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春天多风沙，可一到五月，风就柔和了起来。人们脱下臃笨的棉袍，换上夹衣，利利索索地行走在晴好的阳光下。
大街上、胡同里的树木抽出了新绿，洋槐花一嘟噜一嘟噜地开放在院子里、街道旁。卖芍药花的担子停放在十字街头，花朵饱满，其色灼灼。柳絮一球球儿地旋转着、追逐着，静静地在胡同里飘飞。枣树也开花了，枣花一粒粒的，看上去不起眼儿，可闻着有股兰花的味道。
这是1932年的5月，一个高个子、沙色头发的美国年轻人走进了北总布胡同，他就是费正清。刚到北京时，他在中央研究院一边学习汉语，一边研究清朝政府与西方各国的外交历史；后来他得到了清华大学的教职，讲授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他租了一个四合院，在北京的教堂迎娶了他有着苗条身材、蓝灰色眼睛的新娘费慰梅。
这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在这时期认识了林徽因和梁思成。费正清和费慰梅是梁思成根据他们英文名字的译音为他们起的中文名字。费正清的英文全名是约翰·金·费尔班克，费慰梅的英文全名是维尔玛·丹尼欧·坎农。
对于费正清与中国知识界的关系，一位西方学者这样写道：“不像在北京的许多外国人，费正清夫妇十分幸运地是他们的朋友圈超出了西方人团体的界线，他们与一些中国人建立了深厚、持久的联系，特别是与著名的政论作家和改革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及他的妻子菲利斯关系更为密切。作为建筑师，他们两人在美国得到培养，分别就读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梁思成夫妇向他们介绍了其他一些学者，其中有哲学家金岳霖（被亲切地称为老金）、政治学家钱端升，还有陶孟和、陈岱孙，以及物理学家周培源——这是一个在自己国家的未来，在费正清与这个国家的关系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杰出群体。”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29—30页，陈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北京度过的蜜月生活令这对美国人终生难忘。当然，这种生活也包括治外法权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利益。他们保留着自己的爱好，骑马、打网球，同时又尽情领略东方古国的浪漫与悠闲。在月光下沿着古老的城墙漫步，观看西山美丽的日落景象。费正清在给父母的信中描述了“这个童话般的世界”：“我带着维尔玛沿着帝国宫殿的路回家，我们乘车穿过宫殿的大门，黄昏时分抵达我们居住的胡同……在烛光下，我们甜美而亲密地就餐，屋外传来中国人举行婚礼的笛声和铜锣声……”
家里送给他们1500元美金，根据当时的兑换率可增值5倍，由此保证了他们舒适的生活。其中包括雇佣仆役，以及外出旅游的费用。
与林徽因、梁思成的交往使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变得精彩而丰富。
夏日炎热而漫长的下午，费正清要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写作论文，费慰梅则乘一辆人力车直奔北总布胡同。徽因的家庭及朋友，对于医生家庭出身、从小热爱艺术的费慰梅有着磁石般的吸引力。她喜欢坐在车上观看北京的街景，在她的眼里，沿街叫卖的奶油杨梅、蜜饯樱桃、藤萝饼、玫瑰糕，无论是名称还是形状，都带着甜美的诗意。卖冰水冷饮的担子，敲着叮当作响的冰盏儿，走过幽静的胡同。
徽因这时刚成为第二个孩子的母亲。这是个健康而漂亮的男孩，出生在1932年炎热的8月。思成是梁家的长男，这孩子是梁家的长孙，他嘹亮的啼哭给全家带来了极大的喜悦与满足。思成和徽因给儿子起名为“从诫”，一是纪念宋代的建筑学家、《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再是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子承父业，成为出色的建筑学家。女儿宝宝已三岁多了，家里的人随着宝宝，唤这个男孩叫“小弟”。
小弟有着饱满的额头、白皙的皮肤、秀气的下颌。徽因最喜欢看小弟凝视着什么的模样。那双眼睛是那样清澈，大大的黑眼珠，白眼底透着点儿淡淡的蓝色，这样一双眼睛看到的，应该是一个纤尘不染的世界。
怀抱着这个新生命，徽因心中涌动着浓浓的爱意，这爱意如四月的春风，抚慰着她的身心。她把这人间的情爱和暖意用诗句记录下来，为儿子写了《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
这时期思成开始对华北一带的古建筑进行科学考察。徽因不能一同前往，她只能尽自己所能安排好家里的一切，让思成放心地外出。
每当仆人报告“费太太来访”时，徽因就会离开书房或把孩子交给女佣，和费慰梅在起居室坐下。佣人送来了茶和点心，她们之间的话题就像杯中的茶叶，慢慢地舒展开来。
林徽因和费慰梅的交谈完全用英语，即使后来费慰梅的汉语已达到一定程度，她们仍然主要用英语交谈。这样使费慰梅毫无语言障碍和心理障碍，同时林徽因也得到了双语交流的快感。费慰梅后来对梁从诫说过，林徽因的英语，常常使他们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感到羡慕。
林徽因从小在东方和西方双重文化的教养下长大。四书五经、诗词曲赋与拜伦、雪莱、莎士比亚、狄金森一起滋养着她的心灵，东西方文化在她的血液里水乳交融地流淌。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与崇尚自由、张扬个性的精神在她的行为方式中都有鲜明的体现。保持双重文化的生活形态，对林徽因来说，不仅是出于习惯，更是一种生命的需求。
费慰梅在自己的回忆中说：
……我们有时分析和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我们就转向我们在文学、意识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把关于对方不认识的朋友的追忆告诉对方。
天才的诗人徐志摩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她不时对我谈起他，从来没有停止思念他。我时常想，她对我用流利的英语进行的题材广泛、充满激情的谈话，可能就是他们之间生动对话的回声，那在她作为一个小女孩在伦敦时就为她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73—74页。
在梁家的客厅里，在许多朋友中，费慰梅以一个女人的眼光追随着林徽因，探究着林徽因。她想知道，徽因所具有的魅力来自何处。
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女人，她们在少女时代，拥有生命中的所有美好：青春美貌、热情幻想、无私爱恋、飘逸出尘……可随着结婚生子，在岁月的流逝中，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的磨损中，她们的精神空间和生活空间日益狭窄，渐渐失去了生命的光泽和质感。
林徽因此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以体弱多病之身操持着一个大家庭的日常事务，要相夫教子，要奉养老人，要担心时局的动荡，要关心物价的涨跌，还要打理梁林两个大家族许多亲戚之间的往来关系。可是，无论多么忙乱，徽因从不让自己的心灵沉湎其中。她把心灵空间留给了朋友，留给了诗歌，留给了建筑艺术，留给了音乐和绘画。当她的双眸闪闪发亮的时候，一定是她在生活中发现美或创造美、或者是要和朋友们分享自己的发现与创造的时候。这是她最动人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她整个人就会焕发出奇异的神采，产生一种无法言喻的魅力。
出去看画展，一幅画会突然激发她的灵感，使她联想到音乐，联想到建筑，联想到诗歌创作，于是就会有无数美妙的构思奔涌而出，她就会抑制不住地要对朋友倾诉。在家听音乐，一首乐曲会令她凝神屏息，浮想联翩，热泪盈眶。她对费慰梅说：“那是一段当我还是个小姑娘时在横渡印度洋回家的船上所熟悉的乐曲——好像那月光、舞蹈表演、热带星空和海风又都涌进了我的心底，而那一小片所谓的青春，像一首歌中轻快而短暂的一瞬，幻影般袭来，半是悲凉，半是光彩，却只是使我茫然。”还有，当她用文字抒写内心的欢乐或悲伤的时候，也是她最快乐的时候。她对费慰梅说：当我在做那些家务琐事的时候，总是觉得很悲凉，因为我冷落了某个地方某些我虽不认识，对于我却更有意义和重要的人们。这样我总是匆匆干完手头的活，以便回去同别人‘谈话’，并常常因为手上的活老干不完，或老是不断增加而变得很不耐烦。这样我就总是不善于家务，因为我总是心不在焉，心里诅咒手头的活（尽管我也可以从中取乐并且干得非常出色）。另一方面，如果我真的在写作或做类似的事，而同时意识到我正在忽视自己的家，便一点也不感到内疚，事实上我会觉得快乐和明智，因为做了更值得做的事。只有在我的孩子看来生了病或体重减轻时我才会感到不安，半夜醒来会想，我这么做究竟是对还是不对。
林徽因创作初始以诗闻名，她流传下来的诗歌主要创作于30年代。当时刊登新诗的《诗刊》、《北斗》、《新月》、《学文》、《文学月刊》等报刊，常可以看到林徽因的诗。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期间，经常向林徽因约稿，所以，林徽因的许多作品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
林徽因的诗极富艺术个性。她早期的诗作，诗句流畅，意象丰盈，节奏轻快。追求美，赞颂美，捕捉稍纵即逝的美，是她早期诗作的主要表现内容。
《新月诗选》中所选林徽因的《笑》，被诗人陈梦家称为“一首难得有的好诗”：
笑的是她的眼睛，口唇，
和唇边浑圆的漩涡。
艳丽如同露珠，
朵朵的笑向
贝齿的闪光里躲。
那是笑——神的笑，美的笑；
水的映影，风的轻歌。
笑的是她惺忪的卷发，
散乱的挨着她耳朵。
轻吹如同花影，
痒痒的甜蜜
涌进了你的心窝。
那是笑——诗的笑，画的笑；
云的留痕，浪的柔波。
这首诗用一连串比喻把一个年轻女子的笑描绘得天真轻盈，甜美传神，那笑如同“露珠”、“花影”，又像是“水的映影”、“风的轻歌”、“云的留痕”、“浪的柔波”。语言清新婉丽，韵律感强，富有音乐美。
另一首描写笑的诗作《深笑》，想像和比喻更是大胆新奇：
是谁笑得那样甜，那样深，
那样圆转？一串一串明珠
大小闪着光亮，迸出天真！
清泉底浮动，泛流到水面上
灿烂
分散！
是谁笑得好花儿开了一朵？
那样轻盈，不惊起谁。
细香无意中，随着风过，
拂在短墙，丝丝在斜阳前
挂着
留恋。
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
让不知名鸟雀来盘旋？是谁
笑成这万千个风铃的转动，
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
摇上
云天？
诗中，林徽因用了“百层塔”、“琉璃檐”、“鸟雀盘旋”、“风铃转动”、“摇上云天”这些富于建筑美的意象，表现了她作为一个精通建筑艺术的诗人的独特造诣。同时，这首诗熟练地运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用听觉感受表现视觉形象，用视觉感受表现听觉形象，细腻真切地传达了感觉体验的丰富与复杂。
林徽因的诗，诗句和结构玲珑精致，刻画主观感觉轻灵微妙。如她的《一首桃花》，写三月的桃花“像是春说的一句话”，仿佛只是为了给世界留下“一瞥多情的痕迹”，多情而美好。全诗将灵动的想像寄寓于轻柔的意象，如一滴晶莹的露珠，如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构成了空灵的意境。这种意境已超越了对某种具体感情的抒发，而达到了独抒性灵的境界。
抗战爆发后，林徽因的平静生活被打破，在颠沛流离和病痛折磨中度过了许多年。她所体验最深的是国难家愁，很难再有以前那样的心境，不仅诗作的数量大为减少，而且表现内容也有了重大的变化。唯美主义的倾向被写实主义的倾向所取代，诗歌情绪由空灵、曼妙转为萧索、痛苦。
林徽因现在保存下来的诗作共63首。她的许多作品在长年的离乱中散佚了。那些存留下来的作品虽然在时间的长河中沉埋了多年，至今读来，仍然能够感受到它们原有的明净与清鲜。
除了写诗，林徽因在30年代前期还写过小说。她的小说虽说数量不多，但同样表现出不俗的成就和才华。
她的第一篇小说《窘》，发表于1931年9月的《新月》上。这篇小说在运用心理描写表现感情方面有特别的韵致。
小说的主人公是中年教授维杉。他在与朋友少朗的交往中，遇到了少朗的女儿芝。这是一个处在“成人的边沿”的少女，她天真活泼，又带有少女的娇羞。维杉觉得她“使你想到方成熟的桃或杏，绯红的，饱饱的一颗天真让人想摘下来赏玩，却不敢真真地拿来吃。”面对芝，他常常陷入莫名的怔忡恍惚之中。但同时，他又意识到自己在芝的面前是父辈，是“老叔”。这种想接近芝又有所顾忌的情形让他觉得“窘极了”。
林徽因在小说中细腻地表现人的意识和潜意识，维杉潜意识的萌动所表现出的心猿意马，这种“发乎于情”的意识被抑制而“止乎于礼”的种种情状，都描写得惟妙惟肖，含蓄蕴藉。
《九十九度中》是林徽因一篇重要的小说。
小说以大约一万五千字的篇幅，写了暑热中北京城的一天。在华氏九十九度的高温天气里，大户人家大摆筵席，庆祝家中“长寿而又有福气”的老太太69岁生日；小户人家结婚嫁女办喜事，姑娘嫁过去作填房，满怀无奈与悲凄：“好像生活就是靠容忍与让步支持着”；洋车夫打架斗殴被巡警抓进又热又臭的拘留所，出苦力的脚夫因中暑患霍乱而毙命……作者的笔就像一部跟踪拍摄的摄像机，不仅“现场实录”式地拍下了社会各阶层不同人等乱纷纷的日常生活，而且拍下了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镜头不停地转移、切换，组成了一幅30年代北京社会的众生相。
这篇小说娴熟的现代主义表现技巧，引起了文学界和批评界的注目。批评家李健吾1935年在一篇文章中评论道：
《九十九度中》正是一个人生的横切面。在这样溽暑的一个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的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这是个人云亦云的通常的人生，一本原来的面目，在它全幅的活动之中，呈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作者引着我们，跟随饭庄的挑担，走进一个平凡然而熙熙攘攘的世界：有失恋的，有作爱的，有庆寿的，有成亲的，有享福的，有热死的，有索债的，有无聊的……全那样亲切，却又那样平静——在这纷繁的头绪里，作者隐隐埋伏了一个比照；而这比照，却表示出她人类的同情。一个女性的细密而蕴藉的情感，一切在这里轻轻地弹起共鸣，却又和粼粼的水纹一样轻轻地滑开……
……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一篇，最富有现代性……《李健吾批评文集》61页，郭宏安编，珠海出版社。
除此之外，林徽因还写了《模影零篇》短篇系列，包括《钟绿》、《吉公》、《文珍》、《绣绣》四篇小说。
这些作品同样表现了林徽因的特点：对不同人的命运的关注，对社会不公的含蓄批判以及精巧的结构，灵动的语言等。但相比较而言，《九十九度中》表现的生活内容更丰厚开阔，艺术手法更现代，也更富有文学性。至今读来，仍是一篇耐人咀嚼的作品。
林徽因的才情是多方面的。她写诗、写小说、写散文，还写剧本。她对戏剧有特殊的感情。她曾参加过话剧演出，又在美国学习过舞台设计，对戏剧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在她创作力最为旺盛的30年代，她创作了四幕话剧《梅真同他们》。
剧本表现的是大户人家里一群年轻人的情感故事。主人公梅真是李家的使女，天资聪颖，性情率真，模样俊俏。李家二太太十分喜欢她，把她当自己孩子一样看待，还让她和自己的孩子一样上学读书。这令心胸狭隘的长房大小姐十分嫉恨，常常借故讥刺梅真。梅真心里暗恋着在外地读书刚刚归来的二少爷，二少爷虽然也爱梅真，却担心家族的反对和外人的耻笑，因而犹疑不决，回避向梅真吐露真情。梅真始终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但她心里也始终存在着某种幻想。……剧本只写到第三幕，种种感情纠葛和误会形成了几方面的矛盾冲突，梅真的命运如何，还是一个巨大的悬念。
《梅真同他们》前三幕刊载于1937年5—7月的《文学杂志》，8月份将发表第四幕的预告已经登出。可是，随着这一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响起，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文学杂志》被迫停刊。林徽因举家南迁，从此进入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岁月，《梅真同他们》的第四幕再也没能写出来。
许多年后，许多读者仍忘不了梅真及剧中那一群青年男女的命运。有人问林徽因：梅真后来怎么样了？她回答道：“梅真参加抗战去了。”
应该说，这个剧本所写的人物、故事并无新意，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也有较明显的虚构和理想化成分。特别是梅真这个主要人物，出身低微，却是小姐的性情脾气和行为方式，让人感到，作者并不真正了解生活中的这一类人物。
但是这个剧本的可读性很强。其关键就在于林徽因对剧本中描写的那一群家境优裕、受过良好教育的小布尔乔亚青年男女是熟悉的，她真切地写出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及情感方式。所以，剧中虽然没有什么强烈的戏剧冲突，但其浓郁的生活气息，以及那群少爷小姐形象却活泼泼地让人感到饶有趣味，吸引着读者看下去。尤其是剧本的语言，让人看过以后久久难忘，完全是生活中的口语，但经过了作者的提炼熔铸后，显得既鲜活又不失文雅，而且富有情趣。可以想像，这样朗朗上口的语言，一定是很适合舞台演出的。
读林徽因的作品，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剧本，都氤氲着一种特殊的气息。那是泛着神秘光泽的古铜香炉吐出的幽幽檀香的气息，那是泰晤士河上的蒙蒙晓雾、宾夕法尼亚大学青青校树的气息，那是温暖的客厅壁炉里明亮跳跃的火焰的气息，那是草青人远、一流冷涧的雨后天的气息。
她的文字是感性的，充满浪漫的情思和优雅的情趣，她的目光越过琐屑、庸常的生活投向了远方。她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古典、神秘的钟绿林徽因小说《模影零篇·钟绿》中的女主人公。，还是特立独行的吉公林徽因小说《模影零篇·吉公》中的女主人公。，甚至婢女梅真，都是脱俗的、几近不食人间烟火的。
因此，虽然她向另一种苦难、冷寂的人生投去了目光，但却因思想感情的隔膜而缺乏真切的感受。狭小的生活圈子，精神上与底层社会的距离，使她的文字不乏虚幻的、脱离现实的成分；心灵的视野更多局限在书斋里和客厅中，使她的作品缺乏更大范围的影响力。
林徽因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些。她和梁思成外出考察古建筑时，走到了偏远的地区和乡村，看到了别样的人生。当她重新回到自己的客厅、书斋时，那阳光下的原野山峦，那些小山村里的生命和人群，还有那些被遗忘在深山僻壤中的古代建筑，都令她难以释怀。她深知，出身教养、人生阅历、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等等各方面的不同，就像一扇扇有形的和无形的“窗子”，把她和外面的世界隔离了开来。尽管她在文章中嘲讽衣食无虞、远离百姓的“时髦学者”，可面对生活里拉车的、送煤的、拉粪的、叫卖的、帮工的、奔波求生的那些人时，她还是有着强烈的精神上的优越感的。她十分清楚，“窗子以内”和“窗子以外”的人生有着巨大的差别与隔膜。窗子以外那种“带着整个血肉的身体到处碰运气”的艰辛人生，是她永远不能融入其中、也不可能融入其中的。
在散文《窗子以外》中，林徽因倾吐了自己的这种认识：
……永远是窗子以外，不是铁纱窗就是玻璃窗，总而言之，窗子以外！
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生的滋味，全在那里的。你并不是不能看到，只不过是永远地在你窗子以外罢了。多少百里的平原土地，多少区域的起伏的山峦，昨天由窗子外映进你的眼帘，那是多少生命日夜在活动着的所在；每一根青的什么麦黍，都有人流过汗；每一粒黄的什么米粟，都有人吃去；期间还有的是周折，是热闹，是紧张！可是你则并不一定能看见，因为那所有的周折、热闹、紧张，全都在你窗子以外展演着。
…………
你诅咒着城市生活，不自然的城市生活！检点行装说，走了，走了，这沉闷没有生气的生活，实在受不了，我要换个样子过活去。健康的旅行既可以看看山水古刹的名胜，又可以知道点内地淳朴的人情风俗。走了，走了，天气还不算太坏，就是走他一个月六礼拜也是值得的。
没想到不管你走到哪里，你永远免不了坐在窗子以内的。不错，许多时髦的学者常常骄傲地带上“考察”的神气，架上科学的眼镜，偶然走到哪里一个陌生的地方瞭望，但那无形中的窗子是永远存在的。不信，你检查他们的行李，有谁不带着罐头食品，帆布床，以及别的证明你还在你窗子以内的种种零星用品，你再摸一摸他们的皮包，那里短不了有些钞票；一到一个地方，你有的是一个提梁的小小世界。不管你的窗子朝向哪里望，所看到的多半则仍是在你的窗子以外，隔层玻璃，或是铁纱！隐隐约约你看到一些颜色，听到一些声音，如果你私下满足了，那没什么，只是千万别高兴地说起什么接触了，认识了若干事物人情，天知道那是罪过！洋鬼子们的一些浅薄，千万学不得。
你是仍然坐在窗子以内的，不是火车的窗子，汽车的窗子，就是客栈旅途的窗子，再不然就是你自己无形中习惯的窗子，把你搁在里面。……算了算了！你简直老老实实地坐在你窗子里得了，窗子以外的事，你看了多少也是枉然，大半你是不明白，也不会明白的。
在这篇散文中，林徽因真切地剖析了自己的生活与心灵状态，这种与现实人生若即若离的状态，代表了3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和心灵状态。文章风格洒脱轻灵，自由跳跃，既不是浪漫主义慷慨激昂的直抒胸臆，也不是写实主义愤世嫉俗的抨击批判，其中闪耀着理性、智慧和灵性的光彩，也有着对生活现状无奈的承认和妥协。
这篇散文后来入选了西南联大的国文课本。
中山公园（原名中央公园）位于长安大街天安门的西侧，是当时的京派文人经常出入的地方。
公园的入门券为法币5分钱。进了大门没多远就是“公理战胜”牌坊。顺着长廊往北走，沿途有牡丹池、蔷薇架、丁香林、芍药圃。“来今雨轩”中，永远有人在悠闲地品茗下棋。从这里往西，松柏林阴道旁有三家各有特色的茶座：春明馆、长美轩和柏斯馨。
春明馆茶座是老派的格局，馆内陈设着围棋和象棋，供应的点心是带有地方特色的山楂红、豌豆黄、艾窝窝、茯苓饼、栗子面窝头，还有北京的各种面食，如豆包、炸酱面、素卤面、肉末儿烧饼。来这里的多是些老派名士，身着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小帽，他们坐在茶桌旁，或摆上一局棋，悠悠地走上半日，或子曰诗云，吟诗作赋。
柏斯馨茶座则是摩登而洋派，陈设全是西式的，饮料也多为柠檬汁、橘子汁、苏打水、咖啡、啤酒、葡萄酒，茶点为蛋糕、咖喱饺、三明治等。来这里的多为曾经留学欧美的留学生、洋博士。他们读的多是英文报刊，谈话中夹杂着一串串外语。一些在北京做事的外国人也常常光顾这里。
长美轩茶座的位置在春明馆和柏斯馨之间，其风格也是二者的中和。它既比春明馆开放，又比柏斯馨具传统色彩。这里的茶食为葵花子、花生米、核桃仁、杏干，主食则有烧卖、小笼包、蛋炒饭、清汤馄饨。来这里的多为一些文化界、学术界的绅士淑媛，他们在这里有自己习惯的座位，入座后，清茶一杯，点心一碟，就摊开了手中的书卷或稿件。
1936年的一个春日，沈从文邀请林徽因、朱自清、杨振声、朱光潜、李健吾等人在长美轩聚会。
这一年，《大公报》为了扩大在读者中的影响，搞了两项活动。一是出版《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由林徽因负责小说的选编工作。二是设立一年一度的“大公报文艺奖金”，每年奖励一至三位作者，主要聘请京沪两地与《大公报·文艺副刊》关系密切并有一定影响的作家担任裁判委员，林徽因是裁判委员之一。沈从文安排的长美轩聚会，就是为了讨论这两项活动的有关事宜。
大家在谈笑中商定了本年度的获奖人选及奖金分配后，林徽因给大家谈起了由她负责的小说选编工作的情况。
她介绍说，小说集的作品已基本确定，有老舍、杨振声、沈从文、萧乾、李健吾、蹇先艾、沙汀、张天翼、凌叔华等25位作者的30篇小说入选，这是从近3年来《大公报》副刊数百篇作品中挑选出来的。在选编过程中，她有许多感受。
林徽因说，这本小说选集是3年来南方北方新老作家创作的一次“联合展览”，她希望读者拿到这本书，就能对当今的文学状况有一个综合的、感性的认识。当然，在选编过程中，她也看到了小说创作中存在的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
“这些作品在题材的选择上似乎有个倾向，就是选择描写农村生活或劳动者生活的居多。这种倾向说好一点，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他们——农人与劳动者——有浓厚的同情与关心；说坏一点，是一种盲从趋时的现象。描写劳工社会、乡村色彩已成为一种风气，而且在文艺界也取得了一点成绩，作家们容易不自觉地因袭这种格调。他们撇开自己所熟悉的生活不写，而对乡村的穷苦和偏僻的地区发生兴趣。就单篇来说，许多作品写得不错，个别作品还写得特别精彩。但就一种创作倾向看，则整体表现出一种缺乏创造力的贫弱。”
“如今，”杨振声不紧不慢地接了一句，“‘普罗文学’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堪称时尚。”
林徽因反应极快地说：“强调普罗文学，并不能掩饰这种创造力的缺乏和写作动机的不纯正。优秀的文学就是优秀的文学，无论作者的出发点如何！”
“在描写上，”林徽因又谈起了入选作品艺术表现方面的不足，“感到大多数作品采取的是写一个故事的方法，或者以一两个人物为中心，或者以某个地方发生的一桩事件为主干，单纯地写故事的发展与结束。这是一种很薄弱的表现手法。我疑惑是不是一些作者误会了短篇小说的特征，把短篇小说表现生活的可能性看得过于狭窄的缘故。”
“很少有人大胆尝试截取生活的断面，也很少有人剖析自己生活中的种种矛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说到这里，林徽因有些激动。她说话本来就快，一激动语速就更快了：“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诚实。诚实比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丽更重要。所谓诚实并不是说作者必须实际经历自己作品中所描写的生活，而是说，小说的内容即使完全是虚构的，情感却必须是真实的，必须是作者在情感上能体验得出的情景和人性。许多人在写作中故意选择一些自认为很浪漫、自己却并不了解的生活为表现题材，然后铺张出自己所没有的情感来骗取读者的同情，这样的作品自然会令我们认真的读者感到不耐烦和失望。”
林徽因的见解得到了大家的赞同。朱自清说：“也许这与作者的生活经历不丰富有关。”
“生活的丰富不丰富，”林徽因说道，“不在于生活经历的多与少，而在于作者的观察力和感受力是否锐利敏捷，在于能多方面体味所见、所听、所遇的种种不同情景，能理会到人在生活中互相的关系与牵连：生活的必然与偶然之中所起的戏剧性的变化；更得有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及思想、信仰或哲学。所以说，一个生活丰富的人，并不在于客观地见过若干事物，而在于能主观地激发很复杂、很不同的情感，能同情于人性的许多方面。”
“所以一个作者，除运用文字的能力学问外，必须是能立在任何生活上面，能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感觉和了解之间，理智上进退有余，情感上横溢奔放，记忆与幻想交错相辅，到了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的程度，他的笔下才现出活力真诚，他的作品才会充实伟大，不受题材或文字的影响，而能持久普遍的动人。”林徽因《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7—40页。
30年代，林徽因从事文学创作是在从事古建筑研究之余，应该属于业余作家。可是，她的创作以及对创作的理解却并不业余。与当时一些从国外引进的“普罗”文艺理论、盲从趋时的文学观念相比，她坚持“诚实”写作的见解更切近文学的本质。
1936年8月，林徽因选编的《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面市后很快售罄，仅隔三个月就又再版。
林徽因一生主要致力于对古老的东方建筑艺术的研究，在研究建筑学之余，她丰沛、明亮的精神之火外化在一首首诗歌、一篇篇小说、散文和其他创作和评论中。从这些作品中可以读到她独具个性的灵魂美。她的生命也由此而更加充盈和丰满。在并不漫长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她写下了虽不算浓重却独具美质的一笔，这是不应该被忘却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