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连阴雨下过，天顿时凉了下来。虽然已是仲秋时节，清华园里草树都还是绿的。
苏联专家来到了北京。他们不仅是各行各业的专家，而且是先进社会制度和无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给予他们极高的礼遇。
清华大学和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也来了苏联专家。苏联专家组组长第一次来到清华大学营建系，送给梁思成一套莫斯科大学建筑系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梁思成勉强听得懂他喉音很重的发音，他们可以用英语对话和交流。专家说，苏联建筑理论的核心，是斯大林同志提出的“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当谈到新中国的建筑时，专家强调，一定要体现中国的民族形式。这与梁思成一贯主张的尊重传统、注重建筑的体形环境的思想是相通的，思成听了当然高兴，专家也十分高兴，提笔在面前的笔记本上画了个飞檐翘角的大屋顶。直到握手告别时，思成才弄清楚，原来这位专家组组长并不是建筑学专家。
接着，苏联建筑科学院阿谢普可夫院士到清华讲学。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承担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设计任务，经常要到城里去开会，但他们还是尽可能地去听阿谢普可夫院士的课。
徽因和思成对许多问题感到困惑。
首先，莫斯科大学建筑系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完全是沿袭巴黎美术学院的教学模式，与梁思成、林徽因20年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时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几乎完全一样，这不能不使他们感到吃惊。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教学计划依据的是40年代梁思成在美国考察研究的国际建筑学和建筑教育理论的最新成果。如今，苏联的一切都被奉为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在一切向“老大哥”学习的形势下，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做了重大调整。
另外，什么样的建筑称得上是“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建筑？这是让思成和徽因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他们想，他们长时间研究的那些古代建筑应该体现了中国的民族形式，可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内容”呢？社会主义的内容和资本主义的内容应该怎样识别和区分呢？具体到一个建筑物，哪一部分是形式，哪一部分是内容呢？
至于阿谢普可夫院士在讲学中把建筑艺术提高到阶级斗争和党性的高度来认识，更是让他们感到不好理解。
但他们的思考终止在当时的政治需要面前。他们的结论是：要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向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学习是完全必要的；自己之所以弄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是因为自己还缺乏社会主义的思想。而且，由于中国长期战乱频仍、民生凋敝，根本没有过安定地从事建设和建筑的时期，所以无论建筑的“形式”还是“内容”，都没有机会去进行探索和实践。他们真诚地相信，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在建筑方面的美好理想也应该能够实现。
同时，在与苏联专家的接触中，他们热情奔放的性格和扎实认真的工作态度也赢得了徽因和思成的好感和好评，尽管一些朋友在梁家聊天时偶尔也会对苏联专家的学问和给他们的待遇提出质疑。
林徽因前一段忙着国徽设计，系里的课落下了许多。她的身体已不能较长时间支撑在讲台上，只好让学生们到家里来上课。
当时营建系的学生加起来有三十多人，在一个大教室上课，师生关系非常融洽。林徽因给一年级讲建筑史，总共有十来个学生，来家里上课，挤一挤还坐得下。
林徽因上课从不局限于教科书，她往往从一个问题生发开来，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仿佛带领学生曲折穿行于建筑艺术的历史长廊。
这一天，她给学生讲起了北京城的建筑历史。
北京城的建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周朝，这里是燕国的都邑，称做蓟。唐代，这里是幽州城，为节度使的幕府所在。在五代宋辽金时期，北京是辽国的南京，亦称做燕京，金灭辽后，北京又成为金的中都。到了元朝，城的位置东移，建设一新的大都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奠定了今天北京的基础。最难得的是，元明交替，明清更迭，两次改朝换代，北京都未经太大的破坏，在旧基础上修建拓展，一直到了今天。
从地图上看北京城，是一个整齐的凸字形，那是当初的城市设计者为了象征“天倾西北，地陷东南”而故意缺了两个角。在这个凸字形里，紫禁城是它的中心。除了城墙的西北角略退进一个小角外，全城布局基本上左右对称。它自北而南，有一条纵贯全城的中轴线，北起钟鼓楼，过景山，穿神武门直达紫禁城的中心三大殿，然后出午门、天安门、正阳门直至永定门，全长八千米。内城的所有高大建筑物都布置在中轴线上，前后左右相呼应。这种全城布局的整体感和稳定感，引起了西方建筑家和学者的无限赞叹，称为世界奇观。
北京城的建筑是经过认真规划的。全城几乎完全是根据《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规划思想建设起来的。
“左祖右社”是对皇宫而言，“左祖”指皇宫的左边是祭祖的太庙（现在的民族文化宫）；“右社”指皇宫右边的社稷坛（现在的中山公园）。“旁三门”是指东西南北四面城墙各有三个城门。不过北京只有南面有三个城门，东西北三面各有两个城门。日坛在城东，月坛在城西，南面是天坛，北面是地坛。“九经九纬”是指城的南北向和东西向各有九条主要街道，“经涂九轨”是说南北的主要街道同时能并列九辆马车。北京的街道原来是很宽的，清末以来被民房逐渐侵占才变得越来越窄。
“你们可以想像当年马可·波罗来到北京，就像乡巴佬进城一样吓懵了，当时的欧洲人哪里见过这么伟大气魄的城市！”
同学们都笑了，林徽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讲：
“面朝后市”也是对皇宫而言。皇宫前面是朝廷的行政机构，所以皇宫要面对朝廷。“市”是指商业区，中国传统轻视工商业，所以商业区放在皇宫的后面。现在的王府井大街是民国以后繁荣起来的。过去，地安门大街和鼓楼大街是为贵族服务的最繁华的商业区。东西单牌楼、东西四牌楼是四个热闹的都市中心，这些牌楼也是主要街道上的街景。坐落在街巷路口大大小小的牌坊，处处记载着北京城的历史，它们还起着丰富街市景观的作用，略有些像巴黎和罗马许许多多的凯旋门。前门外的商业区原来是在北京城外，因为辽代与金代的首都在现在北京城的西南。元代的大都建在今天北京城的位置，当然和金的旧都有联系，那时从旧都来做买卖的商人，必须绕到城北的商业区去，所以干脆就在城外集市。北京前门外有好几条斜街，就是人们在新旧两城之间走出来的道路。开始在路旁搭起棚户，慢慢地发展成为固定的建筑和街道。过去一有战争，城外的人就往城里跑，到了明朝嘉靖年间，为了加强京城的防卫才建了外城。
经过林徽因清晰直观的勾勒，一幅宏大的北京城区图呈现在同学们的面前。她继续讲道：
北京是中国、也是全世界文物建筑最多的城市，元、明、清历代的宫苑、坛庙、塔寺分布在全城。北京特有的优点就在它有计划的城市的整体，北京建筑的整个体系是全世界保存得最完好而且最有传统活力的、最特殊、最珍贵的艺术杰作。
北京的建筑都不是单座的建筑，而往往是若干建筑组合而成的整体，是极可宝贵的艺术创造；小到一个四合院、一片胡同结构的街区；大到金碧辉煌、巍巍大观的故宫，都是显著的实例。其他如坛庙、园苑、府第，无一不是整组的文物建筑。
京剧《梅龙镇》里，明朝的正德皇帝比喻他的住所是大圈圈套着一个小圈圈，小圈圈又套着一个小圈圈。所谓大圈圈，就是北京外城凸字的下半部分；所谓小圈圈，就是北京内城凸字的上半部分。那个内城中心的小圈圈，就是紫禁城。从前门箭楼到正阳门是一个由城墙围成的巨大瓮城；北京内城九门都是由箭楼和城门楼构成的双重城楼的巍峨建筑。门楼为三檐双层的巨大楼阁或殿堂，加上外城和皇城的城门城楼，箭楼，角楼，共有47处之多。
早在20年代，瑞典美术史专家喜仁龙曾用了几个月时间环绕北京城墙外围步行，并以此为课题进行专门研究，写出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
讲到这里，徽因打开手边的一本书，对学生们读了起来：
……无论从哪个方向观看，西直门都显得气象不凡。沿通往城门的宽阔街道接近城门时，远远就可以看到耸立于一片样式相同的低矮建筑之上的巍峨门楼……从城外接近此门时，但见方形瓮城和箭楼在四周赤裸的地面上拔地而起，颇具城堡气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乘着飞驰的汽车经由此门前往颐和园和西山参观的游人，到了这里会不由自主地降低车速，慢慢驶过这个脆弱易逝的古老门面。因为，这些城门比起颐和园和卧佛寺来毕竟能够提供关于古老中国日常生活更为真切的印象。
从西侧，全部建筑一览无余，你可以看到永定门最美丽、最完整的形象。宽阔的护城河边，芦苇挺立，垂柳婆娑。城楼和弧形瓮城带有雉堞的墙，突兀高耸，在晴空的映衬下显出黑色的轮廓。城墙和瓮城的轮廓线一直延续到门楼，在雄厚的城墙和城台之上，门楼那如翼的宽大飞檐，似乎使它直插云霄，凌空欲飞。这些建筑在水中的侧影也像实物一样清晰。每当清风从柔软的柳枝中流过时，城楼的飞檐就开始颤动，垛墙就开始晃动并破碎……
读到这里，林徽因长久地沉默着，同学们也都静默着。他们除了被老师的讲述深深打动外，还因为不想惊扰老师，想让她歇一会儿。
学生们不知道，他们尊敬的林先生心中有波翻浪涌。
徽因和思成深爱北京，他们不是爱北京的某一殿、一楼、一塔，而是爱北京的全部。他们爱北京金碧辉煌的宫殿，也爱北京气势巍峨的城墙城门，他们爱北京和平宁静的四合院，也爱北京建筑群落上开阔醇和的天际线。怎样使北京固有的风貌不受损失，又承担起新中国首都的使命？徽因和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和副主任后，他们为此殚精竭虑。
他们想，私有制国家土地私有，城市建设只能听从有产者和房地产商的意志。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筑活动，完全可以做到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为了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完整陈述他们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设想，梁思成与南京的建筑学家陈占祥一起，共同拟定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后来被称为“梁陈方案”）。
方案的核心是建议将中央行政中心设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的位置，从而完整保留北京旧城的古建筑。
他们提出选择旧城西南郊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开辟为首都的中心区域。这一区域西南连接已有基础的新市区，建造各级行政人员的住宅；东南由四条东西干道连接旧城的文化风景区、博物馆区、天安门庆典中心、商业区及市政府等。新行政中心南北开展，形成新的南北中轴线，其南面是将来的铁路总站。
方案认为北京是历史名城，许多古老的建筑已成为具有纪念性的文物，它们不仅形体美丽，而且有秩序的布局和整个文物环境形成了这个城市的壮美特色。对北京的建筑群落，不应随意拆除或掺杂不协调的建筑形体加以破坏。
那是一次大型的庆典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市的领导告诉梁思成，中央一位负责人曾说过，将来从这里望出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梁思成十分吃惊，他不能想像处处都是烟囱的北京会是什么样子。在他的构想中，北京应该像罗马、雅典和巴黎那样成为世人仰慕的旅游城、文化名城。
方案认为，现代的政府机构不是封建帝王的三省六部，而是一个组织繁复的现代机构，这些机构约需要十几平方公里土地的面积，而市内已没有足够的空地。北京市民所拥有的园林绿化游憩面积已经太少，如果再将中央政府的机构分散错杂在全城，显然是不合适的。以北京现在的格局，政府机构夹杂进来，必将破坏北京城原有的布局。
方案还谈到了城市建设的工程技术问题，北京市的人口问题，土地使用的分区问题……方案认为，如果将政府行政区设在旧城以外，不但保护了旧城的格局，同时还赢得了时间考虑旧城的详细规划与改建。
方案全面分析了北京古城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提出了对北京整体环境加以保护的思想，这是最早、最科学的保护北京、建设北京的思想。
但是，“梁陈方案”被否定了。
方案被否定，表面上看是因为经济原因。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拿不出钱来建设一个新区，刚刚进城的共产党不能为自己大兴土木。当然，方案被否定有着更为重要的政治原因。决策者们认为以天安门作为北京的中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从前是皇帝举行“颁诏”仪式的地方，如今是宣告新中国成立的场所，它从来就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理应成为新中国的行政中心。另外，苏联专家对方案也持反对意见。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路线是没有的。”这一论述在建国初期被称之为向苏联“一边倒”的国策。苏联专家认为北京应该发展成一个工业城市，要提高北京市工人阶级的百分比，建议中央政府的中心设在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上。
“梁陈方案”被认为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与毛泽东的“一边倒”国策背道而驰。陈占祥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梁思成在彭真的保护下得以幸免。
梁思成、林徽因穷尽自己的想像，也不会想到，中国的建筑学家为中国古建筑的命运忧心忡忡是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梁思成仍然坚守着自己的立场，他对有关领导说：“……我要对你进行长期的说服……”他没有想到，自己所说的一切会遭到无情否定，还有比否定更令人伤心的不屑，他禁不住痛心疾首：“五十年后，有人会后悔的！”
眼看着那些他们视为珍宝的古建筑即将灰飞烟灭、毁于一旦，梁思成在四处吁请时，禁不住声泪俱下。他一次次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谈建设工作的计划性问题，谈长安街的规划问题，谈北京各处古建筑的历史和价值。
周恩来总理约见了梁思成，他深知梁思成在建筑学界的影响，希望梁思成能够改变自己的观点。他的态度和蔼、亲切，问询着梁思成的工作、生活。
梁思成终于有了向总理面陈意见和建议的机会，他相信总理能理解自己，他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正确的。
他向总理讲起了北京现存布局的合理，讲起了他所做的关于北京交通问题的调查及解决办法。为了能表述得更清楚，梁思成一边说，一边在笔记本上飞快地画着示意图：
北京城内的街道系统，用现代都市计划的原则来分析，是一个极其合理、完全适合现代化使用的系统。这是任何一个古代城市所没有的。
这个系统的主要特征在大街与小巷。大街大致分布成几层合乎现代所采用的“环道”，由“环道”又四向伸出的“辐道”。
所谓几层的环道，最内环是紧绕宫城的东西长安街、南北池子、南北长街、景山前大街。第二环是王府井、府右街，南北两面仍是长安街和景山前大街。第三环以东西交民巷、东单东四，经过铁狮子胡同、后门、北海后门、太平仓、西四、西单而完成。这样还可更向南延长，经宣武门、菜市口、珠市口、瓷器口而入崇文门。近年来又逐步地开辟了第四环，就是东城的南北小街、西城的南北沟沿、北面的北新桥大街、鼓楼东大街，以达新街口。但鼓楼与新街口之间因有什刹海的梗阻，要多少费点事。南面尚未成环——也许可与东交民巷衔接。这几环中，虽然有一些尚待展宽、有一些段落未完全打通，但极易完成。
欧美许多城市都在努力计划开辟环道，以适应大量汽车流通的迫切需要。我们北京却可应用六百年前建立的规模，只须稍加展宽整理，便可成为最理想的街道系统。
至于北京的胡同，有许多人不满意胡同这种街道系统。其实胡同的缺点不在其小，而在其泥泞和缺乏小型空场与树木。但胡同是安静的住宅区，有一定的优良作用，使道路系统的分配保持了一定的秩序。
这一切便是发展建设的良好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既可以对北京的街道进行改进和提高，又不必毁损古建筑。
由街道说起了北京街道的牌楼，思成希望城建中能保留下牌楼这一中国独有的古老而优雅的街道景观。
北京的街道牌楼起源于古代城市里坊的坊门，当时它除了作为里坊出入口的装饰性标志外，还常被用来张贴表扬里坊的好人善行，有着教化的作用。前门大街上的大栅栏就是一座里坊门。
北京遍布九城的牌楼，曾经数以百计，是最具古都特征的建筑。一直到二十年代初，北京的街道牌楼还有35座。民国十二年，北京开通有轨电车，因为电车要从东、西四牌楼下面通过，结果将原来的牌楼加高，把原来牌楼的木柱换成了钢筋水泥立柱。
牌楼是古代建筑中极为重要的一种样式。它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而且装饰点缀了城市街道，衬托了建筑组群。在外国的唐人街，牌楼已成为华夏建筑文化的符号。
…………
周恩来双臂抱在胸前，一直面带微笑听着梁思成的讲述，这使梁思成倍受鼓舞。他极富诗意地向总理描绘帝王庙牌楼在太阳渐渐沉没西山时的美丽画面。两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周恩来没有正面发表意见，只是意味深长地吟诵了一句李商隐的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林洙《困惑的大匠——梁思成》229页。
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告
一、崇文门拆除瓮城工程，定于五月二十六日全部展开工作，为避免发生危险及便利工程进行，自同日起，崇文门全部交通暂行断绝，所有车辆行人，一律改道通行。
二、在崇文门施工期间，其附近街巷交通秩序，暂行变更，其办法列后。
三、以上办法系临时性质，俟工程完竣后，即恢复经常交通秩序。希车辆行人，本协助政府顺利完成市政建设之精神，切实遵行为要！
市长聂荣臻
副市长张友渔
副市长吴晗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1950年5月24日第1版。
崇文门瓮城妨碍交通
拆除工程开始进行
（京市新闻处讯）崇文门拆除瓮城及开砌门洞工程于二十六日开始进行。参加施工的是部队的指战员，共约一千二百人。全部工程共计约土砖五万立方公尺，约需十二万个工，预计三个半月可全部完工。
…………
崇文门附近居民听到要拆除崇文门瓮城并要断绝交通的消息后，都说：断绝交通虽然暂时不方便，但将来修好就大大方便了。《人民日报》1950年5月27日第3版。
梁思成、林徽因的声音在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一泻千里的浩大声势中，如浪花被巨浪吞没。
徽因和思成反省着自己。他们觉得前一段太忙乱了，很长时间没有坐下来把思想形成文字，他们希望通过文字的影响力来唤起人们、尤其是决策者们的建筑文化意识。从1951到1952年，他们集中写作和译介了一批这方面的文章。
1951年4月，梁思成、林徽因在《新观察》发表了《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
7月，他们组织清华大学建筑系编译组译注了《城市计划大纲》。这是国际现代建筑学会（简称CIAM）1933年8月在希腊雅典拟定的关于城市计划的纲领性文件，后来通称为《雅典宪章》。梁思成、林徽因为译本写了序：
……这“大纲”的技术原则是正确的，它的内容是从人民大众的幸福出发的，它的目标也是要建立适宜于广大人民全体的形体环境。但是那些会员先生们却没有了解，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使他们的城市得了严重病症，此后也还是这个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使这“大纲”无法实行，因此也治不好他们城市的病症。惟有在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下这种大纲才能实行……
新中国正在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大踏步地迈进。这伟大的转变要在全国城乡的体形上表现出来。在今后数十年间，全国的旧城市都将获得改建。……
在这伟大的转变中，假使城乡体形方面未能预先做出妥善正确的计划，则将因工厂、房屋、铁路、公路之大量兴建，城市与乡村间人口之大量移动，农业与工业人口比例之改变，因而城市中的房屋即将不敷激增的人口的分配……城市的体形环境将交错杂乱，而作盲目无秩序的发展，使城市环境不适宜一切工业、商业、居住、游息、交通之用，完全失去了城市所应有的功能。今日欧美无数市镇因在工业化过程中任其自流发展所形成的紊乱丑恶的体形，正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1951年夏天，徽因是在写作和翻译中度过的。学校放暑假了，清华园里空旷而安静。她感到累了，就靠在沙发上歇一会儿，屋子里阴凉宜人，窗外传来不停歇的蝉鸣，愈显得四周一片宁静。当她写作和翻译时，心里也感到一片宁静。
她在《谈北京的几个文物建筑》里，介绍了天安门广场和千步廊、团城、北海白塔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她提醒人们意识到：
“从今以后，一切美好的艺术果实就都属于人民自己，而我们必尽我们的力量永远加以保护。”
这篇文章发表在1951年8月的《新观察》杂志上。
她和梁思成一起，翻译了苏联N·沃罗宁教授的著作《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
徽因欣喜地看到了这本书的英文版。她和思成商议，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时候，翻译这本有关苏联战后重建的书，也许能对中国的建设提供借鉴。全书共十二章，徽因和思成分了工，暑假快结束时，译完了全书。
林徽因在《译者的体会》中写道：
第一，它让我们看到了苏联在一切建设和工作中的高度计划性和组织性。
第二，从这本小书中我们体会到了苏联重建的计划在立体市容上，对于美观方面的重视。
第三，让我们看到了苏联建筑师在一切重建和新建的工作中，对于当地民族文化艺术传统和风俗习惯以及自然环境之尊重。
林徽因列举了书中的事例，提出“建筑师对于历史和后代都是负有巨大责任的。”
我们看到苏联的建筑师们在重建一个市镇时如何小心翼翼地从原有基础上发展，同时又有远见地将原有不合理的、错误的加以改正和“现代化”。在各地区的建筑形式方面，苏联的建筑师们慎重考虑到各地区不同的传统，甚至如颜色与环境的配合都是仔细地计划过的。他们对于建筑传统的爱护尊重简直令人心折地佩服。如……建筑院院士鲁德涅夫不只是一位建筑师，他同时也是一位热爱古代艺术的美术家；他是倾向于在古文物的处理上“特别小心温柔的”。
“特别小心温柔的”是林徽因和梁思成对待古代建筑一以贯之的方式，她多么希望更多的人懂得这样做的必要性。
1952年1至6月，林徽因以《我们的首都》为总题目，写了11篇文章，向人们介绍中山堂、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故宫三大殿、北海公园、天坛、颐和园、天宁寺塔、北京近郊的三座金刚宝座塔、鼓楼、钟楼和什刹海、雍和宫、故宫，这些关于古代建筑“科普”性质的文章，连载于《新观察》1至11期。
这一年的5月3日，梁思成、林徽因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达·芬奇——具有伟大远见的建筑工程师》。这篇文章里，他们耐人寻味地写道：“都市计划和区域计划都是达·芬奇去世四百多年以后，二十世纪的人们才提出的建筑问题，他的计划就是现在也只有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才有力量认真实行和发展的。在十五、十六世纪的年代里，他的一切建筑工程计划或不被采用，或因得不到足够和普遍的支持，半途而废，是可以理解的。但达·芬奇一生并不因计划受挫、或没有实行，而失掉追求真理和不断理智策划的勇气。”
9月16日，梁思成、林徽因在《新观察》上发表了《祖国的建设传统与当前的建设问题》。
梁思成和林徽因意识到，北京城作为一个整体，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他们希望退而求其次，保住北京的城墙和城楼。
他们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中深情地写道：
伟大的北京城墙，它的产生，它的变化，它的平面形成凸字形的沿革，充满了历史意义。它的朴实雄厚的壁垒，宏丽嶙峋的城门楼、箭楼、角楼，也正是北京体形环境中不可分离的艺术构成部分。
他们在文中特意以当时的“老大哥”苏联为榜样，以“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来作为自己论述的支撑：
苏联人民称斯摩林斯克的城墙为苏联的项链，我们北京的城墙，加上那些美丽的城楼，更应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中华人民的璎珞了。……北京峋峙着许多壮观的城楼角楼，站在上面俯瞰城郊，远览风景，可以供人娱心悦目，舒畅胸襟。但在过去封建时代里，因人民不得登临，事实上是等于放弃了它的一个可贵的作用。今后我们必须好好利用它为广大人民服务。
他们假设了这样美好的可能：
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花草，再安放些公园椅。夏季黄昏，可供十万人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壮阔胸襟。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古老的城墙正在等候着负起新的任务，它很方便地在城的四周，等候着为人民服务，休息他们的疲劳筋骨，培养他们的优美情绪，以民族文物及自然景色来丰富他们的生活。
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园之一——一个全长达39.75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
他们用抒情诗般的语言来描述古老城墙的远景，宣传城墙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发挥的作用，还用科学家的理性细细地算了一笔账，让数字说话，来驳斥那些认为拆下的旧城墙砖可以用于其他建设的看法，来证明拆毁城墙是多么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做法：
城砖固然可以完整地拆下很多，以整个北京城来计算，那数目也的确不小。但北京的城墙，除去内外各有约一米的砖皮外，内心全是灰土，就是石灰黄土的混凝土。这些三四百及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坚硬如同岩石；据约略估计，约有一千一百万吨。假使能把它清除，用由二十八节十八吨的车皮组成的列车每日运送一次，要八十三年才能运完！废物体积如十一二个景山，安放何处？
林徽因和梁思成深知，城墙也好，城楼也好，一旦被拆毁，就永远也不能恢复了。他们恳请决策者从长计议，为国家为后代留下这珍贵的历史遗存。
然而，他们却被称为“城墙派”。主张毁墙的人中，也有建筑师，也有懂科学、会写文章的人。他们说，城墙是古代的防御工事，是封建帝王为镇压农民起义而修建的，是封建帝王统治的遗迹，是套在社会主义首都脖子上的“锁链”，理应拆除。
梁思成反驳道：“那么，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这些建筑遗物虽然曾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专用，但它们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杰作，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成为民族的纪念性文物了。”
毁城论者又说，城墙限制和妨碍城市发展。
梁思成说服道：“现代城市为防止过度密集和拥挤，采取用园林地带分隔大城市为小城区的办法。城墙正可负起新的任务，充当现代大城市的区间隔离物。而当国防上需要时，城墙上还可利用为良好的高射炮阵地，古代的防御工事到现代还能再尽历史义务。重要的是打破心理上的城墙，旧时代政治、经济上的阻碍早已消除，我们不能再为心理上的一道城墙所限制，所迷惑。”
毁墙论者还说，城墙阻碍交通。
梁思成则说：“只要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城门即可解决。同时在城市道路系统设计上，控制车流，引导其汇集在几条主干道上，正可利用适当的城门位置导向。
无论梁思成、林徽因如何竭尽全力，毁城运动仍势不可挡地进行着。邓琮琮、张建伟《第十二座雕像——梁思成和北京城》，《当代散文精选1998》。
在布局严谨、街道笔直、主要建筑物都左右对称的北京城，北海居于城市的心脏地带，那里水阔天旷，风景如画。走过横跨北海和中海的金鳌玉桥，琼华岛上的白塔与碧水林间的团城相呼应，缥缈幽静，美丽奇幻如仙境。团城在当年是皇帝的观景台。登上团城，中海、北海、南海三海景色尽收眼底。这一景观已保持了数百年，可在北京城的改造重建中，一些人提出团城阻碍交通，力主拆除。为了保护团城，梁思成又开始了新一轮苦口婆心的说服。
自古以来我国宫城建筑就有修筑高台的传统。如秦朝的鸿台、两汉时期的神明台、通天台、魏晋时期曹操的铜雀台，这些古代著名的台都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北海的团城是全国尚存无几的台之一，它在建筑史上的地位不言自明。
梁思成说服了苏联专家，说服了许多人，但负责城建的领导人还是坚持团城必拆。一向谦和幽默、绅士风度十足的梁思成被激怒了，他站起来指着对方的鼻子说：“照你这么说，干脆推倒团城，填平三海，修一条笔直的马路通过去好了，还讨论什么？”
他拂袖而去，心急如焚，拉着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要求面见周恩来，因为郑振铎和他的意见一致。
周总理听后亲往团城查勘，觉得团城拆除确实太可惜。要修的道路在这里拐了个弯，团城被保护了下来。林洙《困惑的大匠——梁思成》230页。
天安门南面东西两侧有三座城门，为了扩建天安门广场，决定拆除这三座城门。在拆除之前，先召开了群众大会，由几百名人力车、三轮车工人、汽车司机控诉三座门给他们带来的灾难。群众大会列举了在三座门前发生的一件件交通事故，梁思成要保护城门，一下子就被推到了劳动人民的对立面。作为建筑师的他怎能不知道，一切建筑都应以人为本，都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好。但作为建筑史学家的他更知道，这些古建筑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们活生生地反映了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生活风貌，其历史文化价值远远超出了现实的功利考虑。这样珍贵的历史建筑怎么可以说拆就拆呢？
他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向有关人士解释说：天安门是紫禁城的正门，在正门的建筑构想处理上，自然给予了最充分的重视与强调。三座门的设置使得天安门更加雄伟壮丽，起着陪衬天安门的作用。天安门建筑群和午门建筑群，给人精神上的威严、神圣、崇高感，比紫禁城内三大殿还要强烈。这样的建筑艺术，无疑显示了古代帝王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三座门的拆除会使天安门显得大而无当，破坏了紫禁城统一的封闭格局。一个完整的紫禁城，是一个统一的艺术整体，是不应当有所破坏的。
问题被提交到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
在保护古代建筑、维护古都风貌的所有问题上，林徽因都是梁思成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当北京市人大代表为拆除三座城门开会表决时，她强支病体出席了会议。她向与会代表耐心地说服道：交通问题固然重要，但也不能为了交通而舍弃别的一切。她甚至以中南海怀仁堂的人行道为例说，每当怀仁堂开会时，进出的人很多，交通也会出现拥挤，但怀仁堂并没有因此而设计一排座位一行通道，整个怀仁堂也只有两行通道。交通问题可以想其他方法解决，而城门一旦拆除，就再也无法弥补。
林徽因虽然是人民代表，但她的呼声却没有得到响应，会议通过了拆除三座城门的决议。
他们难过极了。
林徽因绝望地问道：为什么经历了几百年的战乱和沧桑，在解放前夕还能从炮口下抢救出来的古城，反而在新中国的和平建设中要被毁弃呢？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的玻璃橱里精心保存几块残砖碎瓦，同时却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呢？
梁思成痛苦地说：“拆掉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许多年过去后，梁思成还在为被拆除的三座城门而惋惜。他深深地自责道：“三座门拆了我非常难受，实在是把一个宝贝给毁了，太难过了。但是我并非没有错误，我的错误在于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交通问题。如果我当时能想出更好的办法，就有可能把三座城门保存下来，我就是没有办法，因为的确存在交通死人的问题，我不能不顾人民的死活。现在看来，城市既然可以重新规划，为什么不可以把东西长安街向南推出一个小弯，绕过三座门。金水桥的水不是也绕了一个小弯吗？我们的马路就不能像金水桥似的绕一个弯？这样三座门就成了路边的点缀而不影响交通了。”
当然，这只是梁思成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在当时的形势下，无论他和林徽因想通想不通，无论他能否提出解决交通问题的更好的方法，他们的奔走和努力都是徒劳的。
1949年，当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全世界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赢得了山呼海啸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他挥动着手掌，抒发着一个革命家、政治家兼诗人的浪漫豪壮的激情：“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
当领袖率领着亿万人民，要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写“最新最美的文章”时，怎么会在意那些前人留下的“坛坛罐罐”？
1953年，毛泽东在《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中曾谈到了“拆城墙”的问题：
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有发展。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比如，在天安门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拆除北京城墙这些大问题，都是经过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
在一次会议上，一位北京市负责人说：“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党员的就开除他的党籍！”当时共产党对党外知名人士还算客气，但梁思成听了心里已很不是滋味。他把这话告诉了徽因，二人都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清华建筑系的一些青年学生、年轻教师——其中有的是党员教师——曾联名给北京市委市政府写信，表示支持梁思成、林徽因保护古建筑的意见。北京市领导见信后大怒，一天晚上，系里的党员被全部叫到市委，市领导质问他们：是跟着共产党走，还是跟着资产阶级学者梁思成走？是否要做梁思成的“卫道士”？问题提到了这样的政治高度，还能说什么呢？即使说了，又有什么作用呢？
在这样的背景下，梁思成和林徽因为保护古老的北京和北京的古建筑所做的一切努力，更显得具有宿命般的悲剧色彩。
当年，梁思成在痛感自己无力保护古老的北京城时，曾沉痛地说过：“五十年后，你们会后悔的！”
五十年过去了，如今北京城市发展的事实，已经回答了当年的争论。
梁思成、林徽因当年的同事、今天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吴良镛先生用十六个字概括这些年的拆和建：“好的拆了，滥的更滥，古城损毁，新建凌乱。”
吴教授指出：“北京的城市轮廓线东起高碑店，西至石景山，南抵大红门，北达清河镇，方圆约六百平方公里，已经是老北京城面积的十倍。换而言之，我们已经建设了相当于10个北京城，而那个世界上独一无二、具有高度历史文化价值的北京明清古城，却终于在我们眼前日新月异地消失了。……五十年代确立的以旧城改建、扩建为中心的思路一直沿续至今。对二环路以内旧城的超强度开发，致使人流、物流、车流向内城过度集中，造成严重的住房压力、交通堵塞、空气污染等问题……”如今，站立在干燥、拥挤的北京街头，高耸入云的玻璃幕墙建筑遮挡割裂了天际线，春季的沙尘暴从大西北呼啸而来，严重干旱缺水的危机使人们开始讨论迁都问题。杨东平《对城市建筑的文化阅读》，《天涯》2000年第5期。
人们想起了当年梁思成、林徽因的声音。
早在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林徽因风尘仆仆、风餐露宿地踏勘、考察古建筑后，曾在调查报告中提出了保护古建筑的三点意见：
第一，“保护之法，首须引起社会注意，使知建筑在文化上之价值……是为保护之治本之法。”
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认识古建筑的价值是古建筑保护的治本之法。
第二，“古建筑保护法，尤须从速制定，颁布、施行……”
政府应当切实负起保护古建筑的责任，古建筑保护要立法。
第三，主持古建筑的修葺及保护“尤须有专门知识、在美术、历史、工程各方面皆精通博学，方可胜任”。
古建筑保护工作要有训练有素的专家参与和主持。
20世纪60年代，在古老的水城威尼斯，通过了世界保护文物建筑的权威性文件——《威尼斯宪章》。当初梁思成、林徽因提出的观点——宣传、教育群众，立法，专家负责，作为《威尼斯宪章》的基本思想，已被国际文物保护界所普遍接受。
20世纪末的中国，市场法则取代了意识形态的统领地位，房地产开发商的意志引导着新一轮的城市规划和改造。在大拆大建、万丈红尘的滚滚声浪中，回望历史，梁思成、林徽因的声音至今仍仿佛在警醒着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