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童年时分，心目中最痛恨的人的排行，大致可以有：黄世仁、穆人智、刘文采，南霸天、周扒皮、甫志高。
前面这些人主要出现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一个政党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再次的革命”是需要确立对象的。
因此，被规定为是“十恶不赦”，也就是已经“非人化”的。就其名字而言，也充满了特别喻指的含义在其中。在以上的人名中，刘文采是确有其人，不便更改之外，要附加上一个“伪善人”的脚注。而“南霸天”、“周扒皮”之类，则是市井的绰号而已。倒是另外两个名字，“黄世仁”、“穆人智”颇费思量，为什么要将这两位恶人排行榜首位的人物，反倒取了在字面上看起来有些雅化倾向的名字呢，在诵读中，我不禁莞尔，其中的奥妙如是：
“黄世仁”的谐音是“黄屎人”。
“穆人智”的谐音是“没人智”。“没”在某些地方的方言中，发音为“mu”（穆）。
而黄世仁高居恶人排行榜榜首的最大原因，在于触犯了中国人内心最隐秘的性禁忌——万恶淫为首。黄世仁看中了喜儿之后，在穆人智的唆使之下，以“要债还人”的借口下，将喜儿掳走。
进入黄府的喜儿，终究没有逃脱性侵犯的厄运，在电影《白毛女》的叙事中，将这个过程以“糟蹋”作为描述。
对于女性而言，中国叙事的方式，往往以“纯洁无瑕”来喻指。也就是说，它的反面则是“被玷污”。
“处女”概念还往往指称的是未被“占有”，是生命的原初状态。它的反面是“被糟蹋”。
“洁净与处女”所构置的“叙述情境”，其自然递伸的逻辑是：如果“被糟蹋”、“被玷污”，除了对糟蹋者和玷污者凝聚起必然的仇恨之外，就自然地要“被糟蹋者”、“被玷污者”，进行抛弃处理。于是，在集体意识的期待视野中，失贞女性的命运安排，自然就是放弃生命。
而《白毛女》中，由“喜儿”向“白毛女”这个概念的转换中，其实就是一个女性被玷污糟蹋之后的符号转换。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个故事中的悲剧感，而另一方面则阐释了由“女孩”（纯洁）向“类野兽”（不纯洁）的转变。也只有如此，大众的期待视野才有可以让喜儿活下去的理由。
当然，活下去的使命很简单，故事最后革命胜利后，必须有一个完满的心理结尾——必须有人在这场纯洁与玷污的活动中，付出生命的代价。以白毛女（喜儿）亲手枪毙黄世仁为结束。
在今天的债务纠纷中，以债权方作为主导游戏者，如果提出让负债人以“性服务”为补偿代价，其实，已经让大众失去仇恨与惩处的冲动了，有的只是合算不合算的心理成本的考量。因为每个经济人，都有成为黄世仁的潜在可能性。
因为当一切都可以成为经济换算对象的时候，所有的交易都有“心理上的合法性”，在这个过程中，“性”可能是首当其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