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心想看到自己的文章在报上登出来，乔治·杜洛瓦兴奋得一夜没有睡好。天一亮他就爬起来，在街上转来转去，远比报贩子们跑着把报纸送给一个又一个报亭的时间要早。
他知道《法兰西生活报》总是先送到圣拉扎尔火车站，然后才送到他住的地区，于是他先赶到圣拉扎尔火车站去，但时间依然太早，他只好在人行道上闲荡。
他看见报亭里的卖报女人来了，她打开了报亭的玻璃门；接着他又瞥见一个头上顶着一大摞折好的报纸的男人。他急忙跑过去看，这些报纸里有《费加罗报》、《吉尔·布拉斯报》、《高卢人报》、《要闻》，另外还有两三种别的晨报，但就是没有《法兰西生活报》。
他突然害怕起来，心想：“《非洲从军回忆录》会不会压到明天刊登？再不然会不会是碰巧这份东西不合瓦尔特老头的胃口，在最后一分钟被抽掉了？”
他绕了一圈又向报亭走去时，发现《法兰西生活报》已经摆在那里，也没有看到有人送来过。他急忙跑过去，扔下三个苏，拿起一份打开就看，他扫了一眼第一版的所有标题，没有！他的心怦怦跳起来，随即打开第二版，在一个直栏下方，乔治·杜洛瓦五个黑体字赫然在目。他激动万分；登出来了！真高兴呀！
他不假思索地拔腿就走，手里拿着报纸，帽子歪戴在头上，恨不得拦住路上的行人对他们说：“请买这张报纸吧！请买这张报纸吧！上面有我的一篇文章。”他真想像晚间大街上那些卖报人那样，能竭尽全力地高喊着：“请看《法兰西生活报》，请看乔治·杜洛瓦的文章：《非洲从军回忆录》！”这时，他突然产生一种欲望，想亲自读一读这篇文章，在一个公共场所，在一个咖啡馆里，在一个非常显眼的地方，读这篇文章。于是他就开始寻找一个已经有人来到的公共场所。他走了很长时间，最后在一家已有好几个顾客的小酒馆里坐下来，随口叫了一声：“一杯朗姆酒，”也不想想现在还是大清早，一般是要苦艾酒的。随后他又喊道：“伙计，把《法兰西生活报》拿给我！”
一个系着白围裙的男人跑过来说道：
“我们没有这种报，先生，我们只订了《呼声报》、《世纪报》、《明灯报》和《小巴黎人报》。”
杜洛瓦怒气冲冲地用激愤的语气说：“这种小店真要命！那么，去给我买一份来！”伙计赶紧跑去把报纸买来。于是杜洛瓦开始读起自己的文章来。为了吸引其他顾客的注意，挑起他们也想知道这份报纸里到底登了些什么的欲望，他好几次大声赞叹道：“妙极了！妙极了！”后来他故意把报纸随手扔在桌上走了。老板发现了，连声喊他：
“先生，先生，您的报纸忘记带走了！”
杜洛瓦回答道：
“留给你们吧，我已看过了，今天这里面还有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呢。”
他没有指明是哪一篇文章，但他看到当他走出去的时候，一个邻座顾客拿起了他留在桌上的那份《法兰西生活报》。
他想：“现在我做什么好呢？”后来他决定到他原来的单位去领他当月的薪水，并提出辞职。他一想到科长和同事们见到他将会有什么样的脸色就已经乐不可支起来，尤其是想到科长惊得不知所措的样子更使他心花怒放。
他慢慢地走着，不打算在九点半钟以前到达办公室，因为财务科要到十点钟才开门。
他的办公室是一个光线阴暗的大房间，冬天里几乎整日都要点煤气灯。房间朝着一个狭小的天井，对面是其他几个科室。他这间办公室里一共有八个职员，另外还有一个座位藏在屏风后面角落里的副科长。
杜洛瓦先去领了本月的工资，一共是一百十八法郎二十五生丁，钱早已装在一个黄色封套里，放在负责发放薪水的那个职员的抽屉中，接着他便洋洋得意地走进这间他已在里面度过好些日子的大办公室。
他一走进去，副科长波泰尔便叫住他：
“啊！你来了，杜洛瓦先生！科长已找过您好几次了。您知道，要是没有医生的证明，他是不允许一个人连请两天病假的。”
杜洛瓦已准备好要引起轰动效果，他在大厅中央站定，声音洪亮地回答说：
“算了吧，我才不在乎呢！”
职员中间一阵骚动，大家都惊呆了。波泰尔先生惊慌失措地从屏风上方探出头来。
由于他害着风湿病，平时怕风吹，他就躲在屏风后面，好像把自己关在盒子里一样，只是在屏风上戳两个洞来监视他的下属。
办公室里静得可以听到苍蝇飞的声音。最后副科长才犹犹豫豫地问他：
“您刚才说？”
“我说我才不在乎呢。我今天只是为了辞职才来的。我已经当上了《法兰西生活报》的编辑，月薪五百法郎，另外还有写文章的稿费，今天早上我已开始上班了。”
这些话他本来打算慢慢讲出来，好让他的快乐时间延长一些，但又忍耐不住，还是一口气全都倒了出来。
不过效果是完全达到了。所有人都愣着一动不动。
于是杜洛瓦又宣布：
“我这就去通知佩尔蒂伊先生，然后再来向你们大家告别。”
说完，他走出办公室去找科长，后者一看见他就嚷了起来：
“好啊！你来了。你知道我可不允许……”
他的这位职员打断他的话说：
“这样大喊大叫大可不必……”
佩尔蒂伊先生是个脸红得像鸡冠似的大胖子，这时候他惊得呆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杜洛瓦接着又说：
“您的这个小铺子我已经受够了。我今天早上已开始到新闻界工作，人家给我安排了一个很好的职位。我非常荣幸地向您致以敬意。”
说完他就走出来，他已经报仇雪恨了。
他回来和他从前的同事们握手告别，但他们怕受到牵连，几乎连话都不敢跟他讲，因为刚才办公室的门开着，大家都听到了他和科长的对话。
他口袋里揣着工资回到大街上，在一家熟识的价廉物美的饭馆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和早晨一样，又买了一份《法兰西生活报》，丢在饭桌上。然后他又走进好几家商店，买了些零碎东西，叫人送到他家里，目的只是要让人知道他就是乔治·杜洛瓦；在道出自己名字的同时，还附加了一句：“我是《法兰西生活报》的编辑。”
他讲清了他住的街道和门牌号码后，还特意关照一句：“把东西放在看门人那里就行了。”
因为还有时间，他走进一家石印店。这种店能够当着过往行人的面印制名片，可以当场取货。他于是马上叫人家给他印了一百来张，在他的名字下面印上新的头衔。
随后他就来到报馆。
福雷斯蒂埃摆出一副上司接待下属的架子对他说：
“噢！你来了，很好。我正有好几件事情要你办，你等我十分钟，我先把手头的事情做完。”
说完他继续写信。
在大办公桌的另一头，一个又矮又胖的人正在埋头写着什么。这个人面色苍白，有点浮肿，头发已经秃光了，头顶雪亮。由于高度近视，他写字时鼻子尖几乎碰到了纸。
福雷斯蒂埃问他：
“喂，圣波坦，你几点钟去采访我们那几个人？”
“四点钟。”
“等会儿你把这个新来的杜洛瓦带去，顺便把干这行的诀窍告诉他。”
“行，没问题。”
福雷斯蒂埃接着又转身对他的朋友说：
“你把关于阿尔及利亚的续篇带来了吗？今天早上开头的那篇效果很好。”
杜洛瓦愣住了，结结巴巴地说：
“没有……我本来以为下午还有时间……我的事情又多得很……所以我就没有能……”
那一个满脸不高兴地耸耸肩，说道：
“你要是再像这样不准时守约，你当心，你要把你的前程断送的。瓦尔特老头正等着你的稿子。我这就去跟他讲这篇稿子明天再发。你要是以为可以不做事光拿钱，那你就错了。”
停了一下，他又说了一句：
“真见鬼！做事得趁热打铁才行啊。”
圣波坦站起身来说：
“我好了。”
这时福雷斯蒂埃身子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摆出一副发号施令的庄严架势，掉头对杜洛瓦说：
“是这么回事：两天前巴黎来了一位中国将军，名叫李登福，住在大陆旅馆；还有一位印度王公，名叫塔普萨伊布·拉马台拉奥·帕利，住在布里斯托尔饭店。这两个人你们去采访一下。”
说完又转过头来对圣波坦说：
“不要忘记我给你指出的那几个要点。去询问一下这位将军和那位王公，他们对英国在远东的阴谋有什么看法，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和殖民制度想法如何，对欧洲，特别是对法国参与他们国家的事务是否抱有什么希望。”
他停下来，接着又像讲知心话一样补充说道：
“眼前公众舆论最关心的就是这些问题，因此最能引起我们读者兴趣的事莫过于同时知道中国和印度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了。”
接着又嘱咐杜洛瓦说：
“留心观察圣波坦是怎样干的，他是个能干的外勤记者，你要努力学会在五分钟内就能让一个人把肚里的话全抖搂出来的本领。”
随后他又开始一本正经地写起他的东西来，显然是故意要和他这位从前的伙伴、又是现在的同事保持一定的距离，让杜洛瓦明白自己的身分和地位。
一走出大门，圣波坦便哈哈大笑起来，他对杜洛瓦说：
“真是个大言不惭的家伙！竟然在我们面前吹起来了，简直把我们当成他的读者了。”
他们来到大街后，圣波坦问杜洛瓦：
“您要不要喝点什么？”
“好啊，完全同意。天气太热了。”
他们走进一家咖啡馆，要了些冷饮。圣波坦开始谈了起来，他谈到所有的人，谈到报纸本身，谈得头头是道，巨细无遗。
“老板吗？一个地道的犹太人！您知道，犹太人的天性是永远改不了的。多么古怪的民族！”接着他列举了许多惊人的、以色列人子孙特有的吝啬事例；比如几个生丁都舍不得花啦，像厨娘一样斤斤计较啦，死皮赖脸地讨价还价啦，以及一整套放高利贷和抵押贷款盘剥人的办法等等。
“尽管如此，他除了什么都不相信，又什么人都会欺骗以外，总还是个很有趣的家伙。他的报纸是半官方性质的，里面各种思想都有，天主教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共和派的、奥尔良主义的，像个奶油甜饼，像个杂货铺。他创办这份报纸的目的只是为了支持他的投机事业和他的各种企业。他在这方面本领特别大，靠他那些没有本钱的公司竟赚了好几百万……”
他滔滔不绝地谈下去，称呼杜洛瓦为“我亲爱的朋友”。
“这个吝啬鬼有些话简直和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讲的话一模一样。您想想吧，有一天我和那个老废物诺尔贝尔，还有那个堂吉诃德[22]式的里瓦尔一起在他的办公室里，这时我们的总务主任蒙特兰进来了，胳膊下面夹着他那只全巴黎都认得的山羊皮公文包。瓦尔特仰起鼻子问他：‘有什么新闻吗？’
“蒙特兰天真地回答道：‘我刚刚把我们欠纸商的一万六千法郎还掉了。’
“老板一听就蹦了起来，把我们也吓了一跳。
“‘您说什么？’
“‘我说我刚才把普里瓦先生的钱还掉了。’
“‘您疯了！’
“‘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他除下眼镜，擦了擦，接着便笑起来。这是一种古怪的笑，每当他要说什么俏皮的或是激烈的话语时，这种笑容便在他肥厚的腮帮子四周展现开来。接着他用一种讥讽并且自信的口吻说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在这笔钱上打它个四五千法郎的折扣。’
“蒙特兰吃惊地回答说：‘但是，经理先生，所有的账目都是符合手续的，经过我的检查和您的同意……’
“这时经理又变得严肃起来，大声说道：‘谁也不会像您这般天真。您要知道，蒙特兰先生，债愈多，愈好讨价还价。’”
说完这些，圣波坦像个行家一样摇头晃脑地又加了一句：
“怎么样？这个家伙不是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吗？”
杜洛瓦并没有看过巴尔扎克的书。但他还是很有信心地回答：
“嘿！可不是。”
接着这个记者又谈到了瓦尔特夫人，说她是个大蠢货；谈到诺尔贝尔·德·瓦雷纳，说他是个老废物；谈到里瓦尔，说他是个费尔瓦克[23]式的人物。随后谈到福雷斯蒂埃：
“说到这一位，一句话就够了，他运气好，娶了现在的这个老婆。”
杜洛瓦问道：
“他老婆究竟怎么样？”
圣波坦搓搓手，回答说：
“嘿！一个狡猾的女人，又机灵又诡诈。她本来是个名叫沃德雷克的老风流的外室，这个沃德雷克是个伯爵，他后来出嫁资把她嫁给了……”
杜洛瓦突然觉得好像被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全身一阵抽搐，他真想骂这个多嘴的家伙，打他耳光。但他只是把话岔开，打断他的话，问道：
“圣波坦[24]是您的真名吗？”
那一个爽直地回答说：
“不是，我的名字叫托马斯。圣波坦是报馆里的人给我起的绰号。”
杜洛瓦付了冷饮的账，说道：
“我看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有两位大人物要拜访呢。”
圣波坦笑着说：
“您真是够天真的，您以为我真会去访问这个中国人和那个印度人，要他们谈谈对英国的看法吗？难道我不比他们更清楚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看法才能迎合《法兰西生活报》读者的口味吗？这样的中国人、波斯人、印度人、智利人、日本人，还有其他国家的人，我已经访问过不下五百个了。在我看来，他们的回答都是那么一回事。我只需把最近采访那个外国人的文章逐字抄下来就行了。要改动的只不过是他们的相貌、名字、头衔、年纪和随从罢了。不过这方面可不能出错啊，不然《费加罗报》和《高卢人报》就会毫不客气地对我猛烈攻击的。话又得说回来，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布里斯托尔饭店和大陆旅馆的看门人五分钟之内就可以全都告诉我。我们一边抽雪茄一边走着去；这样可以向报馆报销一百个苏的车马费。好啦，亲爱的，一个讲究实际的人就是这么做的。”
杜洛瓦问道：
“这么说来，当一个外勤记者收入一定相当不错了？”
这个外勤记者带着一副神秘的样子回答道：
“是的，但怎样都比不上搞社会新闻的，因为那里面有变相广告。”
他们站起来沿着大街向玛德莱娜教堂走去。这时圣波坦突然对他的同伴说：
“您知道，要是您有什么事要做您就请便，我并不需要您陪着我。”
杜洛瓦握了握他的手就走了。
一想到晚上要写的那篇文章，他就心烦意乱，于是他就开始构思起来。他一边走着，一边收集种种看法、感想、见解和趣闻轶事。他一直走到香榭丽舍大街的尽头，那里只有少许散步的人，由于这些天来热得很，巴黎人都走空了。
他在星形广场的凯旋门附近的一家小酒馆里吃了晚饭，然后顺着环城大道慢步走回自己的住处，在桌前坐下来开始工作。
但他的眼光刚一落到面前的这一大张白纸上，方才收集起来的全部材料却一下子都不翼而飞，好像他的脑子已经蒸发掉了。他竭力想重新抓住记忆中的点点滴滴，把它们稳住，但它们却随抓随跑，再不然就乱七八糟地一起涌出来，使他既不知怎样表达，怎样修饰，也不知从何着手。
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五张纸上只涂满了一些有头无尾的句子。他想：“我对干这一行还不够熟练，必须重新再上一课。”一想到这里，脑子里立即呈现出和福雷斯蒂埃夫人一起工作的景象。又有希望可以和她单独在一起呆上一个上午了，这种相处是那么亲密、真挚、温馨，一想到这里他便高兴得发抖。他赶紧躺下睡觉，像是怕现在如果再开始工作，万一写成功，倒反而不好办了似的。
第二天他起得比平时稍晚些，他想把这次拜访的时间稍许推迟一点，并预先慢慢品尝一下这次拜访的乐趣。
他十点过后到达他朋友的家门口，拉响了门铃。
仆人回答说：
“先生正在工作呢。”
杜洛瓦怎么也没有料到她的丈夫会在家。不过他还是坚持说：“请告诉他是我来了，有紧急的事要找他。”
等了五分钟，他才被带到那间工作室，前天那个美妙的上午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那个他坐过的座位上此刻正坐着福雷斯蒂埃，他穿着睡衣，脚上趿着拖鞋，头上戴着一顶英国式的窄边软帽，正在写着什么。他的妻子仍旧披着那件白色晨衣，臂肘支在壁炉上，嘴里叼着一支香烟，正在口授。
杜洛瓦在门口站住了，轻轻地说道：
“十分抱歉，我打扰你们了。”
他的朋友掉过头来，一脸怒气，向他吼道：
“你还要什么？快点说，我们正忙着呢。”
这一个愣住了，结结巴巴地说：
“不，没有什么，对不起。”
福雷斯蒂埃怒气冲冲地说：
“什么话！真见鬼！不要浪费时间了，你硬要进来总不至于是为了向我们说句早安开开心吧？”
杜洛瓦这时十分慌乱，后来终于下决心说了出来：
“不……是这么回事……就是……那篇文章我还没有写出来……上一次……你是……你们是那样好……所以我希望……我斗胆前来……”
福雷斯蒂埃打断他的话：
“你简直是在开玩笑！你想让我来替你干事，你只消月底到财务科领领工资就行了？你想得倒美！不行，这办不到！”
年轻的妻子继续抽着香烟，她一声不吭，脸上带着一种隐隐约约的笑容，这种笑容似乎是个可爱的面具，掩盖着她内心的嘲弄。
杜洛瓦满脸通红，讷讷地说：“请原谅……我本来以为……我本来想……”后来他的声音突然响亮起来：
“我请求你们千万原谅；夫人，我还要向您再一次表示我的最热烈的谢意，感谢您前天为我写了那篇动人的文章。”
随后他躬身致敬，并对夏尔说：
“我下午三点钟到报馆去。”说完就走了。
他大步往家中走去，嘴里咕哝着：
“好吧，我就自己一个人来写这篇东西，让他们看看……”
一回到家，他就满怀怒火地动手写起来。
他接着福雷斯蒂埃夫人开了头的那件风流韵事往下写，用中学生笨拙的笔法和下级军官的蹩脚文体，堆砌了许多从连载小说里搬来的材料，更加上一些曲折的情节和夸张的描写。用了一个钟点便写成了一篇乱七八糟、荒诞不经的大杂烩。他很有信心地拿着它到《法兰西生活报》社去了。
他第一个遇到的便是圣波坦，这个人以一种同谋犯的亲热姿态用力地和他握手，并问他道：
“您看到我跟中国人和印度人的那篇谈话没有？很有趣吧？这篇报道使巴黎所有的人都很开心。其实我连他们的人影都没见过。”
杜洛瓦还没有看过今天的报纸，赶紧拿起来扫了一眼，看到一篇标题为“印度和中国”的长文章；圣波坦就把文章中最有趣的段落着重指出来让他看。
这时福雷斯蒂埃突然气喘吁吁地走进来，显得很慌忙的样子。
“啊！好极了！我正找你们两位呢。”
他向他们交代了必须在当天晚上搞到的一系列政治新闻。
杜洛瓦把写好的稿子交给他。
“这是关于阿尔及利亚的续篇。”
“好极了，给我吧，我去交给老板。”
谈话到此结束。
圣波坦拉着他的新同事走出来。经过走廊的时候，他问杜洛瓦：
“您去过财务科没有？”
“没有，干吗？”
“去干吗？去领钱啊！您知道，不论什么时候，总得预支一个月薪水才行，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啊。”
“那……我可是求之不得。”
“我去给您向出纳员介绍一下，绝不会有什么问题，这里给钱很爽快。”
杜洛瓦于是去领了他的两百法郎薪水，外加昨天那篇文章的稿费二十八法郎，连同铁路局工资的剩余，他口袋里总共有了三百四十法郎。
他身边还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多钱，因此他觉得可以阔相当长一段时间了。
后来圣波坦又把他带到四五家竞争对手的报馆里去聊天，希望要他们采访的新闻别人已经搞到了，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和人家没完没了的唠叨，用手段把消息从他们嘴里套出来。
天晚了，杜洛瓦无事可做，又想到疯狂的牧羊女游乐场去逛一趟。走到检票口，他大着胆子自我介绍说：
“我叫乔治·杜洛瓦，是《法兰西生活报》的编辑。前两天我曾和福雷斯蒂埃先生一起来过，他答应替我要几张门票，不知道他还想着这件事吗。”
检票员在一本登记簿上查了一下，上面没有他的名字。不过这个检票员是个非常好说话的人，对他说：
“请进吧，先生，您可以把您的要求亲自向经理先生提出来，他肯定会同意的。”
他进去了，几乎立刻就遇到了拉谢尔，就是他第一晚带走的那个女人。
她来到他面前说：
“喂，我的小猫咪。你好吗？”
“很好，您呢？”
“我嘛，还好。你不知道，从那天以后，我已经梦到过你两次了。”
杜洛瓦笑了，心中乐得痒痒的，接过话茬说：
“哈哈！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你叫我喜欢，大傻瓜，当你愿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一次。”
“要是你愿意，就是今天怎么样？”
“好的，我非常愿意。”
“好极了，不过你听着……”他犹豫起来，对下面要说的话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就是，这一次我没有钱了，我刚从俱乐部出来，钱全在那里花光了。”
她盯着他的眼睛看，凭她妓女的本能和经验，她知道他是在撒谎，因为她对男人们的狡猾和讨价还价已经见识得多了。她说：
“你这是跟我开玩笑！你知道，和我来这一套就不够朋友了。”
他尴尬地笑了一下说：
“十个法郎怎么样？我只剩这么多了。”
她以那种妓女为了让自己的任性得到满足而不在乎钱的态度说：
“随你的便，亲爱的人儿，我只要你。”
她抬起她那春心荡漾的眼睛，看着这个年轻人的小胡子，接着挽起他的胳膊，情意绵绵地靠到他身上说：
“我们先去喝一杯石榴汁，喝完再去兜个圈子。我想和你一起到歌剧院去，让大家看看你，然后我们早点回去，你看好不好？”
……
他在这个妓女家里睡得很晚，第二天天亮才离开。他一出来就想去买一份《法兰西生活报》。他的手抖抖索索地打开报纸，发现那篇文章并没有登出来。他站在人行道上，焦急地用眼睛看遍一行行印出来的栏目，希望最后能从里面发现他要搜寻的东西。
他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一宵狂欢之后，他的身体本来已经疲惫不堪，加上这一挫折，简直使他像遭到一场灾难似的难以忍受。
他爬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衣服也没有脱，往床上一躺，倒头便睡着了。
几个小时以后，他走进编辑部办公室，来到瓦尔特先生面前说：
“今天早上我感到很奇怪，先生，我没有在报上找到我写的第二篇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文章。”
经理抬起头，生硬地回答道：
“我已经把它交给您的朋友福雷斯蒂埃了，我请他看一下，他觉得不够好。您得替我重写。”
杜洛瓦很生气，什么话也没有回答就走出来，急匆匆地闯进他朋友的办公室，说道：
“为什么今天早晨你不把我的文章登出来？”
这位记者正吸着香烟，脊背仰靠在安乐椅的椅背上，双脚搁在桌面上，脚后跟把一篇刚开了头的稿子都弄脏了。他不紧不慢地用一种厌烦的腔调回答他的伙伴，声音仿佛来自远方某一个深邃的洞穴：
“老板觉得文章写得不好，要我交还给你重新写过。喏，就在那里。”
他用手指着摊在一个镇纸下面的几张纸头。杜洛瓦很狼狈，找不出一句话来说，就在他把他那篇文章放进口袋时，福雷斯蒂埃又说道：
“今天你先到警察局去一趟……”
接着他交代了一连串跑腿的活儿和要采访的新闻。杜洛瓦始终未能找出一句尖刻的话来回敬他，只好自己走了。
第二天他又把重新写过的文章带来，但又被退回来。第三次修改之后，仍然未被采用，他终于明白他太急于求成了，在他前进的道路上还只有依靠福雷斯蒂埃的帮助才行。
他于是再也不提《非洲从军回忆录》了，既然客观需要，他就决心做个机灵和狡猾的人，在时机尚未到来之前，专心干好外勤记者这一行当。
他了解了剧院的后台和政治的内幕，熟悉了众议院的走廊和政界大人物府邸的前厅，看惯了办公室里那些随员们自以为了不起的嘴脸和打着瞌睡的门房的气鼓鼓的脸色。
他交游甚广，部长、看门人、将军、警察、王公、妓女、靠妓女生活的人、大使、主教、拉皮条的、外国冒险家、上流人士、赌场里的骗子手、出租马车车夫、咖啡馆的侍者，以及其他三教九流的人，都变成了他的朋友，他和他们经常保持着联系，既有利害关系又是泛泛之交。由于他每时每刻都看到他们，不改变想法地对待他们，跟他们谈的全都是和他记者这一行有关的老一套，所以他对他们不分贵贱，一视同仁，用同样的尺度去衡量他们，用同样的眼光去审视他们，他把自己比作一个品酒的人，一口接着一口品尝着各种酒类的样品，以致很快连马尔戈堡葡萄酒和阿尔让特伊葡萄酒的味儿也分辨不清了[25]。
没有过多少时间，他就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了。他的消息可靠，手段狡黠，行动迅速，眼光敏锐，根据深谙编辑之道的瓦尔特老头的说法，他已经是报社的一个真正的骨干了。
可是由于他只有每行十个生丁的稿费，外加二百法郎的固定工资，却经常逛大街，进饭店，跑咖啡馆，开销很大，因此总是感到身边没有钱，为自己的穷困而懊丧。
他看到某些同事口袋里总是叮叮当当地装满了金币，却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秘密方法弄到这些外快的。他想这里面一定有一种必须学会的诀窍；他怀着嫉妒的心情，猜测他们中间必然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可疑手段，互相勾结包庇，甚至还有一整套被默许的非法行为。那么，他必须识破这种奥秘，进入这个心照不宣的小团体中去，使这些背着他分赃的伙伴们敬服他。
晚上他常常看着窗外经过的火车，凝思着他可能采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