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教材应当准确、简明和体系化，并反映最新成果。所谓反映最新成果，包括反映最新的立法、司法解释，以及有分量的科研成果，淘汰过时的规则及其学说。所谓体系化，就是涵盖应有的内容，并将它们逻辑且有机地排列组合起来，以彰显观点和思路。所谓准确，是指依据文义、体系和规范目的等方法，解释法律规范，进一步解读司法解释，客观地介绍既有的学说，包括通说、有力说及某些少数说。所谓简明，就是言简意赅，剔除废话，在一定的意义上还含有深浅适度的意思。
之所以强调简明，是因为简明的合同法教材，往往脉络清晰，经纬分明，篇幅适中，避免臃肿。这有助于消除初学者的畏难情绪，避免其如坠云雾，便于他们较快地进入法律关系的情境之中，使之易于从整体上把握合同法，领会具体制度及规范。
但是，简明，意味着概括，舍却了某些属性，略去了若干论证环节，未能及于全部范围，放弃了应有的深度，有时难免意犹未尽，不易完整而清晰地显露出法学方法。就是说，合同法教材应定位在入门书。正因如此，渴望继续深造的学子、从事合同法研究的学者、解决复杂而非典型案件的专家，不满足于熟知入门书的阶段，希望阅读到专著和论文，以及介于合同法教材和专著之间的作品。
我撰写的《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和主编的《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修订版、2003年第三版、2007年第四版、2010年第五版），均属法学教材，简明为其基本色调，尽管《合同法》第三版、第四版和第五版中个别章节有所扩容，难度略有增强。自它们出版发行以来，受到了读者的厚爱，同时疑问随之而生，质疑也逐渐浮现。读者的评论中不乏真知灼见，极具启发性，促使我沉思，不断地修正和完善书中的某些观点及阐释。
学海无涯苦作舟，犹如信条，召唤着我不断地阅读文献，丰富知识，开阔视野和思路，逐渐深化认识和体会，形成新的观点，完善相应的论证。生活之树常青，为至理名言，召唤着我密切接触实务。不少案件向法律人提出了一系列必须回答的问题，迫使我反复思考，渐有心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热忱地提供出版园地，积极推动本书的进展和定稿。所有这些，都是促使我撰写并完成这本《合同法总论》的动因。
因为上述原因，该书显现出特色，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论辩色彩浓厚；二是法条、原理和案例评释相结合；三是解释论为主，辅之以立法论。有话多说，无话不说，话少少说，也是事实。
合同法的研究者众多，有分量的作品丰富。这对我撰写同名的作品在客观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逼出了特色：回应专家学者的质疑，修正不合时宜的看法，坚持自以为是的意见，反驳未见允当的批评，展开力所能及的论证。这使本书显现出十分浓厚的论辩色彩。
成功的经验及走过的弯路告诉我们，学习和研讨民法学，了解法律规定、熟悉民法原理、分析系争案件，三者密切结合，事半功倍。有鉴于此，本书采取法解释学的方法，基于中国现行法阐释合同法乃至民法的原理，重在合同法的解释和适用，也不失时机地间有立法论的见解，在本书的每一章节都尽可能地配有较为详细的案例分析。这样，身体力行地传播法解释学，显现民法及其学说的功用性，也展示我的学术风格。所有这些，使得本书表现出法条、原理和案例评释相结合，以及解释论为主、立法论为辅的特色。
有话多说，无话不说，话少少说，不刻意照顾章节在量上的均衡，为本书的消极特征。
所有这些，使得本书失去了简洁明快的教材品格。它已经不适宜作为本科生的合同法教材。但因为它对问题的探讨较为深入，在案例分析中显露着分析民法问题的路径及方法，适合于已有民法基础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们继续学习和研究合同法所用，也是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教师等法律人较为合适的参考书。
我在撰写《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2011年版）教材时，采取了“常规叙述”与“辨析”、“引申”、“论争”、“探讨”等相结合的形式，主旨相对明确，脉络较为清晰，效果不错。本书也适当采用。
戴孟勇博士于2007年3月25日电邮来对我主编的《合同法》（第三版）提出了101个勘误或者疑问，其后又提出了169个；2011年本书定稿阶段，我就履行抗辩权问题征求其意见，戴孟勇博士倾其所思，发表看法。所有这些，都对提高本书的质量显然有益，谨致谢忱！龙俊博士就日本民法、判例和学说的有关态度和演变趋势，以及日文文献的核实，毫不吝啬地贡献力量，澄清了若干疑问，避免了错误，亦应致谢！
责任编辑尽其所能地编辑本书，校阅清样，避免了错误，谨表谢意！
岁末至而定此稿，鬓丝白而翻新页，来年景如何？
是为序。
崔建远
于2011年12月31日
定稿于清华大学明理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