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批评不是对有关书法作品与作者创造性的离析与鉴赏，而是利用特定的批评理念较为接近第一层面，即创作者意图所分离出有关作者书法艺术之独立品格，这种评论实谓第二层创造。作为借助第一文本的这种批评价值的终极体现，在很大程度上与接受美学有着极为相似的任务：批评者的审美目光就是一种自己遵循的学术价值规范。
书法创作毕竟不同于文学叙述，它过多地蓄含了作者创造时的随机意识，加之，大多数书法创作者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家，他们很少有对自己书法创作思想形成的表述，因而，作为其后评论者所承接的分析书家思想及风格变迁就变得相当困难；甚至，在当代一些书法评论者眼中曾经误读、错判的现象屡屡上演，非但有指鹿为马的荒唐，也存在“王顾左右而他”的讳例。在当代书法批评界，由经验科学及约定俗成的历史化脚本所引导的窄狭的价值判断，往往把学术批评接受层面上的第三者已然隔离在与书法本体和创作者思想无涉的另类秩序中。可能，姜寿田先生最近撰写的《现代书法家批评》所采用的方法，就是让我们接近书家艺术思想和创作本身的一种依据。
作为对书家个人的研究，也无一例外地要体现评论者整全的书法史观。姜寿田先生在对近现代以来的60位书法家的研究评价中，从另一向度集中地体现了他的书法史观，即书法与文化、碑帖兼容、实用与审美、书法的现代性策略等等。通览姜著，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始终如一地贯注了一种书法史学意识，以至他的批评路向从书法学术意义上体现出一种颇具张力的弹性和对艺术发生价值认知的宽容。
我们知道，过去的书法批评一直是书法研究的附庸，每当涉及到书家个案批评时，就是吹毛求疵地从书家作品很具体的点画上挑刺，书法作品的点画审美价值判断，既没有核定的标准，也没有同一的依据，其精审弹性极大，有些批评人专取书家某一劣质作品去解构他的整个书法体系，这类事例已屡见不鲜——书法作品的批评毕竟是和理论研究中所出现的硬伤不同的。而姜寿田先生的批评则是在宏大的书学背景中，来探讨作者风格的形成内因，并因此而触及到生成书法的即直接又处于边缘的因素——传统文化，抑或国学根基。他的批评观很有些西方文学批评家弗莱“神话批评”的意味。毋庸说，姜寿田的批评不但为自己建立了一种书法评判标准秩序，而且也为我们直陈了一种批评结构方法的启示。
姜著书家批评，纯然吸收了当代一些评论家对书家个人的客观研究成果，因而，使他的批评更显丰厚；如对白蕉、郭沫若、启功等人的定位是客观而科学的，也是很中肯的。在笔者看来，他的书法批评观，努力摆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当代书法批评习气，其批评语境是在书法的审美——文化框架内建立并展开的，以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设置批评角度，使批评方法与批评技巧互为映证与补充，在书法史大视野的背景中寻求书法家在书法创作中的得与失、成与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