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若丁
我不了解父亲，至今我还不了解父亲。
世人也不了解父亲。我想父亲在离世时，他的内心有一种难言的巨大的哀痛。
父亲用他的一生，写了一部充满矛盾的历史。
父亲给我留下的是一个谜，一个矛盾。
我说不出父亲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我朦胧记得由于我小时候体弱与好哭，他是很厌恶我的，一次他从前线回到郭村老家，他听到我在厢房不住啼哭，就走到上房前檐下厉声喝道：“再哭就把他扔出去！”当然我还是哭，他也没有把我扔出去，但他却把“扔出去”这几个可怕的字扔进了我朦胧的脑海里。可能这就是父亲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他很少回家，每隔一两年回来一次，哥哥、姐姐都要围上去叫“爸爸”，我不叫，他也当没有看到我。
一次他从洛阳回家，好像那时他的官职是“司令”吧，他出资办的小学已开课两年，老师带着全校同学到四里外的蔡店街去欢迎他。他从一辆崭新的人力车上下来，面带微笑，从瑟缩在寒风中的小学生的队列前走过，却没有认出我，或者不愿意认出我。我对他不认我倒没有感到屈辱，只奇怪他为什么坐人力车：你的马呢？你的汽车呢？打仗时都丢了吗？我心里感到惊惧和好笑。
老家郭村是伏牛山北麓一个不大不小的庄子，百来户人家。我跟母亲从开封回到郭村时，村子周围还有土筑的寨墙，墙下有寨濠。村里的南北东西大街，都铺上高低不平、大小不一的石块，牛车走在上面，发出轰隆隆的响声。村子的中心是十字街口，十字街口往南有两口古井，村人大都来此汲水，这是村里最热闹的所在。南大街有一座村公所和一间中药店，除此之外，村中好像没有别的能引人注意的地方。在我家的新宅没有建成之前，村里的建筑很一般，都是些低矮瓦屋和草房，包括村中首户郭举人家。我家的新宅为中西合璧，轩敞高大，位于村北，故被村人称为“北官”。后来父亲出资，又在我家北侧建起几十间房屋，办了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从学校再往北去，就是一片辽阔的直达龙门山口的平野。数十里的平野上点缀着许多阡陌和村落，远远近近，朦朦胧胧，当麦苗长高时，它们一会儿被绿浪淹没，一会儿被绿浪托起，飘飘悠悠，浮浮沉沉，能令孩子们生发出无限遐想。平野的四季变化和光秃南山的凝重，都很美，唯村中沉闷、散乱与闭塞的景象，使我感受着一种蒙昧与神秘的说不清的压抑。
村里人都说我父亲好，当了大官不忘本。他每次回家，进村都是步行，从不敢坐车骑马进村。那时公路只通到离郭村二十里的寨街，从寨街到郭村则是陷在深深路沟里的坑洼不平的黄泥路。晴天可勉强把汽车开到村边，阴雨天就不行。有一年秋天下连阴雨，他居然要家里的伙计赶几匹大马把小汽车从寨街拖回郭村。我心里好奇怪，既然不坐又何必把小汽车拉回来呢？可村里的孩子高兴，整天围着小汽车打转。
父亲虽然穿草绿色的哔叽呢军装，竖背挺胸，一副军人派头，但在村上遇到老人，依然“大伯、大娘”地叫着。所以村上的人都称赞他。他每次回家，不忘乡亲，常带回许多白糖、茶叶之类的东西送给大家。有一次他还带了几驮子桐油籽和荆条籽，发动村中青壮年到南山种植。他想给村民一个致富的门路，正像他办学校，想使村民脱去蒙味状态一样，都是为了想报答这片土地的养育之恩。父亲不喜欢祖母以势压人，他不敢直说，常劝祖母不要管地方上的闲事。
他对家中其他人也这样要求。一向性子平和的二伯，一次把外村一个偷地庄稼的人捆起打了一顿。父亲听说后，对二伯十分不满。
父亲喜欢交朋友，喜欢喝酒，每当他回来，家里就要热闹几天，猜拳行令、呼朋唤友，从三门里就可听到他在二院大客厅里大声讲话的声音。他在他的下属面前很威严，他的下属好像都很佩服他，包括他那身草绿色哔叽军装都令他们崇拜。他的副官和勤务兵喜欢在我们这般孩子面前神吹穷聊，把父亲说成是刀枪不入、呼风唤雨的神人。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在黄河北曾两次率部突围。
一次是1940年八九月间，部队被日军包围，第一战区长官部命令煳与日军“和谈”，“虚以委蛇”。他到濮阳去同日军谈判，借酒大骂日军司令官～说你们小日本瞎了眼，想叫我范龙章当汉奸，办不到！我是来骗你们的机关枪大炮的！
翻译把他骂日本人的话翻译成是骂蒋介石的，日本人信以为真，居然给他发了10万发子弹。有了子弹他便率部突围，打了几天几夜，风雨交加，终于被他突出了包围圈。1943年四五月间，国民党庞炳勋集团军在日本大举进犯面前，两个军投降，一个军溃散，只有他率部过了黄河。这一次又是风雨晦如磐，天助他脱险。所以他的士兵应着他的名字把他看成“龙”，编出了神话。都说父亲讲义气，打仗不怕死，与士兵同甘共苦，所以他对他的部队是有吸引力的。有一个我看到他打一个勤务兵，十分不解。这个勤务兵把他一条毯子不知放到哪里了，一时找不到，他就抡起手仗打了勤务兵几下。接着他要这个勤务兵去试机枪。那时郭村的寨墙还未扒，勤务兵揉揉哭红的眼，爬在我家门口的大椿树下，肩顶轻机枪，几发点射，把土寨墙打了几个大黑洞。枪声脆响，父亲一高兴还帮勤务兵拍拍身上的土，当时我呆呆地看着，真不明白父亲。
父亲文化不高，却善于辞令。他喜欢给士兵训话，士兵居然爱听，并且都学会了他的口头语。他喜欢讲“你们觉量着”，不少官兵都学会说“你们觉量着”。有一次他到学校训话，对着我们这些站在旗杆前的小学生讲了一个早上。
“你们觉量着你们应不应该好好读书？抗战胜利后要建国。靠谁来建国？靠你们来建国。你们觉量着不学好本领行不行……”他讲完了，我跟着大家一起鼓掌，我心里想，他没有老师讲得好听。但我没有说出来。朝阳已经爬上学校的围墙，在一片杂树林背后挂着，血红血红。我睁大眼直瞪着那团红光，望着晶亮晶亮的露珠。空气很湿润，阳光一点不刺眼。我呆呆望着，直到上课钟敲响。操场上只有我一个人，我不知同学们什么时候散去，也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离开。
1944年，家乡沦陷，父亲派人把全家接到他的防地南召。我们住在刘村，离他的师部留山只有三十里路，所以他常回来。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写日记，有一天下雪，教室前边有一层很厚的积雪，我就把雪描写了一番，过了几天雪融化了，阶前积了一个小小的水潭，我兴之所至，在日记中把这水潭也描写了一番，并说明这水潭是如何如何形成的。过了两天水潭消失了，我写道：“这小潭哪里去了？呵，原来它被太阳蒸发了，它变成水蒸气，变成云，正在蓝天上浮游呢。”不想这几篇日记被级任老师看中，并呈给校长，校长称赞不已，于是我的功课特别是作文就在学校出了名。到刘村后，父亲不知听谁告诉他了这件事，忽然想起他还有个其貌甚丑，其性甚犟的三儿子，兴奋得不得了，要我拿作文给他看，他也真真地挺着胸脯，手持作文本看个详细，不时还点头称好。父亲可怜，他自幼没有读过书，对文化敬畏之极，把我这个远非秀才的蒙童也当作文魁星了。
本来父亲很宠爱大哥汉卿和二哥汉臣。大哥很文雅，二哥很聪明，父亲对他俩寄予厚望，我这两位兄长确也自幼抱负不凡。大哥念中学时，本是个长得白白净净的儒弱公子，最喜欢背诵李后主“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之类的名句，却偏偏要把自己想象成叱咤疆场的英雄，并给他和二哥起了“军峰”、“军枢”恁般了得的名号，很不把父亲这个“司令”放在眼里。后来他有两件事伤了父亲的心，一件是1943年秋，他与父亲在二十七纵队时的副司令赵紫俊的女儿结婚，父亲为这场婚事没少花心力与金钱，从天津采办了很多迎娶的用品，给大哥订制了西服，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大哥与父亲争吵，不肯着西装，说自己脖子长，着西装不好看，要穿长袍马褂。本来女方已决定第二天穿婚纱，不得不赶快通知人家改穿旗袍。父亲气得脸色发青。再一件是我家逃难到刘村后，父亲要大哥到西安或重庆考大学，大哥坚决不上大学，要到西安上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去了两个月，受不了军校的苦，又回到家里。父亲只好任由他去，不再过问他的事。祖母很偏心，喜欢大哥不喜欢二哥，他护住大哥却专爱挑二哥的毛病。二哥是个天资聪慧的孩子，爱动。老家郭村那两口古井，井口很大，二哥六七岁时就敢从井口上跳过来跳过去；二哥喜欢爬高上低，喜欢在墙缝里掏麻雀，并把雀雏调教得听从指挥，这些作为惹怒了祖母，祖母一见父亲就要唠叨二哥的种种“行状”。大哥的书没有读好，还常同他闹气，二哥机灵调皮，不太用功，他把范家的文运就寄托在我身上了。他每次回到刘村，就要看我的作文，我也确实令他高兴过几次。但我性子执拗，总同他有种隔膜，他也无奈。
到冬天，我和哥哥没有棉衣，父亲要军需官送来两套士兵的棉军装，太大，一个勤务兵送我到李青店去改棉衣，遇到大雨当天回不来，晚上我同勤务兵睡在一间小客栈的牲口房里，可能谁都想不到我是师长少爷，棉衣改好，哥哥不肯穿，父亲看到我穿着怪模怪样的棉衣，夸了我一句：“汉生老实。”
刘村是个小寨子，被土夯的寨墙围着，中间一条大街，从东寨门直通西寨门。南寨门有门楼而没有门洞，人们只从三个寨门出入。街上有几间杂货店，还有一个邮政代办所。我们家借住在寨西南角一个大户人家里。我虽出生在开封，但我尚不记事已回到郭村。刘村比郭村大，也比郭村热闹，有点城镇的气象。它是我最早留下印象的“城池”，所以至今有关“城池”的联想，我仍然会把地点移至刘村。这是一个风景秀丽的豫南小集镇。它西临白河，南滨留河，地处两河交处，河对岸是起伏的山丘，山丘上长满丛丛柞树，深秋季节，柞叶像被秋风烧过，变成半焦的暗褐色。冷风吹来，满山都似火苗飘荡。留河岸上，疏疏落落地立着一兜兜芦苇，灰白色的芦花在阳光下闪动，远看如无数只白鹤在低徊高翔。河岸与寨墙之间有一大片桃林，桃子早御了，桃叶飘落了，但那密密的交织在一起的枝干，仍铺排出一派蓊茏之气，令人感觉不到秋之萧条、冬之凛冽。白河离寨子稍远，碧清的河水和白色的沙滩从遥远的天际飘到这里一展，似要把这座小镇裹挟了去。它是天之河，它的美丽无与伦比。我喜欢站在寨墙上眺望它，一带稀疏的柳林含着晚霞托着殷红的夕阳，夕阳慢慢下坠，渐淡渐扁，又踮踮脚，不知是跌落到岭后还是河底。河水在辉煌地一亮之后变暗了，沙石滩上飞起一群大雁，啼鸣着，扇动着黑色的翅膀在河面上盘桓，好像要打捞落日，但它们的翅羽遮住了西天的霞光，天猛一下子黑了下来。我回头望望，原来星辰早在东方升起，寨子里已有点点灯光。
刘村有一座中学——南都中学和一座中心小学。中学在街上，小学在东门外，二哥上中学，我每天到东门外上小学。父亲所以选择刘村来安置我们，我想是为了我们念书方便，我记事之后跟着父亲驻防，这是仅有的一次，我们借住人家三间房，母亲和弟弟、妹妹住东间，乳母带我和哥哥住西间，正中一间算是客厅。我住的房间南窗下有一书桌，我同哥哥常在上面做作业。父亲每回家，常到书桌旁站站，看我们做作业。他只是默默地看一看，从不说话。
父亲常带愁苦之色。那时候部队非常困难，老家的房子被日本人扒了，财。物几乎全毁，祖母总是向父亲要钱，父亲没有钱她就闹，还闹到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那里。这一次高树勋对父亲很同情，给了祖母一些钱，说父亲是孝子。
美国援华团到中国，派了许多视察组，有一个视察组到新八军来，为首的是一个美军校级军官。军部在石桥，军长胡伯翰要各师师长到石桥欢迎援华团视察组，并要求军容严整，必须穿马靴。经过几年的辗转，父亲私人的物品几乎一无所有，哪来的马靴？一个副官听说某团长还有双马靴，赶快借来。父亲穿起来太小，夹脚，他痛苦地走几步，突然大怒，脱掉靴子猛然向墙上掷去，狂吼道：
“老子这个师长不当了，他妈的，我这个将军还得穿马靴向洋少校敬礼，可笑！有枪有炮就拿来，你出枪我出命，为啥我就得比你低一头！”后来军部通知视察组要到师里来，得好好接待。为了希望人家说句好话，能分配到一些美式装配，父亲忍住气，派军需到南阳采买西餐用具及山珍海味。后来视察组没有到，这笔帐没办法开支，就记在父亲私人的帐上。当初父亲来新六师，高树勋是抵制的，由于汤恩伯向蒋介石举荐，高树勋顶不住才不得不同意我父亲来，父亲听人说高树勋为人厉害，所以他处处小心戒备，不敢随便动用公款，生怕高树勋抓住辫子。由于接我们到南召和准备接待援华团视察组，据说父亲花亏空了一百多万元（那时法币贬值，如折实可能有几万元），弄得他整日愁眉不展，再不见在家乡那种豪兴豪饮了。但一有机会，他仍喜欢摆阔气，给朋友捧场。我们房东的儿子同专员家的一位千金结婚，想把喜事办得排场一些，同我父亲一说，父亲就给他派了一个连为喜队开路。一连士兵把子弹当爆竹，向天上乒乒乓乓乱放枪，把树枝打落一地，小孩子们跟着抢的不是花炮，而是子弹壳。我这半生只见过一次这样的婚礼。
我没有见过父亲打仗，但听我一位表姐说过，她见过。1945年春天，日本军队进攻豫南，我们家由刘村疏散到一个更小的村子里，那个村子在山窝里，村前有一条转个大弯的小河。过了几天表姐一家也来了。后来表姐同我说，日军进攻刘村，她见到我父亲，她是从门缝中看到的。她们家住在邮政代办所旁边临街的一座房里，她听到街上枪声、喊声响成一片，好奇地从门缝往外看，正看到我父亲两手拿两把手枪，被几个士兵架着，骂骂咧咧地从街上走过。搜索连祈连长一面发口令上刺刀，一面向几个士兵喊叫，“把师长架下去，硬把他架下去！”父亲不肯走，骂骂咧咧，面色铁青，样子很可怕。宏肇哥（父亲的随从参谋）跟在父亲身边，握着左轮枪，走几步扭转身打两枪。搜索连士兵端的水连珠枪上（这个连是苏式装备）都上了三棱刺刀，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在一百米外停下来，伏身射击……表姐把这点见闻同我说过几次，每到最后她就说：
“真可怕，姨父的脸色真可怕！打仗真可怕！”我相信，父亲在战场上的样子一定是很可怕的！
后来母亲带我们兄妹，在伏牛山南麓濒临白河上游的一个小庄一一余坪住了几个月，父亲曾来探望过几次。这个村庄非常美丽、宁静，像是另一个世界，几乎令人忘记战争。但偶尔听到隐约的炮声，大人们从炮声传来的方向，推测父亲部队的动向。向余坪告别后，与父亲再见已是1949年初了。这中间发生了许多事。先是日本投降，听说父亲随军北上，我们家由余坪又迁回刘村。大约在1945年10月间，父亲派人接我们往开封。我们从南阳乘马车，一路走走停停，大约过了农历10月1日，走到许昌。深秋天气，刚收完秋庄稼，大地一派萧条景象，兵荒马乱，危机四伏，大路行人不多，虽有一班士兵护送，母亲总是提心吊胆的。远近几座荒坟旁边，冒出缕缕青烟，奶奶告诉我，“十月一，送寒衣，那是给鬼送衣服的。”这情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马车缓缓前行，一天走不了几十里路。即至走近许昌，像从长夜里走出来，刚看到一点人间繁华，母亲的心刚落下，这时从路口出来两个戴礼帽穿长衫的人，说是许昌专员派他们在此等候的。他们同我母亲低声讲话，我听到一句：“你们的部队投降了八路军，专员叫我们等在这里给你们个信。”母亲面色突变，人们围在马车周围忙乱起来。护送我们的士兵还佩带着新八军的上印“克坚”二字的臂章，那两个人要他们立即扯下来。我对父亲“投降八路军”一事不知如何解释，懵懵懂懂地跟着母亲去到开封。父亲曾派人来接我们去他的驻地，母亲不愿意去，我们就在开封住了三年。三年中，断断续续有些父亲的消息，大都是传闻而已，我们连父亲的确切地址都不知道。
1949年初，父亲突然回到开封家里。依旧是一身笔挺的草绿色呢军装，依旧是高挺胸脯在屋里说话满院子都听得到，依旧是呼拉拉带了一大帮人，不过这时不叫勤务兵而叫警卫排，依旧是被人“军长、军长”地称呼着，依旧是忙于送客拜友，在我眼里父亲的神采相貌简直没有什么变化。这一次他是奉命往新乡策反国民党四十军的，顺便探家。他在家里呆了几天，整天和朋友高谈阔论，但当他独自一人面对冷清的有一株石榴树的庭院里，他脸上却有一种洗不掉的浓重忧郁。那年我十五岁，刚到中原大学，算是已经参加革命工作了。他听大姨说，我读书读得很好，初中没有毕业就考上最难考取的开封高中，他很兴奋，又作起家族的文化梦，执意要我跟他到北京去念书，我说我不能脱离革命，他说这怎么叫脱离革命呢？
“什么叫革命？”他以“老革命”的口气教训我，不过态度很温和，“读书不是革命吗？将来要搞建设，建设就要有文化，靠我们这些人行吗？不行！靠你们年轻人把书读好！”
“我哥哥参加革命可以，为什么非要我去读书呢？”我争辩道。
“我说过了，读书也是革命，你怎么还不明白呢？革命有分工。”他耐心地说，“你哥哥比你大两岁，他去参军我不反对，像你这样年纪，去干什么？一打仗还是负担呢？”“我才不会成为负担呢！”
我妈看我又拗起来，数落着：“不听老人言，必定受艰难，看吧，有你小孩受的苦。”父亲摆摆手，制止妈妈说：“好好，要他再想想。再想想。”
我发现父亲这次回来，脾气比过去好多了。对我们很讲“平等”，真是一革命就把身上的军阀作风革掉了不少。
过几天父亲又同我讲到北京上学的事，我以转学困难。插班困难来搪塞，他哈哈一笑，口气很大地说：
“到北京能没有你上的学？你想上哪间学校都可以。我可以找薄一波同志嘛，找周恩来同志嘛。”
……父亲说这话，一方面暴露了他的特权思想，一方面说明他当时还未想离开北京，他对他的个人前途还是乐观的。
我家住在小纸坊街，小纸坊街解放前住了许多要人，在开封很有名气。父亲一回来。整条街都知道“军长回来了”，街坊们都为我家庆幸，对我们家人很尊重。当时我所在的中原大学23队组织秧歌队没有锣鼓，我带同学到街道上借，拉人力车的和别的街坊见到我，都喊我“三少爷”，回到学校同学们取笑我，我气得哭了一场，我对能使人称我为“少爷”的老爹，又耿耿然了。
过去的岁月像一个破碎的阴影，笼罩着父亲，笼罩着儿子，笼罩着我们的父子关系，这个阴影虽说破破烂烂，虽说看不到，摸不着，但却是那般沉重，它像一张用铁链结成的网，我们始终将它揭不开，推不去。父亲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但我学的“辩证法”却教会我对他只看一面。那时候的潮流如此，我把家庭成份说成是官僚地主，要同家庭决裂，似乎很革命。一九五一年我在中共中央中南局社会部办公室工作时，一天晚饭后同几个年龄相仿的小同志在机关大院里游玩，办公室主任招呼我过去，我走到他身旁，他要我坐下，我同他坐在花圃的台阶上，他笑着问我，你的父亲叫范龙章吧？我说是的，他说是到过延安的那个范龙章吗？我又说是的。他“呵”了一声，说他见过我父亲。
“你怎么见到他呢？”我诧异地问。
“在延安开大会我见过他，”主任笑笑，“不过他在主席台讲话，我在台下当听众，其实不认识。他是延安的大名人，我是无名小卒，也可以说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他在延安的情况，我没听他讲过。”我说。
“既然你父亲是范龙章将军，你把家庭成份填写为官僚地主不妥，我不知道你家里是不是地主，但我知道你父亲在延安入了党，是党中央直接批准的共产党员，所以不能说他是官僚，不能依他把家庭成份定为官僚地主。”
主任与我谈过话后，再填表我就将家庭成份填为地主。1980年，组织上落实政策，又把我的家庭成份落实为革命军人。
一种政治压力和左的思潮扭曲了父亲、扭曲了我，也扭曲了父子关系。父亲本身何尝不在这种压力下屈服，不在这种思潮下迷茫。后来我看到父亲五十年代口述的一些回忆文章，在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前半生的同时，回避了他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一面。把他在整个抗日时期的活动，用“联日反共”四个字概括，只字不提他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台儿庄会战、瑞昌会战；只字不提他在黄河北岸与日本转战数载，反对投降，两次率部突围的壮烈行动。在国民党三十九集团军的将领中，他是最先表态支持高树勋总司令举行邯郸起义的，对起义起了重大作用。但在回忆文章中却轻描淡写，并给自己扣上随机应变的帽子。他一生中的两个闪光点：一是坚持抗战，一是参予邯郸起义，都被写成这个样子，这实事求是吗？难道父亲说这许多违心的话，内心没有痛苦吗？
将军白发，不敢言功，实令人哀叹。
1949年四五月间父亲又回开封时，情绪大不如前，比较沉默。我从他同母亲的谈话中，知道新乡谈判受挫，他心情郁悒。他同国民党四十军军长李铁军可谓老朋友，抗战期间，一起出生人死，颇有交往。他奉华北军区和薄一波同志之命，单身进新乡城与李铁军谈判，争取新乡和平解放。初见面时，李铁军曾奚落他，说他自己在共产党那边被冤枉，被扣压，遭监禁数月之久，弄得手无一兵，身无寸权，如今还来作说客，实令人心寒。但他对此却一笑了之，凛然向李铁军申明大义，分析大局，指明大势，劝李铁军不要以个人得失为重，要认清形势，走傅作义将军的道路。薄一波同志指示父亲按北京方式解决新乡问题，经过谈判李铁军接受了这个方案，后我方地方部队看四十军已成笼中之鸟，坚持要四十军投降，放下武器，以装备自己，因此双方争持不下。最后虽按投降的办法拟订了协议，李铁军称病飞离新乡，四十军迟迟不肯签字。此时父亲已萌“归隐”之意。
关于父亲离队的原因有种种说法，我分析是下列几个因素促成的：一、对在“民主建国军叛变”冤案中，他被扣押吊打、监禁审查思想不通。对属下一批军官仍然蒙冤系狱，他内心很痛苦，在此情况下，他认为他个人继续当官，对不住部下；二、新乡谈判受到挫折，他感到自己无功于组织；三、解放战争即将结束，今后不打仗了，他缺乏文化，不会被重用，也没有东山再起之机；
四、在一些老朋友的怂恿下，错误理解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想办工厂赚钱，舒舒服服过太平日子。是年六月，父亲到北京向薄一波同志汇报工作，提出“解甲归田”的要求，薄一波同志劝导他，要他留在北京，如不想干具体工作，挂个名誉职务也可；如果真想“归田”，可带四五万人办个大农场，人马比带一个军、两个军还多。他的朋友和入党介绍人申伯纯、金城、周子健、朱早观诸同志也对他进行苦劝，他去意已决，不听劝告，后来薄一波同志只好给吴芝甫同志写了一封信，让他带上，嘱咐他遇到困难去找吴芝甫。他于七月中旬回到开封。他到开封那一天，正好我在当天乘车南下，我到行宫角他的面粉公司筹备处去看他，向他告别，他把腕上一只手表脱下送给我。父亲原来有一只很名贵的长方形手表，是抗战初期汤恩伯送给他的。1949年他被送进神泉学习班时，这只手表连同朱总司令送给他的羔皮大衣、他同毛主席的合影都丢失了。他送给我的手表，是他在新乡策反时，一位老朋友送的。
我南下之后，再一次见到父亲已是十九年后的1967年了。那时我在广东省化工原料公司工作，出差河南，在家住了两个多月。1954年我家随省府迁郑，住在郑州行政区花园路口东己院。东己院是几排两居室一套的平房，住户大都是政协的老先生，老先生们在房前屋后种上苹果、葡萄，院子里倒是葱葱茏茏，一片绿荫，很有几分乡间风味。1966年父亲突得重病，脑血栓，差一点瘫痪。
我回家时，他已恢复到能够拄杖走路。东己院卫生设备差，厕所公用，我每天陪他上厕所，一个星期陪他到省府门诊部拿一次药，有时陪他上街理发、下澡堂。父亲喜欢理发、洗澡，把这看作一种享受。行政区一些理发师傅和澡堂师傅同他关系甚好，每次我去理发及洗澡，他们都围过来同我谈话，他们说我父亲原来身体很好，腰背从来绷绷直，不像六十七八的人，文化革命一起来，一场病把他打垮了。他每次进澡堂，都要带两包“彩蝶”或“三门峡”香烟，澡堂师傅一见到他，就过来招呼，抽他的好烟。那时已不准搓背，澡堂师傅还是偷偷帮他搓一搓。这可以看出父亲在行政区的人缘，他愿意和引车卖浆者流为伍，结交了一帮朋友。有几次我同他在路上遇到他的同事。一次，我看到一个身材不高，面皮青白的老者立在一棵法国梧桐前摇摆双臂、左右开弓拍打树干，父亲看出我有点好奇，就走过去说：
“你这位体委主任练的是啥功呀？”
“哟，卓云（我父亲的字）兄，”那老者一抬头，看是我父亲，急忙走上前握手，“身子好点了吧？看样子还行，多走动走动。”
“汉生，你过来，”父亲唤我上去后说道：“这是你范老伯。”
“范老伯。”我恭敬地叫了一声。
“我是范绍曾，就是《侍卫官杂记》里写的那个范绍曾。哈哈哈……”父亲也笑了，说：“行，你这么乐观，不拍梧桐树也能活百岁。”走过去之后，父亲告诉我，范绍曾老伯起义后几经调整，文革前是挂名的河南体委主任，文革一开始就彻底靠边了。
一次在花园路口遇到张轸，张轸身材粗壮，声音宏亮，他说我很像父亲。
和父亲年轻时一样。他与父亲是二十路军的老同事，当时二人不和，老来却恩仇皆泯，相互怜惜起来。
“听说你很忙，是不是？”父亲问。
“忙，是忙，搞外调的从早到晚不断。”张轸说，“我让他们排队！”
“你还是省主席呀？（解放前，张轸曾任河南省主席）”父亲开个玩笑，“要人家拿筹会客吗？听说你还拍桌子骂人？”
“我骂我自己不会说假话。本来嘛，向我调查是为了弄清问题，我说事实他们不满意，说我不老实，非逼我写假材料不可，你说我该不该发火拍桌子？”
平日父亲很少说话，他常双手拄杖立在门口台阶上看门旁的两株苹果树，一看就是半天。这两株苹果树是我家刚搬来时，他同母亲两个人栽的，现树冠已经很大，早几年就结果子了。听母亲说，过去每年春天，父亲就要修枝、施肥，他病后就没法管理了，所以今年结果很少。他除了上厕所和看病之外，偶尔也到院子里走动，遇到人都同人家打招呼说“吃饭啦”、“下班啦”之类简单又简单的话。一次看到腰弯成曲尺形的阎济民拿个尿壶艰难地一步一步挪动着到厕所去倒尿，他喃喃自语道：“他太惨了！”干枯的眼球蒙上一层？目水，阎济民原是新六师十六团团长，我父亲任民主建国军第一军军长时，阎升任第二师师长。在民主建国军“叛变”案中，他是首当其冲的一个。1948年被关押的民主建国军军官绝大部分被释，重新分配工作，唯有他与其他几个人仍被囚禁（第一师师长聂志超死于狱中），以便说明“叛变”是事出有因的。他拒不承认强加给他的罪名，直到“文革”前夕才被释放，安排到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来。
在我家后面住了一个政协伙房的大师傅，政协成立领导小组时，硬把他结合了进去，算是我父亲机关里的领导了。每次遇到我父亲，大师傅都要问问我父亲的身体情况，我父亲向他问问机关里的情况，他们的对话很有意思。一次我父亲问他，机关里在忙什么，他说：“没什么忙的，还不是学习？我还干我的老本行。老先生们还坐在学习室里念报纸。”
“都学些啥呀？”父亲问。
“这几天在学习‘杨傅佘’。”大师傅答。
“谁叫‘杨傅余’哪？”
“这我就说不清了。要我说豆腐鱼我倒能说出个丁卯。”大师傅笑着，“反正是刚挖出来的，新鲜热辣，说是藏得很深。”
“那可不容易学呀！”父亲说。
“那是，那是。”大师傅点着头。
父亲看我寂寞，没有书看，一天上午忽然说，“汉生，我带你去看看你石老伯。石老伯名乃绍也是政协的人，住的同我家隔几个门口。一进石老伯的房，父亲说，”老先生，俺汉生来向您借几本书看。“石老伯是个矮小干瘦的老头，忙扶扶黑边大眼镜，从一张破藤椅里站起身，”拿吧，拿吧，还借什么。反正这些书对我都没用了，我这辈子不会再看它们。石老伯有两大柜子书，我从中挑了一本《希腊古代史》。父亲主动串门，这是唯一的一次。
父亲告诉我，石老伯是他们这一群人中最有学问的一个。他在法国留学时与周总理相熟，后来回国参加了民社党。民社党参加蒋介石政府组织的国民代表大会，他坚决反对，他是民社党湖北省委主席，带领民社党湖北省委退出民社党，此举曾轰动全国。
在省政协驻会的老先生中，同我父亲来往密切的是刘希程老伯。刘老伯比我父亲小几岁，他常开玩笑说，他是这群人中的“青年”，机关也把他当“青年”使用，比如拉架子车送病人之类的重活、急活就得由他来干。他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曾当过孙中山先生的卫士，参加过“八一”起义，由于他伯父是国民党元老的关系，后又回到国民党的军队里，抗战时任军长。他性格开朗、和善，几乎每天都来看看我父亲。他家在后面一排房住，门口正对我家窗口，他常常下班捎一张《参考消息》，从窗口递给我。有时绕过来，进屋同父亲说说话，谈得最多的是学习室里的情况。
“今天谁回学习室了？”父亲问。
“回得有一半吧。”刘老伯接着说出几个人名来。
“学得咋样呵！”
“老样。”刘老伯慢条斯理地把学习室的风景描绘一番：某老头鼾声如雷，某老头口水流了一尺长，军代表大皱眉头，权当听不到，看不见，继续叫人念报纸。
“你哪？没睡一会？”
“我不敢呀？我‘年轻’哪。”
说到此，两个老头大笑起来。这是父亲最开心的时候。
父亲最亲密的伙伴是我妹妹的五岁儿子小栋。小栋长得胖乎乎潮，很好玩，整天与父亲为伴。只要小栋在身边，父亲脸上就有悦色。一会儿不见小栋，他就拄杖走到门口，大声叫：“栋！栋！”后来全院的孩子都学父亲呼叫小栋的喊声。
……1969年我在干校患病，回郑州治疗了五个多月。这是我一生同父亲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父亲的身体比一年前又差了许多。他经常一个人闷坐，半天不语。母亲把饭做好，装好饭放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就吃，不说要他吃他也就不动筷子，一点脾气没有。有时候母亲同他讲话，他好像听不到，母亲常常苦笑着说：“看这老傻子。”我看到父亲这样，心中一阵悲凉。
我喜欢问他过去的事，他断断续续地讲一些。一天晚上围坐炉边，他望着火苗沉默了好久，忽然说，“汉生，我从头给你讲讲吧。”从这一晚开始，他在炉边给我讲了许多个晚上。
他的思维基本上还是清楚的，我提到的问题，他大都能给以清晰的回答。
我问了许多他在延安时的事，譬如他的入党经过，他同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触等等，他都能记得起来。
有一晚我突然向他提出一个在我心中悬疑多年的问题，我说：
“爸，我们父子之间说真话，你告诉我，你起义后是不是想过‘叛变’，是不是又同汤恩伯取得了联系？”
父亲闭上眼久久没有说话，嘴角慢慢浮起苦涩的笑纹，轻轻吁了口气。
“欲加之罪呵！”他十分平静地说。“我同汤恩伯的关系是比较密切，但邯郸起义之后，我同他没有联系。老镇嵩军的将领后来一直还能在军队中走动的只有三个人一一刘茂恩，武庭麟和我，刘茂恩是靠蒋阎冯中原大战时倒戈，扣押万选才，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武庭麟靠刘茂恩，我确是靠汤恩伯的帮助。汤恩伯认为我对他有救命之恩。1932年1月，汤恩伯的第二师在潢川一带被陈赓部击溃，汤与师部被围，我带着二二八旅增援，在一个河边，正遇王仲廉、郑洞国两旅溃散过河。王、郑见到我，告诉我说汤师长还被红军围困在河那边一个寨子里，求我解救。我立即率部队反攻，并要王、郑两旅长整理他们的部队跟上来。此时红军已撤，我很轻易地给汤恩伯解了围。第二师战败，蒋介石震怒，汤恩伯急于赶到南京汇报。天下着雪，没有交通工具，我就叫马夫套车，用我的轿车把汤恩伯送到潢川车站，汤恩伯感激不尽，这就是我同汤恩伯交情的渊源。抗战初期，我任汤部八十九师独立旅旅长，同他一起参加了台儿庄会战和瑞昌会战。以后汤的官作大了，对我确实有不少关照。这些都是往事了。后来我来到共产党这边，刘茂恩去到台湾，武庭麟解放后被枪决，各走各的道了。我到了共产党这边，还要同汤恩伯联系吗？1946年10月29日，邯郸起义。周年前夕，我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同胞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独裁专制发动内战的罪行。难道我还能留有后路吗？”
他说，共产党真能教育人，改造人，邯郸起义一年多，他的思想有很大转变，加上中央领导同志对他很关心，很看得起，他是真心参加共产党，想好好干，为革命立功。他是在延安交际处入党的。介绍人是申伯纯、金城、周子健。
他递交入党申请书后，朱总司令代表党中央、饶漱石和安子文代表中央组织部分别同他谈话，杨尚昆同志主持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分别签字同意，中央批准。延安撤退后他到了山西兴县贺龙司令部，为什么急于回晋冀鲁豫边区？就是想“表现”，想过黄河组织队伍，配合陈赓同志在河南战斗。不料进入晋冀鲁豫边区就蒙冤系狱。
我问到他对每个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印象，他说朱总司令是忠厚长者，周总理热诚干练，彭德怀同志是一位模范的革命军人。
“毛主席呢？”我问。
他拿起火钳颤颤巍巍地去夹烧红的煤块，沉默良久说，“你要我用一句话来说我说不准。只能说是伟大吧。不过，大家都这样说，这不能算我的个人印象。”
“我们参观团的人最怕彭老总。”他说。
“为什么？”
“他不苟言笑，处处表率，所以都敬畏他。”父亲又说，“他给我们讲《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上课最多。”
“为什么他给你们上课最多呢？”
“在延安他是个大闲人嘛。”父亲看着我吃惊的样子，笑了。
“他怎能是个闲人呢？”
“唉，百团大战之后他就闲着了，直到胡宗南进攻延安，他主动请缨才又忙起来。延安撤退前，毛主席曾找我谈军事部署，我们两万多人对付胡宗南的十七个旅，当时我真没有信心。后来事实教育了我，我服了，我佩服毛主席的战略眼光和彭总的胆识。”
谈到抗战，父亲用火钳敲敲铁皮煤炉，扬起头长长嘘了口气，悲愤地说：
“说我什么都可以，说我不抗日就是不行！庞炳勋、孙殿英投敌了，我不投敌，怎能把汉奸的帽子往我头上戴？‘八·一三’战役，我以最高军事委员会参议的身份指挥二十路军七十六师二二八旅守卫常熟虞山，我旅与敌人拼刺刀拼来拼去，一天就伤亡一千多人，我也没有想活着下山。二十路军倒在淞沪战场数千兄弟，哪一个不是为国牺牲的？”
我问及他由京回汴后的遭遇，这是他最不愿意谈的。只谈“过五关”，不说“走麦城”，大概人都有这种狭隘心理。好像这一段是他一生历史中最苍白的一页，他感到无话好说。
“在开封办面粉厂失败后，可以说是逃债吧，我跑到陕西，那时张钫在西安住，我想向他要几个钱，在二十路军时，我曾向他办的观音堂煤矿投过资。他给了我几百元，不顶用，我又去到兰‘州，跟着民众剧团活动。一次从兰州到西安，出站时军警检查行李，我带了个旅行袋，本无任何违禁物品，只因河南那边的事心烦，我趁检查人员不注意走了。这一下惹出麻烦，军警把同我一起的一个朋友扣下，那天晚上我在一个小旅店里一夜未眠，心想我范龙章一辈子没有办过这样不义气的事，再大的事自己当，不能连累别人。第二天一早，我跑到西安市公安局门前，吵着要公安局放昨天在车站扣留的那个人，我说我是范龙章。公安局门口值班的人被弄得莫名其妙，看我这个人有些气派，就打电话向局长汇报。局长是从延安公安局来的，听说过我，就要值班的把裁让进会客室，他马上出来。接着他打电话向市委汇报，市委向中共中央西北局汇报。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接到电话，指示公安局把我送到西北局交际处，并查询我朋友的下落，也立即送到交际处。我到交际处刚坐下，习仲勋、马明方同志就坐车来了。我同习仲勋同志在延安相熟，老朋友见面，习仲勋很热情，拉住我的手说：’真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你，你是怎么来到西安的？我以为你一直在北京呢？‘我不愿意详谈，只叹气，说，’仲勋同志，不多说啦，你让我和我的朋友走吧。‘习不同意，说，’老朋友几年不见，怎能一见面就要走呢？‘马明方也劝留。习仲勋耐心开导我，安慰我，我才把撤离延安后的几年经历原原本本说了一遍，他也叹口气，很同情我，但严厉批评我不该离开北京，离开组织，说现在不同你过去闯荡的时候，离开组织，寸步难行。他要我回河南，说那点债不算什么，他同河南那边打个招呼。我不回，我感到太没有面子。习仲勋无奈，只好劝我说，’不回河南也行，就在交际处住着，不要再东走西走，你看这对组织影响多不好。”
于是，父亲一直住在西北局交际处，习仲勋找他谈心，说如果你不愿回河南工作，就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吧，他不干，说：“我要工作的话，就留在北京了，何必跑到这里。”大家知道他的性格，不同他计较。后来就给他挂了个西北军政委员会参事衔。到1953年，河南省开人民代表大会，省府秘书长何芸生找我母亲，要我母亲同他一起到西安去，总算把他劝了回来。至此，他才正式到河南省政府参事室工作j回河南后，有一段时间他的热情还是很高的。
1957年整风，领导动员来动员去要他们向领导提意见，他说没有什么意见好提，领导说没意见不行，一定要提意见才是爱护党，才是向党交心。于是参事室的老先生们拿着大蒲扇坐在院里树下想来想去，说了参事室副主任对人态度不好等一些鸡毛蒜皮的意见，父亲还说了陕北战役，起初他对毛主席的部署有怀疑，后来事实证明毛主席正确等一些话，不料这就构成了攻击领导及怀疑毛主席的“反党罪行”（河南参事室保存有材料），作为划父亲“右派”的根据的一个记录，如今仍在，看后真令人啼笑皆非。被错划“右派”后，父亲真可谓是心灰意冷。
不过他这个人好胜，不甘落人后，不愿别人吃亏，所以在接受改造时，他劳动表现好。听母亲说，他经常拉很重很重的煤车，从郑州街头走过，任凭烈日晒，也很少戴帽子，毫无“破帽遮颜过闹市”的那份惭愧。他虽说是穷苦出身，但养尊处优年数多了，开始拉车，往往肩膀磨破，血水与衬衫粘在一起，晚上回来就用温水把粘连部分濡湿，衣服才能脱下：母亲说，“你不会少拉一点。”他说，“我要少拉别人就得多拉，反正大家的任务得完成。”1969年我同他谈起我被划为“右派”到海南农场劳动的艰苦情况，谈到开荒，谈到深翻，谈到硬是把土当肥料一车车从这里搬到那里，他笑笑问：
“汉生，你一车能拉多重？”
“三四百斤吧。”我答。
“嘿嘿，”他笑两声，很自豪地说，“我一车拉过七百斤。”
1972年春节前夕，我在英德东风干校请一位五七战士给我理发，准备回广州度假，学员们正围着我开玩笑，事务长走过来问：
“你准备今晚回郑州吗？”
“不是，回广州。”我说。
“听说你父亲病逝了，指导员刚才接到电报。”
我找到指导员问明情况，请了假，立即到河头车站爬上一列北上的春节期间临时加开的简易列车。车厢是货车，只有几个农民模样的乘客，或蹲或坐，默默不语。夜里，车到终点站韶关，我下车后在候车室等了几个小时，凌晨搭上十五次特快。那一天是年三十，车厢里没有了往日的拥挤与喧嚷，铁路上的宣传队在车厢里表演节目，乘客大都是赶回家团聚的，一种节日的欢快气氛在荡漾。我依着窗口，窗外的景物中时时闪出父亲的富有生气的豪爽的和苍老的面容，随着年代的更替，父亲不同的面容在交替着，又不时集中到一点上，就是父亲的死，父亲的丧事和孤苦的母亲。
我到家已是春节。家里只有母亲和妹妹战利。晚上，在苏州工作的弟弟汉忠也赶回来了。
由于临近春节，机关的负责人已把丧事快办了，所以我和弟弟都没有看到父亲的遗容。妹妹说，开了追悼会，有十几个人参加，机关还送了一个花圈。
父亲逝世，总还算有一个花圈送行。
母亲总是重重复复对我和弟弟说：
“今年真冷，你爸看病太困难，出不了门口。晚上睡觉把热水袋放在他脚边，他仍说脚像掉了一样，没有一点感觉。这一年，他的病情一天天加重，头痛得厉害，大便很困难，每到半夜就喊叫。那一晚下雪，我把被子给他好好裹了裹，他一夜没有出声，第二天早上窗外一片白茫茫，屋里映得很亮，他还躺在床上。我心想，这老头安生了一夜，到现在还不知醒。我走过去，掀开被头一看，他嘴角流血，摸一摸已经没气了，我就赶紧喊你刘老伯他们。”
母亲又叹口气，像自言自语：“唉，走了也好，活着受罪。今年太冷，我们家养的公鸡，今冬每晚都飞到苹果树上睡觉，赶它它都不下来。上一场大雪，它冻死在苹果树上。苹果树枝上都是雪，它身上也是雪，白花花l的，但它至死抓住树枝不放，扬起脖子，像似还在打鸣，但它叫不出声了。”
听母亲说到这里，我哭了。我望着那两棵立在雪地里叶子落尽的苹果树，望着幻想中出现的那只冻死的没有人需要它打鸣的晓鸡，我哭了。
父亲的骨灰盒放在火葬场，我同妹妹买了一朵小白花放在他的骨灰盒旁，寄托我们的哀思。火葬场的规矩，每两年要交一次保管费，否则火葬场就会将骨灰处理了。所以那几年我每隔两年要跑一次位于郑州西郊的火葬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父亲恢复了名誉，1980年7月，河南省政协、参事室为父亲开追悼会，薄一波等领导同志发来唁电，满祭堂的花圈，满祭堂的泪水，父亲的骨灰盒移放在河南烈士陵园。这好像历史已还他以应有的历史位置，但却引起我更深更深的悲哀。
父亲的一生是部波澜起伏、动荡不安的历史。这部历史包含着巨大哀痛和矛盾。
所以，至今我还不能说我了解父亲。也许这才是我真正的悲哀。
1994年12月9日完稿于广州还乡祭父记程树榛家乡族侄来信，告知一则重要信息：祖居多年的老村旁，将要修建一条水泥马路，所经之处，房合、坟茔，都要迁移，我父亲的坟茔，正当其中，属在迁之列，希望我尽快回乡处理此事。
听到这一消息，全家都很着急，特别是母亲，更是寝食不安，坐卧不宁，流着眼泪向我说：咱们全家都调来京城了，团团圆圆，欢欢乐乐的，只是把你父亲一人抛在荒郊野外，无人过问，平时连个纸钱都没人送，现在又要在坟上修路，他将永世不得翻身了，你要赶快回家乡去，把你父亲安置在一个好的去处。小时候，他是那样疼爱你，视作掌上明珠；他生前未得到你的什么好处，现在你总该尽点孝心了吧！
关于父亲的印象，在我脑海的屏幕上几乎是一片空白。因为我还未满三岁时，他就与世长辞了。
论起我们的家世，也还算有些来头，我们的远祖程颐、程灏，乃宋朝著名理学家，号称“二程”，此后历代当官，也曾显赫一时，直到我的祖父，还以前清末代秀才而光辉门楣。民国以后，历遭兵燹所害，天灾所苦，而致家道中落，沦为平民，不知祖父出于何种顾虑，我们这书香门第，竟未为自己的子女创造一个好的学习条件。我伯父上学不多，便改习医道；而我的父亲竟未进一天学堂大门，但是凭着他的过人聪慧，却无师自通地认识了许多字，可以阅读一般的通俗小说；特别应该提及的是，他还掌握了一套拿手的木工技艺，经常用那双灵巧的手，雕绘许多木质工艺品，馈赠亲朋好友，至今我还能清楚地忆起一件事：父亲生前单为我专门雕制一辆童车，供我乘坐：他在小车上雕龙刻凤，描金绘彩，玲珑剔透，进退自如，是件绝美的工艺品，谁人见了都交口称赞。
它一直是我引以为荣的传家宝。遗憾的是后来在兵荒马乱中丢失，母亲每提起此事，仍惋惜不已，觉得未能收藏好，愧对父亲。
父亲亡故时，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幸有亲朋劝解说：死者已矣，难以复生；孩子幼小，尚赖你抚养，为了孩子，你必须挺下去；天可怜见，三岁的我，从此便成了母亲活下来的惟一精神支柱，每逢朔望或年节，母亲便买一筐冥钱，领着我到田野里去为父亲上坟，她一边烧着纸钱，一边哀哀痛哭，口中还不断唠叨：你死后有灵，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让孩子顺利长大成人。
那时，我虽小不懂事，但母亲的哀痛，却令我心碎，因此往往也禁不住涕泪横流，嚎啕痛哭。此时，母亲总是把我紧紧揽在怀里，母子哭成一团。此情此景，我永世难忘。
每次为父亲上坟，都要花去一天时间，因为母亲烧罢纸钱，还要将事先做好的、父亲生前爱吃的酒菜，在坟前祭奠，之后，还要我和她一同跪在那儿，祷告父亲，请他前来饮用。等上几个时辰，母亲又采来泥土把食品掩埋起来，眼看夕阳西去，夜色笼罩下来，才依依不合地牵着我的小手走回我们孤寂阴冷的家。回到家中，触景生情，母亲又要痛哭一番，直到夜阑，始把我脱衣抱上床，她则和衣而卧。
我小时候就在母亲营造的这种悲悒、凄苦的氛围中度过的。我的体弱多病，我的郁郁寡欢，我的怯懦内向，我的愤世疾俗，就是这样养成的……
斗转星移，一晃就是五十多年，我从少年时代即负笈外地求学，后又在异乡供职，结婚后把母亲接出来了。生活的崎岖，命运的坎坷，事业的得失，个人的荣辱，以及斑驳多变的际遇，使我长期远离故乡的土地，对孤寂地长眠在荒野的父亲，一点也未尽人子之道，每念及此，心头辄为不安。我是个无神论者，并不相信人在死后尚有灵魂漫游幽冥，能为生者带来祸福；但作为前人的后代，是不应该忘记自己生命之根的。因此，当母亲急着要我回乡祭奠父亲并为之迁移到能给生者带来慰藉的处所时，我是由衷从命的。妻子也很理解我的心情，主动要求与我同行。她说，作为儿媳，也应该向老人献上一点孝心敬意。
于是，买了火车票，我们夫妇便启程回乡了。
每次为父亲上坟，都要花去一天时间，因为母亲烧罢纸钱，还要将事先做好的、父亲生前爱吃的酒菜，在坟前祭奠，之后，还要我和她一同跪在那儿，祷告父亲，请他前来饮用。等上几个时辰，母亲又采来泥土把食品掩埋起来，眼看夕阳西去，夜色笼罩下来，才依依不合地牵着我的小手走回我们孤寂阴冷的家。回到家中，触景生情，母亲又要痛哭一番，直到夜阑，始把我脱衣抱上床，她则和衣而卧。
我小时候就在母亲营造的这种悲悒、凄苦的氛围中度过的。我的体弱多病，我的郁郁寡欢，我的怯懦内向，我的愤世疾俗，就是这样养成的……
斗转星移，一晃就是五十多年，我从少年时代即负笈外地求学，后又在异乡供职，结婚后把母亲接出来了。生活的崎岖，命运的坎坷，事业的得失，个人的荣辱，以及斑驳多变的际遇，使我长期远离故乡的土地，对孤寂地长眠在荒野的父亲，一点也未尽人子之道，每念及此，心头辄为不安。我是个无神论者，并不相信人在死后尚有灵魂漫游幽冥，能为生者带来祸福；但作为前人的后代，是不应该忘记自己生命之根的。因此，当母亲急着要我回乡祭奠父亲并为之迁移到能给生者带来慰藉的处所时，我是由衷从命的。妻子也很理解我的心情，主动要求与我同行。她说，作为儿媳，也应该向老人献上一点孝心敬意。
于是，买了火车票，我们夫妇便启程回乡了。
我事先曾和侄辈等约定，我们抵达故乡县城时，立即驱车去故居程圩敬谒父坟。不料刚下火车，便下起雨来了，昨天还是红日高照，晴空万里，今天却忽然天低云暗，雨流如注，天公在为我祭父之行而落泪吧，这应该是个吉兆！因此，当侄辈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如期前往时，我毫不犹豫地说，照行不误。他们又说，经过雨水浸润，家乡土路已无法行车，怎么办？我说，淋雨淌水也要今天去！我心想：已经几十年未沾家乡的泥土了，今天不是重温乡情的好机会吗？父亲在天有灵，该会赞许他的儿子冒雨前来看望他的。妻子的态度也很坚决；既然心诚已感动天公落泪，我们就别辜负这番美意了。
果如侄辈所说，汽车开到离老家尚有三华里的新集，便因泥水太深无法行进了。我们果断地下车，冒雨淌水步行。在泥泥水水的土路上，在雾雨茫茫的天野中，我们赤足卷腿，艰难地跋涉起来。
走的虽是几十年前的老路，却充满着新鲜的感觉，绿油油的麦田，如绿色锦缎铺在大地上，垂柳和白杨，亭亭地立在道路的两边，形成一道绿色长廊；
儿时的革合茅屋，已无踪影，代之而立的是一座座崭新的砖瓦小楼，它们沐浴在绿树丛中，宛如碧海中一艘艘红色的船。
家乡变了，父亲，它是在您的眼前发生的，您知道吗？
雨水淋在身上，浸透了薄薄的衣衫，奇怪的是，我并无寒冷的感觉，却有一种暖融融的温馨；淌在泥泞的土路上，一步一个水坑，也并不觉得沉重难行，却有一种脚踏实地的亲切感，我和妻多年来很难有机会一同行走这样的道路，今天却有一种异样的力量，在推动我们步履轻捷地和侄辈们同步而行，毫不落后一步，也许在冥冥中父亲的英灵真的在鞭策我们吧！
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父亲的坟墓前。这儿已不是五十余年前的原貌了。过去的荒野，已变成一处处新的宅院，一条新修的马路，横亘在离坟茔不远的地方，路旁，有一座崭新的四合院，从大门上挂的牌子可以看出，这是我们程圩的村办小学。细论起来，它应该是我的母校了。五十年前，我就是在它的前身“村塾”中接受的人生第一次启蒙教育。这是我生活起步的地方。而今，它和我父亲的墓地仅一路之隔，父亲，你听到孩子的读书声，也许是一种安慰吧？当初，你的儿子就和他们一样，一口一口地吮吸着知识的乳浆而成长起来的，听到他们幸福的欢声笑语，你应该不感到寂寞了。
带着翩翩浮想，我走近父亲的坟墓前。此时，我的内心陡地激动起来，这土丘中长眠的就是赐给我生命的那个忠厚的老人吗？不！他是个年轻人，临终时他还不满三十岁呀！我在泪眼模糊中似尔闪现出一个朦胧的图影：一个生气勃勃的青年男子，从一位年轻的妇女手中，接过一个不满三岁的胖墩墩的小男孩，把他抱了起来，举在空中，之后，又让他骑在自己的脖子上。孩子嘎嘎地笑了起来，这对年轻的夫妇也幸福地相视而乐。这就是我的父母亲。可是，过不多久，其中的一人却忍痛丢下了他的弱妻幼子，英年早去，于是，又出现了另一番绝然相反的影像：在一硕大无朋的棺材前，一身缟素的青年妇女，顿足捶胸地嚎啕痛哭，跟前站着一个披麻带孝的孩童，他惶恐地望着泪人般的母亲，喊着“我要爹爹！”一一这是我脑海中仅存的一点印象。而今，面对这一丘荒冢，一抔黄土，面对早已化作烟尘的父亲，我不禁悲从中来，忍不住跪在被雨水淋湿的地面上，默默地祷告起来：父亲，您的不孝儿不远千里来看您来了；这些年，让您一个人孤寂地眠卧在这片荒野里。无人为您添一锨土，饶一片纸钱。
但是，我们一家人都没有忘记您，特别是我那八旬老母，无时无刻不在惦念您，等待百年之后与您重新聚首；您的三个孙女，均已长大成人，自立于世，她们也都深深地怀念您，盼您安息……
我的妻子则久久地跪在地面上。她热泪盈眶，口中喃喃祝告：父亲，我是您的儿媳，今天前来看您，来的太晚了，请您原谅我的不孝；我和孩子虽从未见您一面，但您的音容笑貌，早从母亲的谈吐中印入我们的脑海，您善良的天性，高尚的品格，永远是我们的骄傲和榜样，我们将世世代代纪念您。愿您的在天之灵，保佑全家安康。随之，她便把从远方带来的纸钱，在坟前焚化起来，片片纸灰，随风飘展，把我们的无尽思念，熔在火中，泪水和雨水，沾湿了我们夫妇的衣襟……
此次回乡，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迁墓之事尚未完成，但却完成了我们多年的一片心愿：向亲爱的父亲说上几句心里话，表达后辈的殷殷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