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老板则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他们往往专权擅威、强悍无比，以致法苛刑毒、天怒人怨。所以人民敌视他，不满之情溢于言表，而兵谏或造反是表达这种不满最常见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这种“老板”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秦始皇。秦始皇因为自己的残酷暴戾，最终招致项羽等人掘坟鞭尸的下场。
管理企业和治理国家一样。饱尝创业艰难的创维前董事局主席黄宏生，逐渐形成了一种强悍、警惕而又略显苛刻和俭薄的脾性——1996年，创维销售遇到巨大难关，黄宏生承诺以百万年薪请来了职业经理人陆强华，后来销售业绩上来了，黄宏生却食言了，陆也被架空；另外，资本运作专家陶均成功地辅导创维在香港上市，可对原来约定上千万元的佣金，黄宏生却难受割肉之痛……
对咆哮的黄宏生，职业经理人们往往表面畏惧，心里却恨不得冲上前去拍上一板砖。最后，黄宏生为他的专横付出了惨痛代价：2000年，陆强华携150多号人马集体跳槽，而此之前，已经有十数位高管离职。随之，创维股价大跌，数亿元资金蒸发，公司内人心不稳，创维一时陷入生死攸关的关头。2004年11月30日，黄宏生因涉嫌通过贪污手法进行诈骗及挪用公司资金等罪名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而传言举报的人便是熟知创维内部情况的离职高管。
在老子眼中，比较理想的老板是人民能对他“亲而誉之”。这种老板主观尚为、立善施德，人民爱戴并且赞誉他。在表面上，这种老板总是以大家利益的大局为重，经常表现出宽宏大量的气度，但在特定的情况下也会表现出霸道、刻薄、狡黠的一面，部属此时沟通不畅或躲避不及，也会深受伤害。这种类型的老板，最杰出的代表便是唐朝的太宗，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贞观之治”。清朝的乾隆皇帝也算得上一代明君，但到晚年时，面对接位心切的皇子们却颇多猜疑，即使在成为太上皇后，仍然牢牢地把持着朝政。
在商界，叱咤风云20多年的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算得上这种类型的老板。创业于1984年的联想，在1988年进入了发展的关键时期。那一年，柳传志亲自提着30万港币到香港成立合资公司。临走之前，他特意对北京的几位管理层丢下“狠话”：联想从今开始不仅要大量招聘年轻人，而且要大胆提拔年轻人，提拔错了不是错，但是不提拔、不培养却是大错。于是，此后一大批刚刚毕业不久或者还仍在实习期的年轻人加入联想，经过短短几年时间，杨元庆、郭为和孙宏斌等人脱颖而出，联想的业绩也因年轻血液的注入从而飞速上升。
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柳传志的权威受到了一老一少的挑战。作为两位创业元老，柳传志和倪光南之间因为观念不同产生了矛盾，并形成了长达数年或明或暗的纷争。但与倪光南相对温和的抗争不同，桀骜不驯的孙宏斌及其部下的挑战，成为柳传志当年的燃眉之急。受到威胁的柳传志表现出了果断甚至无情的一面——1990年，孙宏斌被他送进了深牢大狱；1999年，倪光南被他送回了中科院计算机所。
下一个接班人会像倪光南或孙宏斌一样对自己形成威胁吗？柳传志为此深深担忧，于是在1994年给杨元庆写了一封“密信”：“我喜欢有能力的年轻人。私营公司的老板喜欢有能力的人才主要是为了一个原因——能给他赚钱，有这一条就够了；而国营公司的老板除了这一条以外，当然希望在感情上要有配合。谁也不愿找个接班人，能把事做大，但和前任关系不好。开句玩笑，找对象如果对方光漂亮(相当于能力强)但不爱我，那又有什么用……”在这封信中，柳传志表达了对接班人的两个要求：能力和忠诚，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正因为杨元庆符合这两个条件，才让柳传志至今仍如“太上皇”一样牢牢掌控着联想的大局。
而老子眼中最理想的是那种“不知有之”的老板。在这种老板领导下，一切事情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成果和业绩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大家几乎意识不到老板的刻意经营，甚至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事情成功了，大家表现得很为平静：“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办成的。”（“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当然，这种“循道无为，其德不显”的老板，在中国历史上只存在于老子的想象和百姓的梦想中，稍具雏形的是汉朝的文帝和景帝，他们的无为开创了“文景之治”。
政治上难以实现的最高境界，却在现代社会的商界里如繁花般纷呈。因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日益完善和职业经理人阶层的逐渐形成，很多老板变成了真正的“甩手掌柜”——万科董事长王石拄着手杖爬上了世界最高峰、好利来董事长罗红手攥摄像机在非洲大草原追逐着猎豹、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则扛着满脑袋的哲学思想在各个大学“流窜”讲学……
幸运的是，曾深受老板之苦的黄鸣，经过反复的摸索和实践，终于找到了自己理想的职业团队，并建立起一套最符合自己企业的绩效考核制度。崇尚充分放权的他，甚至如此“警告”全体员工：事无大小，直接找管理层归口部门，不要找老板，违者轰出去。成为甩手老板后，他每周都有一两次到街头找那些素不相识的小伙子踢足球。让那些愣头愣脑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个常常被他们撞得鼻青脸肿的人，竟然是一位亿万富翁！
而历经种种磨难后，黄宏生也仿佛一夜之间醒悟过来。他在狱中给创维的员工写了一封信：“亲爱的同事们，创维如今进入了一个‘后老板’时代，一个由现代企业家团队引领的巨型组织前进的时代。这是我一直以来所深深期盼的……”
除了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构筑制度和法律的堤坝以外，他们对自身性格缺隙的正视、自我约束及修补也显得至为重要。这样，可以让聪明、奋发如顾雏军、唐万新之流，最终避免沦落为万人所指的“枭雄”……
资本玩家被谁玩死
他们倒下了。
近年来，那些有“仇富”心态的人们有了一次又一次集体宣泄的机会。让我们先重温一下这些带给我们“快感”的名字。他们是：格林柯尔系顾雏军、德隆系唐万新、凯地系张海、农凯系周正毅、成功系刘虹、鸿仪系鄢彩宏、托普系宋如华、三九系赵新先、赛克赛思系国洪起、明伦系周益明、飞天系邱忠保、涌金系魏东……
在上述人们心底深处，还有一份“备选”名单，他们或摇摇欲坠或风头正健，但他们在未来日子里的走向和有朝一日的结果，都值得人们的“期待”。这些人是：斯威特系严晓群、朝华系张良宾、明天系肖建华、银河系掌门人潘琦、四通系段永基、青鸟系许振东、盛邦系明德平、泰跃系刘军、海王系张思民、升汇系陈泳妃、泛海系卢志强、飞尚系李非列、华源系周郑生、中广系周美珍、金鹰系王恒成、银泰系沈国军、精工系金良顺……
这些人当中，有些已经盖棺定论，有些还未曾盖棺时就已经定论，有些即使盖了棺也难以定论。对这些资本大佬来说，他们也许根本不会把外界的什么狗屁定论放在眼里，但在过去数年和未来数年时间中，他们都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逃脱“盖棺”的命运。对他们来说，只有两种可能：逃脱不了，或者正在力图逃脱的路上狂奔。
导致这些资本大佬“死亡”的原因有很多，对此已经有很多分析和评论的文字，其中不乏一针见血、正中肯綮之言。但我们不妨从一个新的角度，也就是人性的角度，来对他们进行一些微观且客观的分析——他们性格中到底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缺隙？这种性格缺隙最后是如何导致他们的“死亡”？
贫寒生活带来的不安
且让我们摘取顾雏军、唐万新、刘虹、国洪起4人作为分析样本：
顾雏军出生于1959年，江苏省泰县人。少年时在泰县农村劳动，恢复高考后一跃考入江苏工学院（江苏大学前身）。在学校由于成绩好，顾常常流露出高人一等的姿态，他的抱负是拿诺贝尔奖。1981年考上了天津大学物理工程系研究生。1988年9月发明格林柯尔制冷剂，1989年下海经商。
唐万新1964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一个支边干部家庭，兄妹五人唐万新排行最小。17岁时，唐万新考取华东石油学院（位于山东省东营市，现名中国石油大学）工业经济系，后不满现状，于一年半后退学，回乌鲁木齐复读。1983年，唐万新重新考入新疆石油学院。身为学生的唐万新向校方自荐并获准负责“打理”学院的一家农场。
但20岁的唐万新并未创造奇迹，农场不久一败涂地。1985年2月底，唐二次辍学，从此正式步入经商之途。他是一个屡战屡奋、屡败屡战的个体户，经营过的项目有彩扩、贸易、服装、自行车锁、卫星接收器、人造毛、宾馆管理、航空俱乐部、饲料添加剂、电脑打字名片制作复印、大中学生课外辅导材料、玉石云子加工、化工、软件开发、出国咨询、电脑销售等。
刘虹出生于1967年，湘西州吉首市永顺县人。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父亲是永顺县某个税务所的所长。刘虹曾就读于永顺县一中，因为家境贫寒，每个周末回家时，常常徒步走上一个通宵。到家后，就去山上捡够整整一个月烧饭用的柴草。据说，后来去北京求学时，全靠着自己勤工俭学支撑，给别人修电视、收音机和手表，也曾在凌晨3点去西直门火车站给人排队拿号，甚至还倒过香烟、趸过萝卜。
国洪起1958年出生于北京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父亲早亡。所以他初中毕业后便到社会上“混生活”。有信息说，他曾倒卖过进口大件商品指标和外汇，开过歌舞厅，20世纪90年代前后开始从事股票和期货交易……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共同点：都出身于社会底层；都很聪明，也很刻苦；从小都有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但我们也可以窥视到导致他们后来失败的潜在危险因子：因为小时候的贫寒生活所带来的、一辈子都难以摆脱的自卑感，并因此而滋长的过分敏感与狂妄自大；同时，不安全感也导致了他们浓重的投机取巧的心态；这种不平和，也容易让他们在遭遇危险时选择铤而走险和孤注一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