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稷勋在宜昌东山草堂接待的另一位客人是铁路大臣端方。当时武昌起义尚未爆发，端方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之下，乘船西行来到了宜昌。在风景怡人的东山草堂，李稷勋设宴款待。席间，谈及自己心中堆积的委屈，李稷勋泣不成声。端方起初一言不发，沉默良久后安慰道：“常言说好事天悭，个人得失也还罢了，这条铁路，不知还要折磨多少人！”端方的话，李稷勋当时并不太理解，直到一个多月后，端方兄弟二人在四川资州被新军士兵杀害，头颅运抵宜昌时，李稷勋才真实体味到那位铁路大臣心中，有着比他深刻得多的痛苦和烦恼。
1919年，李稷勋病逝于宜昌。据他的好友回忆，李稷勋的晚年过得还算安稳祥和，只是偶尔忆及当年铁路事变的那场风波时，目光中仍然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惊惧的神情，乱局中惊心动魄的经历，带给李稷勋的伤害实在太深了。晚年李稷勋撰写有《四川商办川汉铁路宜昌工场志痛碑并序》，碑文4400多字，详细叙述了川汉铁路修建的起因、勘探、修筑、借款以及仓促收尾的全过程，以示志痛。碑文中有自我辩诬的句子云：“保路破约之声，波荡千里。余虑朝野相持急，事且益坏，终苦吾民，爰本初意，屡电陈列利害，言争路非宜，当合谋责取偿款，乞少从容。会众不许，且滋疑谤，因请解职，又不得遽去……”
李稷勋病逝后安葬于东山之上，墓旁栽种了一排松树，草丛中兀立着那块勒石《志痛碑》。从东山可以俯瞰宜昌铁路坝，那是他曾经呕心沥血的地方。民国年间，宜昌绅商界人士每年清明都要登山对其祭祀，寄托哀思，有挽联曰：“铁因酓，撰述犹新，读劫后留碑，堕泪有同羊叔；津亭宴，风流顿息，对镜中遗像，买丝欲绣平原。”历经百年沧桑，那块勒石碑已不知踪影。
“背叛者”
北京城里有若干川籍京官，对家乡的那条铁路始终高度关注。也许是身在局外的缘故，旁观者清，在铁路国有的问题上，他们中间有一个派别的京官态度显得理智客观，能够冷静地看待故乡土地上遍地燃烧的血与火。
这一派京官中为首的有两个人。
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四川富顺人，光绪进士，翰林院编修，早年曾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考察西方政治、社会、经济制度，回国后参加维新组织“强学会”，后回重庆办商务矿务，先后兴办过洋车、洋烛、玻璃、烟卷、药材、白蜡、竹棕、青麻、煤油、煤矿、锑矿等，一度为四川绅商界显赫的领袖人物，由他一手创办的《渝报》是四川报业之始。
另一个人是甘大璋，字少南，四川遂宁人，曾提任军机章京，时任内阁侍读学士。甘大璋少时习画，写得一手清秀的书法，平时看他写的书信堪称享受，可是现在心情不好，少有闲情逸致。面对四川出现的一片乱局，甘大璋忧心忡忡，他提起笔，给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写了一封密札：“川路反对国有，争废合同，现虽酿成大势，其实主动者不过京官值年数人。”
所谓“值年”，即为当值的那一年在朝廷中承应差事或担当某项工作，当时在京都川汉铁路公司“值年”的，是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的姑丈胡峻，甘大璋在密札中透露，有胡峻在背后支持，蒲殿俊闹事的底气更足，纠集学界好事者十数人，私报主笔数人，推波助澜，蛊惑人心。每次开会，旁听者十之八九是士绅良民，大多数随波逐流者并不知情，流窜其间的还有哥老会的袍哥，或者土匪余蛮子的余党，大乱根源在此。为今之计，非严办不可，只要缉拿为首诸人，保路同志会便立即解散。密札中甘大璋还附了份名单，并表态说为了国家的前途和川人的利益，他愿当政府的马前卒。
这封密札引起了盛宣怀的高度重视，他决定与这位侍读学士好好谈一谈。
邮传部的办公场所原在东城麻线胡同京汉铁路总局旧址，后搬迁至西长安街路慎亲王府西边，新修建了一幢小洋楼。虽说也是衙门，但没有那么多繁琐礼节，迎面一座比人还高的大座钟，给人的感觉是十足的西洋派头。与甘大璋的这次密谈之后，盛宣怀转守为攻，打前阵的人自然选择了甘大璋。
具体做法是，由甘大璋出面牵头，游说在京城的川籍京官，联名投书朝廷，表明川人的立场态度。奏折云：川汉铁路筹款靠租捐，专害农民小户，非数十年不能凑成一股，利永绝望，害难脱身。路线延长，原估额九千余万，且现开工二百余里，九年方能完工。若全路竣工，需数十年，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无成期。职等以为路归国有，自属国家应行政策，并非与民争利……
这份奏折是帮邮传部盛宣怀说话的，但也还不失公正。奏折指出：四川股东们疑虑既失其股东之利于前，又将担其借款之害于后，换句话说，川人争路是表相，争款才是根本，怕的是股租血本无归。在这份奏折上签名的川籍京官共有46名，他们是礼部丞参宋育仁，翰林院编修施愚、贺维翰，内阁中书董清峻，度支部员外郎聂兴圻、主事杜德兴、廖廉能、张启愚、李炳麐、曾鸿鑫、刘毓槃、秦允中、李模、朱美瑛、民政部郎中卫清亮、主事冯精忠、七品警官杨光湛等。
46名川籍京官联名投书的消息公布后，在京川人大为愤怒，于全蜀馆开会，到会者百余人，惟带头签名的甘大璋、宋育仁、施愚等人未到。众川籍京官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谈论的焦点是，四川路事当由川省多数股东所决定，甘大璋等人不可越俎代庖，再说，即便要联名投书，也应该由川籍京官的“值年”来办。在场的京官中，有在奏折上签了名的贺维翰等十余人，处境颇为尴尬。
贺维翰，字儒楷，四川彭州人，时任翰林院编修，当初签名他也是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多半还是看在宋育仁、甘大璋的乡谊情面上，现在看到众多川籍京官同仇敌忾反对盛宣怀，他不愿意站到众人的对立面，被川籍京官们当作靶子，于是涨红着脸申辩，当初的签名并非出自本意，而是被人窃名，此话一出口，立刻成了新的兴奋点，在众多张嘴巴的群攻下，其他签名人也扛不住了，有的说是被窃名，有的发表声明退出签名，只有四川议员万慎等少数京官，仍坚持原先的观点，站出来为甘大璋等人辩护，但是很快“被众人呵斥下台”。
全蜀馆开会后的第二天，川籍京官“值年”派仆人送来一份通知单，告知上一天开会的情况，通知单中说，在甘大璋、宋育仁等人的联名投书中，发现被窃名者达29人之多，请问甘大璋是何种原因？据《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二十号）云：甘大璋看过通知单后十分气恼，当场将通知单撕碎，谴责那些退出签名的川籍京官，并当庭大骂送信之仆人。
虽说宋育仁、甘大璋等赞成铁路国有之理由甚为充分，但是这一行径还是为川人所深恶，川人对其恨之入骨，愤怒指责宋育仁、甘大璋等人“卖川求荣”。有人在《蜀报》上发表文章云：川省建立保路同志会，不数日而署名入会者，已逾10万人，川人岂无病而呻吟哉？办铁路之资本皆川人膏血，辛苦投资，如农民期望有好收成，忽闻甘大璋等46人一呈，呈中主点，则在请川路各款一律换为铁路股票。是吾川路股本不翼而飞，断送于甘大璋数人之手矣。今吾川人有正式诘问条款如下：一、川路股东会购之股，统计不下数千万，四川京官中占最小部分，甘大璋等于四川京官中，又为最小部分。请问以何等资格，代表全体股东？二、吾川人如承认国有，则股本全数发还，赵璧赵完。川人自有之财产，非自己处理不可。请问甘大璋等有何等权力，能处理他人之果？三、就上渝所发表数目，股本实少四五百万，假令如是结账，甘大璋等能否一力赔偿？
那段日子对甘大璋来说堪称凄风苦雨。除了一帮不同观点的川籍京官天天找上门来辩论声讨，闹得甘府鸡犬不宁外，更难堪的是四川遂宁老家来信诉苦，告知保路同志会挖了甘家祖坟，甘氏祠堂也开除了他家的族籍，并扬言要烧房子，更有激烈的言辞，要派人赴京暗杀，让他千万小心云云。宋育仁的情况并不比甘大璋好，老家的祖坟也被挖开，祖先的尸骨被抛弃在荒野里暴晒，本来是意见之争却变成了意气之争，经历了这一番折腾，甘大璋、宋育仁不仅声名狼藉，而且心灰意冷，后来在四川会馆中，很少见到他们出头露面了。
历史的荒唐在于：甘大璋、宋育仁等川籍京官赞成铁路国有政策，本意是体恤川人修铁路的艰辛，又深恐铁路公司有人侵蚀经费，要求铁路公司将一切收支账目及未用款额结账报清，帮助川人尽可能多地要回路款。但是他们的举动，被四川同乡当成了“背叛者”的可耻行为，不仅未能平息川人的怒火，反而使这把火烧得更旺，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抗争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