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总督的一次密谈
1903年初夏，时任热河都统的锡良接到朝廷一纸调令：新任命他为四川总督。此后电文频频发来，促其上任。
锡良（1853～1917），字清粥，蒙古镶蓝旗人，同治十三年进士，仕途从山西任知县开始，历任知州、按察使、布政使等职。1901年，锡良署理河南巡抚，兼管河工事务。在此期间，他大力整顿吏治，积极引进人才，大胆创办学堂和矿业公司，政绩显著，声誉鹊起。
朝廷后来拟调他任热河都统，豫人不让走，由法国主教安西满出面率众挽留，可是朝廷不给面子。安西满又发电报给两江总督端方、湖广总督张之洞，试图让这两位颇有新思想的大臣援手挽留，张、端二人无权处置，感到棘手，将电报转至军机处和外务部。锡良得知这一系列情况后，认为不妥，向朝廷上奏折，剖白心迹，并着重强调，如果任命朝廷官员受外国人左右，则是国之屈辱。光绪帝批复了锡良的奏折，赞叹此人是“难得的忠臣”。
——这份简单的履历表至少说明了两点事实：一是满清贵族锡良较为热心于办新政，二是锡良对清廷绝对忠诚。
接到四川总督的任命，锡良赴任途中，行至北京，拜会了身在军机中枢的湖广总督张之洞。
张之洞有副出了名的怪脾气，待人清高傲慢，骄蹇无礼，但是锡良此次来访，他却例外，敞开了大门迎客。种种迹象表明，京城的那次密谈，不仅是官员之间的礼节性拜访，而且另有极丰富的实际内容。
据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载：这之前两天，张之洞刚刚送走了盛宣怀，张、盛二人都是清末新政的热心推行者，尤其热衷于铁路。“公以一人智虑难周全，留之同议。不可。自至车站挽留，又不可。乃同车至丰台。”以张之洞的身份，这样再三挽留，直到同乘一辆火车远送，实为罕见。当时盛宣怀正在主持沪宁铁路向英商怡和银行借款事宜，张之洞与盛宣怀的这番交谈，其内容大致可以想见，与此后不久张与锡良的谈话，联系密切。
张之洞署理湖广总督后，先后建立了湖北枪炮厂、湖北铁路局、湖北纺织官局、大冶铁厂等，办教育，练新军，开埠通商口岸，派遣学生赴日、英、法、德等国留学，是晚清有口皆碑的洋务派代表人物。锡良与张之洞这次见面，商讨的话题主要是修建川汉铁路。三年后，张之洞在给光绪皇帝的一封奏折中透露了当时会谈的内容：“臣光绪二十九年在都时，深知此事（指川汉铁路）情形日紧，四川总督锡良临行前，与之详切筹商，锡良深以为臣言为然，甫出都门，即将川汉铁路与臣商定之大旨奏明……”
锡良出了京城，春风一路马蹄疾。行至正定府，暮色中投宿时，老天忽降大雨。夜听雨声，想起与张之洞在京城里的那番谈话，又念及即将赴任的新职，不由得心潮澎湃。夜不能寐，连夜起草了一封奏折，奏请设立四川铁路公司。文中写道：“四川天府奥区，物产殷富。只以艰于转运，百货不能畅通。外人久已垂涎，群思揽办；中人亦多假名集股，而暗勾外人；计取强求，百端纷扰。若不及早主张官设公司，招集华股，自保利权，迟之日久，势不容己……是川汉铁路关系川省犹小，关系全局实大。为今之计，非速筹自办不可。”
谁也不会想到，两个晚清大臣的一次秘密会谈，竟是大清王朝读秒倒计时的开始。后人提及这段史实时，称张之洞既是清朝的功臣又是罪臣。说他是罪臣的重要理由，就是与锡良密谈确定修建川汉铁路，成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促使清朝政府垮台，而武昌城鸣枪起义的革命军，恰恰又是张之洞办南洋新军的武装基础。
历史中常有一种奇怪的现象：自古以来给朝廷坏事的，并不坏在朝廷所疑所远的人，而是坏在朝廷所亲所信之人。这也应了一句老话：做得越多，错得越多。呜呼，悲哉，忠臣张之洞竟成清廷掘墓人，这是他没想到的，历史的奥妙，由此略见一斑。
热衷于新政的四川人
锡良出京城后马不停蹄，行至宜昌后，舍舟登陆，乘轿与步行结合，考察由鄂入川的必经之路“蜀道”——那是未来川汉铁路的路基。一路上亲眼目睹四川物产丰富而民生多艰，货物囤积在大盆地里无法外运，沿途又有洋人、商绅、士子等各色人等来拜见，交谈中莫不言铁路当修，锡良听后沉默不语。三峡风光历来以秀美著称，新任川督无心观赏，这年九月他抵达成都，接过总督大印后，即着手筹划包括川汉铁路在内的四川新政。
清末四川新政涉及的内容五花八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法律等，无所不包，那些热衷于变革的四川人，相互之间交错穿插，后来都与川汉铁路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为理清其背景，不妨做一简略回顾——
设立近代学堂，是锡良督川改革的一大要政。他上任后，发文通知下辖各府，速办学堂，若有地方官办事漫不经意，予以撤职处分以示惩儆。在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川省近代学堂发展迅速，1904年川省仅有学堂150余所，到锡良卸任时的1907年，已达7700余所，学生人数居全国之冠。
选派大量青年学生留学日本，是锡良任职期间的另一个举措。锡良上任的次年（1904），赴日留学生160余人，到1906年，则达到800余人。其中如蒲殿俊、胡峻、萧湘、张澜等，后来成为保路运动的首领人物。
编练新军和兵器制造，也是锡良变革的要务之一。中日甲午海战惨败，长期积弱的清廷有所警省，袁世凯演练北洋军，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样板。1904年，清廷决定在全国编练36镇新军，四川分派3镇。1905年，锡良设立新军督练处并亲任督办，为培养新军军官，将原设立的四川武备学堂翻修，改造校舍，扩大招生，另外还创办了官弁学堂、兵备研究所、军事讲习所等。这些军事学堂培养的一些优秀人才，有的成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在此后的三四十年间始终影响着四川省乃至全国局势。种下的是希望，收获的是毁灭，这恐怕也是锡良当初办新政时所没有想到的。
其他诸如成立劝工总局，开办各种工艺工场，设立巡警道，仿效国外维护治安等，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举措，四川一时间万象更新，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其实在清末，地方督抚倡办新政，并不是四川独有的现象。晚清光绪年以降，皇权衰落，地方督抚实力膨胀，中央政府的权力较之从前大为削弱，清廷执掌财政的度支部对各省财政收支经常无法控制，表面上通过清廷颁布的各种变革诏令，实际上来源于如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各省督抚大臣。新政成为挽救大清王朝的救命稻草，受到了转型期知识分子官员的热烈追捧，在袁世凯任巡抚的山东，张之洞、刘坤一任总督的湖广以及江南等地，新政正蓬勃开展，如日中天。如果站到一个高点俯瞰，四川办新政，只不过是20世纪初中国大变局中走出的一枚棋子。
即便就四川而言，倡导办新政的官员也能列出一长串名单。在督抚一级的官员中，先后担任过四川军政最高长官的奎俊、岑春煊，在该省新政起步阶段功不可没；锡良督川时期，新政得以全面蓬勃发展；赵尔巽、赵尔丰督川时期，新政改革更加深入人心，多个领域向纵深开掘。
在四川新政这根无形的链条中，川汉铁路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折射出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正是清末四川社会的缩影。可以这么说：当时四川省热衷于办新政中的那些人，后来都不同程度地被卷入到保路运动的狂飙中，成为那幕波澜壮阔大戏的一个角色。尤为值得思考的是，他们原本满怀热忱投入新政，初衷是要拯救没落中的清政府，后来却一个个走向了预设角色的反面，拉起了敲响丧钟的那根绳子，使维系了近三百年的大清王朝顷刻间灰飞烟灭。
看起来是川汉铁路惹的祸，仔细一想，铁路也只是大戏中的场景道具。
晚清能臣周善培
成都青羊宫被称作“川西第一道观”。每年农历二月十五，老子诞辰纪念日，青羊宫都要举办“老君会”，当地人又叫“花会”，游人如织，美女如云，千百年来始终是成都地区最隆重盛大的庙会节日。作家李劼人在《死水微澜》中曾描述过当时的民俗盛况——
这一天，青羊宫的香火很旺盛。从这一天开始，一直要闹到三月初十边上。四方的人，自然要不远百里而来，买他们要用的东西；城里的人更喜欢来，他们来此地的心情，只在篾棚之下，吃茶喝酒，赏春游宴罢了。就是官宦人家、世家大族的太太、奶奶、小姐们，平日只许与家中男子见面的，在赶青羊官的时节，也可以露出脸来，不但允许陌生的男子追赶着看她们，而她们也会偷偷地下死脸来看男子们。
1906年青羊宫“老君会”，更是别开生面。据史料载：这一年，成都商业劝工会在“老君会”期间持续展览了一个多月。开幕时，四川总督锡良身着官服，亲临会场致训词云：“今日为成都第一次商业劝工会开会之日，即川省工商业发达之第一日也。”锡良还说，博览会在当时中国“南北各省皆未有之”，是开先河之举。事务所对参展商品进行了评比，由锡良在闭幕式上亲自为获奖者颁奖，一等奖三名，分别是成都技师余立堂发明的理化仪器，成都商号杨世兴制作的点翠挂屏，江津陈江卿织造的提花夏布。
为了吸引民众，商业劝工会上还展出了来自康定的豹、松潘的熊等19种珍稀动物。博览会分为4区：自会场入口至二仙庵山门为第一区，陈列花木类；自山门至庙内各处为第二区，陈列书画古玩类，有学务处陈列所和官报书局；二仙庵大殿至青羊宫山门为第三区，为四川省各县劝工局产品陈列和售货处，是会场的主体；青羊宫庙内为第四区，以竹篾农器为主。四区之外，还设有车马场、招待所、各学堂休息地及警察巡查点。当年赴会陈列的有泸州、雅安、巴县等21个官局，参展商品包括天然、制作、教育、美术、农业、动物、植物、水族、机械、玩具品等10大类别，“聚中外货品，以资参考，而贸易之盛十倍于旧日花会”。规模和形式已远远超过了传统庙会。
1906年“成都商业劝工会”如今已被载入史册。在此之后，1907年天津商务总会主办了天津劝工展览会；1908年上海总商会举办了上海南市劝业会；1909年湖广总督陈夔龙在武汉倡办了劝业奖进会……
与1906年“成都商业劝工会”关系密切的有一个人，不能不提。
此人叫周善培，字孝怀，祖籍浙江诸暨，随父宦游来川，后定居。周早年与梁启超、刘光弟等维新人物有接触，曾奉命带20名学生赴日本留学，重点考察办新式学堂、警察制度等。清末光绪、宣统年间，海内知名之新政能臣有唐绍仪、伍廷芳、熊希龄、郑孝胥等，周善培亦位列其中之一。
锡良督川，得知此人办新政深孚众望，便向朝廷举荐，让周出任巡警道。周善培久有凌云志，又正当而立之年，血气方刚，很快成为锡良办新政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经他之手创办的工商界企业不计其数，如慈善厂、劝业场、发电厂、自来水厂、乞丐工厂等。后来他的职位多次转换，1905年出任四川劝业道，首倡建造成都第一个新式商场“劝业场”，并将劝工会改为劝业会，连续6年在青羊宫成功举办了博览会。时有《广益丛报》评论云：“果由此起点而始终不懈，安知年复一年，不更蒸蒸日上，行将由小至大以渐与欧美各国争胜乎？”
另外，周善培担任四川劝业道时，正值川汉铁路上马期间，铁路由劝业道主管，周也因此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官方角色，在后面的章节中，这个人还将反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