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初夏，林徽因伴随父亲来到了欧洲。
两个多月的海上行程，万吨客轮如一叶扁舟，行驶在浩瀚的印度洋上，仿佛永远也到不了岸。浪涛日夜不息地拍打着船舷，徽因一直有一种眩晕的在梦中的感觉。
眩晕中，看天空由紫转蓝，由蓝转灰，看一轮巨大的红日从海水中涌出又落下，看光与影在波涛中追逐嬉戏。起风时，狂暴的大海仿佛要把孤单无助的客轮掀翻、撕裂，人便如羽毛般在船舱里载沉载浮。
上岸后很长一段时间，徽因仍然如同行走在船上，看什么都有些飘忽、恍惚。
按照出访计划，林长民带着徽因游历了法国、意大利、瑞士、德国、比利时的一些城市。
一处处文化名胜，一个个博物馆，还有工业革命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家家工厂、报馆，林长民都带着女儿一一走过。16岁的徽因原本对工厂报馆这些地方没有太大兴趣，但林长民却认为，恰恰是这些地方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可以给中国社会今后的改良做参考，故“不可不观”。
各处景物走马灯似的从眼前流过，各种印象叠加在了一起：巴黎街头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空气，罗马游览胜地绿色松林如波涛般望不到尽头，阿尔卑斯山上终年不化的皑皑白雪，法兰克福一碧如洗的蓝天上盘旋的鸽群——钟声、鸟鸣、树林、草地组成了和谐的交响，风情万种；遗址、遗迹如珍奇宝石穿成的项链，浪漫多姿；古老而迷人的欧洲像是一幅色泽古黯的织锦，散发着久远的高贵的气息。
游览之外，林长民更多的时间要用于各种应酬。他要出席“国际联盟协会”的会议，要与各国各地的有关人士晤面，他应邀去一些地方做演讲，还要接待许多慕名前来拜望他的当地留学生和华人社团的成员。当他忙于这些事情的时候，常常顾不上徽因。徽因有许多时间一个人呆在伦敦的寓所里。
徽因的感受是复杂的。她敞开心灵摄取吸收来自这个新世界的印象和知识，纷至沓来的杂驳信息常常使她感到既新奇又疲倦。同时，远离故国，远离同龄伙伴的她又时常感到深深的孤独和无所适从。在父亲频繁外出的时间里，孤零零的她时常想，父亲出去给别人演讲些什么呢？他讲的那些问题有那么重要吗？他怎么根本就不在意近在身旁的女儿呢？
一个人的时候，她更多的是偎在壁炉旁，一本接一本地阅读英文版的书刊。此时，她才对北京培华女子中学谨严的学风心怀感激。来到英国后，她没有怎么费力就能够自如地与人交流和用英语阅读。
她读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读丁尼生、霍普金斯、勃郎宁的诗，读萧伯纳的剧本。刚开始，她的阅读还带有学习英语的目的，可读着读着，这些书就引领着她进入了一个令她心醉神迷的世界。尽管其中的一些作品她早在国内就看过林琴南的中译本，可如今读过原著，她才知道那些文言的译本是多么蹩脚，简直不能传达原文的情致于万一。徽因天性敏感细腻，文学唤醒了她对生活的种种体验，激起了她强烈的共鸣。
伦敦的天气仿佛永远只有好坏两极。
春夏之际，太阳明媚而艳丽。垂柳柔柔的枝条在风中软软地飘荡，星星点点的野花点缀着青葱绵密的草坪，一切都有着鲜明的色彩，一切都充满了勃勃的生机。这时节，徽因总爱跟着女房东一同外出。
女房东是一位建筑师，徽因常和她一道出去写生、作画。她最爱去的地方是剑桥一带，那里有画不完的各种建筑和景致。徽因拿着一本书，随她坐在草坪上，四下望去，皇家教堂富丽庄严，皇家学院散发着宁静、幽雅的气息，“三一学院”图书楼上，拜伦雕像风神潇洒地凝视着遥远的天际。
在国内，徽因随着家庭的搬迁，南来北往走过许多地方，出国后跟着父亲也到过一些城市。可只有在这里，在尽情领略了英国剑桥脱尽尘埃的景色后，她才恍然觉察，那无边青青的碧草，潺潺奔涌的流水，窈窕玲珑的睡莲，明艳灿烂的朝晖晚霞，好像可以随着空气、星光一起渗透进人的灵魂。
她想起小时候住在祖父家，看过好多宋元名家的山水画。那时她不明白，为什么那些画卷上，总是画着那么雄奇的山川，那豆大的房舍和米粒大小的人物。如今她懂了，人在自然的怀抱里真是很小，小到只想变成一株草，一朵花，一滴露珠。
在与女房东的交谈中，徽因知道了建筑师与盖房子的人的区别，懂得了建筑与艺术密不可分。以这样的眼光再去回想她在国内国外看过的庙宇和殿堂，果然就对这些建筑有了不同的理解和感受。
从这时起，徽因萌生出了对未来事业的朦胧愿望。
1920年9月，徽因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伦敦St。Mary’s College（圣玛利学院）学习。
入秋后，伦敦就进入了湿漉漉的雨季。
这是一个阴郁的星期天，连着下了几天的雨一点儿也没有要停下来的迹象。
父亲去瑞士参加“国联”的会议，已经走了几天了。徽因一整天都是一个人呆在书房里。她一边看书，一边心神不宁地听着外面的雨声。天渐渐地暗了下来，不知从哪里飘来了煎牛排和咸肉的味道。她感到饿了，来到饭厅，给自己煮了杯牛奶，在面包上薄薄地涂了层黄油，一边吃一边忍不住流泪。饭厅的天花板很高，灯很暗，长方形的大餐桌前只坐着她一个人。硬木的餐椅也很高，她坐在那里两条腿挨不着地，梳着两条细细辫子的身影映在饭厅的墙上，晃晃的，像是阿拉伯神话中的魔鬼巨人。牛奶喝完了，面包却无论如何咽不下去。她抽噎得喘不过气来，她实在太闷了，闷到不能不哭。读了那么多小说的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幻想。她盼望在这烦闷的、下雨的日子能有点浪漫的事情发生——突然有人叩门，进来一位聪明有趣的年轻人，坐在她的面前听她讲述自己的心事——或者是他们一齐坐在楼上书房的壁炉旁，他给她讲故事——她做着所有这个年龄女孩子的梦，渴望着有一个理想中的人物来爱她。而生活中的她却从来没有一个男朋友，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如同她想像中那样浪漫而又聪明的人。
父亲总在外面忙着，她的生活中除了下雨还是下雨……
1920年的11月16日，从早上到下午一直是雾蒙蒙的天气，一个叫徐志摩的年轻人来拜访林长民。
徐志摩新近才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转学到伦敦。和他一块儿来的张奚若是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留学生。
人生有许多事情让人不可思议。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遭遇许多人，有的人几十年朝夕相对，却形同陌路、相知甚少；有的人不经意间相识相遇，却犹如前世今生，萌生出终生不渝的情谊。
当父亲和这两个年轻人亲热地寒暄、交谈时，徽因照例是端上茶点，在一旁听他们说话。她没有想到，这个肤色白皙、戴一副圆眼镜的青年男子，从此会闯入自己的生活。
徐志摩189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硖石镇，他的父亲徐申如在沪杭金融界有着相当的实力和地位。徐志摩出国前在北京大学攻读法政专业时，其内兄张君劢介绍他拜梁启超为师。1918年，徐志摩赴美留学。他遵从父命，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可他后来发现，他对经济学、金融债券学等没有丝毫兴趣，却喜欢研读西方文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方面的著作。他尤其崇拜英国哲学家、剑桥大学的教授罗素（1872—1970）。他悉心研读了罗素的《社会的改革原则》、《政治理想》、《往自由之路》等著作，下决心从美国转学到英国来，“从罗素”，求新知。就这样，他从美洲大陆来到了欧洲大陆。可他到了英国才知道，罗素已离开剑桥，到中国讲学去了。于是，他只得就读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重新攻读经济学博士。
此间，他结识了一批英国作家。在著名作家狄更生的帮助下，徐志摩获得了剑桥大学特别生的资格，可以随意在剑桥大学的各个学院选课听讲。后来，他由剑桥大学的特别生转为正式研究生。剑桥民主开放的学术空气、自由宽松的学习生活，让徐志摩有了如鱼得水的感觉。
徐志摩见到林长民，很快就成了相见恨晚、无话不谈的朋友。他惊讶林长民“清奇的相貌，清奇的谈吐”。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林长民的谈吐“满缀警句与谐趣”，对人生有着“锐利的理智的解剖与抉剔”，他“豪爽、倜傥又幽默”，平生最“厌恶的是虚伪、矫情和顽老”，是一个自负于自己的禀赋，进而思政事有成，退而求文章千古的“书生逸士”。
徐志摩和林长民在一起，不仅谈社会，谈政治，也谈文艺，谈人生。徐志摩劝历经宦海沉浮的林长民“趁早回航，领导这新时期的精神，共同发现文艺的新土。”
在他们互相引为知己后，两人还玩过一场互通“情书”的游戏。当时徐志摩在剑桥读书，林长民经常外出，他们商量着互相通信。在通信中，徐志摩扮一个有夫之妇，林长民扮一个有妇之夫，双方假设在这样不自由的境况中互相爱恋，在书信中互诉衷肠。
徐志摩最喜欢林长民的一句诗：“万种风情无地着”。诗句风流蕴藉，抒发了一个接受了现代文明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欲求和无奈。他渴求情爱，而缠绵悱恻的情感却无处着落，渴求施展抱负，而满腔报国情怀也无处着落。他们用互通“情书”这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来感受、玩味“万种风情无地着”的万般无奈。
当林长民离开人世后，徐志摩发表了他们这批通信中的一封，他在前面加上了说明，题目是：《一封情书》。
20年代末，徐志摩还写过一篇辞藻华丽、感情浓艳的短篇小说——《春痕》。小说中的主人公叫“逸”，“逸”为人风流倜傥，对他所爱的女子仅止于在心中生发出无限的爱恋。这情感似“远山的轻霭薄雾”般使他忧伤，也使他惆怅。
徐志摩说，“逸”这个人物是以林长民为模特儿的。
随着与林长民交往的深入，徐志摩和徽因也熟了起来。他发现，这个梳着两条垂到肩膀的细细辫子、像个不谙世事的中学生模样的小姑娘，不仅长得俊秀可爱，而且是个可以对话的朋友。他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林长民，林长民不无骄傲地说：“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徐志摩发现徽因读书很多，他们常常谈及一些作家作品。这些谈话让他兴奋。他感到，徽因的可爱不仅在她的外貌，更在她活泼跳跃的思维，明澈清新的识见。她对文艺作品的理解和悟性超出了她的年龄。
徽因的表达能力极强，她的北京话略带一点儿福建口音，而她的英语则是地道的牛津音，发音吐字有音乐感，听上去舒服极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徐志摩发现自己来林寓不仅仅是为了找林宗孟，而是想见到徽因，想和徽因说话。
冬天的伦敦雨雾连绵，阴霾潮湿，林长民又外出了。圣诞节、新年紧挨着，徽因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徐志摩撑着一把湿漉漉的雨伞来到林宅，带着他一贯温雅真诚的笑容，还带来了无穷尽的有趣的话题。
起居室里，壁炉的火明亮地跳跃着，这是房间里最暖和的地方。壁炉两侧一边一把舒服的摇椅，椅子上搭着苏格兰方格图案的毯子。平时，林长民总是在这里看书看报，与来访的客人聊天。
徐志摩和徽因坐在壁炉前，从伦敦冬季讨厌的雨雾谈起，谈到英国诗歌中对英国景物的描写。徐志摩告诉徽因，他最喜欢的诗人是拜伦、雪莱、华兹华斯和济慈。他问徽因读没读过济慈的《夜莺颂》，徽因立即用英语背诵了起来：“……这神妙的歌者，决不是一只平凡的鸟；他一定是树林里美丽的女神……”正背着，徽因停了下来。问徐志摩：“你听到过夜莺的叫声吗？”
徐志摩笑了：“济慈写的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事情，一百年前的伦敦和现在大概有很大的不同。诗人们站在威士明治德桥上，可以在无烟尘的空气里深呼吸，可以望见田野、小山一直铺到天边。那时候的人更可能亲近自然，所以白天听得见满天云雀的歌唱，夜里听得见夜莺的啼鸣。我哪里会有这样的福气。”
停了停，徐志摩又说：“据写《济慈传》的雷顿爵士说，有一年济慈家邻居的树林里，飞来了一只夜莺，每晚不倦地叫。济慈快活极了，在半睡半醒中整夜地倾听，一直听得心痛神醉，写下了这首《夜莺颂》。”
徐志摩接着用英语背诵道：“……你还是不倦地唱着，在你的歌声里我听出了最香冽的美酒的味儿，还有那遍野的香草与各种树馨。……我的灵魂脱离了躯壳，跟着你清唱的音响，像一个影儿似的淡淡地掩入了你那暗沉沉的林中。”
当徐志摩停下来时，徽因说：“忘了曾在哪本书里读到过，济慈有一次在写诗时低低地自言自语：‘I feel the flowers growing on me。’（我觉得鲜花一朵朵的开在我的身上）这是多么奇妙的感觉和想像！”
徐志摩点头称是：“这的确是想像力最纯粹的境界，孙猴子能72般变化，诗的变化更是不可限量。莎士比亚戏剧里至少有一百多个永远有生命的人物，男的女的、贵的贱的、伟大的、卑琐的、严肃的、滑稽的，其实都是他自己摇身一变变出来的。济慈、雪莱最通晓与自然和谐的变术。雪莱写《西风颂》时，不晓得歌者是西风还是西风是歌者；写《致云雀》时，不晓得诗人在云端里唱还是云雀在字句里唱。同样的，济慈咏《忧郁颂》时，他自己就变成了忧郁的化身：‘忽然从天上掉下来，像一朵哭泣的云’。他写《秋颂》时，他自己就成了那树上渐渐成熟的果子，或是稻田上静卧着的玫瑰色秋阳。”
说到这里，徐志摩话锋一转，谈起了中国一些艺术家想像力的贫乏：“咱们元代的书画家赵孟，世人公认其善画马。据说他为了画马，自己在家里关紧房门伏在地上学马的各种样子。如其这个故事可信，那我们的艺术家的想像就带出了粗蠢不堪的乡下人模样。”徐志摩《济慈的夜莺歌》。
徽因轻轻地笑出了声。
他们的谈话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忘记了窗外绵绵的阴雨，忘记了壁炉的火苗在渐渐弱下去。
徐志摩告诉徽因，自己出国的初衷是为了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手段，走实业救国的路子。原以为振兴实业就是多开工厂，可出国以后，他已经改变了看法。他现在看见烟囱就感到厌恶，他同情那些在大工业机器轰鸣声中辗转挣扎着求生活的劳工。因此，他如今信奉新文艺，对政治有兴趣。
林徽因不懂政治。她的心灵世界里，更多的是文学和艺术，是书中所描写的生活。她弄不大清楚，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有什么区别；她更是不明白，父亲和徐志摩所关心的政治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现实生活。
徽因越是不明白，徐志摩越想对她讲清楚自己的政治见解。他认为从东方到西方，英国的现代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
他说，德国人太机械，法国人太任性，美国人太浅陋，只有英国人堪称是现代的政治民族。
他认为，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
他告诉徽因，星期天到伦敦的公共场所去转转，就可以看到英国政治生活的一斑。广场上东一堆西一堆的人群，有劳工党人，有保守党人，有自由党人，他们各自在宣传演说自己的政治主张。有的支持政府的某项政策，有的反对政府的某个决定；有的赞成天主教，有的赞成清教；有的在演讲自由恋爱的好处与弊端，有的在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总之，各种各样的主张和见解可以在同一场地对同一群听众发布。无论演讲者的态度多么极端，言论多么过激，广场上的警察只是对他的生命安全和言论自由负责，而决不会进行干涉。听说有一次著名作家萧伯纳站在一只包装肥皂的木箱上冒着倾盆大雨演说社会主义，最后他的听众只剩下三四个穿着雨衣的巡警。
徽因又笑了起来。
徐志摩这时结论道：正因为英国自由而不激烈，所以他们虽有革命的实绩却无大流血的历史记录；同样，因为英国保守而不顽固，所以他们虽然“不为天下先”，却也并不僵化落后。
尽管徽因对不同政党及其政治主张没有太大兴趣，但她仍然被徐志摩的讲述所打动。
打动林徽因的不仅仅是他奔放热情、洋洋洒洒的语言，而且还有从他的话语中流露出来的近乎于痴的执著态度，那是一种“孩子似的天真”。
胡适曾这样评析徐志摩：“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就是他的‘单纯信仰’。他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实现的历史。”
1921年的冬天，伦敦多雨雾而阴冷，徐志摩在林家温暖的壁炉前，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冷而漫长的冬日。
春天来临了，伦敦的春天美好得令人陶醉。
19世纪的英国作家拉斯金在他的《英国山楂花》中歌颂春天：
瞧啊，冬天已经过去，
雨也随着它走了
大地到处呈现着鲜花，
鸟儿歌唱的季节来到了。
啊，飞起来吧，我可爱的小鸽子，飞吧。
春深了，徐志摩已深深地被林徽因所吸引。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怎么会在感情上如此迷恋这个姑娘。
他喜欢徽因淡淡春山般的双眉，他喜欢徽因盈盈秋水般的眼睛，他喜欢徽因脸颊上那一对时隐时现的笑涡，他更喜欢和徽因无拘无束地谈心。徽因空灵的艺术感觉和她的见解谈吐，常常激发出他思维的灵感和火花。
最让他心旌摇曳的是暮春时节和徽因结伴在剑桥漫步。
他们顺着蜿蜒的小河向前走，小河的上游是拜伦潭——当年拜伦常在这里游玩。小河上下游的分界处有一座小水坝，湍急的水流在阳光下闪着碎银的光亮，柔软的水草慵懒地轻拂着水面，丛密的灌木根须在河畔的水流里伸展。静谧的小径上，浓阴密布碧草如茵，一辆牛奶车响着清脆的铃声消失在小路的尽头。绿阴里，古老的石壁长满青苔，娇艳的蔷薇静静地开放；厚厚的落叶堆积在树林中，缕缕光线像簇簇金箭般斜射进去。黄昏时分，夕阳的光辉笼罩四野，远处教堂的钟声一声声撞入人的心里……
五年后，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写道：“我这一辈子就只那一春，说也可怜，算是不曾虚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虽则碰巧也是我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时期）……说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
徐志摩在这里抒发了他对剑桥的感情，也抒发了他爱恋中难忘的感情。他生平第一次，深深地体会到了爱恋一个人的痛苦和甜蜜，尽管他与妻子张幼仪已经结婚六年。
六年前，徐志摩还在杭州一中读高中。当时的政界、金融界名流张嘉璈到这所浙江省的名校视察。他在视察中看到了徐志摩的国文考卷，嘉许赞赏之余，回去即托人向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求亲，以其小妹张幼仪相许配。张幼仪乃大家闺秀，其两位兄长张嘉璈、张君劢均为政界要人，徐申如欣然允诺了这门亲事。
两人结婚时徐志摩18岁，张幼仪16岁。
徐志摩来英国后，张幼仪带着他们的儿子阿欢也来到英国伴读。就在这时期，徐志摩爱上了林徽因。
徐志摩的感情来得迅疾而强烈。他认为，他对林徽因的爱是他性灵觉醒的结果，他对林徽因的追求是对爱与美及自由追求的最高体现；他大胆地表达这种情感是出于道德的勇敢，合乎人道的精神、新时代的精神。所以，他要结束与张幼仪无爱的婚姻，以获得自己的真爱。
他在写给张幼仪要求离婚的信中说：“……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在徐志摩看来，解除了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关系，就解除了痛苦。假如没有这种勇气，怎么能谈得上改良社会，造福人类。他决心“勇决智断”，去争取自己真正的恋爱，真正的幸福，真正的生命。
面对徐志摩热烈而率真的感情追求，林徽因不知所措了。
刚和徐志摩认识时，林徽因只是把他当做父亲的朋友。张奚若当初是和徐志摩一同到林寓拜访林长民的，他后来回忆说，林徽因当时梳着两条小辫子，差一点把他和徐志摩叫做叔叔。后来随着交往的深入，林徽因对徐志摩也产生了感情，尽管这种感情与徐志摩对她的感情并不完全相同。她爱徐志摩广博的见识，独立的见解，奔放的性情，坦荡率真的为人。尽管徐志摩长她8岁，在年龄上是她的兄长，可在内心里她又视他为一个具有赤子之心的、孩子般的“真人”。她感激徐志摩为她打开了心灵的空间、生活的空间，她的精神在这种交流中得到了舒展和升华。她承认，她喜欢和徐志摩在一起，除了父亲之外，她从来没有和任何异性说过这么多话。
毕竟林徽因只有16岁，所有的感情体验，包括慌乱的眩晕、喜悦、害怕、羞涩、疑虑、担忧，对她来说都是第一次。她还不太区分得清，在她对徐志摩的感情里，有多少是友情，多少是异性间的倾慕。也许，本来这种种情感都是互相纠缠在一起的。用林徽因的终生好友费慰梅的话来说：“她是被徐志摩的性格、他的追求和他对她的热烈感情所迷住了……对他打开她的眼界和唤起她新的向往充满感激。”“在多年以后听她谈到徐志摩，我注意到她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济慈、拜伦、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沃尔夫以及其他人。在我看来，在他的挚爱中他可能承担了教师和指导者的角色，把她导入英国诗歌和戏剧的世界，以及那些把他自己也同时迷住的新的美、新的理想、新的感受。”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15页。
最初的慌乱过去后，林徽因沉静了下来。面对自己的心灵，面对自己真实的向往，幻象消退了，愿望清晰了，她沮丧地对自己说：这怎么可能呢？
她难过地反省着自己：当初，正是清楚地知道徐志摩是有家室的人，才可能跟他无顾忌地交往，自己怎么可能去做破坏别人家庭的事情？
童年往事历历在目，不完善的家庭生活给母亲造成的伤害、给她自己造成的伤害已成为一种感受事物的方式，沉淀在她忧郁的气质中。在以后的岁月里，她曾不止一次地谈及早年残缺的家庭生活给她带来的痛苦：“……我知道自己其实是个幸福而走运的人，但是早年的家庭战争已使我受到了永久的创伤，以致如果其中任何一点残痕重现，就会让我陷入过去的厄运之中。”《林徽因致费正清、费慰梅》（1935年），《林徽因文集·文学卷》。（林徽因致费正清、费慰梅的信全为英文，由梁从诫整理翻译。下同）
更何况，出身名门、从小跟着祖父母生活的徽因，是在传统的伦理教育中长大的。尽管读了许多西方文学作品，但她单纯的生活阅历、她高傲的性情以及她的理性都使她不会去做任何与传统、与家庭的名望相悖的事情。后来，她曾冷静地说：“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像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
这桩事情传到了国内，徽因的几个姑姑在这桩事关徽因的终身大事上空前地一致。她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想像，林家的大小姐会嫁给一个有妇之夫。她们写给林长民的信措辞激烈，传达出了家族的意志和声音。
多年以后，费慰梅在谈到这桩往事时说：“徐志摩对她的热情并没有引起同等的反应。他闯进她的生活是一项重大的冒险。但这并没有引得她脱离她家里为她选择的未来的道路。”
1921年秋，林长民出国考察的时间到期。林徽因随父亲乘海轮归国。
徐志摩的追求虽然没有得到林徽因的允诺，他却仍然不顾家人和亲友的一致反对，坚决要求与张幼仪离婚。徐志摩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仅是为了追求林徽因，而且是为了追求理想的生活境界。
他最敬重的老师梁启超先生得知这一消息，专门给他写信，劝他打消离婚的念头：
……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荡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亦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生而已耳。
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吾侪当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忧悒侘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矣，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能自拔，呜呼志摩，无可惧耶！无可惧耶！
梁任公的信可谓字字发自肺腑，是一位师长对后学直抒胸臆的谈心，也是一位过来人对晚辈的规劝。但这时的徐志摩主意已定，他在给任公的回信中坦陈自己就是要不畏“庸俗之嫉之”，反其道而行之：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此，夫岂得至而然哉？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1922年2月张幼仪在柏林生下了次子德生（又名彼得）。3月，徐志摩和张幼仪在柏林由吴经熊、金岳霖作证，正式离婚。
1922年8月，徐志摩回国。
有的文章在涉及这桩往事时，谈到徐志摩决定离婚之前，曾接到过林徽因的一封信，林徽因在信中要求徐志摩在她和张幼仪之间做出选择，由此促使徐志摩下了离婚的决心。
这种说法只是一种臆测和想像。徐志摩在生活中习惯于保存所有的通信及亲人朋友之间的文字，如果有这样一封信，徐志摩不会不留下来。现存有关徐志摩的资料中，找不到与这种说法有关的任何依据。
林徽因跟随父亲回国后，又继续进培华女子学校学习。
许多年过去了，徽因在徐志摩乘飞机遇难的悲痛中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信里谈到自己对徐志摩的感情。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林徽因真实的心迹：
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
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十六七岁的林徽因在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时，听从了理性的召唤，她理性的选择使自己的人生沉静而完满。她郑重地珍藏起了徐志摩的情感，对这份美好的情感她永远报以深情的凝视。
在以后的岁月里，林徽因始终与徐志摩保持着朋友间真诚而纯洁的情谊，她对徐志摩感情的理解和尊重，使她永远拥有徐志摩的敬重和挚爱。
林徽因回国了，徐志摩在思念、爱恋、失望和希望中辗转。他开始写诗了。星月的光辉让他感动得落泪，泠泠的溪水让他体会到寂寞，薄霜满地的树林让他倍觉伤感，强烈的无处可宣泄的各种意念燃烧着他，诗行铺满了一页页稿纸。
人们都说，徐志摩的《偶然》，是写给林徽因的一首诗。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是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林徽因从30年代初开始写作新诗，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徐志摩的影响。她写于1931年的《仍然》，可以看做是对徐志摩《偶然》的应答之作，也是她自己心迹的坦陈：
你舒伸得像一湖水向着晴空里，
白云，又像是一流冷涧，澄清，
许我循着林岸穷究你的泉源：
我却仍然抱着百般的疑心，对你的每一个映影！
你展开像个千瓣的花朵！
鲜妍是你的每一瓣，更有芳沁，
那温存袭人的花气，伴着晚凉：
我说花儿，这正是春的捉弄人，
来偷取人们的痴情！
你又学叶叶的书篇随风吹展，
揭示你的每一个深思；每一角心境，
你的眼睛望着，我不断的在说话：
我却仍然没有回答，一片的沉静
永远守住我的魂灵。
林徽因和徐志摩，就像天空中运行的两颗行星，各自有各自的运行方向和轨迹，当他们在浩渺的星空中相遇时，深邃无垠的天际闪耀着美丽、璀璨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