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腾飞、国力的进步，中国走在崛起之路上，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在外交大棋局上，世界在观察中国，又在期待中国。这个崛起的东方大国，正在谨慎地布局自己的外交方略。正因为外界的充分关注，很多原来不是问题的问题，正在浮出水面，呼唤答案。
是优先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还是聚焦大国关系？是采用务实主义外交，还是强调大国责任，以“中国价值观”寻求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是需要继续韬光养晦，还是要闪耀登场？21世纪的中国，应倡导一种怎样的国际秩序？中国的软实力，又如何释放？港台两地，又将在我国的国际化之路中扮演什么角色？……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在谨慎地摸索着前行之路。有困惑，更有憧憬。
传统内外的当代中国：对外政策与其中国特性
时殷弘
当代中国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改革构成它的最根本特征。从另一方面看，当代中国又是传统之内和之外的中国：它以改革超越了先前的中国传统，但同时又以复杂精致而深刻的方式承继了中国传统，从而是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在此，可以选取几个与对外态势和对外政策深切相关的观念和行为特征，指出它们的传统中国特性，并且部分总结和展望中国的国家方向和对外政策方向。
“维护”：保持中国统一完整并稳定繁荣
有一个中心观念——“维护”（用新加坡中国学专家王赓武教授的话说）——深嵌在传统中国的历史和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之中。“维护”作为中国漫长历史的主题之一，意味着一项沉重的任务，即保持中国这一巨型国家统一完整，并且稳定和平。在传统中国，它强调的是中国历朝历代如何经受住外族入侵、征服和内部造反，而在当代中国强调的是中国政治领导在这么一种巨大和经久的努力中的坚毅、灵活和才干，亦即尽管有非凡的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动，但仍保持国家统一、政体稳定甚而社会繁荣。确实，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毛泽东时代经受长期教育和熏陶并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受重大折磨的一两代人，依然能进行创新性的调整以适应新的挑战，依然能在改革的同时维护中国的稳定和团结。对当代中国的政治领导来说，“维护”的基本含义之一，在于确保包括新疆、西藏和台湾在内的中国边疆地区经久处于中国之内。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怀疑在这方面他们的决心和中国人民给予他们的支持。
兴衰循环与审慎、忧患感、勤勉和创新精神
最传统的中国特性之一，是可称为“支配宇宙万物的生物式循环”的理念，加上它传统的政治版本即王朝循环理念，即政治成功和繁荣难以避免地继之以衰落或倾覆。对中国当代政治领导来说，这在他们的心中必定相当重要和适切，特别是考虑到他们自己在改革时代以前的不良治理中的个人经历，连同改革带来的困难的转变的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一认识大大增进了他们的一种关切，即关切他们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多少裨益，从而大大增强了他们的警觉、审慎、忧患感、勤勉精神和政策创新精神，同时也使他们决心并真诚地向邻国和世界宣告永远不搞霸权主义，永远不试图恢复任何形式的“中华帝国”。在这一方面，特别意味深长和意义非凡的是，习近平主席非常铿锵有力地强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骄傲自满，党不能骄傲自满，国家不能骄傲自满，领导层不能骄傲自满，人民不能骄傲自满。”
平等主义原则与等级次序必需
有一项既是传统的又是当代的中国特性，即平等问题上的某种“悖论”。虽然中国传统上一向是个等级制社会，有其关于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不同的特权、权利和义务的观念，但同时也有一种含糊暧昧的平等成分，它出自相信（同样借用新加坡中国学权威王赓武教授的话）“正当性基于人们在特定时候和面对特定问题的情况下据此而平等的那种正义和公正”。这样的悖论依然以一种与此不同的形式深刻地嵌在中国当今的政治文化的内核之中。例如，“以人为本”对“官本位”。中国政府当今在人民中间的政治可信性总是使其不得不应付这种悖论，即“以人为本”意识形态对“官本位”政治文化。
甚至在当代中国对外政策中，这种平等主义与等级秩序之间的悖论也有它的对应物或类似物。一方面，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外关系中的传统、原则和种种至关紧要的利益，中国差不多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提倡和实践一种国际平等主义哲学的大强国，这种哲学基于主权平等、不干涉和中国所称的国际政治生活民主化观念。然而另一方面，与中国的巨型规模和大国地位相符，也为中国的其他一些至关紧要的利益所需，中国有着大国外交。确实，在对其他大国的外交意义上的“大国外交”一语本身，很少见于中国政府的公开文件，有别于另两个用语或概念——“大国关系”或“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因为多少顾虑一项由来已久的传统外交信条，即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和外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重心。然而，中国政府早已以一种被谨慎地表达但日益增长的自豪认识到，它必须操作“大国外交”战略，并且将恰当地处理“大国关系”当作中国对外政策的头等大事。要理解中国在处理如朝鲜、伊朗、缅甸、苏丹和叙利亚之类热点问题上的行为方式，就须把握这一复杂的彼此抵触的必需。
强调道德与“以义为利”和义利平衡
对道德的充分强调显然是中国特色的，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之中。当代中国政治领导对道德的强调既有其国内方面，也有其国际方面。与中国崛起相伴随，胡锦涛提出了“和谐世界”理念，最突出的是2006年4月在耶鲁大学的演讲。在其中，他强调传统中华文明的特征，即注重以民为本、自强不息、社会和谐和亲仁善邻，因而明白地示意了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道德/政治理想。习近平以至少同样浸透中国优良传统价值和当代中国外交现实感的方式，强调中国对外政策要“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他在2014年7月在韩国首尔大学的演说中，宣告中国要“在国际关系中践行正确义利观。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他直接援引中国古语“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申明在国际关系中“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
国内关切优先、“战略保守主义”和坚持和平发展
人口多达13亿多的当代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其压倒性的国内功能。事实上，完全可以从悠久的古老中国主流传统特别是“对外政策文化”主流传统中找到这一点的颇大部分渊源。中国的悠久政治经验内包括一种哲理性和现实感兼备的、集中致力于中国自身稳定和繁荣的“战略保守主义”，它完全契合关于华夏与远方“蛮夷”关系的儒家意识形态，同时在成本效益方面极为合算。这在新的当代历史条件下多少被有机地承继下来，大大有利于中国非常突出的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成就，也大大促进了中国关于对外政策审慎的战略文化。
诚然，中国的强劲崛起，国内增长对外部资源迅速增大的依赖，西方强国影响力相对衰减带来的机会，还有更大的民族荣耀的天然吸引力，并非全无可能结合起来，这些导致对外态势的基本变化，使中国改变压倒性的国内优先惯例。然而，多年经验的审慎和耐心的战略文化，加上一个巨型发展中国家经久的国内任务艰巨性，特别是多达13亿多的巨量国内人口实现健康发展和生活幸福的艰巨性，依然并仍会将中国对外态势保持在“较温和的调整和有分寸的伸张”限度内。习近平主席宣告：中国“必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前就认识到‘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我们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这样的宣告既出自中国千年文化传统，也出自当代中国基本经验，其真挚和严肃无可怀疑。
“屈伸异变”：传统经验
东汉史家班固，曾以他的一则非常深刻和格外长篇的政治评论去结束《汉书·匈奴传》上下全篇，以比他古老得多的中国政治经验和他心目中的“现代”历史教益，论说对付“蛮夷”的合适的战略大方针。它大概是班固曾做过的最精彩的政治/战略论说，而其丰富和深切的基本思想当中，有一项是强调大方针应当是混合的和情势性的，内含合适的种种“硬”“软”成分。用他的话说就是：
久矣，夷狄之为患也！故自汉兴，忠言嘉谋之臣曷尝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
整个汉初约70年的漫长的历史经验必然是复杂、能动和情势性的，“旷世历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屈）伸异变，强弱相反”（《汉书·匈奴传》）。
大战略从来就应当是“屈伸异变”和与时俱进的。多少类似于汉初“战略和亲”与“战略克伐”的交互运用，我们正在目睹“战略军事”（strategic military）与“战略经济”（strategic economy）的合成实践。这指的是一个很重大的最新事态，即中国对外战略看来正发生急剧且更积极的变化或是“优化”。越来越清楚，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在不断提升，影响力也在逐渐增大，而习近平主席对此怀有较高期望。从中长期说，此消彼长，美国在该区域近乎支配性的优势也难免逐渐减少。
增进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的权势影响甚或主导作用，这就是愈益清楚的中国对外政策一大目标。服务于这一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可以说有两大类：“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粗略地说，十八大以来中国主要使用的是广义的“战略军事”，它集中体现为中国对美战略/军事竞争和对立、中国与日激烈对抗、中国在南海和东海争端中的强硬态度以及相伴的密集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它们推进了中国的“硬权势”，但多少妨碍了中国的国际“软权势”，同时伴有显著增进了的冲突风险。因而，很可能从现在开始，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主要使用基于中国巨大经济金融实力和更广泛外交的“战略经济”。以北京APEC会议为最主要标志的一系列事态，令人强烈感到中国对外战略的这一重大变化。考虑到2014年10月和11月分别与日本和美国达成的重要的安全协议——中日“四点共识”和中美防止双方军舰军机冲撞协议，事情就更是如此。
因此，大致可以预料，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与美国及其战略伙伴（首先是日本）的战略竞争和对立，很可能将变得不那么激烈。无论如何，对所有有关方面来说，从“战略军事”为主转至“战略经济”为主的前景，将把亚太区域的地缘政治竞争推向复杂化，并且使美国更难应付这一竞争。中国在战略性外交方面的颇大一部分任务，是要在广泛强劲而又细致审慎地推进“战略经济”的同时，进一步从强度和频度两方面适当地缓解周边政策中的某些强硬甚而超强硬方面，争取有分寸地减抑某些邻国的疑惧甚或惊惧，从而大大减小甚或杜绝给美国提供的客观的便利，争取不让美国塑造和加固旨在防范、钳制和抵御中国的某种战略“统一战线”。
“中国特性”与国际共赢：“强大的中国，羸弱的中国”
有一项中国特性，是中国当代领导坚信中国特性本身（“中国国情”），坚信它们对从事“维护”、改革和发展的压倒性的重要性。可以说，这一坚定信念就是当代中国的一项最根本的意识形态。在这个关键的方面，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做了准备，靠的是他坚持、倡导和教诲根据中国的特定国情决定中国革命的战略，坚持抵制共产国际及对其言听计从的中国代理人将革命“普遍主义”加诸中国共产党。这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巨大意义，而且在中国千年思想史和精神史方面有巨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依据中国国情和依靠自主实践，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成功恢复了中国自信——在当代西方早先的耀眼成功（那导致西方许多人以为“历史终结”）面前的自信。这自信的对外政策含义可以相当间接，但它的影响无论如何将是多方面的和最终强有力的。
然而，当代中国在坚持自身特色和自主道路的同时，越来越注重发现和发扬中国诉求与外部世界的广泛取向甚或普遍期望的共通性，越来越注重扩大国际共同利益和增进国际共同努力。不仅如此，审慎，甚至上面说的“支配宇宙万物的生物式循环”理念，已经是决定中国当今对外政策方向的一大常在要素。当代中国领导人念念不忘的最大、最悠久的中国特性之一就是“强大的中国，羸弱的中国”。中国在拥有很可能非常辉煌的前景的同时，将面对未来重大和严峻的挑战。最基本的挑战，依然是中国辽阔的幅员和巨大的人口：这是中国的国内任务、世界地位和对外政策形势的最大常数。中国若能持久成功地应对这一挑战，世界就将因此享有巨大的裨益。不仅如此，无论是在传统中国，还是在现代、当代或未来中国，这辽阔的幅员和巨大的人口，总是中国力量的根本源泉和中国自豪的重要依据，也总是中国相对艰难的一大缘由和中国经久奋斗的常在鞭策。中国不易，但中国必成。
时殷弘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2011年初起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参事。1992年10月起领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从事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国际关系史、战略理论和战略史、当代国际政治、东亚安全、中美两国对外政策研究。已出版个人著作16部，包括《对外政策与历史教益》《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末）》等。此外已出版译著18部，发表学术论文和评论570余篇。已发表的论著中许多有较广泛的国内外影响。
中国外交：以邻为重，还是以美为重？
阎学通
自2006年以来，官方、媒体和学界讲到中国外交时，普遍使用“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的说法，以此描述中国对外政策重点的排序。然而，从语义上讲，人们实际上无法判断“关键”和“首要”哪个更重要。从语序上讲，由于将“周边是首要”置于“大国是关键”之后，因此其“首要”地位大打折扣。当前在中国崛起加速的情况下，中国外交应以邻国为重，还是以美国为重，正在成为一个难以继续含糊其辞的问题。
大国崛起需要周边国家支持
是以“大国”为重还是以“周边”为重的认识分歧，源于一个地缘因素：美国不是中国的邻国。如果美国也是中国的邻国，就可顺理成章地写成“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这样“周边”就包括了美国，在周边国家中以大国为关键，于是“周边”和“大国”的排序就合理了。然而，美国虽然不是中国的邻国，却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被认为是中国崛起的最大障碍。因此，学界有一派认为，只要搞好中美关系，减少来自美国的阻力，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国崛起了，因此应以美国作为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另一派则认为，没有周边国家的支持，中国实现不了崛起，因此应将周边作为外交工作的第一重点。笔者认为，从中国崛起的性质的角度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看清“大国”与“周边”中何者更为重要。
大国崛起是一个国家先成为地区强国而后再成为全球性强国的过程。这个必然过程，促使美国在19世纪采取了“门罗主义”，将其外交重点仅限于美洲，促使苏联在二战后将其外交重点置于欧洲，先后建立“经互会”和“华约”组织，还决定了中国要实现崛起，就必须将周边作为外交的首要重点。
睦邻友好是二战后国家唯一合法的崛起战略，它和“远交近攻”一样，是被使用了几千年的崛起战略。联合国成立后，领土主权不得被侵犯成为国际规范，这使得远交近攻的兼并战略不再合法。这就是为什么美苏争霸时期不再效仿殖民主义的领土扩张战略，而是采取与周边国家结盟的战略。同理，21世纪中国的崛起战略也只能选择睦邻友好，因此中国2013年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原则。
一国崛起的性质是赶超世界最强国，最强国只能是崛起国的障碍而不可能成为其支持者，中美之间由此产生了结构性的矛盾。奥巴马说美国决不做世界第二，并制定了“亚太再平衡”战略以防范中国崛起，体现的就是这个原理。因此，中国崛起战略的对美政策目标只有减少来自美国的阻力的单一选项，而不可能争取美国的支持。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外交目标，则有减少阻力和争取支持的两重性。
面对中国强于自己的现实，周边国家需要在借助和阻碍中国崛起的两个策略中进行选择。这使中国有可能获得那些希望借助中国崛起的邻国支持。例如，面对中美之间实力差距加速缩小的现实，美国的盟友韩国和泰国都采取了提升对华友好程度的政策。对中国崛起而言，争取众多周边国家的支持比降低美国一国的防范力度更为重要。
以邻国为重可避免过度拓展
中国的综合实力还未达到全球性水平，故此我国的外交重点不宜超越周边。综合国力由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四种实力要素构成，虽然我国的经济实力已是全球性的，但其他三项实力尚未达到全球性水平。
大国拓展速度超越其实力基础，是大国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很多学者将美国的相对衰落归咎于其在中东的过度扩张。世界主导国过度扩张会衰败，崛起大国控制不好自身利益的拓展速度则会夭折。而以邻国为外交的重中之重，则有助于防范出现“欲速则不达”的危险。
“大周边”的概念易使外交失去重点。“大周边”是一种平衡“大国”和“周边”两者重要性的说法。中国的“大周边”可以东到美国大西洋海岸和南美的太平洋国家，西到中东的地中海，南到澳大利亚，北到俄罗斯邻接的北极。如此广阔地域的“大周边”不仅模糊了“周边”的界限，而且有导致过度拓展的危险。
依据我国目前的实力地位，“周边”应限于东亚、俄罗斯、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五个地区。我国的陆地和海上邻国已有20多个，且包括了俄罗斯、日本、印度三个大国。如能将所有邻国转化为我国崛起的支持者，我国崛起的国际环境则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改善与邻国的关系不仅具有正面提升我国实力地位的作用，而且可从反向削弱美国的阻力，因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需要借助其东亚盟友来实施。
“一带一路”工程须从邻国开始
“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工程，是中国建立“命运共同体”的基础设施。这些工程从中国向外延伸，因此无论其能延伸多远，都需要邻国的参与。我国与邻国的联通建不起来，邻国与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就失去了助力中国崛起的意义。鉴于互联互通工程只有从中国向外延伸才对我国崛起有意义，地理上与我国越接近的国家，对这一工程的战略意义就越大。
互联互通工程必须经过邻国，因此中国需要加强对这些邻国的外交工作，以保障工程的战略效益。政治上要保证双边关系的稳定，以防影响工程的实施及效益；安全上要加强合作，以防止反对势力的破坏；经济上要协调利益分配，以防止产生新的利益冲突。为此，“一带一路”工程需要与邻国的经济规划对接。
要加强与邻国的战略合作关系，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在邻国与美国的冲突中进行选择的问题。当美国与我国邻国发生战略冲突时，我国的立场也会直接影响到与邻国的关系。选择中立或支持美国的立场，都会对我国与邻国的战略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而支持邻国则会影响中美关系。故此，如不明确以邻国为重的原则，我国睦邻友好政策就缺乏政治保障，周边国家也会怀疑我国的战略取向。
通过中亚向西延伸的“一带”工程和连接东南亚的“一路”工程，两者的战略意义不同。前者是巩固我国崛起的战略后方，因为中亚国家经济发展潜力较小，对中国的安全威胁小，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相对较小；后者则关系到中国崛起的核心内容。东亚将成为新的世界中心，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都将取代欧洲的世界地位。为了维护其主导地位，美国将防范中国崛起的重点置于东亚地区，包括东南亚。因此，东南亚的“一路”工程对中国外交投入的需求远大于中亚地区。
邻国或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意义越来越大于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立我国的外交重点，正在成为一个新课题。
（文章首发于新华网思客频道，经作者授权刊登）
阎学通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兼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国家利益分析》（1996）、《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2000）、《国际政治与中国》（2005）、《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等。
中国形象工程为何适得其反？
郑永年
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似乎越来越不理解中国。当中国已经活动在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世界对中国的“不理解”必然对中国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说，国家形象工程是一个国家软力量建设的需要。对这一点，中国社会是具有相当程度的共识的。
因此，中国实施了诸多大型国家形象工程，花费大量的人、财、物，希望为国家塑造出一个正面形象，至少是一个世界可以接受的形象。
不过，塑造国家形象不是容易的事。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这些工程不能说没有任何效用，但一些工程的效果经常适得其反。中国越推动，外界的反弹就越大；中国的投入越大，外界的阻力也越大；中国的努力越大，国家形象就越差。其中也并不都是中国的问题，各种因素包括文明和文化的差异、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世界对一个崛起中国的不确定性甚至恐惧等等，都在影响着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但作为主体，中国必须对自己的努力深刻反思。
先说最大的国家形象工程孔子学院。这些年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在不长的时间里已经扩展到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绩不小。不过，孔子学院从一开始就是各国争议的话题，尤其是在西方。在早期，这样那样的争议可以归咎于人们不了解。但那么多年下来，争议越来越大。这不能说仅是因为人们不了解或者人们有“偏见”。对这样的文化工程，人们的“偏见”不可避免。但为什么“偏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这是需要反思的。最近海外一些名牌大学中止了和孔子学院的合约。尽管背后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但孔子学院的运作方式是主要原因。
就孔子学院来说，有太多的领域需要反思：要不要遍地开花？学习汉语应当不应当成为其核心？要不要资助发达国家的学生来学习汉语？越来越庞大的工程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如果注重学界精英阶层（例如我国台湾的蒋经国基金会），效果是否会更好？如果由一个专业人才组成的团队来管理，是否会比由官僚来管理更有效一些？如果采用政府“收购社会服务”的方式，是否会更具市场精神？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思考，能够帮助人们改进已经成为制度的孔子学院，使其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
媒体走出去是国家形象工程的另一大领域。这里也出现了诸多不小的问题。为了让海外理解中国，把一些党政理论刊物翻译成英文或者其他文字，不仅可以，而且必要。问题在于，这些刊物，一些中文表述就已令人费解了，翻译成外文之后，除了换了一种文字之外，没有任何改变，更令人看不懂了。一些海外机构甚至把此类刊物作为垃圾来处理，这是典型的人、财、物浪费，没有一丁点儿附加值。如果容许一个专业的团队来做，重新改写文章，就可以把声音传达出去。
“走出去”了的媒体问题更大。现在也有不少媒体“走出去”了，但不知道“走出去”的目标是什么，是影响中国读者还是外国读者。至少从现象上看，其目标还是中国读者。新派出去的传媒工作人员，和原来中国媒体的驻外记者有什么区别？他们同样还是写些中文的报道，同样刊登在中国媒体之上，和当地的民众没有一丁点儿关系。这是人走出去，不是媒体走出去，并且服务对象仍然是中国民众。
为了增加在海外的影响，有关部门收购了海外当地的一些小媒体。但这些媒体同样大多是华文媒体，本身并没有什么影响力，收购与不收购没有什么区别。更有甚者，收购这些小媒体之后，很多文章都是中国记者写好了，发到这些小媒体上的。（很多又被中国的媒体当成海外产品转摘回来。）这种做法实在叫人找不到任何理性。
中国媒体喜欢转载引用外国媒体的产品。关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是应当的，引用外国人的看法也是中国开放的一种态度。美国人就自以为是，从来不关心他国对美国的看法。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和美国不一样，这是好事。但这里也有问题。无论是对中国正面的评价还是负面的批评，从中不难发现，中国的大媒体经常引用一些只有中国人才知道的外国媒体的言论。这些媒体在海外毫无影响，主流社会并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文化走出去方面也存在这个现象。例如，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几乎被中国艺术家包下了。中国送出去一个又一个的演唱家或者演唱（演奏）团。那么频繁，哪来的听众？因此，一次一次免费送票。当地的一些华侨已经变得不厌其烦了。幸好，这个现象最近已经被有关部门注意到，在纠正或者阻止其延续。
还有一个是“炒股”现象。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应当具有包容性，容许人家的批评，甚至攻击。但有关方面体现不出这种包容性，结果导致什么样的小事情都要反应。本来是一件小小的事情，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但经有关方面的高调反应，变成了大事情。这是“炒股”现象。本来这只股票没有任何价值，但中国用一国之力来炒作，就大大抬高了其股价。很多海外的反华“英雄”，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
热比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关部门把她“塑造”成一个“英雄”。热比娅好不容易出去了，必然要做些反华的事情。但她每走到一个地方，每说一句话，有关部门必然全力反击。官方媒体甚至高调发表文章，视她为一个“达赖喇嘛式”的人物，把她从一个无名小卒抬高到达赖的地位。本来海外“疆独”势力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需要一个领袖。因此，不仅“疆独”势力马上把她作为领袖，各国的一些“反华”势力，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团体，也都纷纷邀请她。很简单，因为她“有影响力”，她所到之处，必然引起中国的全力关注。很显然，“放”她出去关乎国家形象，而“关注”她也是国家形象问题。但结果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都受到损害。
类似现象极其普遍，体现在国家形象各个工程之中。随着国家的崛起，这方面的投入已经很大，也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这是一块很大的利益，不仅既得利益者要追求更大的财政投入，而且更多的新利益追求者也被吸引着来加入分享。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领域大多属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性比较敏感的，各种利益群体都可以高举所谓的“爱国主义”旗帜。爱国有理，出了一些问题又怎么样？“爱国主义”是这个领域人们的保护伞。没有人会质疑批评。但现状在于，投入越大，越是适得其反。人们或许不容许质疑这个领域的“爱国主义”，但结果是在大大损害国家利益，是“害国主义”的表现。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里仅仅举一些容易观察到的因素。
首先是缺乏专业主义精神，过度政治化。国家形象工程当然是政治，不讲政治不行。问题在于，怎样讲政治。可以通过专业主义来讲政治，也可以通过政治方法来讲政治。在中国，人们习惯了用政治方法讲政治，也很自然地把它延伸到了海外。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形象工程一到海外，就不是到处碰壁，就是效果不好。如果专业主义精神不能弘扬，国家形象就会越来越不好。其实，如同所有其他领域，提高中国人所说的“文化精神”的是专业主义精神，绝对不是官僚政治。去掉国家形象工程领域的官僚主义是要务。这方面，中国可以从其他国家学到很多很宝贵的经验。
其次，GDP主义也一直主导着国家形象工程，已经成为衡量国家形象工程是否成功的标准。对GDP主义者来说，质量不重要，重要的是数量。结果，第一，国家形象工程要多。每一届领导要做，各个部门要做，各级政府也要做。第二，数量扩张也表现在每一个具体的项目上。对孔子学院来说，是学习汉语的人数和各种项目的数目；对海外宣传来说，是文字和篇章的数量（撰写、发表、转摘等）；对文化“走出去”来说，是演出的数量，等等。
再次，各个机构不协调。国家形象工程几乎已经成为全社会工程，不知道有多少部门和机构在做。在众多的部门和机构中，没有一个有权力的机构来协调。结果，大家互相竞争、内斗，谁都不去重视质量，而从事谁都可以做的、低层次的、毫无附加值的工作。数字一大堆，就是毫无质量。再者，无论是国家形象的塑造还是国家形象的“走出去”，都要求具有充足的海外知识。但那些懂得外部事务的部门和机构没有权力，不懂的却权力大得惊人，这就造成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国家形象工程迫切需要一个有权力的协调机构。
从更深层次看，这种现象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中国仍然没有走出近代以来接二连三被列强打败的“国耻”感。中国从前受其他国家欺负，现在崛起了，这些国家不能接受中国的崛起。包括一些领导在内的很多国民不能超越“国耻”感，国家因此不能体现出大国的容量和气度。海外有什么样的对华反应，只要不是正面的，都要回应和反击。这就导致了一种局面：越回应和反击，双方的冲突就越严重；冲突越多，国家形象就越不好。美国是大国，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骂美国，但美国就很少回应。做大国就是要挨骂的，中国的国民显然还没有这种心态。
中国刚刚崛起，在学做大国，很多不希望的事情的发生，也具有必然性。任何大国在其走向大国的过程中，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学做大国需要交很多学费。但是，对中国来说，要尽量少交学费，尤其是要避免交了学费还导向反面效果的情形。
郑永年
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著名的中国政治、国际关系与社会问题专家。先后出版学术专著二十余部，广泛参与了过去数年有关中国改革的各种重要讨论，出席国内各种具有影响力的论坛和讲坛。担任中国多个省政府顾问，为中国地方政府提供各方面的政策咨询。
南海争端，中国的突破点何在？
薛力
过去几年，南海不时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地区，尤其是在2009年、2012年与2014年三个年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南海争端难以获得彻底解决，甚至不排除会出现一些突发事件。这些事件既影响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对中国推动建设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东亚命运共同体”形成某种掣肘。因此，有必要分析：南海问题的解决究竟难在何处？更重要的是，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如何选择突破点？
南海争端涉及“五国六方”：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如果涉及海洋划界，则还包括印度尼西亚，因为其专属经济区有大约3万平方公里在南海断续线内。因此，南海争端实际上涉及“六国七方”。从主权主张与争端处理角度看，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比较接近，东盟五个声索国之间却并不相似（当然，东盟声索国之间在南海的一些边界也没有确定）。中国台湾不能参加声索国与东盟举办的南海问题官方会议，但可以参加民间举办的一些南海问题二轨会议。
难点在于认知差异
依据笔者过去6年的研究，解决南海争端的主要难点在于有关各方认知上的差异。首先是东盟声索国与中国之间的认知差异，其次是区域外大国与中国的认知差异。
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对南海四大群岛的发现、开发与有效管理可以追溯到汉代，国民政府还在1948年公布了南海断续线，在20世纪70年代南海发现油气资源之前，东盟声索国对中国的南海主张（包括南海断续线）并没有异议。这些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年签署前就已经存在的事实，因此，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除了源自国际法外，还源自历史。南海断续线集中体现了中国的历史性权利。解决南海争端时仅仅依据国际法对中国有失公允。
在中国看来，一些东盟声索国还全力推动南海争端的国际化，挟区域外大国以自重，区域外国家（尤其是美国）则乐得利用这些国家来制衡崛起中的中国。为此，中国只能强化对南海的管理与开发，以保护自己的正当权利。
东盟声索国则认为，东南亚国家成立民族国家的时间虽然较短，但南海沿岸居民历史上都是南海的使用者，因此东盟声索国也可以主张历史性权利，2009年以前的越南——某种程度上还包括菲律宾——正是如此行事的。问题在于，亚洲各国是民族国家体系的后来者，“六国七方”都没有做到对南海岛礁与海域的“持续而有效的管理与控制”（continuous and effective administration and control），而这是国际法判定岛礁主权与海洋权利归属的关键。如果各方都提出自己的历史性主张，则南海争端难以解决。既然有了国际法这一相对客观的参照物，六个声索国又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依据国际法解决南海争端是现实而可行的选择。部分地基于这种原因，越南在2009年后放弃了对历史性权利的强调。
此外，东盟声索国觉得自己无力单独对抗中国这个巨人，除了“抱团取暖”外，还试图通过引入区域外大国以增加安全感。它们在南沙海域油气开发中引进尽可能多的西方石油公司，也是觉得争端国际化有利于自己，为此不惜在油气收益分配上大幅度让步。
南海区域外国家中，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英国、瑞典等国家的南海问题专家多认为，他们理解中国的立场，但是，国际法应该是解决南海争端的主要依据，在海洋划界上应主要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其中美国的立场具有代表性。
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继承了英国的大陆平衡政策，坚信力量的平衡是和平与稳定的基础，为此而在全球各个地区推行平衡政策，“扶持弱的一方”是普遍做法。具体到南海地区，美国认为中国的快速崛起破坏了南海地区的力量平衡，中国可以做原先没有力量做的事情了，包括强化对南海岛礁的控制。为此，美国应该尽力帮助东盟声索国，以防止力量失衡带来地区动荡，同时也要防止自己被盟友拉入与中国的全面对抗。此外，美国还坚持认为，自己的军舰与飞机在南海海上与空中进行情报搜集活动没有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至于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因为坚信孤立主义的共和党在参议院的阻挠，而行政部门、民主党、学者多主张应该加入，事实上美国也是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行事。
近年争端演化进程
由于认知差异太大，南海争端的解决进展缓慢。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除了个别年份，南海局势大体稳定。一些因素（主要是1995年的美济礁事件）促使各方着手制定处理南海争端的政策文件。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与东盟十国在2002年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各方同意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和平解决争端。2009年5月13日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各国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CLCS）提交本国外大陆架划界提案的截止日，30多个国家提交了自己的划界提案，马来西亚与越南的提案明显侵犯了中国的南海权利。为此，中国在5月7日给联合国的照会中要求CLCS依据议事规则不予审议，并附上标有南海断续线的中国地图。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在官方文件中论述南海主张时使用南海断续线，因而引起东盟声索国以及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东盟声索国还不时袭扰、驱赶、伤害中国渔民。为了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并保护渔民，中国也强化了在南海的民事执法，包括对他国越境渔民的管理。因此，上述因素使得南海2009年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地区。
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创欧美，中国的实力与国际地位2009年开始彰显，加上一些因素（如“无暇号”事件），促使奥巴马政府下决心调整全球战略，具体做法是“摆脱中东，重返亚太”。时任国务卿希拉里2010年8月在河内声称南海问题事关美国国家利益，2011年在檀香山声称“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强化与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都与此有关。美国的重返则使得东盟声索国的行动变得大胆了，突出表现是菲律宾2012年4月在黄岩岛用军舰抓捕中国渔民，同年6月越南不顾中国的劝阻推出所谓海洋法，将中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包含在其“主权”和“管辖”范围内。中国只好采取强力反制措施，如控制黄岩岛，成立三沙市，在万安滩与中建岛之间推出9个招标区块。西方国家则忽视东盟声索国的行为，片面指责中国“改变南海现状”。这些事件使得南海争端在2012年“高烧不退”。
菲律宾觉得与中国来硬的行不通，改而采用“软招”，一方面聘请知名国际法律师于2013年1月发起强制仲裁请求，要求国际海洋法法庭成立仲裁庭并裁决中国的断续线无效，一方面在礼乐滩共同开发中提出中国不能接受的条件。
好在东盟声索国都意识到南海争端乃彼此间关系的一部分，不应该让这个问题成为彼此关系的主旋律，因此，争端总体上处于可控状态。中国与文莱、中国与越南2013年10月都签署协议推进海上油气共同开发，中国与菲律宾还就共同开发礼乐滩油气资源保持接触。菲律宾仲裁案并没有对中菲贸易产生明显影响。“981”事件后两国官方频繁互动，尤其是，越南于2013年8月26日派遣政治局委员黎鸿英作为越共总书记特使访华，修补中共、越共两党与中越两国关系。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安全机制，未来几年南海依然有可能发生一些热点事件，从而影响到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乃至各个声索国的经济发展。“六国七方”都有责任为防止新争端付出努力。那么，就中国而言，未来应该如何应对南海问题？
战争手段不可取
有些人认为，等到中国实力足够强大了，可以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南海争端。这种观点至少忽略了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二战以后，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领土争端已经不具有正当性，很难找到战胜国成功地迫使战败国签署边界协定的例子。
第二，中国与14个陆上邻国中的12个划定了边界，没有一个是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的。中国与越南的陆上边界，以及两国的北部湾海上边界的划定，都是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的。
第三，南海争端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主要短板，但仅仅是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尤其是四五个东盟声索国）之间整体关系的一部分。
第四，东盟是中国崛起过程中争取的对象，是建设“21世纪丝绸之路”与“东亚命运共同体”的首要对象。
所以，和平解决南海争端是现实途径，包括第三方裁决与直接谈判两类。第三方包括声索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与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中国政府在2006年8月25日给联合国的声明中已经排除了就海洋划界与领土争端等接受国际司法或仲裁管辖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中国也不会接受第三国仲裁。因此，直接谈判就成了当然选项。这也是东盟声索国的立场。东沙问题是中国内部的事情，中沙争端只涉及中菲两国，这都没有争议。中国不承认西沙争端，但越南之外其他声索国并无意成为谈判方。主要异议在于如何进行南沙争端谈判：中国主张双边谈判，而东盟声索国主张多边谈判。
公约数何在？
随着对多边外交的熟练与外交自信心的增强，中国的立场也在调整：2013年9月召开的中国东盟高官苏州会议开始讨论与“南海行为准则”有关的事项，显示中国同意在某些议题上进行多边谈判。2014年8月内比都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期间，王毅外长表示解决南海问题可以采用“双轨思路”，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即声索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
11月13日，李克强总理在东盟系列峰会上重申，要以“双轨思路”解决南海问题，表示中国同意积极开展磋商，在协商一致基础上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这既是政府首脑对外长讲话的背书，也把中国的南海争端应对推进了一步：同意适当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过程。新一届中国政府制定了“一带一路”战略目标，因此，在应对南海争端时，不是仅仅考虑南海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考虑如何把东盟建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个枢纽。
接下来可以着手的事项甚多，一些功能领域的合作（如生物多样性调查）已经在进行，但更为重要并可能给南海争端解决带来突破的是以下三项：“南海行为准则”什么时候达成？油气共同开发如何实现？南海断续线内涵如何界定？笔者的回答是：
现有的机制安排并不能有效防止南海发生新的争议事件，因此，新加坡著名外交家许通美大使在2014年香格里拉对话中坦率指出，《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简称《宣言》）签署以来，各方都在改变南海现状，除了文莱。其实，如果考虑到文莱在南海断续线内的油田依然在生产，可以说“五国六方”都违反了《宣言》。这是南海局势不时紧张的重要诱因。好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签署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规范各方在南海的行为是大势所趋。东盟声索国希望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中国曾希望对此要有“合理预期”即不希望太快。但新一届中国政府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政策目标，这客观上要求中国加快步伐补上与东盟关系的短板，但东盟的要求略显仓促。因此，公约数很可能是双边预期时间的折中点。至于争端处理机制什么时候建立、发挥何种作用等问题，可以在谈判中通过磨合逐步达成共识。
中国与菲律宾、中国与文莱、中国与越南之间都曾尝试推进共同开发，但迄今为止进展有限。主要原因在于东盟声索国对于双边共同开发的必要性、迫切性认识不足，它们也没有能力促成南沙海域多边共同开发。对于油气消费越来越依赖进口的中国来说，继续单方面不开发南沙油气不符合国家利益，而随着981钻井平台的建成，中国已经有能力在南沙海域促成双边乃至多边共同开发。因此，中国应该把“通过单边开发撬动多边共同开发”提上议事日程，这比单纯的单边开发更符合中国的整体与长远利益。全世界至少有14个共同开发区，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五国六方”借鉴。
中国的南海主张集中体现在2009年5月7日针对越南与马来西亚的大陆架划界提案向联合国提交的照会中：中国对于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但中国的大块头与迅猛发展还是令其他国家（尤其是南海沿岸国）忧虑。这也成为一些东盟声索国推行南海争端国际化、“安全靠美国”策略的依据。这些后果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政策目标。为此，中国可以考虑逐步清晰化南海断续线的内涵。
在2014年11月底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指出决不能放弃中国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强调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中国未来固然会坚持在南海的正当权益，但也会注意掌握平衡，以便在崛起的过程中成为东盟认可、信任与依靠的地区“带头大哥”。
薛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副研究员。研究兴趣为国际战略、中国外交，近期比较关注南海问题与“一带一路”，曾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科学》、《国际政治研究》、《世界知识》、《联合早报》、FT中文网、《美国外交官亚太时事杂志》、《中国日报》、《环球时报》等海内外刊物网站上发表学术文章、时事评论等100多篇，出版专著3部，参与国家多个部委的决策咨询。
“自由行”太自由，香港难承受？
丁学良
放眼未来，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显然还会有更多重要的变化。除了2014年12月18日签订的《内地与香港CEPA关于内地在广东与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以外，其他方面也应该得到重要的调整和改进。其中，我认为亟须改进的是观光旅游产业。这一产业的涉及面广泛，现在如果依然不做调整，任其发展，恐会继续引发更多不利的情况。
彼时“自由行”提振香港经济需肯定
我们首先需要肯定的是：2003年，在SARS（也称“非典”）病情席卷香港，造成了整个香港经济、贸易、投资的信心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一片低落的情形之下，6月，内地对香港推出“自由行”政策，允许内地居民不必参加旅游团，而采取“个人游”的方式赴港旅游，给那时的香港经济带来了迅速的提振，这一政策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当时的香港，用普通老百姓的话说：“没有人敢出去吃饭。”许多餐馆倒闭，街道上人烟稀少，房地产也跌到了新低点。而中国内地开放“自由行”之后，短时间内为彼时的香港带来“人气”，紧跟着“人气”的就是“财气”。当时，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们，一方面被全香港从上到下当作是游客，另一方面也受到了“亲戚”般的欢迎。
2003年的“非典”是从广州开始传播的，也是香港近一百多年以来第二次大瘟疫，导致了299人死亡。但从2003年以后，到2015年已有12年时间，“自由行”开放的幅度越来越大。据香港旅游局（HK Tourism Office）的报告，2014年前10个月，整体访港旅客累计已达到4987.3万，比去年增长12%。其中，内地旅客3869万，比去年同期增长15.5%。以此为基准，我们会发现，这存在一个严峻的问题。
2013年全年，中国内地赴港游客总人次达到4075万，而同时另一个数据是，同年香港本地人口总数为719万。这也就意味着，来自内地的游客数大约相当于香港整体居民总数的6倍。而当我们细看有关的统计数字会发现，在这4000多万人次之中，在香港停留超过一晚的游客总数不到一半，换句话说，这4000多万来到香港的大部分人，都是当天来回。这会对两边关系带来哪些负面影响呢？
现时庞大“自由行”挤压香港居民生存空间
首先，我们从香港居民的角度来看，很显然，6倍于香港居民的内地游客给整个香港的生存空间造成了承受不了的拥挤。香港原本就是全世界人口密度、道路汽车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再加上大量的外地游客的到来，对于香港普通居民而言，不论是上下班交通，还是购物、会友、饮食、娱乐等方面，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对香港普通居民生存空间的大量挤压，引起了极其普遍的抱怨，也使得媒体上出现了很多刺激性的负面报道。我认为，这不等于香港的普通居民对于来自内地的游客有天然的歧视。全世界很多地方都会有歧视，但是近年来如此多的集中抱怨，不能将原因归结在少数人的歧视之上，原因还是在于一个客观情况，那就是香港的生存空间承受不了如此大的压力。
我经常和内地的读者讲一个基本的道理：中国总人口是13亿人，假如乘以6，也就是每年全球有78亿人来到中国访问，你能受得了吗？你的生活难道不会受到严重影响吗？答案是显然的。
这些在香港社会的体现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除了交通拥挤之外，原本普通老百姓很珍惜的生活方式，也受到了破坏。比如说很多老街道、店铺，特别是和饮食娱乐相关的场所，原本富有强烈的岭南特色，但过去十几年来，来自内地的游客过多，使得香港居民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服务业进行了大洗牌，从而失去了此前的特色与风格。
香港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原本他们爱去的店铺，一家一家地倒闭，每年香港倒闭的小饭馆有几千家之多。小商贩的想法是，他卖10碗面赚的钱，一大半要负担房租，而随着房租越来越贵，这些小本经营的商铺更是举步维艰，薄利多营的生存方式转而为高价奢侈品销售所代替。而这也就造成了本地人外出吃饭，再也找不到他们能付得起钱，且东西好、味道还和别家不同的富有地方特色的餐馆了。
那么问题来了：从庞大的“自由行”游客中，获得利润的究竟是谁呢？据2013年初的数据统计，香港GDP自1998年的13000亿港元增至2012年的21000亿港元，增加了62%；但家庭入息中位数15年间只由18300港元增至20000港元，即增加了9%，住宅价格指数则增加了90%，奶粉价格增加了100%，牛肉价格增加了233%，贫穷人口从850000人增至1187000人，增加40%。
如果用普通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来形容，让少数产业和少数公司巨额盈利，由此带来的社会负担、经济负担却让几百万享受不到利好的普通居民去承担，这就造成了很多对于两边关系的负面抱怨、挖苦、讽刺甚至抗议。
庞大“自由行”或将对内地与香港关系造成较大负面影响
反过来看，这对中国内地的游客而言，也不公平。他们花了钱来香港旅游，到这来不仅没有受到欢迎，反而听到了挖苦之语甚至还有游行示威，在媒体上也经常看到对他们很尖锐的批评，可谓“花钱买气受”。这在全世界的旅游市场中，也是很罕见的。如果仅仅停留在个人层面，倒也罢了，但这一问题已成为内地与香港关系之中影响力最大的负面因素之一。
我一直强调一点，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关系牵扯到“一国两制”这一大框架的一切方面。这“一切方面”不能被极少数的产业和公司的利益所绑架。这样说来，调整已经到了不能再推迟的地步。根据我的观察，2009年，在实行“自由行”6年之际，来自中国内地的一年总的访港游客数是2000多万人次，那时在香港社会层面上基本上没有看到大面积的抱怨或不满，反之大部分是热情、欢迎和正面的声音，来自内地的朋友受到欢迎之时也感觉到比较温馨。但随着“自由行”人数增加的幅度越来越大，内地赴港人数超过3000万、3500万，甚至达到4000万，香港的绝大部分老百姓承受不住这一巨大的人流冲击。一旦承受不住，就会把怨气转移到更敏感的渠道上，最后甚至有可能冲击“一国两制”这一基本政策。
解决之道：严格控制“水货客”
按照现在的统计技术，调查来港游客的现状依我看来并不困难。香港和内地方面都可以收集统计数据，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或者类似深圳这样的前沿城市。再根据统计数据，把来自内地的访客分成几类：第一类与工作、就学相关；第二类为探亲类；第三类则是通常意义上的游客类。把这三类作为优先考虑对象，可以让他们随时随地进入香港。
真正需要严格控制的，是那些每天都去，甚至一天去很多次，以购物为主要目的，并且这些购物绝大多数不是为自身消费而是为倒卖商品的人，这类人被香港人称为“水货客”。这些人实际上是把“自由行”政策变成非法的谋生赚钱渠道。我们需要做的，应是对这类人进行严格限制。我有一个建议：列一项排序名册，第一次进入香港的游客，他们的分数最高，可优先入港；一年往返几次的游客给予第二类的优待；那些每个礼拜都往返的人，优待则相应减少。以此类推。（来工作、求学或探亲的人数不是太多，他们频繁往返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对于前几类人，应把一年总来访人数控制在2009年的人数规模之上，稳定一段时间后，看看成效如何。如果香港和内地大多数人的反应是正面的，那么这一安排就是可取的。只要这一问题在2015年的前半年能得到有效控制，在过去几年中的内地和香港关系中，产生伤害性气氛的甚至对政治构造造成不利影响的一大要素，就能够得到改进。
在这一问题上，广东在所有的省份中可以做的事情最多，而深圳在全广东的城市之中，又更是甚者。从这里做起，就能够对中国内地和香港关系的正面发展提高做贡献。我们过去经常疑惑的一点是：为什么香港有如此多的普通老百姓对内地抱有怨气？我想，上述问题是主要的并且理应得到妥善解决。
（本文由高伏曦整理）
丁学良
出身于皖南农村，读研于上海高校，见习于北京中心，游学于美国东北，就职于亚太美欧。1992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在哈佛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等机构教学或专职研究。目前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深圳大学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指导、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顾问。英文和中文著作分别由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台湾联经出版公司、韩国成均馆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出版发行。新近著作包括《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我读天下无字书》《革命与反革命追忆》《中国的软实力和周边国家》等。
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多难？
赵灵敏
汤加是一个只有10万人口的南太平洋岛国，距离北京大概10000公里。由于路途遥远，大部分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听过这个国名，也没有和这个国家发生过什么联系。但事实上，这里有5000~6000名中国人，大部分经营超市、餐馆和小生意。汤加每年有1亿~2亿美元的侨汇，汤加人天生爱消费，中国人天生爱挣钱，所以这些侨汇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人。但挣了钱的中国人一不在岛上投资，二不在岛上置业，三不在岛上消费，而是全部汇往了国内，因此引发了当地人的不满。
2012年4月《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详细介绍了中国在汤加的影响力：中国持有汤加62%的外债，汤加欠中国两家国有银行的债务相当于经济规模的1/4。在这里，很容易找到中国援建的体育场、议会大厦、政府办公楼、警察局等大型工程。但汤加人对此心情复杂：一方面对中国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心存好感，另一方面却对华人移民的涌入抱着排斥的态度。另外，中国援建的道路有些没有应有的排水设施，结果下雨时路边房屋都被淹了；宏伟的公共建筑也不适应热带海洋性气候，无论是空调费还是维护费都很高，这也让汤加人有些失望。
另一个例子是伊拉克。2003年，美国发动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并在伊拉克驻军，大家都认为美国是无利不起早，无非眼馋伊拉克的石油利益。因为伊拉克探明石油储量约1150亿桶，约占全球探明总储量的10%，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居全球第三位。但伊拉克战争结束十几年来，中国却成了伊拉克石油利益的最大受益者。
伊拉克战争结束至今，伊拉克政府共进行了四轮石油对外招标，中国已成为伊拉克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最大的单一投资国。中石油于前两轮招标中获得了伊拉克南部的鲁迈拉、哈法亚两个油田的标，还通过早期与伊拉克政府的协议，以旗下公司参与运营巴格达中南部的艾哈代布油田；中海油获得同属南部的米桑油田权益，并于2012年进入项目回收期；中石化则于2009年通过对瑞士Addax公司的收购交易，获得基尔库克地区的油田权益，是中国公司在伊拉克北部唯一的石油项目。
除了石油之外，中国在伊拉克的投资还包括上海电气在伊拉克的发电项目、中兴通讯在伊拉克的电信设施项目、中国建材承建的水泥厂以及中水电等中资承包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等。目前，中资企业在伊拉克的员工约1万人。另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中国人在伊拉克从事商贸、餐饮等生意，目前，来自中国的服装、工艺品、自行车、五金、文具、玩具、日用百货、电脑配件等日用品在伊拉克的市场占有率高达90%以上。日本《外交学者》杂志就认为，B&B（北京和巴格达）贸易轴心正在形成。
中国在汤加和伊拉克的存在和影响力，是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一个缩影。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自2001年提出“十五计划”开始，中国启动了“走出去”的国家战略，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2003—2012年这十年间，我国海外投资增长速度平均是41.6%，于2012年成为全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2013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而同期外商直接投资额为1175.86亿美元，两者的差额正在不断缩小。2014年6月18日，李克强总理在英国发表重要演讲时说，2015—2020年这五年我国对外投资将要超过5000亿美元。
但正如汤加的案例所展示的，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高歌猛进中，风险和烦恼也如影随形。“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走出去’，70%以上不盈利。”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总经理助理谢志斌在2014年的一次主题论坛上表示。
政治风险
中国企业“走出去”，首先面对的是政治风险，具体而言，就是相关项目是否给你做、承揽之后又能否顺利进行的问题。各国的大型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虽然大都进行招投标，但显然并不是完全的市场行为，在招投标过程中，双边的政治关系、来自其他国家的压力、企业背后的政府支持，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这方面比较早的案例，是2005年中海油收购加拿大优尼科石油公司铩羽而归的案例。当时中海油的报价是185亿美元，超出竞争对手雪佛龙公司的报价约10亿美元，而就在此前的十几天，海尔也宣布放弃以128亿美元收购美泰克；2005年，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英国电信设备制造商马可尼公司展开了兼并谈判，但其后在政治力量的干预下音信全无；2006年，中国移动以53亿美元左右的报价竞购米雷康姆国际移动通信公司，却中途放弃。2011年9月，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参与建设、投资额达36亿美元的缅甸密松电站工程因为缅甸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被突然叫停。
而在2014年，土耳其军购案的无疾而终和墨西哥高铁招标结果的被取消，是较新的两个案例。自从2013年下半年土耳其公布将会从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总公司购买远程导弹防御系统以来，土耳其对华军购的协议一波三折，直到今日仍然没有能够成功签订。这与来自北约的压力有很大关系。而中国铁建参与的墨西哥高铁项目，更是在宣布中标的三天后被取消，这同样和墨西哥国内政治的变化有关。
中国企业承揽的尼加拉瓜运河项目，未来也可能面临政治上的考验。尼加拉瓜运河项目能在2014年12月22日开工，关键是总统奥尔特加的支持。奥尔特加是游击队领袖出身，对中国比较友好，再加上振兴经济的考虑，所以青睐中国公司。但尼加拉瓜反对派一直批评奥尔特加及其家族通过此项目收受回扣、中饱私囊。此前几个月，因为运河征地问题，尼加拉瓜相关地区的农民已经进行了两次示威，并和警察发生混战。而尼加拉瓜会在2016年进行大选，一旦奥尔特加下台，加上民众的反对，运河项目能否继续就面临变数。
对于企业海外投资来说，政治风险差不多是不可控的，因为它更多来自两国的政治关系。要化解这种风险，更多要靠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和斡旋能力。
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则主要体现在环保风险和盈利的风险上。这些都跟一些中国企业和中国人在国内养成的不好的习惯有关。
2013年6月发生在加纳的中国人非法采金事件就是一个例证。加纳原本叫做黄金海岸，黄金开采有悠久的历史。最近几年，随着世界市场黄金价格不断飙升，加纳成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淘金者的梦想之地。但根据加纳法律，25英亩[1]以上的金矿为大矿，可由国外公司开采；25英亩以下的为小矿，只能由加纳本地人开采。而由于中国采金公司、机构普遍规模较小，大部分原本无法拥有开采许可证，于是他们就钻“外国人可以提供相关技术支持和设备保证”这一条法律规定的空子，并使用贿赂等手段把相关的手续摆平。更糟糕的是，这些采金者使用化学原料淘金，毁坏了大量农田和森林，污染了湖泊、河流和地下水源。
尼加拉瓜运河也有环保方面的隐忧。运河要经过尼加拉瓜湖，该湖的平均深度在10米左右，小于大型货轮通航所需的25米，需要进行湖底加深作业，这会对湖泊水质和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而人工贯通太平洋和大西洋可能会引发物种入侵等生态灾难。此外，运河还会经过一个著名的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是120余种动物的家园。随着工程的全面推进和环保问题的进一步显现，尼加拉瓜政府和民众的态度都可能发生变化。
盈利风险则要求企业在招投标阶段注重经济效益，不做赔本买卖。现在，大量国企到海外投资，很多时候秉承的是一套好大喜功的逻辑：以极低的价格投标，只求中标以彰显政绩吸引眼球，赔钱也要赚吆喝。
2009年，中国铁建以17.7亿美元承揽了沙特的麦加轻轨工程，这一价格甚至远远低于沙特当地铁路建设公司27亿美元的出价，最终这一“中沙两国的标志性项目”亏损41亿元人民币。2014年，中国铁建又投标墨西哥高铁工程，210公里高铁建设的合同额仅为178.53亿元人民币，而117公里京津城际高铁的建设费用是197亿元。墨西哥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其高铁项目里程比京津城际多了近100公里，但前者的投标价格居然低于后者。可以预测，如果承建，亏损至少在百亿元以上。幸好投标结果最终被墨西哥政府取消，避免了比沙特那次更大的损失。
恐怖袭击的风险
1994年8月15日，中国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一名工程人员和一名翻译被恐怖分子枪杀，这是已知的较早发生的针对中国平民的恐怖活动事件。从近几年的情况看，这类事件往往针对的是中资机构在当地的工作人员，手段残忍，导致的伤亡人数多，并伴随着政治目的，发生地点以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反恐前线国家和非洲为主。而在2014年，类似的事件发生了多起：4月18日，两名中国工程师在苏丹西科尔多凡州遭武装分子绑架；5月中旬，10名中国工人在喀麦隆遭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绑架；5月21日，一名中国工程师在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遭枪手射杀。这显示了这类事件的一个新趋势，那就是发生在非洲的针对中国人的恐怖袭击事件这几年有明显增加之势。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处于封闭状态，对外战略以革命和意识形态为先，不需要在全世界找能源，也没有能力在全世界进行投资。在处理和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上，不但没利益冲突，而且经常勒紧裤带给予大量援助，因此在那个阶段，中国不是恐怖袭击的对象。但到了今天，中国的利益已经遍布全世界，与其他国家和群体的利益碰撞非常频繁，遭到报复和打击也就不可避免。除非中国退回到封闭状态，否则就得面对这样的现实。就像20世纪70年代在海外被绑架的大多是日本人一样，这是个无可避免的发展阶段，也是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必须付出的代价。
而对于中国的企业和政府来说，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即使有风险也必须留在那里。中国近年来的能源需求急剧增加，2013年9月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在这种情况下，在全世界寻找能源就成了政府的急务，而国企是当然的推手。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一些地方的安全环境有一定风险，这些企业也必须迎难而上。在类似的利益面前，很少有国家会因有恐怖袭击而放弃。
赵灵敏
《世界灵敏度》创始人，国际问题评论员，曾担任《南风窗》杂志执行主编，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美国国务院领导力项目访问学者。
中国正在经历最伟大的变革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2020年的中国，究竟是何模样？评估当下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或能解答这个世人饶有兴趣的重要议题。习近平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其实，关于他的治国理念，从他的新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我们已经可以进行清晰且全面的解读。
2014年10月8日，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该书的首发式引起了轰动。要知道，法兰克福书展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图书博览会之一，我也应邀参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新办）会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的，以九种语言同时出版发行。显然，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庞大的翻译和出版任务。
这为我多层次洞察习主席思考方式提供了材料。毋庸置疑，正如出版商注解，习近平以文字形式向世界发出清晰的政治宣誓，作为中共中央新一届总书记和中国新一届国家主席，面对各种问题和挑战，深化推动改革开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中国梦。
在我看来，这书是研究中国执政思想的重要文件，是实现“中国梦”及“伟大复兴”的蓝本。
四大核心词彰显治国关键
我一直在思索：这本著作的出版目的是什么？我得出了三点结论。
首先，从内容看，该书贯穿习式执政哲学及思维方式。书中把习近平的79次讲话、评论以及访谈整理成18个专题。显然，“习式治国”并不局限于运用政治结构和功能，治国理政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包括各种国家活动以及公民事务，从而引领民族复兴和社会繁荣。
其次，更重要的是，该书具有象征性意义。这个权威著作包括习近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两年内出版的小型传记。以中国的特殊方式，该书彰显习近平整合权力的信心和决心。此外，该书标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也反映了他坚定的信念。当前中国需要果断的领导人，需要新思维，以及坚定奉献和敢于担当的承诺。
最后，这本书也是一个信号，确认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与世界沟通的方式。该书以九种语言出版，明确提出他的主张。习近平要让世界了解他的执政理念和政策，以彰显他作为中国领导人的责任。
本书有几个核心词，我认为也是中国治理之路的关键词：自豪、稳定、责任、远景。
“自豪”表达了中国人民渴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稳定”指保持现行政治制度，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特色；“责任”意味着在党的百年诞辰（2021）实现小康社会；“远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2049）把中国变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政治和人民”占了全书三分之一
中国下一轮理政重点何在？通过分析这本书，是否可了解中国领导层的心思？尽管做这样的判断不免武断，但我相信，相对数量揭示相对重要性——本书重复出现的内容，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比如，全书约33%是关于政治和人民的，33%涉及国际关系，15%的内容是关于改革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的，国家安全与国防不足10%，而改革则贯穿了全书。
全书18个部分都提到了“政治稳定”，这也是治理者最关心的项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本书的第一部分，肯定中国的根本政治理论。“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是最后一部分，强调党的持续执政状态。这两个部分都突出强调中国领导人的承诺，为了国家和人民维护中国目前的政党制度，以实现中国梦。
书中确定政治体制是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第二部分，强调全面的民族自豪感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经济增长是实现现代化的驱动力，“改革”和“发展”紧随其后。当前中国关于综合改革的承诺，不是西方模式的多党制或者一人一票选举，而是更为宏大广阔的改革，是力求改变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包括提高法治透明度以及持续反腐。
还有几个词，值得我们关注。书中“价值观”一词出现约120次，“道德观”出现24次，“繁荣”出现67次，“公平”出现44次，“幸福感”出现16次。
有人认为，中国惊人的物质成功不免让人担心，“消费主义”以及追求金钱和财富会蚕食中国的价值观。但是，新一届领导人提倡中国传统价值，即“古代圣贤的思想”，例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融入一些儒家思想，强调“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要培养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说，“我们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中国传统美德是中国文化的精髓。”相比起来，此前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如此明确地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基于中国传统价值观。
同理，可以从价值观引出道德观，“法律意识”和“公民道德建设”需要提高，所以“道德模范是建立公共道德标准的重要旗帜”，例如习近平指出，传统美德“君子以厚德载物”即为一种模范。而繁荣、公平、幸福感，显然是重要目标，书中提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将加速中国的整体繁荣”“应该致力于促进公平和正义”“幸福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梦想也不会自动实现”等等。
改革依然是时代最强音
2006年，我和朱亚当（库恩的长期合作伙伴）私下会见了当时还是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他当时强调，中国应该为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但“有成就不该自满”，“我们需要客观地评价自己”。由此可见这位中国领导人执政的连贯性。我断定，关于“反腐”的做法，绝非偶然，中国领导人极力想通过这一点把党和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
因此，有几个关键词值得我们推敲。
亲民：包罗万象的执政思维，正如“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亲民如是。
务实：习近平曾多次表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可能轻易实现”，“在肯定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应该充分认识到不足之处”。
改革：依然是时代最强音，全书有400多次提及“改革”二字，可见攻坚的任务还在继续。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写得非常清楚，中国将继续推进改革措施。举两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目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以及司法系统从地方行政体系中分离，更加独立透明。在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中，聚焦依法治国，集中体现习近平的行动号召力。
这一届中央政府对中国主权的重视，也体现了其民族自豪感。在呼吁“自主创新”的同时，习近平也表示，中国“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另外，这一届中央政府继续明确强调中国的主权，他表示，在追求和平发展的同时，中国不会牺牲合法权利以及核心利益。
需要指出的是，直到如今，对中国的误解依然比比皆是，这一届中央政府，全面地呈现了治国理念，试图打消世人对中国的各种猜测。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正在经历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它的一举一动，值得世界高度关注。
（本文由陈峥翻译，感谢朱亚当先生对此文的帮助）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美国库恩集团主席、国际投资银行家，同时也是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长期担任中国政府高级外国顾问，被认为是中国发展的理性“旁观者”，同时也是一位客观讲述者。著有《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等关于中国和中国领导人的多部著作，受到了西方读者的广泛关注。
中国改革的制高点
[美]迈克尔·斯宾塞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已经达成了多项关键目标：兑现共产党长期以来的承诺，建立一个优质的社会管理体系，将重塑在民众中的威信向前推进了重要一步；向过去几十年一直由国有企业主导的旧模式发起挑战；触及了阻挠改革推进力量的核心利益；巩固了习近平在私有企业中的威望，若在官僚主义作风之下，将远无此等效果。问题是，在习近平的带领下，改革将要走多远？
当然，习近平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在2014年11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他力图以一系列法律上的改革为企业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如果实施得当，改革将创造一个更有效的契约和执法体系，舒缓市场进入者的压力，加强中国竞争法的实施。
对法治的忠诚度越高，对创造法治社会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就越有利。减少私有企业包括财务公开方面的违法违规现象，与资本开放并行，将有助于加快服务业等新兴行业发展，创造更多的城镇就业的机会。
只有对数额巨大的公共资产进行更妥善的管理，其中包括对3.5万亿~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量的土地储备、对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国有企业等进行妥善管理，才能实现上述目标。事实上，这还对促进竞争、鼓励创新、加强金融体系的建设、扩大资本效用等方面起重要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如何能做到这一点？中国经济遵循的是经济“制高点”模式，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国有企业独大的经济体制、蓬勃发展的私有企业，这些在推动经济增长和就业。在此背景下，中国追寻精英管理模式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中，竞争是不可取代的，至少若以创新和结构改革为目标的话，竞争是不可替代的。
当然，习近平可以简单地声明，公有制经济主导的中国模式在过去几十年中运行良好，将来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但是发达经济体依靠个体经济的强大生命力发展的经验告诉中国，要发展，就要面对个体经济的薄弱环节。但是，这并不是习近平愿意采取的方式。
另一种方法是实施私有化的持续计划，以减少国家庞大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项目总额。但是，中国的资产负债表已经运作得很好，并刺激了极高投资率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许多发达经济体已经承受了来自资产负债表中有限的不良评估的资产、外债和非债务负债构成不合理的巨大打击。
事实上，由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以及各劳动阶层的收入分配）日益不平等，更大的公共资产储备肯定有可取之处，因为它平衡着资本和劳动财富的分配，即使这种作用是间接的。公共资产不仅有缓冲和抵抗负面趋势的作用，还可以为社会保险提供更多的资金。
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国有资产的数量，而在于资产集中于少数的企业和行业中——这种情况对经济表现构成威胁。鉴于此，合理的解决方案不是放弃公有制经济，而是随时间的推移使其向多样化方向发展。
这种方法有许多好处。首先，它在调节中央资产负债表的过程中，令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增加就业，鼓励创新，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总而言之，以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经济的知识和技术为基础的公共投资仍将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中国的资本所有制的多样化将大大深化其金融市场。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随着已交易和可交易的国有部门资本化股份的上升（从今天的10%~15%的基准上），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将介入当前由散户投资者主导的中国股权交易。这将为一个日益富裕的群体增加储蓄的选择，并加强对长期投资发展的支持。
债券市场也将受益于这一初始阶段。模糊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界限，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减少后者因对银行融资的过度使用，导致公司债券市场扩张而享有的特权。
随着公共部门比如社会保障机构和主权财富基金组织持有更多元化的资产组合，这些刺激因素将从本质上减少由于国家持有大量股权而对市场造成的干预。这一点，随竞争法的进一步强制推行，逐步提升市场竞争程度而得以发展，但中国仍要走很长的路。
明确规定信托责任和管理模式，将有助于确保公共资产受到最大化长期风险投资回报的管理，从而使公众和国家成为受益者，使市场作为是否有效率和创新的裁定者。最佳的国有企业管理模式将会浮现，并扮演成功的、表现卓越的参与者的角色，以适应扩大的市场竞争和结合创新的规模经济的发展需要。
确实，国有企业的资产管理可以“外包”，私有资产管理者也可以竞争上岗。这将加速资产管理产业的发展，对储户和投资者都能带来长远利益。
中国不必放弃由庞大资产的持有所提供的安全网，以让市场在微观经济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它可以抛弃制高点模式，发展自己的国有资产模式，以得到最佳效果。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政府对公共利益持续的、强有力的保障——当然了，还需要巧妙地执行改革战略。
（本文由黄海琳翻译，感谢深圳大学张继海副教授对此文翻译的指点）
迈克尔·斯宾塞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市场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个体为了避免与逆向选择相关的一些问题发生，如何将其信息“信号”可信地传递给在信息上具有劣势的个体。近年来，迈克尔·斯宾塞一直关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并多次来华发表演讲。
注释：
[1]1英亩约为4046.86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