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最后也遇到了同样的悖论：企业做得越大，头上的光环越耀眼，心底的危机感和不满便越与日俱增，因为他们个人的价值得不到相应的尊重与体现。在此种强烈的失衡心理支配下，他们某些谨慎者采取了迂回的产权改革等措施，而另外一些急不可耐者直接实施了贪污、侵占、挪用等违法犯罪行为。
“尔曹身与名俱灭”！历史用如此的无情对待着这些曾经的改革功臣——1999年1月9日，褚时健因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5年12月31日，郑俊怀因挪用公款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2007年8月8日，赵新先因滥用职权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2004年，倪润峰最后黯然下台，关于他的功过问题却一直争论不断；李经纬在签约仪式后的第9天便突发脑溢血，而在当年10月中旬被广东人大常委会以涉嫌贪污罪免去了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自此之后，他一直以戴罪之身被限制居住在病房中……
这些人中，只有潘宁算得上“光荣退休”。1998年，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免去公司总裁之职。但潘宁没有对外界作任何解释，便悄悄移民加拿大。他最后对记者说的一段话耐人寻味：“现在退下来，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好多知名的企业家，有的升了官，有的没有后继力，还有的犯了错误，极个别的上了刑场，像我这样干到65岁的企业家屈指可数。我光荣退休，确实好荣幸。”此后，他没有再对科龙作过任何一句公开评论。
与政府博弈的民营企业家
代表人物：禹作敏、仰融、戴国芳、龚家龙等
1993年2月18日凌晨，天津大邱庄周围突然出现了数百名全副武装的武警，全面封锁了所有进出的道路，而上万名村民和工人则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着大邱庄，公开与武警对峙。“庄主”禹作敏不惜与政府对抗，一直拒不交出本村几位涉嫌暴力殴打他人致死的嫌疑犯。
在此之前他也曾有过一次对抗行为。1981年，当地政府派调查组来大邱庄追查该村轧钢厂与国企“恶性”争夺原材料之事的时候，禹作敏便组织村民进行对抗并取得了“胜利”，这让他强悍的个性毫无节制地恶性膨胀。
在中国30年改革发展史上，这恐怕是民营企业家与政府最为严重的一次博弈和对抗行为。结局几乎是铁定的——当年4月，怀着侥幸心理的禹作敏最终被捕，并在8月27日因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5项罪名被判20年有期徒刑。
虽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但民企与政府的博弈却一直没有中断过。作为“软柿子”的民营企业，在每一次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或经济整肃时期，都成为首当其冲的捏打对象。而民企恶劣的生存环境及其强烈的求生欲望，又注定了它们严重的赌性。它们不断与政府和政策博弈，无所顾忌地试探着政府和政策的底线。悲剧于是在所难免。
1991年前后，当时国人对资本操作还十分陌生，仰融却通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资本操作手法，用少量的资金成功地控制了暂时陷入困境却有着优质资产和前景的国企——沈阳金杯，然后又在海外一些免税的小岛设立“壳公司”，并最终通过炒作中国股在美国上市套现。这些手法后来被后起的资本玩家们所纷纷效仿。
10年后，自觉羽翼丰满的仰融决定通过与世界汽车巨头罗孚的合作，在宁波设立新的生产基地，借此来挣脱当地政府的控制并进一步明晰产权。但仰融显然低估了当地政府对企业的掌控决心。最后，仰融被迫出走美国，当地政府更是以涉嫌经济犯罪对其发出全国通缉令。浪迹天涯的仰融，只得看着自己一手打造的华晨日益走向衰败却束手无策。
而在火热的2003年，以铁本集团的戴国芳、东方希望的刘永行、复星集团的郭广昌、鄂尔多斯集团王林祥等为代表的中国民营企业，因为不甘心屈居于利润稀薄的“轻小集加”领域，于是开始了一轮逆流而上的重工业化运动，和政府与大型垄断国企进行了博弈。
雷霆万钧的宏观调控转眼即至。郭广昌的宁波建龙钢铁项目被迫下马，王林祥的煤电联产项目遭遇难产，刘永行在包头和三门峡的铝业项目被叫停。而最惨烈的莫过于戴国芳，其在建的钢厂被勒令停建，戴国芳本人也被捕入狱。
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进行的无疑是一场“以卵击石”的游戏。但他们的悲叹或愁容，也许会变成一种有力的催化剂，最终让坚硬的石头迸出一条条可容生长的缝隙来。
百折不挠的狂野之徒
代表人物：牟其中、唐万新、顾雏军、孙大午等
“莫道大好河山无人顾！”早在19岁时，牟其中便在一首《虞美人》的词中写下了如此豪迈之句。
48年之后，已经67岁的老人牟其中，没有丢掉最初的那股激越之情，仍然每天在武汉洪山监狱中仍然每天坚持跑步锻炼身体。对此生几度入狱的狂人牟其中而言，监狱从来不是梦想终止的地方，反而成为他积蓄狂热能量的场所。他已经为自己此次出狱准备了三个“最宏大也最科学的发展计划”：“对称计划”（发射88颗低轨道卫星）、“开发西伯利亚”、“喜马拉雅耕云播雨工程”。
生性爱好折腾和冒险的牟其中，却有过数次牢狱之灾：第一次是在1975年，他因为一篇《中国往何处去》的长文，被打成了反革命。4年后他出来时，中国已经是日月换新天。敏感的牟其中马上借了300元开办了一个公司，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改革开放的滚滚洪流之中。第二次是在1983年，他在重庆做了一万个仿制的“555”牌座钟，再倒卖到上海去，赚了7万多块。后来被四川省万县以投机倒把罪收押，在监狱里足足待了一年多。第三次是在1999年，他因涉嫌信用证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并于2000年5月30日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改为18年有期徒刑）。
同为四川人的唐万新，也有着和牟其中一样百折不挠的劲头。他从1985年2月底第二次辍学，从此正式步入经商之途。他涉及经营过的项目有：彩扩、贸易、服装、自行车锁、卫星接收器、人造毛、宾馆管理、航空俱乐部、饲料添加剂、电脑打字名片制作复印、大中学生课外辅导材料、玉石云子加工、化工、软件开发、出国咨询、电脑销售等，是一个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典型。唐万新有一句名言：“但凡是我们拿生命去赌的，一定是最精彩的。”他这种天生的赌性，让他在德隆危机四伏时仍然选择了铤而走险。
而孙大午的狂野与清高，一直在他的骨髓和血液中流淌。虽然混迹商场，但他一直坚持“众人皆浊我独清”，痛斥权钱交易，不屑“红顶商人”胡雪岩之流，并且逆势而上，以“企业办社会”的思路，主动承担起诸多“不必要”的社会功能，从而导致自己企业资金紧张、周转不灵，最终在2003年10月30日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但4年时间过去了，孙大午脑海中“富人为穷人而活着才是有价值的”这条信念却从未改变。孙大午一直在宣扬他的“社会共和”思想，同时在努力把自己的“大午城”办成一个和谐的大社区。
从牟其中，到唐万新、顾雏军，再到孙大午，他们是一帮狂野之徒，用自己的炽热、放纵、倔犟和好大喜功的个性，为中国改革开放史抹上了热烈却悲重的一笔。
一个大的时代，往往需要这些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来挑战旧有的观念和秩序。从此角度来讲，这些悲情人物便有了其无比壮烈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