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例外，上海有个受饶漱石牵连的案子是“潘、杨事件”。潘即潘汉年，上海市副市长；杨即杨帆，上海市公安局长。
潘汉年，1906年生于江苏宜兴。1925年他离开家乡到上海谋生，在中华书局当了一名助理编辑，并由此投身革命。1926年末，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在南昌创办《革命军日报》，邀请潘汉年来当主编，南昌起义后他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到。在上海，潘汉年以自己出色的才能，把左翼作家组织起来，并担任了“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党组书记。以后周恩来领导的“特科”成立，他在其中担当了重要角色。1933年夏，潘汉年调任苏区中宣部副部长，由于他在上海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又被派往十九路军秘密谈判，谋求抗日反蒋；1934年由于“福建事变”失败，他被迫退往香港，不久取道上海重回瑞金。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潘随队出发，次年1月，党中央又秘密派他去莫斯科，和陈云一道同共产国际联系。1936年，潘汉年奉命回国，与陈立夫、陈果夫洽谈国共合作事宜。西安事变后，国共关系出现新的转机，潘汉年成为不可缺少的牵线人。
在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建立了很深的交情。周恩来与他曾多年朝夕相处，亲密自不待言；毛泽东自长征开始，行军宿营时常常与他交谈，也像特科时同志们那样地叫他“小开”。1945年，潘汉年和妻子、战友董慧来到延安，在杨家岭他们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毛泽东和江青还专门宴请了他俩。毛泽东一见到董慧就亲切地说：“我记起来了，你就是当年和江青同学的董慧，那时，我表扬你说：董慧同志是我党情报战线上最优秀的女战士，还记得吧？”
当年也有过一件事情，饶漱石抓住潘汉年“违反纪律”不放，还是毛泽东亲自指示刘少奇和康生给饶漱石发了电报，平息了那场纠纷。
全国解放之初，毛泽东、周恩来电召潘汉年进京。毛泽东派他去熟悉的上海工作，临行前，周恩来特别交代：“上海即将解放，中央决定派陈毅去当市长，你要当好陈毅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人们知道，潘与高、饶的关系并不好，包括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他是潘汉年的老战友，他与饶漱石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时也产生过矛盾和斗争。按照这样的逻辑，他们应该为高、饶的败露而高兴。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1955年的元旦刚过，杨帆去北京开会时，被逮捕关押；这年4月，潘汉年也在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时，由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至北京饭店秘密逮捕了。这就是毛泽东亲自定的“共和国第一大案”，即骇人听闻的“潘杨案”。
事情怎么会发展到如此地步呢？
在“高、饶事件”开始被揭露的时候，因上海在留用原特务人员方面有过失误，此事又是经饶之手批准的，杨帆被停职检讨；在党代会上，毛泽东说过，凡是受高、饶影响以及有某些牵连的人，都应当主动把问题向中央说清楚。会上还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想一想，写成材料。现在把问题讲清楚，我们一律采取欢迎态度。潘汉年在参加会议期间，心情一直不大好。一方面，会议印发的有关饶漱石、杨帆在上海公安工作中的问题，已经被当作了他们罪状的一部分。他既是上海公安工作的重要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就已在事实上和饶漱石、杨帆的问题有所牵连了。另一方面，他自己1943年被国民党特务李士群、胡均鹤强拉去会见汪精卫一事，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还一直没有向中央说清楚。多年来这是积压在他胸中的一块心病。现在胡均鹤已因上海公安工作中出了问题被逮捕审查，会见汪精卫一事再也不能拖延不向中央做出交代了。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他向担任上海代表团团长的陈毅详细谈了自己12年前在李、胡挟持下会见汪精卫的经过，并说明这么长时间没向组织上说清楚的原因。同时将自己所写的一份事情经过和检讨材料交给陈毅。陈毅也觉此事重要，答应马上向中央汇报，劝他思想不要紧张。4月2日，陈毅亲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泽东报告了潘汉年昨天向他所谈的一切，并将潘汉年的那份材料交给毛泽东。正是在当天，毛泽东做出了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
后来虽经李克农明确提出5条反证材料，对案件加以质疑，可惜未能引起决策者的应有注意。其实毛泽东并没有忘记潘汉年，但是错误地认为他“罪行极为严重，论罪当杀”，只是做了宽大处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专门讲到：“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是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最高人民法院于1962年1月9日开庭宣判：“判处被告人潘汉年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服刑期满后，交由公安机关管制。”
27年后，还是从李克农所提供的反证材料入手，才最终纠正了这一错案。这时，潘汉年及其夫人董慧早已分别于1977年和1979年相继离世，潘汉年的骨灰装在一只瓦罐里埋葬在长沙火葬场……
“潘、杨事件”发生后，与高、饶有过较多工作接触的同志不免有些紧张。周恩来还是尽量多做工作。全国党代会后，他去哈尔滨，发现当地干部都有一些恐慌。他就耐心地说服：“你们不要心有余悸，你们跟高岗是工作关系嘛！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有空的时候，他就找干部谈话，稳定他们的思想情绪。
而这一年，周恩来开始更多地走向国际，走向世界谈判桌，担负起毛泽东托付的重要外交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