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本书的主题
2000年，就在这第二度千禧年到来之际，我被一种难以言表的“世纪末”情结所困扰，总觉得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第二年，也就是2001年，“9·11”事件震惊了世界，特别是震惊了西方世界。出于一个历史学者本能的敏感，我意识到，“9·11”事件是美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甚至是整个西方世界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就促使我着手研究这个主题。
事实上，早在90年前，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就提出“西方的没落”这样的预言，列宁也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亦即最后阶段的论断。然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血火洗礼，西方从这种浴火中走出来，似乎获得了重生，并且取得新科技革命和周期性经济高涨的成就。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于极度低潮。这种变化使人们很难相信这两位思想家的伟大预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衰落似乎成了世纪笑谈。
2002年，我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学，在这期间我不仅接触到大量一手资料，而且近距离观察了美国社会。有几个现象引起我的注意：第一，美国社会的移民或“逆殖民”浪潮，即大规模的有色人群越来越多地占据了社会生存空间，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干着美国白人不愿干的工作；第二，美国人不再勤勉，消费主义盛行，即使穷人也可以享受“休闲经济”，白人社会特别是下层普遍地染上了懒病；第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依靠借债生活，花别人的钱，花子孙的钱，相当一批美国人的生活全靠信用卡，甚至以债养债，其中更有不少人因为信用卡盲目透支而破产；第四，美国产业空心化，实体经济日益萎缩，而以金融资本为主的虚拟经济盲目发展和无限制地泛滥。看到美国的这些社会现象，不能不使我联想到昔日的罗马帝国：帝国军队的蛮族化，一年200多个法定的用以狂欢的节日，宁愿做乞丐也不愿劳动的自由市民，等等。这样的国家不衰落岂不是天理难容？今天的美国正是昔日的罗马帝国。
从“9·11”事件到今天已经过去7年，美国人似乎渐渐走出这次灾难的阴影。然而，不幸的是，2007-2008年，美国从次贷危机开始日益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而在金融危机之后则是势不可挡的严重衰退。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自1929年大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危机。尽管“9·11”和金融危机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件，但却从另一个方面支持了我的看法：美国的确在走向衰落，整个西方世界都是如此。这场危机并不是偶然的，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者为其信众所酿就的一大杯苦酒。在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全力干预市场，并利用国家力量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救市，完全背弃了新自由主义信仰。所以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可以看作新自由主义终结的标志。
然而，我并不希望以就事论事的方式谈西方的衰落，而是希望从根子上找出这种衰落的原因，因而必须采用历史哲学的方法。西方哲学的基本概念是理性，而近代以来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也正是理性的各种衍生物，包括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所以本书就从理性概念出发，并对理性进行解构。不过，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本书的观点是浪漫主义的，是对西方制度文明和经济社会史的一个浪漫主义阐释，或者说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解构。我们说西方世界的衰落，并不是说西方的经济和社会停滞了，不发展了，更不是说西方的GDP和国民财富减少了，而是说西方理性主义的衰落，市场理性的矛盾导致市场制度的衰落，是资本主义价值理性和意识形态的衰落——总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衰落。在我看来，导致这种非理性结果的根本原因是异化的作用。因而异化是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我把异化作为解释西方文明由盛而衰的分析工具。在我看来，从哲学层面上讲，这种衰落的根源就在于理性的异化。
西方衰落的同时是东方的兴起，也就是说东方正在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兴起。正因为我们正在走向现代化，所以正是工具理性得以张扬的时代。从历史逻辑上看，东方-中国的兴起是势不可挡的，因而现代化过程中的那些弊端也是不可避免的。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有过“前车之鉴”，使我们尽可能避免这些弊端，跨越“卡夫丁”峡谷。
二、对理性主义的历史思考
本书一个最核心的目的就是解构理性。所谓理性，就是目标和手段的一致性，即为实现某个目标而采取的手段是“合适的”或“经济的”。这里，手段的正确与否是衡量理性的标准，所以，理性首先指的是工具理性。至于目标正确与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或不在理性范围以内。然而，理性的工具也不能完全实现理性的目标。在一定条件下，理性的工具有可能导致一个并非理性的结果。
历史和逻辑应该是一致的，但两者也经常不一致。问题并不在于两者是否一致，而在于当两者不一致的时候我们是调整逻辑还是调整历史。这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争论的一个老问题，从哲学上看似乎是已经解决了的，但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还远远没有解决。在今天的学术环境下，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在逻辑与历史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调整历史，让历史来符合逻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们所接受的逻辑来自不容置疑的地方——美国或西方。所以，我们不假思索地认为，错误不可能是逻辑而只能是历史。这种学术研究方面的错误倾向，源于认识方法和思维方法上的错误。但是这种错误倾向直接影响到我们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和判断，就是说，这种认识论方面的错误倾向导致的是工具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源于希腊哲学，但在中世纪被淹没在宗教神学中。经历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和启蒙运动这三大思想革命浪潮，理性不仅被唤醒，而且最终占据了权威地位，成为一切价值判断的根本尺度。这样，所有传统的、封建的和一切“非理性”的东西都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从而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创立打下了思想基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以后，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力获得了过去数千年所没有过的飞跃式发展，使人类社会物质生活水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工具理性的张扬导致西方的市场化、工业化和现代化，但另一方面却使价值理性受到压抑，其结果就是经济迅速发展但社会矛盾突出，尽管物质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但人们没有幸福感，缺少精神追求，或者说是精神家园的迷失，堕入另一个“失乐园”。
工具理性当然是有效的，但也不能过分，一旦过分就会出问题。例如科学技术，是典型的工具理性的产物，它可以转化成高效率的自动化机器，也可能变成屠杀人类的武器。所以，科学技术须臾不能离开价值理性的约束和规范。市场经济也一样，它的工具理性方面导致经济效率的提高，但若其价值理性缺失则导致一系列社会矛盾。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任凭市场的自发调节，其工具理性严重僭越而价值理性缺失，这不仅会导致社会发展方向的扭曲，还会引起经济本身的波动甚至动荡，从而导致社会整体效益的损失。可以说，工具理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没有工具理性就没有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没有工具理性就没有工业化和现代化。然而，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和价值理性的衰微必然导致社会发展的不和谐。
三、对“葛雷梗式”实证主义的反思
19世纪英国的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狄更斯有一部名著——《艰难时世》。那里面有一个十分理性和讲究“实证”的资本家葛雷梗（Greygreen）。他是一个“专讲实际的人”，为人处世遵循“二加二等于四”的事实哲学。他的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随时准备对任何事物量一量，称一称。他认为，万事万物，归根到底，无非是“一个数字问题，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他的外表也像数字一样精确，“四四方方像一堵墙壁一般的额头”、“四四方方的肩膀”。他在镇上办了一所学校，以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在他眼里，孩子们是一些小罐子，由他灌输进功利主义的观念，直到溢出为止。他只允许学生认识事实，不允许有一丝的超现实的思想。他断言：“要锻炼有理性的动物的智力就得用事实：任何别的东西对他们都全无用处。”他反复强调说：“我要求的就是事实。除掉事实之外，不要教给男孩子和女孩子其他任何东西。只有事实才是生活中最需要的。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要培植，一切都应该连根拔掉。”所以，他决不允许他的子女和学生们去唱那无聊的歌谣：“眨眼的、眨眼的小星星，你究竟是什么，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他主张完全抛弃“幻想”这个词，要和幻想割断一切联系。他认为在任何有用的物件或装饰品上面，都不应该有跟事实相抵触的东西。既然从来没有看过人们在花朵上走来走去，也从来没有看到过奇奇怪怪的鸟儿和蝴蝶飞来落在手腕上，因此人们就不要在地毯上编织红花绿叶的图案，也不要在碗上画上鸟儿和蝴蝶……
我们今天的社会思潮与狄更斯时代极为相似。例如，我们常常拿中国的中小学生学习的勤奋与美国中小学生在玩闹中度过来比较。中国的中小学生就基本知识来讲要远远高于美国的中小学生，不论在精度还是在宽度上。当然这与中国“学而优则仕”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有关。但是，最关键的还在于中国的高考制度，更在于中国整体的社会竞争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中国的中小学生个个勤奋，不勤奋就没有前途，就无法在未来竞争中生存。相反，美国的中小学生没有这种压力。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将来没有饭吃，即使没有工作也不用担心饿肚子。这样就造成了中国中小学教育的质量大大优于美国。事实上，这也正是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所必需的高质量劳动力的基础。但是，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美国中小学生是在玩闹中度过的，但是他们在升入大学后却十分认真。这与我们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的学生一旦进入大学特别是较好的大学，有相当大的比例的学生往往是在玩闹中度过了大学四年。这种反差与中美之间的经济结构反差是一致的。我国的经济集中于“制造”，而美国经济则是“创造”；中国人靠体力，美国人靠头脑。
葛雷梗的实证主义也反映在经济学中。经济学沿着抽象的或逻辑的道路发展，进入了所谓的数学化时代，科学理性最终异化成了纯粹的工具主义。在这里，价值判断基本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效率、效率和效率，效率成了唯一的价值标准。这些年来，经济学日益走向工具理性主义，日益丧失了批判精神，特别以“经济学帝国主义”沾沾自喜，而在处理现实经济问题时则自觉地进入新自由主义轨道。根据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自由市场基本是完美无缺的，是最有效的，即使存在一定的“不经济”问题，也可以通过如政府的有限干预得以解决。所以，市场终究还是万能的。然而，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充分证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政策，根本没有能力解决类似的问题。事实上，有些经济矛盾不可能用经济的方法解决，只能用经济以外的方法解决。
四、对流行的现实的批评
马尔库塞曾经讲过，人类生活是值得过的。但他同时也对现时代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我看来，现代社会，一方面工具理性盛行促使生产力得到飞速的发展。这种情况在社会生产力较低的时期是极为重要的，所以就有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另一方面是功利主义盛行导致物欲盛行。这种情况与工具理性盛行有因果关系。人们一味追求物质利益，经济效率成了衡量一切社会行为的主要标尺。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人们很少就良知而扪心自问，对彼岸世界也毫无恐惧，社会将所有的行为都用效益来衡量，包括公共行为，甚至纯粹的道德行为都与经济效益挂钩。这就导致了“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也是黑心棉、苏丹红、瘦肉精、问题奶粉和大头娃娃以及黑砖窑的根源。总之都是金钱惹的祸。学术界也未能幸免，再也不是一片净土了。经济发展是学术繁荣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导致了学术的空前繁荣。但繁荣的学术并不等于具有更高的思想价值。今天的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学术繁荣而思想贫乏的时代，作为显学的经济学尤其如此，这不仅表现为堆积如山的学术垃圾，还体现为经济学本身的空洞无物。
目前，在高校和学术机构里，各种考核、检查和评比纷至沓来，全部采用量化指标。学术水平的标尺是核心期刊，是SSCI，至少也是CSSCI。其中有许多标准是莫名其妙的，例如，由主管部门高低不同而决定的不同期刊的不同分值，外文期刊被规定有比中文期刊更高的分值，等等，真可谓是土洋结合。更有甚者，在人们心目中，对时髦的学科往往高估，而那些不够“显”的学科则只能被低估。还有就是文献的被引用率，这成为衡量学术水平的很重要的标志。用这个标尺衡量，一个冷僻的学科论文，即使具有再高的学术价值，也赶不上那些十分平庸但处在热点上的论文。这个道理人人都明白。然而，目前学术界实行的就是这种PK规则——地地道道的“关公战秦琼”。当然，近年来这些情况已经有所改变。回想起来，早在十几年前，竟有人能在一年里拿出十部“专著”，并因此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岂不更令人汗颜。更可怕的是，这些年来，不仅一切都变成了可以量化的指标，还进一步变成了可以货币化的指标，学术论文有的异化成了奖金，有的则异化成了版面费。“货币主义”四处泛滥，一切都货币化了。
五、我的人生感言
本书的写作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在此期间，我曾经四五次打破原来的构思和架构，甚至将它们完全推翻。我的个人情绪也随着写作过程和遇到的困难而起伏跌宕。在此期间，我曾经多次觉得将要陷入精神抑郁而不能自拔，曾几度强烈地想逃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以避开喧嚷的人群。然而，我还是坚持下来。我在精神极度困苦的时候就读一下古今中外思想家的传略，他们为人类思想进程的奉献精神一直鼓舞着我，使我克服烦恼，重新振作起来。曾给予我鼓励的中外大家们，包括柏拉图和奥古斯丁、庄子和第奥根尼、顾炎武和王夫之，还有康德和尼采等。
这部书从2000年开始构思，写作过程一直断断续续，经常被其他工作打断。对于我来说，除了自己感兴趣的读书写作之外，还承担着繁重的行政工作，还不得不为养家糊口而做一些不愿做的俗事。我还远达不到以上这些大思想家们的境界。当然，打断本书写作的主要原因还是其他研究工作。在此期间，我还完成了《世界经济史》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写作和修订工作、《世界经济通史》（上下卷）的写作，以及我早年的博士论文——《英国工业革命与工业化：制度变迁与劳动力转移》的修改和出版。另外，在此期间我还整理出版了我的论文集——《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历史的视角》，组织翻译了《剑桥美国经济史》等。所以说，这几年也是我出成果最多的几年。
有一种说法是“出名要趁早”。这话也许不错。但是有的学科早出名并不容易，而出名早也并不一定就是好事。经济史研究需要长期积累，很难一下子有成就。所以，“出名要趁早”在这里就难以适用。事实上，出名早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术生命的长短。有的人如流星闪耀，在一瞬间划破夜空，那么灿烂，但也那么短暂；而有的人更像恒星，尽管平静，却能更长久地留在天空。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书籍，但真正值得读者保存和收藏的又能有几本？大部分不到半年就被抛弃了。我没有更大的奢望，我希望我的著作能被读者保存十年，而在二十年以后还会有人记起，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另一种说法是淡泊名利。我非常喜欢诸葛亮的“澹泊明志，宁静致远”八个字，这成了我的人生座右铭。我并不是希望做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作为的人，只是没有那种强烈的个人功利欲望。我喜读《庄子》，我悟出了庄子从有到无，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的境界和过程。我在大学二十多年，担任了十几年的行政职务，当然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官”，此外再没有任何其他名头。我见到许多人的名片上印了各种各样的头衔，正面不够再加上反面，如果还不够就加一个折页，生怕漏掉了哪个而不为人知。我常常对此付之一笑，并善意地建议他们把个人简历和成果目录做成一个小册子，见人就发一本。事实上，一个人对名利的态度，从他给你递过来的名片上就可以一看便知，十分简单，也十分准确。这些年来我没有得过任何一个奖项，也没有成为任何一个层面的“人才”，也没有被“贴”上“特贴”。在学校这么多年，除了自己的工薪和岗位津贴外，很少挣到过什么“外快”。总之，名和利基本与我无缘。但我绝无怨，绝无悔。在我看来，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无名无利也就无名利之累。
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50岁也是我学术生命的转折点。这一年，我出版了《世界经济通史》，又出版了我的论文集和博士论文。可以说，是对我过去研究所做的一个总结或了断，我就此与我的过去告别，开始提出并思考新的学术课题。本书的构思和写作过程正是我由不惑之年到知天命之年的转变之中。在此期间，我真的产生了天命之年而知天命之感，觉得前半生恍如一梦，而如今却是“大梦方觉”，突然十分强烈地感到“今是而昨非”。如果说人生就如一场梦的话，那么我“大梦先觉”或者说先于他人而“得道”，岂不是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我喜欢庄周梦蝶的典故，也喜欢奥古斯丁“花园里的奇迹”。事实上，这种觉悟与个人的生活目的和生活体验有关，并非人人都能够获得。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陶渊明回归故里时发出的感慨，与我如今的感受十分相似。人生苦短，不知不觉老之将至。人生是有限的，但事业是无限的。这个事业并不是个人的事业，而是人类思想的进程。作为学者，只有能够让自己的人生纳入这个进程，生命才能获得无限。
2008年10月20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