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虽然处在元统治阶层，但他对祖上和宋室还是相当留恋的。据史载，天水乃赵氏家族郡望（详见拙文《天水玉泉观赵孟頫书诗碑》，载1991年第六期《书法艺术》）。在赵氏的书画作品里，常钤有“天水郡图书印”章，就连赵孟頫死后25年其子赵雍的《挟弹游骑图轴》上也钤有“天水图书”印；这说明赵氏家族对祖上的功业还念念不忘，天水西南礼县现存赵孟頫所书的《赵世延家庙碑》亦说明了这一点。只是囿于元政府的统治，不能直言，以钤方寸之印或书法以寄思情。他生前写的诗文里也对宋室的衰亡和世事的沧桑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流露：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岳鄂王墓》新亭举目山河异，故国伤神梦寐俱。——《和姚子敬秋怀》谁向夜深吹玉笛？伤心莫所后庭花。——《绝句》赵孟頫出山仕元后，处在统治阶层内部相互倾轧和相互猜忌的环境中，给他带来了进退失据的人格追悔，在元政府羁靡、笼络汉族文人的强权政治面前，他无力摆脱这种束缚，无法逃避现实矛盾；面对南宋遗民以气节相尚的微词，他又忧谗畏饥，苦闷彷徨，这些极为复杂的因素，铸就了赵氏抑郁苦闷的人生。受困于“长林丰草我所爱，羁靮未脱无由缘”的束缚，他极力寻觅精神上的解脱和自由。这种自由，他只能从艺术中去感受。从立普斯的“称情”说看来，“审美享受是一种客观化的自我享受。审美享受就是在一个与自我不同的感性对象中玩味自我本身，即把自我移入到对象中去”。赵孟頫正是在对自己封建伦理人格死亡歌哭悲吟的追悔中，全身心地转向艺术，非理性地开始了艺术对生命人格的超越，从而构成他伟大的艺术人格。
四
据《元史.本传》载，赵孟頫生前著有《尚书注》《琴原》《乐原》，“得律吕不传之妙”，诗文朴实清邃。“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其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尤精致”，由是足见赵氏学养之渊深。
正如史籍所载称他的才华“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他的书法，继承了晋唐以来的传统，博采众家之长，形体秀美，笔法圆润自如，具有独特的风格，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继二王之后又一丰碑。正如祝嘉评元代书法：“然是代书家……未能出其肘下……子昂之在元，亦犹晋之二王，唐之欧虞……”。后人亦尊他为“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的书法大家。
中国的书法艺术，自晋魏间王羲之、王献之的涌出，具备诸体。及至唐代欧、虞、诸、薛、颜、柳诸楷书大家的迭出，把楷书以各种独特的面貌纷纭于世，大大丰富了书法艺术的美学意蕴。然而，自五代以后，由于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衰退，战事频仍，阻碍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就是宋代苏、黄、米、蔡四大家也只以崇理的行书独步天下，中国书法的楷书艺术走向了低谷，濒于消亡的危地。没有民族文化的危机感，就没有对艺术伟大的继承和创造。生活在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的赵孟頫，目睹着中国传统书法艺术事业的日趋衰落，他把对自己进退失据的追悔，转化在拯救传统书法艺术的轨迹上来，达到了传统人格的自我完善。
赵孟頫对二王的书法推崇备至。他在《阁帖跋》中云：“渡江后，右将军王羲之，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传子献之，超轶特甚，故历代善书者，必以王氏父子为举首，虽有善者，蔑以加矣！”故他在元代书坛倡导远追晋人，师法二王。他的取向主张和自己的艺术作品对同时及后代的书法家俞和、康里子山、揭傒斯、鲜于枢、文征明、宋克、祝枝山等产生很大影响，赵氏被公认为二王之正传。明监察御史刘仑在天水玉泉观赵孟頫书诗碑跋中写道：“赵松雪书法，早岁得之王右军，后又感于管夫人之言，乃自成一家而风格不群。脍灸人人者，亦不在右军下，然其传，盛于江之南北”，此言极是。
元虞集在《道园学古录》中，较详细地论述了宋元时期书法的发展和演变，并肯定了赵孟頫提倡书法学晋的积极意义：
大抵宋人书，自蔡君谟以上，犹有前代意，其后坡、谷出，遂风靡而从之，而魏晋之法尽矣！米元章、薛绍彭、黄长睿诸公，方知古法。而长睿所书不逮所言；绍彭最佳而世遂不传；米氏父子，书最盛行，举世学其奇怪，不惟江南为然。全朝有其用法者，亦以善书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千湖之险。至于即之，恶谬极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学颜书，虽刻鹄不成，尚可类鹜。而宋未知张（即之）之谬者，乃多尚欧阳率更，书纤弱，仅如编席，亦气运使然耶。自吴兴赵子昂出，学书者始知晋名书然。
虞集的评述很中肯。作为在中国书法史上占相当地位的晋代书法，由于时代推进和人文演化，宋元书界竟不能很好地取法它，以至不知晋书之名，可见赵孟頫对倡导学晋是独具慧眼的。另则，赵氏追求和提倡魏晋风度的崇尚畅意、自在平和的精神气质，与元朝强权政治和尖锐的民族对立的政治氛围是相悖的，对现实有一定的批评意义。这样，赵书的独特风格，超越了我们所领会的书法技能及面貌的范畴，他的书法艺术有比风格更重要的精神所在。
赵孟頫留下来的书法作品，数量极大，各体兼备，其楷书影响最大，世称“赵体”。
他的小楷功底扎实，自云：“余临王献之《洛神赋》凡数百本，间有得意处……亦自宝之……”鲜于枢在他的小楷《过秦论》跋中说：“子昂篆、隶、正、行、颠草，俱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文征明称赵书《汲黯传》为“楷法精绝”，清笪重光跋曰：“松雪此册，字形大小，无不峭拔，云唐人遗我，其源乃出山阴耳。”他用小楷写的经卷《黄庭经》《道德经》《法华经》《阴符经》《心经》《金刚经》等作品筋骨血肉相融互济，结体雅美，气完神足，皆为后世之楷模。随着宗教界的国际性交流，他缮写的经卷，被传入朝鲜、印度、日本等国家。
赵孟頫的书法虽师法晋唐，但他对宋四家苏、黄、米、蔡也曾认真揣摩临习，并对宋代著名书家逐一进行评论，可见他对艺术的取舍是不受一门一派之限制的，“根柢钟王，而出入晋唐，不为近代习尚所窘束”（卢熊语），吸收各家之长，参以李邕笔意，楷中带行，流动飞舞。没有人比元代柳贯对赵氏的博取了解得更清楚：“犹记寒夕宿斋中，文敏读余，试濡墨复临颜、柳、徐、李诸帖，即成，命取真迹一一复校，不惟转折向背，不无绝似，而精采发越，有或过之。予问以何以能然，文敏曰：‘亦熟之而已’。”（见柳贯《柳待制文集》）故赵书被称为“颜筋柳骨，铁画银钩”是有源之所在的，并非虚妄之语。赵书对中国唐代楷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被列入中国楷书四大家之列是当之无愧的，他的大楷书《头陀寺碑》《仇锷墓碑铭》《寿春堂记》《重修三门记》《道教碑》等作品，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大的。
赵氏行草不多见，从传世的《十札卷》《旧去来兮辞》《千字文》《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等作品来分析，他的行草书亦很有艺术价值。《十札卷》为赵氏随兴之作，流露出作者出尘之情趣和功力素养，笔势映带匀美，无丝毫羁束之态，宛转萦回，骨肉匀停，可谓“精审流丽，度越魏晋”，是难得的佳作。《绝交书》则运笔舒缓、逶逶道来。现藏天水玉泉观的赵氏书诗碑，和赵氏行书《七绝一首帖》源出一脉，一洗赵书字体秀美、意居形外的妍丽风采，以大气磅礴而受世人称誉。但如此风格者，赵书存世极少。
当然，赵孟頫的篆隶作品想是偶尔为之。他的学生唐棣曾说：“文敏公真草隶篆，平日未尝多写，观此必为焦侯好事而书。”但赵氏是我国最早开始注意印章艺术的。唐宋时代，私印甚少，只有个别的书画家如米芾，有“楚国米芾”“祝融之后”等印章。赵氏根据吾丘衍的《学古编》把古印进行了谱录，编为《印史》一书。他自己用的一些书画印章，线条圆润流畅，清雅可爱，为后世篆刻家所摹仿，并把这种风格之印称之为“圆朱文”。赵氏的圆朱文印篆文工稳秀润，一洗唐宋以来九叠文的旧习，为印章艺术开创了崭新的局面。
赵氏以深广的学养，在传统绘画上亦取得了杰出的成绩，在他的影响下，绘画涌现了黄公望、唐棣、柯九思、王渊、倪瓒、王蒙等后世一大批画家，成为元明清书画界及诗文上独树一帜的艺术大师，这些成绩，岂是一般经生胥吏所能梦见？
艺术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完美的命运。不能否认，赵孟頫的各类艺术作品都有不同程度的缺限，前人多有深中肯綮之评，这里不复赘言。
除艺术而外，赵孟頫作为封建文人，奖励提拔人才的雅量是十分难得的。清代梁巘在《评书帖》所记：子昂见僧雪庵书酒帘，以为胜己，荐之于朝，名重一时，僧书未必果胜，而子昂奖拔之谊不可及！
元代陶宗仪在《辍耕录》中亦有类似记载：延佑间，兴圣宫成，中宫李丞相邦宁传奉太后懿旨，使赵集贤孟頫书额。
对曰：“凡禁匾皆李雪庵所书，公宜奏闻”。既而，命李、赵偕至雪庵处，雪庵曰：“子昂何不书，而以属吾耶”？李因具言之，雪庵遂不固辞，前辈推让之风，岂后人所可企哉！
由是足见赵氏的非凡气度和虚怀若谷之涵养。在元政府任职期间，他居然以“劣等”的南人身份，敢不畏权势和色目的重臣桑哥较量，这应该说是不失书生本色的，比起历史上那些高居庙堂，失势后委曲求全的置庶民于不顾的利己主义者，在人格上要轮廓得多。他在《题〈耕织图〉》诗里写道： 一日不力作，一日食不足。惨淡岁云暮，风雪入破屋。老农气力衰，伛偻腰背曲。索绹民事急，昼夜互相续……农事极劳苦，岁岂恒稔熟。能知稼穑艰，天下自蒙福。
这首诗是赵孟頫奉懿旨为宋刘松年的《耕织图》所题，他没有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逢迎巧谀，而是大胆地揭露了生活在元政府统治下广大人民的艰苦困顿，这无疑是赵氏感于庶民稼穑之艰而为统治阶层提出的控告。
1322年夏，这位书画艺术大师背着沉重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思想包袱，留下超越生命人格的大量艺术作品，以69岁的不高年纪离开了人间，为他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画了一个让世人难懂的感叹号。元朝政府追封他为魏国公，谥“文敏”。谥文称：“呜呼，非世皇有公平广大之度，则无以网罗胜国之贤，非公有博雅渊深之学，则不能藻饰太平之美。”这两句话，很能说明他出山仕元的原因。也许，因他生命人格的转化而重塑的伟大艺术人格，正悲壮而又美丽地渲泄着在他生命躯体死亡以后对人类封建伦理大限之超越和艺术上登峰造极而复活的生命的基本意志。这一意志可以概括为：死亡的生命即刻腐朽，不能死亡的生命可以超越一切，尤其在美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