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岑春煊方面认为，保路风潮是因铁路而起，路事与剿抚关系紧密，二者不可分割。若让他专门负责剿抚而不过问路事，等于是医生看病仅仅抓住了表相，若不根据病根对症下药，四川目前的大病是不可能治愈的。他屡次三番给清廷发电报阐述自己的立场观点，建议全额补偿四川人的铁路款，以使民意平静，又建议对四川省采取特别宽松的政策，更不能乱开杀戒。如此双头并进，使四川民众感受到朝廷的恩泽，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岑春煊的建议是清廷决不能接受的。岑春煊为川民请命，几句话说起来轻松，但对清廷而言，意味着四川人当初修铁路的各项亏空都得由政府买单，这不仅不合情理，而且清廷此时财政窘迫，国库里也拿不出这笔银子。若是借外债补偿四川股东，势必又会被国人骂为“卖国贼”，引起国内民众更大的骚乱。
清廷始终在为岑春煊的官衔职位感到困惑。名不正言不顺，岑春煊数次给内阁政府发电文，抱怨自己没有明确的名位，无兵勇可调遣，“单骑入川，恐难得力”。在京城，载泽、盛宣怀正在为岑积极活动，拟暂封岑为“钦差大臣”，入川后即接手赵尔丰的职位任川督。但是载泽、盛宣怀的企图屡屡受阻于庆亲王奕劻一派的势力，岑春煊的官场名目始终不能确定。
在清末的官场上，岑春煊素来以强硬派著称，长期谪居上海后重新复出，本来想在官场上好好舒展一番拳脚，又遭遇到这般委曲，干脆以辞职相胁。1911年9月29日，岑春煊乘船行至武汉时，给邮传部发出电报，要求清廷发布罪己诏，电文云：“股款全还，实为要义；若未能照允，则事终难定。自愧愚拙，且当病躯，仍必极力请退，免误事机。”
岑春煊此番言论一出，犹如巨石击潭，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铁路大臣端方从宜昌给内阁政府发电指出：“岑在川素有屠夫之名，川人感情并不甚好。”又指责道，岑春煊此等居心，决不在要做川督，而是想做内阁总理。“不然，此等反抗朝旨文字，岂能轻易出诸于口？”
即使是清廷内部原先保岑的势力如载沣、载泽、盛宣怀等人，也对岑春煊的言论感到不满，本来是派岑赴川灭火的，其言论却无异于火上加油，甚至隐约出现了公然抗命的迹象，这不能不使清廷感到担心。
岑春煊行至武汉后，与湖北总督瑞澂有过一席长谈。岑春煊仍然坚持川人路款应由政府全额补偿，力主释放蒲殿俊、罗纶等立宪派首领，瑞澂再三劝告，岑春煊反复摇头，称不达到他的要求就辞职。在瑞澂给邮传部发出的电文中，及时反映了这一情况，并表达自己的观点说：“西林挟此宗旨，则平乱不足，反以长川人之骄肆。其影响将及他省，澂窃以为西林危之，则不如不入川为宜。”岑春煊是广西西林人，电文中“西林”即是指岑。
1911年10月2日，岑春煊给内阁政府发电请求辞职，他在电文中写道：“煊自沪起程，初八抵鄂，感受风热，触动咯血旧症，骤致委顿，其势万难前进，仰恳天恩，开去差使。”农历九月初八，是公历9月29日。岑春煊“感受风热，触动咯血旧症”是假，受各方面政治势力挤压排斥，心中有难言之隐是真。收到电报的当天，清廷便迫不及待地批准了岑春煊的请辞。9天后，武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卸任后的岑春煊此时仍在武汉窥探动向，见大势不妙，次日即乘轮船离汉返沪了。
一路向西的铁路大臣
铁路大臣端方到武汉后，受到了湖北绅商的欢迎，到鄂当天，鄂路公司总理黎大均，会长刘心源，带领着一行绅商为端大臣接风洗尘，席间，宾主均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两天后，端方“出辕遍拜鄂省官场，凡局所、学堂、军营、绅宅各处，一律投名刺回拜，忙碌终日，始行回辕”。端方温和的处事方式赢得了湖北绅商的好感，当时的《申报》详细地记述了端方与绅商融洽的关系，称端方“遇事守和平主义，与鄂省绅商感情甚厚”。
然而表面上的喜悦，掩盖不了他内心的愁苦。端方奉朝廷之命南行，仅是例行公事，并非出自他的本意。鄂省绅商界的友善态度，让他体味到了故友新知的些许温情，这与朝廷和邮传部的一再指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整整一个多月时间，端方滞留于武汉，既然无权决定路权的归属，就只能做些鸡毛蒜皮的零碎事情，比如设立督办大臣总公所、考察绘制线路图、招聘选拔铁路人才等等，边干边看，他也不知道下一步局势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端方长时期逗留武汉，湖广总督瑞澂心里十分不安，一山难容二虎，他感觉端方是在窥觊权杖，伺机会夺了他的位置。瑞澂频频给京城发电报，运动官场后台，要赶走身边的隐患，催促铁路大臣快快动身，去四川接手铁路乱局。果然不久清廷的电报来了：“端方身任督办，路事是其专责。现在川路风潮剧烈，关系甚重，著端方懔遵前旨迅速前往，不准藉词推诿延宕，如须酌带排兵队，著就近会商瑞澂办理。并将启程日期迅即电奏。”
拿着朝廷的上谕，再也没有理由不走了，端方找瑞澂借兵，瑞瀓慷慨拨出第八镇步兵第三十二标，端方嫌不够，瑞澂又从各协拨出一批人马成立一标，称为三十一标，全都交给端方统领。这两标人马都是当年张之洞办南洋新军留下的队伍，这些尚武爱国的新军人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不再对皇帝效忠，而是对全体国民尽忠，他们认为中国近代之孱弱是清廷一手造成的，必须“排满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向往人民共和的社会制度——尽管这种向往是朦胧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
端方带着这支同床异梦的队伍，在黄鹤楼附近的长江边乘坐一艘铁驳轮到达沙市，然后改乘木船到了宜昌。由于端方不愿入川，沿途反复与内阁政府讨价还价，因此在宜昌滞留了一段时间，并与宜昌总理李稷勋切实研讨过铁路事务，又将几个出川不久正在宜昌勾留、即将去上海的大商人找到行台来，仔细问过一番，凭他几十年的官场经验，对川事乱局看出了一点端倪。
滞留宜昌期间，端方给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发了一封电报，在电文中，铁路大臣透露了他的满腹心事，其间隐约掺杂着牢骚与不满，端方写道：此次川事剿匪，本是四川总督的职责；查办铁路，宣布朝廷旨意，才是铁路大臣的责任。本大臣这次入蜀赴川，川民会误以为是朝廷派遣，为压制而来，必生反抗之意；而赵大帅也不明鄙意，会误以为鄙人将取而代之，两处各挟疑团，此事何从着手？故鄙人一再推辞，奏请朝廷，应派与铁路事无关之人，前往四川督办。阁座未能体谅鄙意，仍责鄙人迅往，实属进退两难。惟有请公偕行，解除川人疑虑。公若允往，大局之幸运；公不肯行，鄙人惟有将真实情形奏明朝廷，恳请明断，另派重臣赴川，或命赵大帅一手办理。倘若不得请，虽获严谴，亦所不避。请公向那桐、徐世昌剀切敷陈。鄙人多病之躯，久甘屏退，无进取之思，公所深悉。此番恩召出山，及特命办路事，本是那桐、徐世昌提携之意，若将鄙人置之万难之危地，恐怕也并非他们的本意，患难与共，朋友之义，是以寄厚望于公，火速密陈，鄙人在宜昌等候回音，立待取决，感极急极！
这封声情并茂的电报，说白了简直是要挟。盛宣怀已成为全体四川民众的公敌，不可能随端方入川，端方也只是发泄心中的怨气而已。远在边陲小城的端方，在宜昌停留了大约半个月，他不断地出言力争，放缓入蜀的步履，在给内阁政府的一封电报中，端方借故所乘坐的中国兵舰机器损坏，不能行驶，并称鄂军亦不足恃，拟请改乘英轮兵舰溯江入蜀。这封电报遭到了庆亲王奕劻的一顿臭骂，当即传旨斥责，令他“克期火速入川”。
此时的端方，像是一只被人踢来踢去的皮球，别的路都已经封死，惟有入蜀赴川，督办川事，而这对他来说，恰恰是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