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只大眼睛费劲地转动着，在他那零点零一的视力提供的朦胧的屏幕上寻找他诗歌的回声。他的病残的眼睛像散落的黑白围棋子，没有内涵，没有光泽，没有意蕴，没有生机，然而又明明白白地坦露着真纯和善。他上小学时就因为残疾常挨校内外“武林高手”的拳脚，但是他依然以他那零点零一的光给混沌世界中的人们多一道光明。
有的人因自己的不幸而愤世嫉俗乃至恶待人类，而张骥良却生活在虽还苍白但是真纯仁爱的诗歌里。那时我望着他常常想，这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以后怎么生活呢？难道就这么写诗？
那是1980年前的事了。后来因为工作和住地的变动再没见过他。1990年初，我正病得天天在家打针输液，这天有人敲门，来者竟是张骥良。十年不见，原先苍白的脸变得饱满，那对大眼睛依然像散落的黑白围棋子，依然袒露着真纯和善。见我有病，只把他的诗稿交给我，说时迟那时快地走了。十年不见，竟是什么也不及说，生怕惊扰了我。
其实他一定有很多话要对我说的，然而他总是首先完全地为别人想，然而他还是惊扰了我。惊扰我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的诗。十年前我常想难道他就这么写诗？于今我明白，他就这么写诗。依然真纯，依然充满了善，只是饱满了，有厚度了，一如他的面相，相随心改。
世上最简单明了的是什么？是真理，是真。但是虚假、伪善和欺骗像尘埃一样遮挡着人类的视线，被吸进人类的体内。而真，便越发地像未被污染的新鲜空气似的被人们珍视。张骥良的诗，写的是一些本来应该如此的事情和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但是人们所以生活得那么累，不就是很多应该的被不应该的取代了，很多简单明了的被莫名其妙的取代了。
人生来应该是平等的。可是一个残疾青年和一个健康的姑娘之间，往往横着一道〈爱情不等式〉。“我要用千万次的拼搏去运算这个不等式／你要用千万倍的勇气去运算这个不等式。”“人的尊．严仍是一个严格的天平／人的品德仍是一把严格的尺子／运算使爱情不等式终于相等了／我们的爱情诗也全部发表了／发表在城市温柔的目光里。”
爱，本来就是对爱的对象的全部接受和爱——包括对方的身体或心理或才能等各方面的缺陷，爱是没有附加条件的。这首〈爱情不等式〉，讲的是一个古老而现实的故事，一个简单明了而永远说不清理不清的故事。〈我走在王府井大街上〉，讲一个大山的儿子，第一次来到王府井，“缤纷的色彩走进我的目光”，而“我的小山村哟／仍在油灯下劳作。”于是他感觉着他“校徽后面是那颗沉重的心”，他“走进图书馆／那里贮存着故乡的繁荣／山村的希望”。有多少大山哺育过的儿子进城以后忘了大山母亲那干瘪了的胸脯。不应该的事多了，本来应该的事就新鲜清新得令人感到可亲可慰。
一个法卡山来的双目失明的伤残军人，被抢着上汽车的人们挤倒在地，他的血洒在鲜花盛开的路旁，化成作者“流泪的思绪”。“我扶起你，被挤倒的军人兄弟／也捡起一个沉重的话题”，“你的盲杖敲打地面，也敲打灵魂／却溅不起一点波动的。光／你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早已失去了绿色的魅力”。道德，是一个沉重而常绿的话题。张骥良以他矮小的身躯承受这个重荷，以他零点零一的视力不断地发现那长青的绿。于是，他就那么写诗，似乎不值一提而实在值得一提。张骥良，就是一个沉重而常绿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