全部拿出来，从广东订了一批服装，没想到全砸在手里。
1969年，蛰伏多年的鲁冠球终于等到了机会，受到宁围公社领导邀请接管了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开始第二次创业。他依靠作坊式生产，拾遗补缺，生产犁刀、万向节等五花八门的产品，这种“多角经营”，为他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
黄光裕则找了位于北京珠市口的一家叫“国美”的国营服装店代销他的服装。后来，他怂恿大哥来到北京，用东借西贷的3万多元钱把这个店面盘了下来。刚开张时，店里一边卖服装一边卖电器。直到全部转成电器店，那批服装还没卖完。
对比两人的第一次失败，会发现鲁冠球的眼光是对的，谨慎地选择了合适的产品和对路的顾客，但错误的年代和肃杀的大环境摧毁了这一切；黄光裕正好相反，在一个正确的年代和大好的环境中，冒失地选择了错误的产品和市场。幸运的是，鲁冠球坚持到了曙光重现，而黄光裕也能及时地制止并扭转了自己的错误。
此后，饱受倾家荡产之苦的鲁冠球，会谨慎地把自己的冒险立足于稳健和可控之上；而黄光裕经过此次柳暗花明，开始习惯和喜欢在危机中寻找转机、在冒险中攫取大胜。
冲出包围圈：逼出来的创新“大师”
雨过天晴。创业危机后的万向与国美迎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面对计划经济的桎梏和国有企业的封锁垄断，他们只有出奇制胜、冒险一搏，才有可能冲破禁区、赢得一席生存之地。
他们都有不少营销技术方面的创新。比如鲁冠球用摆地摊和降价手段抢占了国企的市场。当听说全国汽车零部件订货会在山东胶南县召开时，鲁冠球马上租了两辆汽车满载“钱潮牌”万向节产品直奔而去。因为乡镇企业的身份，他们连大门都进不去。鲁冠球索性在会场外摆起了地摊，并且主动把产品降价20%，结果买家蜂拥而至，一天时间就收获了210万元的订单。
而年轻的黄光裕更是花招迭出：最早在报纸上打中缝广告，创造了脱离中间商的直供模式，率先在全国推行电器连锁经销，率先提出了免费送货、厂商联保等服务措施……
两人也有思想观念方面的创新手法。在经济困难、敝帚自珍的年代，鲁冠球却心血来潮搞了一次代价昂贵的商业行为艺术，将价值43万元的不符合标准的万向节直接送到了废品收购站。此举惊呆了工人，震撼了同行，也给消费者们留下了其在产品质量上“洁身自好”的深刻印象；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商业领域，正是国营企业独霸天下的时候，电器市场正处于供不应求的大好形势之中，国营商业企业一直躺在暴利的云巅逍遥自在，黄光裕却以薄利多销为利器，蚀空了国营商业企业的根基，让它们中的大多数如空中楼阁般轰然倒塌。
在管理创新方面，鲁冠球独树一帜。从压抑的年代成长起来的鲁冠球，深知调动人的积极性的重要性，把职工利益和工厂效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独创了一种叫“两袋投入”的激励办法，也就是抓职工的“脑袋投入”和“口袋投入”，不断提高职工的科学文化素质，并在厂内建立了一套激励型的结构工资制，实行按劳分配（基本工资和补贴）、按效分配（奖金）、按资分配（投资分红）三者结合。为了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他冒出了企业要造就一大批企业家的想法，在厂内划分小核算单位，对各车间、分厂实行独立核算，建立厂内银行，把市场机制引入到厂内，把厂内原来的领用制一律改为买卖制。这些举措自然大大增强了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和凝聚力。
随着改革的推进，鲁冠球慢慢为体制所接纳，并成为体制内的“大红人”。作为从集体经济土壤中成长起来的鲁冠球，他一直深得头上这顶“红帽子”的庇护，因为企业的效益大幅提升，他被视为中国改革的典型人物被大肆宣扬，甚至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度走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而鲁冠球良好的社会形象，为万向以后多年的顺利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