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美国，阳光明丽，空气清爽。徽因和思成到了绮色佳的康奈尔大学，利用暑假的时间补习功课，调整身心，适应新的环境。他们准备9月份再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注册。与徽因、思成一同到美国的还有思成的清华同窗好友陈植，他也准备学习建筑。
7月7日，思成给北京的亲人写信。他告诉父亲自己和徽因已经按预定计划在康奈尔大学安顿下来，开始了功课补习；徽因选了户外写生和高等代数两门课程，自己选了三角、水彩静物和户外写生三门课程。他告诉父亲：“这里山明水秀，风景美极了！”
他们租住的公寓有个小小的阳台，黑色的雕花铁栏呈半圆形。站在那个小阳台上，可以眺望绿色的山谷和明亮的河水。白天，他们背着画夹出去写生，盛夏的太阳和新鲜的空气沐浴着他们。傍晚回到宿舍，他们喜欢舒展四肢倚在阳台上聊天、看书，一直到绚丽的夕阳被暗下来的山谷渐渐吞没。
一个多月的补习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当徽因、思成和陈植三人来到位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报道时，校方告知他们：为了便于学校的管理，建筑系只收男生，不收女生。学校的管理者认为，建筑系的学生经常须在夜里作图画画，而一个女生深夜呆在画室是很不适当的。
徽因和思成商量后，改报了宾大美术系，同时选修了建筑系的主要课程。
宾夕法尼亚大学是美国的著名学府，山青水碧，环境一流。校园临着卡犹嘎湖，到处是绿地和树林。建筑系在一幢三层楼房里，楼前有大片的草坪，草坪的尽头是浅灰色的白桦林。
建筑系每天的课程大部分安排在上午。下午的时间，学生要么在教室做绘图作业，要么上图书馆学习。教建筑设计的是两位著名教授，斯敦凡尔特和保尔·克雷。他们都毕业于巴黎美术学院，是当时欧美学院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学生十分崇拜他们。
思成、徽因在宾大留学期间，正是“包豪斯”建筑学思潮在国际建筑学界流行的年代。
“包豪斯”是德文Bauhaus的译音，它是1919—1933年兴起于德国、传播到全世界的一个建筑学派。其代表人物是德国建筑师格罗皮乌斯，西方建筑学界称他是“现代最伟大的建筑师之一”，还有米斯·德罗和柯布西埃，他们被并称为西方现代建筑史上的三大星座。在“包豪斯”建筑学院授课的还有音乐教师、著名画家、摄影家、雕塑家、城市规划专家。希特勒上台后，“包豪斯”大批成员流亡美国，其思潮通过美国走向世界。
“包豪斯”建筑学思潮强调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提倡建筑学要综合各门艺术，成为一种综合艺术。
“包豪斯”的建筑教育，主张理论指导与全面的车间操作、实际训练相结合。大纲规定，课程中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各占一半，在实际操作课上，学生要学会使用各种建筑材料和工具，还要学习工程估价和拟定投标估价单。
在教学中，要求学生观察自然事物和各种材料特性，研究内部空间、色彩和形体的最佳组合。
同时，教学中还经常辅之以各种学术报告和客串讲座。
宾大建筑系主要以巴黎美术学院的教学思想为主，但也受到了“包豪斯”思潮的影响，这一切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学习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初的新鲜和激动过去之后，每天的学习生活就成了日复一日单调的重复和循环。
思成迅速地适应了这种刻板的学习生活。他在这方面十分像他的父亲，一旦投身到学问中，就会忘记周围的一切，专注而认真。
一天，他兴奋地告诉徽因，他选修了高年级的西方建筑史课程——讲授这门课的是阿尔弗雷德·古米尔教授。他从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有意思的学问。
从此，思成在完成了各科的学习和作业后，就一头扎进了图书馆。他的面前是英文活页笔记本和各种图书资料。他根据教授的讲授，一一分析和研究了西方建筑史所记载的重要建筑，从各种书籍文献中，他摘录下有关这些建筑的重要数据和评论，并根据这些建筑的照片在笔记本上绘制成一幅幅钢笔画。这些钢笔画线条活泼，精美而严谨，所有的笔记全用英文记录。思成笑称这是“笨人下的笨功夫”。这种费时费力的“笨功夫”耗去思成许多心血和时间，也奠定了他后来成为中国一代建筑大师的扎实基础。林洙《困惑的大匠——梁思成》176页。
在思成找到了自己的专业方向忘我地投入时，徽因的成绩也同样不俗。
徽因虽说早就立志学习建筑，但她在绘画、制图方面并没有什么基础，不像思成，毕竟还有清华美术社的底子，徽因几乎是从头学起。但徽因悟性极强，与生俱来的艺术气质使她对线与型的把握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教绘画的老师对她的这种能力十分赞赏。
徽因在美国的穿着还和在国内一样，浅色的中式上衣，深色的裙子，她美丽轻盈的身影吸引了校园里的许多目光。
她的一位美国女同学在为家乡报纸撰写的文章中，记述了对这个东方姑娘的观察与采访：
她坐在靠近窗户能够俯视校园小径的椅子上，俯身向一张绘画桌，她那瘦削的身影匍匐在那巨大的建筑习题上，当它同其他三十到四十张习题一起挂在巨大的判分室的墙上时，将会获得很高的奖赏。这样说并非捕风捉影，因为她的作业总是得到最高的分数或是偶尔得第二，她不苟言笑，幽默而谦逊，从不把自己的成就挂在嘴边。
“我曾跟着父亲走遍了欧洲。在旅途中我第一次产生了学习建筑的梦想。现代西方的古典建筑启发了我，使我充满了要带一些回国的欲望。我们需要一种能使建筑物数百年不朽的建筑理论。”
“然后我就在英国上了中学。英国女孩子并不像美国女孩子那样一上来就这么友好，她们的传统似乎使得她们变得那么不自然地矜持。”
“对于美国女孩子——那些小野鸭子们你怎么看？”
回答是轻轻一笑。她的面颊上显现出一对美妙的、浅浅的酒窝。细细的眉毛指向她那严格按照女学生式样梳成的云鬓。
“开始我的姑姑阿姨们不肯让我到美国来。她们怕那些小野鸭子，怕我受她们的影响，也变成像她们一样。我得承认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她们很傻，但是后来当你已看透了表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她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伴侣。在中国，一个女孩子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她的家庭。而在这里，有一种我所喜欢的民主精神。”
徽因学习是努力的，思成无言而无处不在的关心也时刻温暖着她。但这种学习生活并不能使她感到满足。毕竟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毕竟基础学科的训练是刻板而近乎枯燥的。她怀恋自幼浸濡其中、充满艺术氛围的生活，每当奔走在美术教室和建筑教室之间时，每当节假日美国的同学都外出度假或回家时，她就会抑制不住地想家，想北京，想父亲和娘，想互相有说不完的私房话的表姐妹们，还想新月社的友人。她写给国内亲友的信，流露了这种感情。
在给胡适的信中，她用“精神充军”来形容在美国的生活；提起北京，她用了“渴想”、“狂念”这样的字眼；她说：“我愿意听到我所狂念的北京的声音和消息。”
在给徐志摩的信中，徽因写道：“……我的朋友，我不要求你做别的什么，只求你给我个快信，单说你一切平安，多少也叫我心安……”
徐志摩接到这封信，产生了许多联想和想像。他飞快地赶到邮电局，给徽因发了一封电报。出了邮电局，他恍恍惚惚走在大街上，许多往事涌上心头，街上的一切他视而不见，只有徽因的模样在眼前晃动。不知不觉中，他又回到了邮电局，要求发一封电报。邮局的职员疑疑惑惑地看着电文，小心地问道：“先生，您半个小时前刚发过一封和这一样的电报，该不会是搞错了吧？”徐志摩这才清醒了过来。
星期天，徽因在宿舍里给父亲写信。房东太太去教堂了，小楼里特别安静。几个同学来邀徽因外出野餐，徽因一口答应，但要去叫上思成。同学们笑道：“我们谁也请不动他，就看你的了。不如我们打个赌，如果你把他请来，今天外出就什么事都不要你做。”
徽因从图书馆找到绘图室，终于找到了思成。思成正在绘图板上专心致志地绘制着古希腊神庙的局部。徽因一眼就看出，那是雅典帕特农神庙的圆柱和卫城的爱奥尼亚圆柱。
思成一抬头看到了徽因，高兴地指着图纸说：
“徽因，你来看，这柱子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了希腊早期建筑那种大方块式的呆板。柱基和柱顶过梁的一点点改变，就使十分稳定的建筑获得了极优美的仿生物体的动态。你再看这爱奥尼亚柱，柱式多么雅致，线条多么流畅，柱体凹槽的生硬被柱顶的涡卷形装饰大大抵消……”
徽因赞同地看着，点着头，待思成说完，她讲起了今天的野餐计划，讲起了和同学打的赌，她强调：“你不能让我输给他们！”
思成这才注意到，徽因穿了一双外出旅游的短皮靴，一顶遮阳帽斜斜地戴在头上，显得十分俏皮。他迟疑了片刻，带着歉疚对徽因说：“今天我还计划有好些事要做，你还是自己去玩儿吧！下次咱们找个好地方一起出去。”
思成的语气很轻柔，但徽因知道今天已经没有可能把思成从绘图板前拉开了。也许真正温和的人都有着坚强的意志，因为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徽因失望地走了。
天空蓝得像大海，鸽灰色的云柔软地铺在天边。野外的阳光温暖地洒在年轻人的身上，无边无际的绿色把徽因的眼睛映衬得明亮动人。陈植最会说笑话，徽因的笑声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他们的快乐是从心底溢出的，就像遍地的野花在春日里自由自在地开放。
当他们围坐在一起野餐时，一位美国同学说：“当初刚和你们认识时，真有些担心，生怕一不小心触犯了你们谨严的规矩和宗教，想像着以后不知道要听多少孔夫子的道德经，想不到和你们在一起是这样轻松。”
徽因笑道：“其实，从孔夫子庙到自由女神像之间并没有太大距离，我的房东太太就是极好的证明。她是位虔诚的教徒，我画的极寻常的人体素描曾经让她受了惊吓。我的男朋友来找我，从来只能在楼外站着。如果我们坐在楼梯边上说话，到了十点半，她是一定会咳嗽的。”
笑声四起。
笑声中，徽因禁不住地牵挂俯身向案的思成，隐隐地，还有一缕失落在心底升起，隐隐约约又挥之不去，像湖面上淡淡的晨雾。
接二连三，国内传来了令人不安和痛苦的消息。
徽因和思成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不久，思成母亲查出患有乳腺癌且已到了晚期。梁启超原打算让思成回国“尽他应尽的孝道”，没想到夫人李蕙仙很快病逝，思成即使立即往回赶，也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梁启超又给思成拍来电报，让他安心在美国学习，不必赶回，一切后事由国内的亲人料理。
每个家庭都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家务事，梁家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也不例外。在李夫人逝世的悲痛里，梁家上下无可回避的是：思成的母亲生前一直对徽因这个“现代女性”心存芥蒂，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对思成和徽因的婚事耿耿于怀。
思成的大姐思顺，在母亲病逝前的半年里，从菲律宾回到国内，衣不解带地侍奉母亲，对母亲病逝前的所有痛苦感同身受。
思顺在梁家的地位十分特殊。她比思成年长8岁，作为长女，她格外得到父母的信任，也格外受到弟妹的尊重。由于李夫人身体不好，长时间以来，家中的大小事宜，梁启超都习惯于征求思顺的意见。在失去母亲的悲恸中，思顺不能忘记母亲对思成的放心不下和对徽因的不满。
种种消息和传言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美国。
徽因感到别扭甚至难堪。她不能接受自己将要进入的家庭对自己的指责，即使对自己所爱的人也不愿意妥协。
徽因从来就不是压抑自己、委曲求全的人，她所有的委屈只能向着思成宣泄。她赌气地疏远思成，和同学外出去听音乐，看歌剧。平时小小不然的事情被放大了，被强调了。一点点矛盾就可以引起一场激烈的争执。
他们争执、怄气，说对方最不愿意听的话，然后和好如初，然后又是新的争执。他们消瘦、苍白，寝食难安，其实彼此心里都清楚，他们都深爱着对方。因为惟有爱，才会让人这样痛苦和无奈。
饱受感情折磨的思成在给亲人的信中倾吐了自己的痛苦，他给大姐思顺写道：“——感觉着做错多少事，便受多少惩罚，非受完了不会转过来。”他希望得到亲人的理解和帮助。
思成的大姐思顺这时已经回到了加拿大自己的家中，在正常的家庭生活中，她痛苦的心情得到修复，逐渐恢复了平静。她爱自己的弟弟，她对弟弟的爱有种近似母爱的感情，无论如何，她也不忍心看着弟弟受苦。
爱其实更多的意味着包容和接受，包容和接受自己所爱的人的一切。
梁启超视孩子为生命，他得知孩子们感情修复后，欣慰极了。在给女儿的信中，他写道：“……思顺对于徽因感情完全恢复，我听见真高兴极了。这是思成一生幸福关键之所在。我在几个月前很怕思成生出精神异动，毁掉了这孩子，现在我完全放心了。……
“我们一生不知要经历多少天堂地狱，即如思成和徽因，便有几个月在刀山剑树上过活！这种地狱比城隍庙十王殿里画出来的还可怕。……”《梁任公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1046页《与梁思顺书》。
痛苦和不幸常常是接踵而至。
1925年12月，徽因的父亲林长民猝然遇难，巨大的灾难劈头盖脸地挟裹了徽因。
当时，林长民任东北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的幕僚长。
郭松龄是东北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参加过同盟会，投身过辛亥革命。他在东北军鼎新革故，倡办讲武堂、提高东北军的素质，重振了东北军的军威。
1925年，郭松龄集合东北军10万精锐，倒戈反奉。他通电全国，反对张作霖军阀专权，要求张作霖下野，力主消除军阀混战，实现民主政治。林长民投身其中，为其出谋划策，奔走呼号。
郭松龄的队伍在巨流河一带遭到了张学良率领的奉军伏击，林长民中流弹身亡，时年50岁。
当事情见报时，人们还企盼着林长民的死只是误传，可噩耗从各个渠道传来，梁启超不得不赶紧给思成写信，让孩子们对此有思想准备：
我现在总还存万一的希冀，他能从乱军中逃命出来。万一这种希望得不着，我有些话切实嘱咐你。
第一，你要自己十分镇静，不可因刺激太剧，致伤自己的身体。因为一年以来，我对于你的身体，始终没有放心……你不要令万里之外的老父为着你寝食不安，这是第一层。徽因遭此惨痛，惟一的伴侣，惟一的安慰，就只靠你。你要自己镇静着，才能安慰她，这是第二层。
第二，这种消息，谅来瞒不过徽因。万一不幸，消息若确，我也无法用别的话劝解她，但你可以将我的话告诉她：我和林叔叔的关系，她是知道的，林叔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何况更加以你们两个的关系。我从今以后，把她和思庄思庄：梁启超的二女儿，梁思成的妹妹。一样看待。在无可慰藉之中，我愿意她领受我这十二分的同情，度过她目前的苦境。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天才，完成她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叔的孩子。这些话你要用尽你的力量来开解她。
……徽因留学总要以和你同时归国为度。学费不成问题，总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是了，你们更不必因此着急。《梁任公年谱长编》1068—1068页，《与梁思成书》。
接信后，徽因在痛苦焦急中仍心存侥幸，她给梁伯伯发回急电，想知道父亲究竟身在何处？是否有新的消息？
确实的消息传来了，梁启超沉重地在信中说：
初二晨，得续电复绝望。昨晚彼中脱难之人，到京面述情形，希望全绝。遭难情形，我也不必详报，只报告两句话：（一）系中流弹而死，死时当无大痛苦。（二）遗骸已被焚烧，无以运回了。……
徽因的娘，除自己悲痛外，最挂念的是徽因要急煞。……我问她有什么话要我转告徽因没有？她说：“没有，只有盼望徽因安命，自己保养身体，此时不必回国。《梁任公年谱长编》1069—1070页，《与梁思成书》。
还有许多事，梁启超在信中不便对孩子们说。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回清华了，一直在北京城里为林宗孟的后事奔走。林宗孟身后的惨状令人堪忧。满门孀稚，满眼凄凉，两房太太均无养家的能力，最小的孩子年龄尚幼，披麻戴孝在灵帏前嬉闹着翻跟斗。全家眼下只有现金三百余元，立即就将难以为继。梁启超已经上书政府有关部门，请求为林宗孟募集赈款：“非借赈金稍为接济，势且立濒冻馁……”《梁任公年谱长编》1071页，《致张国淦书》。
徽因这些日子不知是怎样挨过来的。本来她执意要立即回国，被梁启超一封封电函阻止。她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眼睁眼闭，全是父亲的音容笑貌。一想到父亲居然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她觉得原本坚实的一切都在摇动。死亡的降临是如此地简单、突兀，再没有任何东西让你相信可以永远拥有。命运不由分说地打击人，人却无处可逃。徽因想起父亲不久前还在来信中说：这些年来政治风云诡谲多端，已使他彻底厌烦了从政，打算从明年起谢绝俗缘，亲自课教膝前的小儿，同时再好好打磨自己的书法艺术……可是，命运没有给他时间。她不能想像一生儒雅倜傥的父亲横死荒野的情景，想起来一颗心就疼痛得裂成了碎片。……从今往后，可怜的母亲将何以安身立命？年幼的弟妹又将依靠谁？还有自己，漂泊海外，学无所成……
二十多年来，徽因第一次真实地认清了自己的处境，认清了生活的严酷。父亲，闲云野鹤般的父亲，才情四溢的父亲，他的率性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把无尽的痛苦和忧思留给了他的亲人……
面对命运，人要么被打垮，要么挺身承受。气若游丝的徽因站立了起来，她告诉自己：父亲没了，自己从此再也不是林家的大小姐，而是要对弟弟妹妹援之以手的大姐，是需要对母亲尽责的长女。
思成放下一切守护在徽因身边，他愿意做一切事情，只要能减轻徽因的痛苦。尽管他清楚地知道，这巨大的创痛鲜血淋漓难以愈合。
生命的脆弱和莫测使徽因和思成对人生、对爱有了新的认识。
爱，不仅仅是花前月下，儿女情长；爱更是患难与共、是彼此的扶助和共同的承担。人的一生不可能无牵无挂无负载地来往于世，承担使生命有了沉甸甸的分量，承担阻止了人在痛苦的深渊中下坠。
一段时间里，活泼好动的徽因变得沉默了。沉默的徽因依然灵秀清丽，只是她的眼眸里多了几分忧郁，几分深沉。
徽因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中，其忘我的程度不让思成。
即使如此，在学习和生活中，他们鲜明的性格差异仍然随时有所表现。
宾大建筑系老师布置的作业别出心裁，他们有时让学生为毁损的建筑物做修复设计，有时让学生重新设计一座凯旋门、纪念柱而又不能背离当时当地的环境。
每当这时，长于想像，富于创意的徽因会很快地画出草图。然后，她就会因为采纳各种不同的修改建议而丢弃这张草图。新的草图又画了出来，她仍旧感到不满意。直到交作业的期限到了，她还在画图板前加班加点。
就在她认为自己不可能完成这个设计时，思成来到她的身边，他以令人惊叹的绘图功夫，迅速、清晰而准确地把徽因富于创造性的草图变成了精彩的设计作品。
徽因自己也承认：“我是个兴奋型的人。”②《林徽因致胡适》（1931年），《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22页。而思成则以自己的沉稳和徽因形成了最好的互补。他们之间这种默契与合作，在以后共同从事的事业中，一直保持了一生。
1927年3月，当复活节钟声敲响的时候，春天来到了宾大校园，这是思成和徽因在宾大学习的最后一个学年。
3月的一个周末，在纽约访问的胡适应林徽因的邀请来到宾大作演讲。
三年不见，胡适觉得徽因有了不小的变化，个子长高了点，好像“老成了好些”。
徽因告诉胡适，三年的美国生活，自己经受了苦痛的折磨，增加了阅历，一点一点地改掉了在北京被惯坏了的毛病，从idealist phase（理想主义阶段）走向了realistic phase（现实主义阶段）。②
谈到徽因父亲的死，胡适唏嘘不已。他对徽因说：最初听到消息，只觉得太奇特，太荒唐，太不近情理，怎么也不愿意相信。最可叹息的是，这些年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深深感到中国最缺乏纪实的、具有史料价值的文学作品，所以到处劝老辈朋友们写自传，可他们虽然答应了，却迟迟没有动笔。林宗孟先生曾答允要以“五十自述”做自己的五十岁生日纪念，可到了五十，他却说：“适之，今年实在太忙了，自述写不成了；明年生日我一定补写出来。”谁知他说走就走了，胡适叹道：“他那富于浪漫意味的一生就成了一部人间永不能读到的遗书了！”
看徽因眼里闪着盈盈泪光，胡适忙调转了话头。他对思成说：任公也有同样的应允，但至今仍未动笔，因为他自信体力精力都很强。看来的确如此，你们在这里也尽可放心。
胡适给徽因和思成讲了国内的局势，讲了国内文坛和亲友们的情形。谈得最多的，是他们的朋友徐志摩的惊世骇俗的婚恋。
1924年，徐志摩爱上了有夫之妇陆小曼。经过两年多的苦恋，他们于1926年10月结了婚。小曼的前夫王赓毕业于清华，曾留学美国西点军校。徐志摩和王赓原是好友，他和陆小曼的恋情承受着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巨大压力。用郁达夫的话来说：忠厚柔情如小曼，热烈诚挚若志摩，他们遇合在一道，自然要发放火花，烧成一片了。哪里还顾得到纲常伦理？更哪里还顾得到宗法家风？
胡适还告诉徽因和思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至今仍带着孩子和志摩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志摩父母对志摩提出：如果要和陆小曼结婚，一是必须按老规矩办，必须请梁启超证婚，请胡适做介绍人才行；二是他们结婚和婚后的一切费用自理。
其他要求还好说，可梁任公根本就不赞成徐志摩的行为，怎么肯为他证婚？最后，还是胡适和张彭春的再三劝说，梁任公才板着面孔出席了婚礼。
说到这里，徽因和思成告诉胡适，去年曾收到任公谈及此事的一封信。他们至今还记得，那封信带着明显的火气：
“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的事，去替徐志摩证婚。……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
胡适接着说，那天的婚礼在北海快雪堂举行，席间的亲友共有一百多人。梁启超手拄拐杖，直叱新人：“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梁启超的训词，令满座亲朋面面相觑。
胡适的讲述让徽因和思成仿佛身临其境。他们深知，这确实是老爷子为人行事的一贯风格。只是想到徐志摩陆小曼当时的尴尬，又不禁心生几分同情。
…………
天气渐渐热了，徽因晚上在房间读书总喜欢开着窗户，夜风里有湿润的花香，隔着纱窗可以看到路灯在草地上铺了一层柔和的晕辉。
那天夜里，徽因刚刚躺下。她怕风凉，又起来关上了窗户。不一会儿，听到有沙子抛在玻璃上的声音，原来是思成站在草地旁向她招手。她赶紧跑下楼去，思成在她耳边轻声说道：“生日快乐！”接着把一个圆圆的沉甸甸的东西递到了她的手中。徽因这才想起，明天6月10号，是自己的生日。
思成挽着徽因的手，慢慢地走在小路上。徽因在路灯下摩挲着手中的礼物，看出这是一面仿古铜镜。
铜镜的一面镶嵌着圆圆的玻璃镜面，另一面的中心是对称的两个衣袂飘飘的飞天浮雕图案，飞天外圈环绕着卷草花纹雕饰，花纹旁均匀地铸着清晰的字迹：“徽因自鉴之用思成自镌并铸喻其晶莹不玦也。”
看着徽因爱不释手的模样，思成高兴地说：“怎么样？可以乱真吧？”他告诉徽因，这是他在美术学院的工作室里，用了差不多一周的课余时间雕刻、铸模、翻砂、仿古处理后做成的。做好后，他故意拿去请研究东方美术史的教授鉴定其年代。教授不懂中文，思成又不让他看另一面，他有些狐疑地说：“从图案上看，像是北魏时期的物品，但从未见过这样的文字，对不起，我不能帮助你。”最后，教授知道了真相，看见思成就说：“Hey！Mischievous imp（淘气鬼）！”
六月的夜，风很轻，空气很湿润。徽因轻轻地把铜镜贴在脸上，笑涡里溢满了幸福。
六月一过，毕业在即，徽因和思成面临着对未来的选择。
他们的学业出类拔萃。特别是思成，他的两个设计方案先后获得了学院的金奖，这在学院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至于毕业后的去向，他们可以选择回国，也可以选择继续深造。他们还接到了克雷教授的建筑事务所的邀请，走出校门就可以有很好的工作。这一切，对别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可是他们却感到有些烦乱。思成想作关于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却苦于缺乏资料，迟迟未能着手；建筑事务所的工作虽薪酬不菲，但他担心那种毫无创意的重复性工作会让人匠气十足。毕业后就回国是他们所盼望的，但顾虑到国内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不知所学是否能派上用场。
梁任公以他的博大和通达排解了孩子们的苦恼：
……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工作，生怕会变成画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倒喜欢极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与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现……千万不要对此而生厌倦，一厌倦即退步矣。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什么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我平生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一面不可骄傲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
思成来信问有用无用之别，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让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若何，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贡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梁任公年谱长编》1115页。
梁启超随信寄来了一本陶版的《营造法式》。这是北宋时曾任工部侍郎的李诫编写整理的一部古代建筑技术专用书，是北宋时期官订的建筑设计、施工用书，近似于今天的建筑设计手册。
徽因、思成惊喜之余，却发现这部书采用的是宋代工匠们的语汇，读来如同天书，无从破译。可是，北宋就有这样建筑学方面的专著，不正说明中国的古代建筑确实值得研究吗？
游移的心安定了下来，他们决定先静下心来学习，待拿到学位再做安排。
1927年，林徽因从宾大美术系毕业，获美术学士学位。她选择了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在帕克教授的工作室学习舞台美术设计。同年，梁思成在宾大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申请进入了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攻读东方艺术博士学位。建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思成的专业选择，更倾向于对建筑美学的探究。
在耶鲁，徽因很快得到了教授和同学们的喜爱。宾大三年的学习，她打下了扎实的美术基础功底。她的绘图设计能力远远高出学习舞美设计的其他同学。经过繁复、精确的建筑设计训练后再来学习舞台美术设计，徽因感到轻松愉快、游刃有余。她本来就热爱戏剧，又参加过戏剧演出，做舞美设计时，她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舞台上的戏剧空间，不仅考虑到舞台的视觉效果，还能考虑到舞台上场景的变换、演员的调度。帕克教授对她十分欣赏。
每当该交作业或临近考试时，那些美国同学就会向徽因求救。斯第华特·切尼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姑娘，她聪明而任性，常常为一点点小事和同学争执、赌气。徽因像个大姐姐一样，平息、排解着这些女孩子间的纷争，并且总是百般安抚小切尼，和她一起分析剧本，帮助她完成作业。
10年后，徽因在北京的家中偶然翻开一本戏剧月报，发现了斯第华特·切尼的名字，她惊喜极了：“……我的斯第华特·切尼成了百老汇一名有名的设计师！想想看，那个同谁都合不来、老是需要我的母亲般保护的小淘气鬼，现在成了百老汇有名的设计师，一次就有四部剧目同时上演。”
与此同时，思成在哈佛的研究却不太顺利。
他用三个月的时间，阅读了能够查找到的所有有关中国建筑的资料。他对这些外国人撰写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后发现，他们对中国建筑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表面，缺乏本质的发现和研究，更不用说其中有些根本就是错误的认识。
他找到自己的导师，向他说明，自己需要回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收集资料，两年后交博士论文。
徽因同时结束了为期半年的舞美设计的研修。
四年的留学生活要结束了，游子要回家了，日子顿时紧张、生动起来。日思夜想的故国亲人，遥不可知的未来，仿佛一下子变得触手可及；他们向生活了四年的宾大告别，向老师和同学们告别，向洒满阳光的树林和草地告别，他们心中存留了这里的美好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