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授、印度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印度文化特征》是一篇答记者问。季先生用形象通俗的语言论述了印度文化的两个特征：“深刻而糊涂，清晰而浅显”，着重讲了何谓“深刻而糊涂”，接着分析了印度文化既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又受西方思想影响，于是引出任何文化都包含传统与时代两个部分，只有传统与时代相结合，文化才能发达的普遍而深邃的道理。季先生另一篇是《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序》。《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一书是1957年出版的季先生的论文集。20多年后，季先生加以扩充，字数由原来的十几万增加到30多万，于1982年出版。书名易为《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原书的“序”便收于新书内。“序”文概述了中印两国几千年的古老友谊，表明两国关系的主要内容是“和平友好的文化交流，外交往还和经济来往，而从没有过战争”。今天再读此文，我们当不忘历史，不忘先人。
邱永辉研究员的文章《印度宗教文化的多元化发展》首先阐述了印度宗教文化的多元格局，指出正是印度教自身的多元和各种宗教的共存，创造了多元的印度文明。接着以印度两大主要宗教――印度教和******教为例，阐述了印度多元宗教文化的融合与冲突，探讨了他们的竞争，并引出今天在全球化进程中，印度教面临着关乎其兴衰的改革压力。文章最后部分先探讨宗教多元化在现代印度政治社会中的作用，接着指出印度多元宗教文化正面临的挑战，即需要寻求一条多元化与统一性之间相互协调的发展道路。
尚会鹏教授的文章《社会、文化传统与印度的发展》，从与中国比较的视角，论述印度的社会、政治、文化三方面的传统对印度发展的作用与影响。作者认为：21世纪人类需要一种新文明。它应符合物质与精神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和谐。中印两国的文化传统的某些原则“可能为未来的新型文明提供重要的借鉴”。
印度文化特征
――答《电影艺术》杂志记者问
季羡林
记者：季先生，我非常想从您这儿得到一点我想要的东西。我要问的问题只有一个，但很大，是：印度的文化特征。
季羡林：真是个不小的问题。可我想从更大的范围来谈。我认为，世界上有四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闪族―******文化体系和希腊―罗马文化体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四种文化系统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同时，我也考虑是否可以简化一点，就分作东西两大体系，西，即希腊―罗马文化；东，即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闪族―******文化。印度文化比较复杂。
记者：是不是因为印度民族的构成比较复杂？
季羡林：是的，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从根本上讲，达罗毗荼人，现在在南印度，北方是印度雅利安人。印度包括了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公元前第二千纪雅利安人对印度的入侵，对印度文化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雅利安文化在印度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而雅利安文化则与希腊―罗马文化同一体系，是一个根。另外，7世纪******教兴起以后，征服了很大的疆域，西班牙、整个的阿拉伯、埃及、伊朗和印度一部分。现在我们谈论印度，起码得看到这两个成分，一个是雅利安，另一个是******，不管是现在的印度人，还是印度的宗教，都可以分作这两部分。这两个方面实际上也就形成了印度文化的两个特征：
深刻而糊涂，清晰而浅显。前一个特征更重要。
记者：这两个特征是否适合于所有印度人？是否在印度人的一切行为中都体现出这两个特征？
季羡林：从总体上说当然是这样。但我们也要实事求是，我不能说印度人连吃饭、睡觉也是没头绪，没有规律的。我主要是指他们的思想方法。
印度人有很深刻的思想，他们研究现实的世界、人生，研究来世。但他们头绪不清，很少逻辑。所谓深刻而糊涂就是这个意思。
记者：在文学艺术上也如此？
季羡林：是的。到印度去看建筑最清楚，原来都是印度教的，后来******教进入后，便将印度教的建筑部分破坏了，盖起了具有******教特色的建筑，风格完全两样。印度教的建筑在总体上，从远处看是一塌糊涂，很乱，可观察细部则非常细致。******教文化正好相反，非常明晰，清真寺与印度教的庙比起来，鲜明得很。清晰是否就等于浅薄呢？很难说是浅薄，但反正不像印度人那样深刻。
在印度艺术中，歌、舞非常发达。记得当年周总理对印度的音乐舞蹈非常欣赏，认为是第一流的。他们的舞蹈有深厚的基础，很普遍，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且，舞蹈理论到现在也还是世界第一。有一部书叫《舞论》，对手眼身法步都有明确的意义规定，每一个手形都是有含义的。在另外三个文化系统中也可以有像《舞论》一类的著作，不过在系统性上，印度的《舞论》是第一位的，我们比不了。
印度文艺普遍地不重视情节。比如大史诗《罗摩衍那》有八大卷，近三百万字，可是情节，我只需用几千字就可以写完，很简单，而且有些情节自相矛盾。所以，那个东西，我们中国人不容易欣赏。中国人喜欢情节，喜欢生动多变的故事。
记者：他们的没有条理也反映在叙事文学的不讲求叙事上。可是，三百万字不叙事又花到哪里去呢？
季羡林：花在十分精细的描写上，他们可以用大量篇幅从从容容地描写一个人物，一个战场，一个风景。可是在总体上却很不清楚，他们也不在乎。
印度人的许多习惯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有所改变的。过去印度人敬神可以不分昼夜。看电影总不能不分昼夜。一两个小时的电影实在满足不了印度人的要求。电影短了卖不出钱去，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拉长篇幅，只有载歌载舞。时间是拉长了，情节却仍然那么简单。但这就有了观众。
记者：这好像是双方互相妥协，制片商尽量增加电影的长度，观众也就适当放弃了自己的“不分昼夜”的习惯。
季羡林：从这个电影现象中，不仅很直观地反映了印度民族对歌舞的迷恋，反映了资本主义在印度社会中的发展（制片商选择歌舞的目的是为赚钱），也反映了传统的延续。
我说印度人思想很深刻，可没有条理，也表现在他们的时间观念上。印度人的时间观念是很有意思的，与我们的大不一样。我们可以为玄奘西天取经启程的年代争得不亦乐乎，是贞观元年，还是贞观三年？我们争得津津有味，但印度人却十分不理解，不就是两三年的事嘛。就是一两千年，印度人也不放在眼中，关于世界名剧《沙恭达罗》的作者出生年代，在印度有两种意见，这两种意见之间，相差了一千年。在他们的心目中，差个一千年又有什么关系呢？因此，马克思说，印度没有历史。这是很深刻的。
记者：印度人的这种思想观念，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是否有所改变呢？
季羡林：当然。不过，我得先谈印度文化对世界的重要影响。
记者：请。
季羡林：印度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是很突出的，它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对于巴基斯坦不成问题，因为巴基斯坦本来就是印度的。孟加拉国也是这样，斯里兰卡，尼泊尔，中国（原文如此――编者注）。中国的佛教就是从印度传来的，然后又通过朝鲜传到了日本，影响了日本文化。印度文化的影响向南，包括了越南、柬埔寨、老挝，所有的东南亚，泰国、缅甸不言而喻，受影响的还有印度尼西亚。我说的影响，不仅是指宗教的影响，还包括印度文学、艺术和哲学。此外，印度文化在欧洲也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十七、十八世纪的很多欧洲的大哲人受到了印度哲学的影响，最有名的就是叔本华。直到今天，印度哲学、佛教哲学仍在欧洲流行。
记者：为什么呢？
季羡林：这是欧洲人对自己的反省。资本主义产生于希腊――罗马文化体系。
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征服了世界。这不是今天，也不是上个世纪，而是十七、十八世纪。现在欧洲的资本主义文化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占主导地位。在中国也一样，马克思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
欧洲人自以为是天之骄子。可是，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到1918年才了结。战争结束后，欧洲人开始反省，反省自己的文化，为什么会自相残杀？于是便出现了一个向东方学习的潮流，主要是学习中国和印度。说来也怪，只平静了2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出现了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者是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在他们看来，世界文化都是雅利安人创造。这次大战比上一次时间更长，规模更大，死的人更多。所以，二次大战结束后，欧洲的有识之士重新检查自己的文化，再一次把眼光转向东方。
记者：他们是在寻找挽救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印度正在影响着欧洲，那么，资本主义文化是否也在影响着印度呢？
季羡林：印度人的思想方法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下，正在十分缓慢地变化。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很难改变的。思想方法的改变比起衣食住行来更加困难。这不只是印度，任何一个国家都这样。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是相当开放了，年轻人从头到脚没有一样是中国传统的，可是思想方法呢，平心静气地说，保留了相当多的传统的思维习惯，我们老人就更多。我们头脑中的旧的习惯势力与形式上的西化正产生着激烈的矛盾冲突。
记者：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对有些人来说，改革只是谋私利的幌子，改革就是多挣钱，只要能挣到钱，可以不择手段。资本主义也不择手段地挣钱，但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又使挣钱的不择手段受到一定的限制，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
季羡林：现在的社会风气很坏，好像不大再有人谈道德了。中国不开放不行，不改革不行，不“化”不行，关键的地方是要化一化我们脑袋里的观念。时间就是金钱，这是西方人的说法。现在我们也说，可是从政府到基层的马马虎虎、拖拖拉拉的工作作风，根本没把时间当金钱，在我们的头脑中，时间不值一钱。表面的形式上的西化很容易，吃面包、喝咖啡。可思想方法却不容易西化。这值得重视。我在欧洲生活了11年，传统的思想方法也没有改掉，把10亿中国人都送到欧洲去“化”，回来一定还是叫人失望，因为还是中国人。中国人的眼睛变不蓝，皮肤也变不白。“全盘西化”根本不会存在，理论上不通，实践上做不到。“全盘西化”的顾虑完全是多余的。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两个部分，一是传统，一是时代。西化属于时代的方面，而时代又总是依附于传统的。但是，传统也依附于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红高粱》的成功，恐怕不在于西化的程度，也不在于中国人特有的行为方式，而在于精神状态。对于西方来说，有魅力的是东方人的精神世界。
我说“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而闭关锁国则前途可畏。只有传统的方面与时代的方面相结合，文化才能发达，这是一般的道理，自然也适合于印度。
好，我们可以在这里打住了。概括起来，印度文化的特征就是深刻而糊涂。这一特征来自印度雅利安人。另一部分的******文化则表现为清晰而浅显。
记者：季先生，您的这个看法与印度人交换过意见吗？
季羡林：我没有谈过，这只是我的看法，属于一家之言，但我认为是正确的。
说实话，他们并不一定能看清自己的问题。人要知道自己很难，一个民族要了解自己就更难了。古希腊人了不起，他们说过一句话，叫作“你要了解自己”。印度人不了解自己，我们也同样不了解自己，缺少自知之明，这是最大的悲哀。
摘自《季羡林文集》第5卷，《印度历史与文化》，第353―359页。作者简介：生于1911年。著名梵文教授，印度学大师。1935―1946年留学德国，攻读梵文、巴利文、吐火罗语。1946年回国。曾任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印度史、中印文化关系史、印度佛教史、梵文文学、吐火罗语等。出版有《季羡林文集》共24卷，荟萃作者一生的创作、评论、论文、专著、译著。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序
季羡林
中国和印度都是文化极古老的国家，也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将近三千公里的边界从地理上把这两个伟大的国家连接在一起，超过三四千年的友谊从感情上把这两个伟大民族的心连接在一起。在几千年的悠长岁月中，我们两国人民只有和平友好的文化交流，外交往还和经济来往，而从没有过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事情，也是我们两国人民值得骄傲的事情。
这两个伟大的民族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目前还不能肯定地答复这问题，但是一定很早，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件有趣的事实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在两国的古代天文学上都有二十八宿的理论。专就天文学来说，二十八这个数字并没有什么必然性，所以很可能是一个向另一个学习的。中国大约在公元前1100年以前就已经有了二十八宿的理论。如果从这一件事情上来推断，那么不论是谁向谁学习，中国印度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到现在总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印度许多古书上都有关于中国（脂那，梵文是Cna）的记载，例如在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和《罗摩衍那》（Rama―yana）里都有。印度古代著名的法典《摩奴法典》（Manusmrti）第四十四颂（Gatha）把中国人和希腊人、塞种人并列。在中国古书里也有很多关于印度的记载。虽然其中许多有很浓厚的神话色彩，但是无论如何总可以看出中印两国人民在怎样早的时候就互有所闻，互相往来了。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生产蚕丝的国家。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丝就已经输入印度。在梵文里，有许多与丝有关的字，如Cnapatta（成捆的丝），Cnamsuka（丝衣服）等，都有Cna（脂那）这个字作为组成部分。可见中国丝在古代印度影响是非常大的。
中印之间的交通到了公元前2世纪时在中国的史籍中有了正式的记载。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当时的西域泛指今甘肃西北部、新疆全省和中亚细亚的一部分）。他在大夏国（在今阿富汗北部）看到中国四川省出产的竹杖和布匹。大夏国人告诉他，这是商人从身毒（当时中国人民对印度的称呼）买来的。在公元前2世纪时，中国四川的产品已经输入印度，并且从印度运到大夏。可见中国和印度的交通当时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印度的佛教也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传入中国。即使我们撇开这一方面的传说不谈，例如关于印度来华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的传说，那么，至少我们可以根据下面这一个事实来肯定，在公元前1世纪初佛教已经从印度传到中国来了。公元65年，汉明帝在给楚王英的一道诏书里用了几个从印度来的借字：“浮屠”（就是“佛”，梵文是Buddha），“伊蒲塞”（就是“居士”，梵文是upasaka）、“桑门”（就是“和尚”，梵文是sramana）。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可靠的证据。
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中印两国的交通日益发展。许多中国僧人排除万难不辞跋山涉水到印度去求法。其中最著名的是法显（5世纪）、玄奘（7世纪）和义净（7世纪）。他们游历印度的记述今天已经成为研究印度古代史和中世史的极可宝贵的文献。印度僧人到中国来的也不少。来往于两国之间的还有两国的外交代表和商人。据中国史书的记载，早在6世纪时，就有许多印度侨民居留在中国古代的大都市之一的洛阳。两国的文化交流随之而大大地加强。
印度的文化对中国的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文学方面，从公元5世纪到7世纪，中国文学中产生了一类特殊的作品――鬼神志怪的书籍。这些书里面的故事有很多是从佛经里抄来的。印度的民间故事因而大量地传入中国，一直流传到现在。唐代（618―907年）传奇小说盛极一时。在这一类的小说里，印度故事的影响也很显著，譬如里面常常出现的“龙王”和“龙女”就都起源于印度。唐代另一种新文体“变文”和佛经的关系更为密切。“变文”是以诗歌和散文合组而成的一种通俗生动的文体。它最初专门讲唱佛经里的故事，以后才增加了新的内容。“变文”直接影响了宋代（960―1279年）的“话本”（用近乎口语的通俗体裁写成的故事）。“变文”的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中国的声韵学也受了印度的一些影响。唐末（9世纪）僧人守温创制了36个字母（实际是30 个），就是根据梵文字母的体系。
在艺术方面，无论是中国的绘画、雕塑和音乐，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印度艺术的影响。希腊艺术传到了大夏，吸收了佛教思想，形成了所谓“犍陀罗”艺术。在中国古代著名的艺术宝库中，例如山西省北部的云冈石窟中的石刻（公元5世纪以后的作品）和甘肃省西部敦煌石窟中的壁画（公元4世纪以后的作品），都可以看到“犍陀罗”艺术的一些影响。
在中国的医学里也有一些印度成分。《隋书？经籍志》记载着许多从印度译过来的医书。这些书到现在虽然都已散佚，但是在唐代的中国医书中还保留了一些印度医学理论和药方，可见当时印度医学之一斑。从公元3世纪直到10世纪的中国许多旧医书里也都有一些印度医学的色彩。唐代还有印度医生到中国来开业。公元7世纪时，唐朝的皇帝曾请印度方士为他们制造长生不老之药。
此外，中国语言也受了印度的影响。汉语里有许多印度借词，例如“琉璃”是从印度古代俗语Veruli（梵文是vaidurya）译过来的，“塔”是从印度古代俗语thupa（梵文是stupa）译过来的。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来。
中国文化传到印度，当然对印度文化的发展也有了极大的影响。前面已经谈到中国的丝传入印度，这里再举几个有同样重要意义的事情来作例子。造纸术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集大成的发明者是汉朝的蔡伦，时间是公元105年。至晚在第7世纪，中国纸已经传到印度，以后造纸术也传过去了。印度古代是在白桦树皮、贝叶（即棕榈树的叶子）等上面写字的。这当然很不方便。有了纸之后，不仅在纸上书写，还用纸来印刷书籍。这样书籍的数量增多了，文化的传播也因而加速。
中国人民其他的伟大的发明，像罗盘针、火药、印刷术等，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也都传入印度，而且也像在世界上其他国家里一样，对印度文化和生活多方面地发生了影响。中国瓷器曾大量传入印度，一直到现在，在印度的许多博物馆里都藏有中国瓷器。印度考古学家也曾在印度发掘出中国古代的钱币。中国古代大哲学家老子的著作曾译为梵文，传至印度。这些事实都说明了中国人民怎样对印度人民做出了极可宝贵的贡献。
就这样，中印两国人民在漫长的岁月里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彼此丰富了原已十分光辉的文化宝库，并且一天比一天更加巩固了两国人民间的传统友谊。
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的发展，在16世纪欧洲殖民主义国家侵入东方以后开始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西方侵略势力破坏了印度的社会基础，使他们的固有文化无法发展下去。19世纪中叶以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下，中国也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两国人民同样生活在外国势力的剥削和压迫之下，没有可能再来自由地进行文化交流工作了。
虽然由于外国势力侵入的结果，两国人民的自由往来受到阻碍；但是存在于两国人民内心深处的友谊并没有磨灭。相反的，由于同样受到外国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由于同样为自由和独立而进行斗争，两国人民之间的同情和了解反而加深了。在本世纪初，我们又复活了文化上的交流。中国光辉灿烂的艺术传统对印度绘画的复兴有很大的影响，中国的书法和绘画的表现方式同风格影响了许多印度近代的伟大画家。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到中国来讲学，受到热烈的欢迎。他的许多著作都译成了中文，对当时的中国新文学有了影响。
泰戈尔曾对中印两国人民的未来唱出他的热烈而真挚的希望：
正像早晨的鸟儿，在天还没有完全破晓的时候，就唱出了和宣告了太阳的升起。我的心在歌唱，宣告一个伟大的未来的到临――这个伟大的未来已经很迫近我们了。我们一定要准备好来迎接这个新的世纪。
泰戈尔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开幕式上题为《中国和印度》的讲词的一段。
这一位印度伟大诗人所歌唱的亚洲的新世纪鼓舞着中印两国人民，为加强他们之间的友谊而努力，为迎接这个新世纪而共同努力。
这个新的世纪也真的来到了。1947年印度经过了长期的斗争终于获得了独立，1949年中国人民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斗争获得了解放。过去阻碍着中印两国人民进行文化交流和经济来往的绊脚石去掉了。我们几千年的传统的友谊也在这个新的基础上获得了崭新的内容和崭新的意义。
将近7年以来，我们两国的政府和人民互相派遣文化使节访问我们的伟大的邻邦。这样的代表团几乎每年都有。里面包括优秀的学者、艺术家、社会活动家等。这些文化使节在被访问的国家里都受到政府和人民的无比热烈的欢迎。他们带去本国人民的敬意和友爱，又满载着被访问国家的人民的同样热烈的敬意和友爱回来。在访问中，他们瞻仰历史遗迹，欣赏艺术珍品，参观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和建设工程，会见工人、农民、学者和孩子们。
他们作学术报告，演出音乐和舞蹈，举办展览会。通过各种方式把本国古代的和现代的优秀的文化介绍给我们的朋友。
除了这些文化代表团以外，还有许多和平战士、学者、专家、工会工作者和青年组成的代表团互相访问。他们尽量把本国的情形介绍出去，同时又努力学习我们朋友的先进经验。
我们两国政府的领导人也彼此访问：******总理访问了印度，尼赫鲁总理访问了中国。两位总理共同发表了五项原则，立刻获得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热烈支持。这五项原则的影响现在愈来愈大，它已经成为指导国际事务的基本原则了。
以上就是中印两国人民几千年古老友谊的大概的情况。从这个简略的叙述里，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友谊的主要内容就是和平、友好和文化交流。到了今天，我们两国人民又都为亚洲及世界的持久和平，为人类美好的将来而共同努力。我们古老的友谊仿佛是返老还童，愈来愈生气勃勃。正像一棵古老的树，过去曾经开过无数光辉灿烂的花朵，但是将来开出的花朵还会更光辉，更灿烂。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两国人民都十分珍视这种可贵的友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印度是兄弟”，这一句大家都熟悉的话不仅是从嘴里说出来的，而实实在在是从心里说出来的。印度人民觉得，有中国人民这样的朋友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值得骄傲的事情。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也有同样的感觉。
在这一方面，美中不足的就是：我们的科学研究远远地落在现实的后面。过去虽然有很多人写过有关中印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的文章，但是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几乎可以说是还没有开始。两国人民迫切想知道一些我们文化交流和经济来往的历史事实，想知道一些我们友谊的具体内容，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几个抽象名词。但是目前我们却无法满足他们。
十多年来，我一直对中印文化交流的问题感到很大的兴趣，曾陆陆续续搜集了一些资料，也曾学习着写过一些文章。但是在解放前，我一直把这件工作当作“副业”，只是为了个人的兴趣，兴之所至，随笔一挥。近几年来，才逐渐了解到这个工作的严重意义。我现在正在着手写一部比较详细的中印关系史。我的许多中国朋友对这工作感到兴趣，他们给了我不少的鼓励。有一些印度朋友也知道我正从事这工作，他们也给了我不少的鼓励，有的还答应把它译成印地文。这更增强了我的信心和勇气。
收在这本书里的一些文章都是近十年来写成的。有的发表过，有的没有发表。这都是些极肤浅的东西，本来是不敢拿出来“灾祸梨枣”的；但是中国有一句老话，“聊胜于无”。我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拿出来的。我希望，这些东西能供中国和印度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学者们参考；我也希望得到他们的指教。
（1956年8月5日）
取自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13―119页。编者说明：本文为1957年出版的季羡林论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的序。1978年该书扩充重版，书名易为《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
作者简介见作者前文。
印度宗教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邱永辉
人们早已注意到，在不可避免和引人注目的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同时，是更为深刻和更为持久的多元化（pluralism，pluralisation）进程。这个进程不仅表现在包括政治、经济在内的社会多元化方面，也表现在包括宗教在内的意识形态或文化多元化方面。文化层面上所显现的超时空、信息化和虚拟化现象，使文化多元化发展成为了一个越来越难以把握的全球性重大问题。
全球化的另一个现象是，在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所谓“后发国家”，一方面是积极地在建设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这个民族国家体系本身已经面临着全球化的巨大挑战。因此，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和印度，面临着的同一个问题是，如何应对全球化的严峻挑战，保持自身多元宗教文化的协调发展和政治社会的基本统一。本文探讨印度宗教文化的多元化格局及其发展，旨在通过总结印度的经验和教训，求教于思考世界的多元和统一的人们，求教于比较研究中国和印度多元文化发展的人们。
一、印度宗教文化的多元格局
印度宗教文化领域的多元化格局，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占主导地位的印度教的多元化，二是世界上各种宗教信仰在印度的共生共存。
（一）印度教的多元统一格局
迟至19世纪才产生的“印度教”（Hinduism）一词，概括了南亚次大陆的人们在圣典中称为“吠陀的法”（Vaidika dharma）或“永恒的法”（sanatanadharma）的宗教信仰，以及自称为毗湿奴崇拜、湿婆崇拜、萨克蒂崇拜、太阳神崇拜、象头神崇拜以及其他崇拜的信仰。由于印度教包括了各种习俗、崇拜形式、神灵、神话、哲学、祭祀仪式、教派运动、文学艺术等，也让世人产生了许多误解。随着越来越多的印度人接受了以印度教来称呼自己独特的、区别于******教和基督教的信仰，专家们也颇感释怀：“这好比是过去的许多印度教合并成现在的一个印度教。现在，印度教更像一棵大树的树干，而它的过去却像是树上无数杂乱的枝杈。”①
从许多方面说，印度教是人类宗教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与大多数宗教不同之处在于，印度教并不将神的概念作为其中心，印度教也不是一个神学体系――它对神的性质没有教义的肯定；它没有一个可以认定的创始人，即类似基督、穆罕默德、佛陀的人，它也没有一个特别的源头；它不将任何一本经典作为具有绝对权威的圣典，即没有类似《圣经》、《可兰经》的经典；它不强调任何一种特殊的宗教实践行动是宗教义务，甚至不接受任何一种学说为其“教义”；印度教也没有共同的领袖、没有共同的中心或共同的教会。概言之，印度教并不是一个同质的宗教，而是一个多元“宗教的家庭”，具有大量的成分各异参差不齐的传统。
在印度教这个生机勃勃的生命中，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教义，包含了拜神和不拜神的、苦行的和不苦行的、素食的和肉食的教徒，但这并不说明印度教就只是一个包容了许多不同信仰和信仰者的名称。当我们将注意力转向更深层次，在不同的教义背后，或在信徒的虔诚和努力中，便可发现一种统一的精神生活。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印度教的统一性或同一性。
印度教的一项根本的信仰即是，有一个遍在一切而且超越一切的精神，它是一切生物的来源及基础，它通常被称为伊莎主（Isvara，上帝），智者体悟它是非人格的绝对，即梵。印度教据称有3亿3300万神灵，但当印度教徒崇拜他们时，那个不可见的精神（梵或上帝的象征）才是他们所真正崇拜的对象。
印度教的另一个根本点是，它是一种生命的宗教。首先，无论一个人出生、学习、工作、结婚、死亡，还是他刷牙、准备饮食、在路上同人们相遇或任何其他行动，都带有宗教意义，其中也都包含有某种宗教习惯。因此，“印度教是一种文化，同时又是一种宗教……宗教和生活是同义的”①。宗教信徒的几乎每个具有意义的活动，似乎都与宗教的实践有关，因此不易区别出人们的宗教的与非宗教的活动，是印度宗教的一大特点。其次，印度教所有的派别，无论其教义如何，都强调伦理生活是获得精神觉悟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条件。所有印度教派别都坚持，必须实践正当的语言、正当的思想及正当的行为，行为比教义更为重要。如果他能注意道德行为，则正当的信仰将随之而来。如此，印度教是生活在南亚次大陆的大多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非思维方式，多元的教派和教义被正当的伦理生活所统一。
印度教本身即是多元的，专注于印度教多元特性的学者因此主张，印度教一词应当由复数的印度教，即Hinduisms所取代。正因为印度宗教和印度文化几乎是同一个东西，即印度根本没有一种具有文化性质的东西不带有宗教意义，人们习惯于使用（笔者在此也沿用）“印度宗教文化”一词。作为生活方式而存在的印度教，不仅是印度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其特点也决定了对于印度宗教状况的任何研究，都必须涉及全民生活的所有主要层面的分析，公民的、政治的、经济的、内政的事务等。
具有多元性的印度教之所以能够在南亚次大陆得以传播并发展壮大，首先是得益于这一宗教传统所具有的最大特色――包容性。正是由于这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印度原始居民的民间信仰以及他们的占星术、巫术和医疗行为，被《吠陀》时代的雅利安人所接纳；土著部落崇拜的神？，被婆罗门描述为某一著名天神的形式、化身或仆从，从而被纳入主流崇拜体系。更有甚者，只要承认吠陀权威和婆罗门的地位，各派哲学思想甚至相互矛盾的思想体系，都被认为是印度教正统哲学派别。除了对于思想、神？采取的包容态度外，对人也是如此。这种状况至少维持到了遭遇“外来宗教”，即******教和基督宗教的“入侵者”的冲击。
（二）印度多元宗教信仰格局
印度信仰世俗主义的学者一般认为，今天的印度文化，在印度本土由印度教文化、******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耆那教文化、各种新兴宗教文化和部落文化等组成，是一个各种文化或亚文化交融的多元文化。印度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锡克教徒、祆教徒、基督教徒、犹太教徒（自耶路撒冷覆灭就定居在印度南部）甚至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在历史长河中共同创造了今天多元的印度文明。
古代印度教广泛地包容、改革、吸收了各种信仰团体及其传统习俗，并将其融为一体。从7世纪开始，这一趋同化的缓慢发展进程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干扰。******来到印度次大陆，占领了北印度的大片土地，强迫“异教徒”改信******教。从16世纪开始的西欧列强及其基督宗教进入印度，造成了对印度教的第二次重大冲击。在印度土地上的第一个欧洲殖民地――果阿，欧洲人要求其居民或者皈依罗马天主教，或者移民离开。这样，荷兰人在基督教与印度教之间建立起了严格的界限，并将对立和排外规定为两教之间未来关系的基础。如此，与******教一样，基督教也成为了一个外来入侵者，并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文化存在于印度，也同样在印度教徒中引起了反应和抵抗。从19世纪开始，这种印耶对抗随着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盛而日渐强烈。
至于印度教以外的其他本土宗教，如耆那教、佛教和锡克教，印度教徒一般将其视为“来自印度教内部的、为了满足印度教信仰不同阶段的特殊需要而出现的改革运动”①。甚至外来的宗教如祆教、******教和基督教，由于在印度长久的存在，深受印度教环境的影响而几乎成了印度本土的宗教。因此，印度是一个宗教“熔炉”，尽管历史上一直受到其他宗教的冲击，但时至今日印度教文化仍然保持了其传统的完整。
今天的印度据称是一个全民信教的国家。据印度政府2001年的人口普查，印度人口的99.36%是当今印度七大宗教的忠实信徒。信仰人数最多的是印度教，其次是******教、基督教和锡克教，此外，耆那教、佛教、犹太教和拜火教（又译祆教或帕西教）等也拥有一些教徒。在政府文件或学术著述中，一般都习惯于将除印度教团体外的其他宗教团体，统统称之为宗教少数人（religiousminorities）。这些“宗教少数人”团体在规模上差距很大，人口最多的******早就超过了1亿3000万（印度因此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印度尼西亚的第二大******人口的国家），人口较少的耆那教徒仅400多万，人数更少的宗教团体还有祆教、巴哈伊教、无数民间宗教以及新兴宗教（见表51）。
由此，印度在独立之前就形成了宗教驳杂、无所不包、多姿多彩的多元格局。
二、多元宗教文化的融合与冲突
如何客观述说印度多元宗教文化形成的基本事实，特别是如何评说印度教与******教和基督教的遭遇和冲突、借鉴和融合，是每个印度教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印度，赞同沙缪尔？亨廷顿教授在论述“文明冲突”时使用的“印度教文明”（HinduCivilisation）概念的人（主要是极端印度教团体和个人），将7―8世纪******教徒进入印度说成是现代“印度教文明”与“******文明”之间冲突的开始，而享延顿教授的强有力批判者们，则强调印度次大陆这块宗教热土的包容性，以及这种包容性所造就的印伊、印耶之间的宽容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