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发生之前，川汉铁路公司经历了从官办到官商合办，再到商办的复杂过程，公司负责人也是像走马灯似的变换，其历史沿革恍若雾中花、水中月，有必要略费笔墨，稍加梳理。
1903年清廷调锡良为四川总督，行至正定途次，锡良于7月11日奏请成立川汉铁路公司。1904年1月，遵照商部《铁路简明章程》，奏准照办。派冯熙为督办，沈秉堃、蔡乃煌为会办。2月札发“奏办川汉铁路总公司之关防”大印一颗，设立川汉铁路总公司于成都，川汉铁路乃告开始。
冯煕（1843～1927），江苏金坛人，光绪进士，时任四川臬司，为川督锡良所看重，让他在办铁路中担当重任（臬司冯煕与藩司许涵度不合，许氏屡屡在锡良面前诋毁冯煕为好盗虚誉之人，冯煕逐渐失去信任，为锡良具疏弹劾，冯煕的川汉铁路督办一职也由藩司许涵度所取代）。冯煕的两个助手，一个是道台沈秉堃，湖南长沙人，40岁刚出头；另一个是蔡乃煌，广东番禺人，官职也是道台，年龄比沈秉堃大一岁。派出这么几位得力的官员负责铁路公司事宜，也能看出川汉铁路在锡良心中的分量。不过，在当时官办的体制下，注定了这些官员的最后结果只能是无所作为。
川汉铁路总公司既经成立，于是筹款和勘路分头进行。1904年4月，选派学生黄绪汉、王崇城等13人赴比利时留学，专攻铁路，启程那天，巡察道周善培专门组织队伍上街欢送，敲锣打鼓，营造声势。
然而此时的川汉铁路总公司只是徒有虚名而已。锡良在给友人的书信中称：“前派两督办仍以政务殷剧，未能一意经营。”于是改派另一位道台赵尔丰为督办，赵赴巴塘戍边离省，铁路督办由沈秉堃代理。当时的川汉铁路公司，督办皆由四川总督奏准清廷后委派，财政隶属于藩司，又规定：“凡属股东，如果确有见地，不妨条陈听候选择，惟不得干预本公司用人行政之权，以免筑室道谋，事权旁落诸弊。”由此可见，川汉铁路公司的行政、财政、人事权等，均操于官府之手，“纯以官厅命令行之”，是一个官办的铁路公司。
实际上，锡良也一直在为川汉铁路公司的体制问题大伤脑筋。
眼看着铁路公司成立一两年了，但由于负责人始终是官派，除了按月拿薪酬之外，其自身利益与铁路公司无关，企业运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锡良遇事不敢轻易信人，唯恐当权者起舞弊之心，巧立名目将修路款项卷走。先后派往的几任督办又均不作为，走马灯似的粉墨登场，匆匆而过，甚至连下属名字还没弄清楚，又被调派别处任官。
留日学生提出铁路公司改官办为商办，与锡良心中的想法颇多暗合。川汉铁路公司本该是企业行为，如今已演变为官僚机构，成了一个包袱，锡良何曾不想将这个包袱丢出去？《清史稿》说锡良“性清刚，嫉恶严，遇不职官吏，劾治不少恤；非义之财，一介不取”，这是对他个人品行的评判。在吏治昏庸腐败的时代，即使是一个清明正直的官员，也难以摆脱环境固有的思维模式，锡良身处历史大变局的迷局中，他的困惑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
修铁路的资金，是锡良最为担忧的一件事。早在1903年锡良上任途中，有言官弹劾河南布政使延祉，因举办新政，加赋过重，谕旨令锡良路过河南时顺道调查。锡良调查的结果，河南民众确因苛捐杂税多且乱，怨声载道，锡良据实奏了一本，延祉因此而被劾开缺。有了这个教训，锡良上任后，不敢轻易谈论征粮加赋。其时现代公司股份制正在中国大行其道，锡良照葫芦画瓢，采取“入股”的方式集资，股本虽仍取之于田亩，但入股与纳赋不同，股权仍属于出资者，铁路修成后，可按照股本多少分红。
1905年1月18日，锡良奏报川汉铁路集股章程六章55条，规定了川汉铁路股本的四个来源：认购之股、抽租之股、官本之股、公利之股。其中，“抽租之股”实际上是铁路资金的主要来源。租股从1905年开始征收，“若敢违抗不完，即以经理之绅董团保禀请州县官提案究追，以为吝惜私财，阻挠公益者戒。”虽说办铁路是大好事，但是用这种强硬手段逼迫家家户户“入股”，等于是将七千万四川民众强行绑在了川汉铁路这架战车上。
官办的川汉铁路进展缓慢，集股筹款又弊端百出，四川绅商议论纷纷，到处充塞着不满的声音。时任工部主事的川籍京官王荃善，在呈送商部的一封信件中写道：“路事之取道何处，动工何日，筹款何着，工程师何人，预算决算何在，头绪茫然，不如民款民办，为势较顺。”而四川各地响应商办者甚多。锡良为顺应民意，于1905年4月照会在籍中书高楷为公司总董，委托选任各属分董。
高楷，字绰然，四川泸州高氏望族第九子，曾任直隶涞水知县。此人热心于办教育，对修铁路的事务并不在行，干了没多久就离任了。
1905年7月，锡良期盼“官绅一气，共筹轨政”，于铁路督办之下，设官绅总办各一人，奏派沈秉堃为官总办，乔树枬为绅总办。1906年1月，奏派胡峻接任绅总办，乔树枬为驻京总理。2月，在成都文庙前街设立铁路学堂，延聘教员，考选学生，定为两年毕业，为培养铁路人才之地。铁路学堂旧址为清代四川名将杨遇春的故园，其后人杨正藩捐作铁路公用，由此改建而成。
至此，官办的川汉铁路形式上已改为官绅合办。
然而官绅合办仍是徒具形式，实际大权还是掌控于官府，与官办并无多大区别。是时全国宪政呼声高涨，江苏浙江等省铁路公司已改为商办。1906年，四川留日学生成立“川汉铁路公司改进会”于日本东京，办刊办报，呼吁商办，又有四川地方绅商遥相呼应，发表《设立“川汉铁路商办公司”建议书》，措词激烈，指责铁路公司滥用资本金和任人不当，建议书云：“今日之川汉铁路，就公家言之，仅有利于一帮豺狼之官吏；就私人言之，仅有利于少数牛马之乡绅；反此而最受害者，四川百姓也。盖川汉铁路公司之最大目的，固欲绞尽七千万人之膏血，而填少数豺狼牛马之欲壑而已，岂有他哉！”
1907年2月，成都绅士伍肇龄等52人联名提出了公司修订章程，呼吁在股东会尚未成立之前，依照清廷所颁布的《商律》选定总理、副理，以利公司尽快进入正常运作。
伍肇龄（1826～1915），字崧生，四川邛州人，道光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编修、侍讲及侍讲学士。先后主讲邛州书院、成都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任山长多年，培育了不少人才，有“天下皆翰林后辈，蜀中名士半门生”之誉，凭借其在绅商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年逾八旬的伍老先生有一呼百应的优势。
有伍老先生等人的联名呼吁在前，锡良顺水推舟，于同年3月4日向清廷奏陈“商办川汉铁路公司续订章程”折，将原设官办一员，即予裁换。以乔树枬为总理，胡峻为副理，定名为“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另刻关防，正式进入了铁路商办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