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大党是印度一个有着120年历史的老党、大党。它领导印度人民赢得了国家的独立。印度独立至今，它执政47年，经历了全盛的尼赫鲁时期、走向下坡的英？甘地时期以及上下沉浮的近20年。梁洁筠研究员的《印度百年老党国大党的兴衰沉浮》着重分析了尼赫鲁这位“权力中心”消失后，国大党如何走向下坡路：争权夺利、多次分裂、党内矛盾处理不当、执政不力、党风腐败等。2004年国大党与一些政党联合后赢得大选重新执政，但是，作者指出，今天的印度已不可能再现一党执政；而对国大党来说，还面临着调整其群众基础的新课题。
二战后许多新独立的国家都采用西方民主制度，但是失败者居多。而印度不仅坚持了民主制度，而且完成了从精英民主到大众民主的转变。王红生教授的《中国人应该如何看印度的民主》回答了为什么印度的民主能够成功。文章阐述了印度民主的三大内容――政党分离、司法独立和军队非政治化――以及民主给印度带来的积极作用。最后作者指出，印度民主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不具备西方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同样能实行民主制。
安全战略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梁洁筠的《印度国家安全战略》认为：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原则是“印度中心论”、跻身世界大国行列以及以中国、巴基斯坦为主要对手。文章阐述了印度国家安全战略已从过去的军事安全为主转向包括经济安全、核安全和海上安全的综合性安全。文章认为：当前印度处于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内安全虽然有许多矛盾和冲突，但都在可控制范围内。由于众多的制约因素，21世纪初叶印度还不能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
印度百年老党国大党的兴衰沉浮
梁洁筠
人心向背是检验一个政党兴衰的关键，人心所向则兴旺，人心所背则衰落。无产阶级政党如是，资产阶级政党亦不例外。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1978年后称国大党（英），本文仍以国大党称谓），一个有着120年历史的老党，一个有着光辉的过去，群众基础广泛的党，缘何在一统天下多年之后，失去民心，江河日下，今非昔比，中兴乏力，沦为在野党多年，是颇值得研究的。
一、国大党是怎样兴起的
国大党成立于1885年。100多年来，它度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印度从殖民地到独立的演变，领导了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在印度独立后长期执政。
（一）国大党是印度资产阶级成长过程中的产物
印度资产阶级随着其经济实力的上升，需要将经济实力不断转化为政治实力，需要有个代表本阶级利益的党。国大党是在印度资产阶级要求扩大印度人在治理印度中的权力时建立的，百余年来它一直为资产阶级的长远和根本利益服务，资产阶级也愿为之慷慨解囊。
（二）国大党领导了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有过光辉的历史
国大党原是英国文官休谟出面组织以图加以利用的，但随着时势的发展，它背离了英国的意愿，变成了领导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建立初期，它基本上是一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奉行的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路线，活动多限于在立宪领域空谈，说不上自觉地领导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上革命风潮迭起后，国大党于1906年第一次提出“自治”要求，发动群众同英国当局斗争，从而开始自觉地领导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和亚非拉广大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滚滚向前的影响下，在英国断然拒绝印度“自治领”要求并授权当局可以任意镇压抗英活动的压制下，圣雄甘地走上印度政治舞台，1920年国大党通过决议确认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1927年更通过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完全独立”决议，使“自治”要求上升为“独立”要求。在20多年的时间里，国大党通过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退出印度运动等，开拓了党的群众基础，使之从城市扩至农村，从上、中层扩至工农大众，也使党成了一个包容不同政治信仰、不同政治派别、不同阶级阶层的力量。
与此同时，印度的革命力量也有发展。1920年10月17日印度一些革命者在前苏联塔什干成立了第一个印度共产党，随后在国内建党，并加入共产国际。但由于屡遭英殖民当局的镇压破坏，力量发展缓慢，群众基础薄弱，始终未能掌握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
二、国大党缘何衰落
国大党在印度独立的58年中执政近47年，其中头20年一统天下。此后，派系矛盾加剧，争权夺利不断，导致多次大小分裂；又未能与时俱进，根据国情的特点和发展变化调整政策，积蓄力量；加上腐败现象丛生，失信于民，终于在20世纪70、80年代大选中各丧失一次组阁机会，并从1996年大选后8年在野。
（一）主要领导人长期过度集权，对党内矛盾处理失当，对党的下滑趋势失控
印度独立后，仿效西方国家实行议会民主制，根据宪法规定，议会由联邦院、人民院和总统组成。联邦院代表联邦各个邦，每2年改选1/3议员；人民院每5年大选一次，由获得过半数议席政党的议会党团领袖出任总理。执行的结果，联邦中央的大权落在总理手中，总统虽是国家元首，按规定享有行政、立法、部分司法权力及军队最高统率权，但实际上是按总理意志行事。总理在执政年月的大多时间里还兼任党主席。因此，党的建设和兴衰同他们的关系最大。国大党在47年统治中，尼赫鲁―甘地家族祖孙三代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先后出任总理共38年。
国大党的全盛时期在尼赫鲁连续统治的17年（1947―1964年），其时国大党力量大，领导人威望高，所制定的政策基本符合当时国情，能迎合人民群众独立后要求建设祖国的愿望。独立初年，国大党是全国最大党，地方势力、民族势力共处于该党之内，中央与各邦、邦际之间及邦内矛盾都在党内解决，中央领导控制着中央与各邦利益之间的分配，邦级领导负担起邦内政治经济发展的责任，服从中央。核心领导尼赫鲁总理是全国无可替代的人物，他生长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追随圣雄甘地投身民族解放斗争，九进九出监狱，是国大党内第一个提出印度“完全独立”的人，奠定了印度要在世界上成为“有声有色大国”的建国目标，因此深得人心。在头三届大选中国大党都以2/3多数议席获胜，在邦议会选举中也只曾在一个邦失利，短期内由印度共产党掌权，形成国大党一党天下。尼赫鲁凭着个人的威望，援用现代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实用主义思想，玩弄平衡，分配权益，调和矛盾，使自己成为哪一派都不可或缺的人物，被一些学者称为“超宪法核心”。他的过分集权也引起少部分党内领导人不满，他的一位内阁部长、地方实力派人物S.K.巴蒂尔把他比作大榕树，说在他这棵大榕树底下成千的人可以遮荫，但万物皆不能生长。
国大党开始走下坡路始于尼赫鲁这个“权力中心”消失之后。其时党内矛盾一再加剧，造成多次分裂，以后又失去了净化党组织、中兴党的机会。
1．党的主要领导人争权夺利不休，削弱了党的凝聚力，使党在多次分裂后力量每况愈下
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是在其父逝世、夏斯特里上台执政仅19个月突然逝世后，通过公开斗争当上总理的。她的资历与威望远不及尼赫鲁，行政经验又逊于夏斯特里，在她执政的16年（1966―1984年，其中下野3年）中，基本上遵循尼赫鲁治国的大政方针，时有调整。期间党内派系斗争相当尖锐，觊觎总理职位者大有人在，多次掀起拉英迪拉下马的浪潮。英迪拉为保住个人的统治地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分化瓦解党内外反对势力，铲除任何可能形成的权力中心；树立中左形象对付保守势力，以争取民心；通过超宪法手段，实行独裁统治；乃至利用对外扩张等，虽曾几度变被动为主动，但始终未能扭转国大党权力下滑的趋势。
1967年大选中，国大党首次只获得人民院微弱多数，同时在占全国人口2/3的邦中，半数败于反对党或反对党联盟。这是对国大党一党天下的第一次重大打击。被称作辛迪加派的党内元老势力趁机向英迪拉施压，双方拉开了你死我活的架势苦斗，终于导致党在1969年的大分裂，英迪拉派叫真正国大党，辛迪加派起先叫反对派国大党，后改称组织派国大党。大分裂后，国大党失去了人民院多数党地位，英迪拉领导着一个少数党政府，要靠小党的支持才能维持统治。为改变少数党地位，英迪拉利用议会制手段，提前一年于1971年举行下届大选，并提出“消除贫困”口号争取民心，这才恢复在人民院2/3多数议席。接着，又利用同年底肢解巴基斯坦挑起的印度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和所造成的她的“维多利亚女皇”形象，在部分邦举行选举获胜，保住了国大党的统治优势，也使自己的声望达到了顶峰。1975年英迪拉被告在1971年大选中犯舞弊罪后，法院判决剥夺她议员资格6年，部分国大党议员联合5个反对党趁机要她辞去总理职位。英迪拉采取超宪法手段，实行紧急状态法统治，逮捕了几乎所有党内反对势力头面人物和反对党重要领袖，虽保住了个人统治地位，但不得人心，终于在1977年大选中大败。在野期间，党内一些派系力图甩掉英迪拉，国大党又一次大分裂，1978年初组成国大党（英）和正统派国大党。1980年大选中国大党虽东山再起，但更多是靠英迪拉个人的余威，并不表明该党获得爱戴。英迪拉自觉地位不稳，更加独断专行，并加快传子步伐，决策圈子缩小到她和她的两个儿子（起先是桑贾伊，后来是拉吉夫）以及几个亲信，被称为“英迪拉即印度，印度即英迪拉”。
2．失去了净化党组织、中兴国大党的机会
尼赫鲁的外孙拉吉夫？甘地是在1984年其母英迪拉遇刺后，国大党不顾宪法程序和党的惯例，仓促拥戴出来填补权力真空的。借助英迪拉遇刺在选民中激起的“同情浪潮”和占选民人数68%的21―40岁选民把拉吉夫看作“新一代人的象征”并寄予厚望等因素，国大党在同年底举行的大选中获得的议席超过了尼赫鲁、英迪拉在世大选时所获最高席位数目，达到415席，国大党处于上升态势。拉吉夫表示未来的印度不是变成主要经济大国就是完全无所作为，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实现印度的现代化。为此，他主张科技兴国，赶上世界电子革命，建立法治，增强国大党内团结，并为此组织起新老交替、有才华、讲实效的领导班子，加速了党政领导更新换代的进程。他在1985年国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公开提出，要铲除党内的“权力掮客”，将党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党。但由于遭到党内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对等原因，国大党失去了一次振兴的好机会。1989年第二次下野。
1991年拉吉夫在竞选途中遇害后，正准备退休的纳拉辛姆哈？拉奥组成少数党政府执政。拉奥是尼赫鲁家族成员外唯一完成一届任期的总理，他摒弃印度独立以来半管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大胆改革，推行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使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大大提高。这使国大党有了起色，但毕竟力量已大不如前，拉奥政府经历了4次不信任案，国大党在1996年大选中落马，1998、1999年大选中又一再失败，三届大选分别获得人民院选举产生的543席中的140、141、和114席，从而长期在野。1998年3月起，国大党借助尼赫鲁―甘地家族的余荫，推举拉吉夫的遗孀索尼亚？甘地担任党主席，奉她为国大党的“希望之星”。索尼亚原籍意大利，1982年加入印度国籍，1997年加入国大党。她担任国大党主席后，整合党内各种势力，起用年轻有为的党员，使人心涣散的党逐渐恢复生机。从国大党历史看，有过5位外国籍人当党主席，印度宪法也规定禁止以“出生地”歧视任何公民，但党内外一些势力对她的外国血统仍有歧见。
（二）没有正确整合和凝聚多元化社会各个集团的思想文化体系，合理分配权益，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失误，使党的群众基础削弱
印度国情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传统的社会结构与引进的议会民主政治模式不相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落后于政治制度。印度社会的多元化源自历史上多次受外族入侵，小国林立，没有实现过事实上的大统一，民众缺乏统一国家观念。独立后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社会的多元化依旧影响着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围绕多元化的权益斗争，大多以********、宗教冲突形式出现，二者不时相互交错，而且掩盖着阶级斗争。从民族构成上说，印度民族构成复杂，而民族住地又往往与邦行政区划相一致。据1991年的人口普查，1000万以上人口的大民族有12个，另有数十个小民族和更多的部族。最大的印度斯坦族占全国人口的46.3%。各族几乎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化自成体系，风俗习惯各异，共同的基本要求是保护各自独特的民族实体，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教育利益，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地方分权。从宗教信仰上说，印度存在着七大宗教，几乎人人笃信宗教，而且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甚至民族标志往往又混为一体。印度人口中印度教教徒占总人口的82.4%，******占12%。而印度教又具有与民主政治极不协调的种姓制度，它分为四大种姓，即婆罗门（僧侣）、刹蒂利（武士和统治者）、吠舍（商人）和首陀罗（体力劳动者），之外的教徒统称贱民。如今印度媒体把贱民叫做“达利特”，意即受压迫者，他们占总人口的16.5%；把介乎高等种姓与贱民之间的种姓叫做落后种姓、落后阶级或中等种姓，共占总人口的52.4%。贱民和落后种姓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要求社会公正、平等，反对压迫、剥削，教育程度和政治觉悟在不断提高。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印度大多地区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及阶级划分往往又与宗教和种姓相一致，难解难分。
基于民族意识、语言意识、宗教意识和种姓意识聚集起来的集团，在印度早已有之，它们既是社会上难以对付的力量，又是大小政党都要利用的对象，带有明显的地区特征。20世纪50年代的按语言划邦就是地方势力与中央的第一次较量，迫使中央让步，部分削弱了中央对邦的控制力。而随着地方政治、经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势力崛起之风更盛，曾逼迫英迪拉成立委员会检讨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势力组成政党，致力于要求中央分权，发展地方经济，摆脱大民族和高种姓势力的压迫。由于他们在地方上有深厚的基础，可以利用当地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宗教、种姓势力，往往能得到选民的支持，夺走国大党的群众。国大党的领导层基本上出自高种姓，虽曾出台过一系列有利于整合多元化社会的政策措施，如倡导世俗主义、政教分离；合并封建土邦；废除“不可接触制”，为贱民保留政府部门及教育机构22.5%的名额等，但贯彻不力，而且和其他政党一样，也利用社会的多元化，在大选中充分使用民族、宗教、种姓力量争夺选票，扩大势力，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建立“选票银行”；与此同时却又未能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的发展和阶级、阶层的演变，调整政策，从而扩大了社会多元化的负面影响，也削弱了党的群众基础。具体地讲，国大党政策的失误主要表现为：
1．未能正确处理大教族与少数教族的矛盾，偏袒大教印度教，轻视乃至歧视少数教族，结果既失去少数教族，又未能保住印度教教徒的支持
少数教族在印度是“二等公民”，政治上、经济上和教育上得不到平等待遇。例如******，印巴分治后留在印度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低下，不能受到良好教育，在议会、政府、军队中任职的人数低于所占人口比例，与印度教教徒冲突中又往往得不到政府的公正对待，劳务输出到中东使自己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善后还遭到印度教教徒的嫉恨。一项调查表明，印度的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几乎全是印度教教徒；独立后新兴的50个工业财团也没有一个属于******。另外，几十年来发生的种种印―穆冲突如巴布里清真寺被毁事件也伤害了******的感情。******往往把这一切归咎于国大党搞教派政治，其新一代领导人否定过去对国大党的一味支持。再如锡克，锡克是民族属性与宗教信仰的统一体，18世纪中叶曾建立过独立的锡克国。印巴分治之初国大党曾答应过允许其成立自治邦，但随后通过的宪法规定，锡克教属于印度教。这等于不承认锡克教是个独立存在的宗教，引起锡克人的极大不满，多次掀起民族自治运动，其中的极端势力甚至曾在锡克圣地“金庙”宣布成立卡利斯坦独立国。国大党血洗“金庙”后遭报复，英迪拉被其贴身锡克侍卫所杀。
2．未能兼顾地方与中央的权益，往往过分强调中央的旨意，扼杀地方的利益
以旁遮普邦为例。旁遮普邦是印度农业生产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20世纪60年代后期成为开展“绿色革命”重点地区后，粮食生产倍增，成了印度的“粮仓”，提供了全国商品粮的一半还多，人均收入为全国之冠，变成全国最富的邦。靠“绿色革命”发家的新兴地富，开始把从农业获得的财富转向城镇工商业，要求中央在该邦投资发展工业，扩大就业，并提高农产品价格。但国大党借口该邦邻近巴基斯坦，易受战争破坏，不予支持，只把该邦作为纯农业邦，一味征收农业税作为中央岁入，不肯花钱发展工业。该邦主要居民是锡克人，因而地方需求、民族利益、宗教矛盾交织，人们日益远离国大党。
另一方面，国大党对印度教教徒的争取也被釜底抽薪。国大党原先主要依靠婆罗门和贱民，也得到落后种姓的不少选票。但随着落后种姓的觉悟，对国大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离心倾向。20世纪80年代，印度兴起复兴印度教思潮和捍卫印度教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情绪激昂，带有印度教教派色彩的印度人民党打“印度教牌”，提出开创印度教黄金时代口号，使其在教徒中所获选票节节上升。从国大党分裂出去的人民党打“种姓牌”，提出要执行已搁置多年的“曼德尔报告”，给“其他落后种姓”（这里指贱民和部落民以外的中下层种姓）保留政府部门和教育机构27%的位置，导致高低种姓之间的利益冲突，国大党未能审时度势，调整政策，因而大量失去了印度教教徒的选票。
（三）党风腐败，玷污了党的形象，招致了民心背离
在实行选举政治的印度，一个政党要成为执政党，一个候选人要成为议员，必须在大选中下大本钱，争夺选票。国大党组织在印度独立后前几届大选中的开销，几乎都是私人公司包了的，一些财团人士还直接资助某些国大党人竞选。例如，1962―1968年，印度私人公司共向47个政党捐献2597万卢比，其中国大党独得79.1%。1980年以后，私人公司不再公开搞政治筹款，国大党为敛财而采取的手段随之变换花样，腐败现象更甚。
国大党人收受贿赂案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轰动全印并激起公愤的大事。曾担任三届政府内阁秘书的B.G.德希穆克在其《一个内阁秘书环顾左右》一书称，英迪拉曾决定要通过与外国交易获取回扣支援党；前总统文卡塔拉曼和前部长B.K.尼赫鲁在各自的传记中也都说过拿回扣筹款事。其中的“博福斯”丑闻是对国大党的沉重打击，1986年3月，国大党政府与瑞典达成一笔军火交易，价值合13亿美元，由双方总理签署合同。1987年4月，瑞典国家电台和国家审计局先后披露，在这笔交易中印度人接受了5000万美元回扣。同年10月，《印度教徒报》以独家新闻报道了这一消息，称回扣落入了政府官员及国大党权贵之手，其中一部分到了国大党财库。国大党官员多方解释，拉吉夫总理两次澄清与本人及本人家属无关，但均未能说服选民，它成了国大党在随后大选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陆军中将P.N.霍恩在其《揭开****的秘密》一书中把该案称为“拉吉夫的滑铁卢”。拉奥执政时期曝光的“哈瓦拉”丑闻，系从一个印度商人贾恩的笔记本中查出的受贿案，它记录了众多受其贿赂的政治人物的名字，牵涉到国大党政府几乎一半部长。这是国大党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腐败事件。拉奥本人还是印度第一个面对刑事审查的总理。
利用黑社会势力捞钱捞选票是国大党又一腐败现象，在邦党组织一级尤其盛行。印度媒体斥之为“罪犯化政治”，即指黑社会势力与政治联袂。国大党为敛财参选，吸收了大批有犯罪史甚至本人是罪犯的商贾及谋权者入党，利用他们用钱和暴力左右选民，拉选票、抢票箱，乃至杀害对手。而这些人则进行反利用，以保护自己的利益，甚至成为国大党的工作人员，亲自组团助选，或自行参选并获胜。印度选举委员会1997年透露，543个人民院议员中40个以上、4072个邦议员中700个有反对他们的犯罪记录。印度法律委员会第170次报告称，国大党执政之初制订的人民代表法如今已不足以阻止罪犯参选。
国大党在执政年月，对印度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1991年实行经济改革以后，经济发展速度更明显提高。然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经济政策对中产及以上阶级有利，广大人民群众依然没有得到应有份额。按每人每天生活费1美元计算，迄今仍有4亿以上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得不到改善，又面对国大党的腐化，加上国大党反对势力的炒作，民心背离国大党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国大党任重道远
提前半年于2004年5―6月举行的第14届人民院选举，国大党独得145席，加上其盟友共获216席，又获得20个中小党支持，达到了人民院过半数议席，组成了13个党参加的“联合进步联盟”政府。这是该党有史以来组成的第一个中央联合政府，党主席索尼亚拒当总理，推荐曼莫汉？辛格出面组阁。曼？辛格有印度“经济改革总设计师”之称，曾任拉奥政府财政部长，制订过一项长期的经济改革方案，对印度的经济改革起了重要作用。他这次担任总理后，坚持印度主要政党早已达成共识的既定内外政策，但扬长避短。
国大党长期在野后重新上台，带来了重现辉煌的机会，但该党要长治久安，仍任重道远。这主要因为近十多年来印度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政治力量对比差距大大缩小，一党统治不再，在可见的未来仍将是一党为主多党联合统治的格局，因而联邦中央权力弱化，联邦制国体特色加强。国大党需要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准确定位，应对挑战。
（一）当今印度政坛的特点是，中央联合执政已成定局，集权中央难以为继，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斗争势必继续
1.中央联合政府已持续存在8年，势必继续成为中央的统治型式印度自1996年迄今，已举行过4届大选，组织了6届中央联合政府，其中最短的13天，最长的4年半。上述《一个内阁秘书环顾左右》一书中称。联合政府是印度21世纪中央政府的模式，国大党如果要以一种政治力量生存下去，必须与至少几个地方党结好，如仍认为自己能单独执政，将继续犯历史性错误。今日印度，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是争夺中央权力的两大政党，除此以外印度可谓没有实际上的全国性政党。印度人民党的前身是印度教教派主义党人民同盟，20世纪70年代曾参与中央政权。20多年来力量增长很快，影响扩及全印60%国土，在人民院所获议席从1984年大选时的2席增至1999年大选的182席，先后执政共6年多，有相当政绩。瓦杰帕伊3次出任总理，有“国宝级领袖”之称。2004年人民院选举中，该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24党共获186席，其中印度人民党138席，是国大党面对的最大反对力量。国大党领导的“联合进步联盟”政府由13个政党组成，在权益分配、政策制定等重大问题上必须考虑各党派意见，以防不测。
2.地方势力分权要求势不可挡，使中央与邦、邦际间矛盾加剧，印度的联邦制特色在多年淡化后加强
印度宪法规定，印度是个联邦制国家，中央的职能有97项，包括国防、外交、交通、财政金融、银行保险等；邦的职能有66项，包括医疗卫生、道路桥梁、农业灌溉、土地等；中央和邦共管47项工作，包括教育、计划与社会保险、劳工福利等。但是，印度独立以来，有相当年份中央大权独揽，各邦的权限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央制约，以致邦自治几近于无，联邦色彩淡化。如今的印度政坛，无论哪个党在联邦中央主政都不能代表印度差别大的各地方、各民族的利益和要求，地方势力要恢复中央集权与联邦制二者关系平衡的呼声日高，有的地方党已成为邦的执政党或最大反对党，有的已成为联邦中央联合政府的一员，起着“王位决定者”的作用，其向背决定着联邦政府的命运。
中央容忍地方党执掌邦政权乃至插足中央已是既成事实。有的印度学者认为，这是印度不改变宪法情况下的政治重新联邦化，是社会弱层向旧社会制度的挑战，是一种社会革命。印度《经济与政治周刊》2000年2月12―18日一期刊登的一项统计称，在20世纪90年代的4届大选中，地方党所得席位和得票率直线上升，在人民院选举产生的543席中，所得从1991年的55席和15.1%的选票，上升到1999年的222席和23.3%的选票。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强化了调协中央与邦和邦际间权力分配的矛盾。如今有的舆论将印度的邦分成前进邦与落后邦，前者占印度人口42%，后者占54%，说“联合进步联盟”中央政府已控制不了前进邦拒绝同落后邦分享利益的要求。
（二）社会分配不均，经济改革反而使贫穷落后阶层生活恶化，影响所及不仅是政府的安危，也使印度的崛起跛足
21世纪的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各种力量总和的体现。在当今世界迈入以知识经济为主的时代，印度依托多年来建立起来的实力，大搞科教兴国，以壮大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崛起为世界第4位经济大国。1991年拉奥政府大胆改革长期实行的经济模式，引进竞争机制，扩大对外开放。此后历届政府都坚持这一经济改革路线。瓦杰帕伊政府步子迈得更大一些，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并力图以信息技术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以使经济步入长期、全面增长轨道。与此同时，印度几乎所有财团都在调整产业结构，把信息产业作为投资方向。在政府的鼓励和私人资本的积极参与下，印度的信息产业已成为经济增长最快的部门，年增长50%，经济增长率也大大上升，从1991―1992年度的1.1%，增至1996―1997年度的8.2%，其间多数年份都在5%―7%，2003―2004年度甚至达到8.5%。曼？辛格上台后表示，印度的命运与前途在于更加紧密地参与全球经济，印度的经济改革没有回头路可走，但将以“人性化面貌”出现；印度不仅要经济增长，而且要改善穷人生活，要两条腿走路。一年多来他在这方面的确做了一些工作，例如2005―2006年度的发展计划开支比上年度增加了2%，主要用于初等教育、扫盲、卫生、农村发展等。但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使广大穷人受益仍是个老大难问题。印度国土大，底子薄，穷人多，贫困一直是印度社会的顽疾，自1971年英？甘地提出“消除贫困”以来，贫困状况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减缓，但经济改革以后，情况恶化，贫富不均突出。迄今贫困线以下人口仍占全国总人口10.27亿中的26.1%左右，无家可归者有7800万，2001年登记在册的失业人数达4199.6万，现政府财政部长奇丹巴拉姆估计至少还有4000万人没有登记。此外还存在庞大的半失业大军。印度的历史证明，从广义上讲大选能大致反映老百姓的喜怒，印度选民60%以上是贫苦阶层人民，经济形势好未必能对他们的选择起决定性作用。1977年和1996年两届大选前，经济形势都不错，但执政的国大党败下阵了。2004年大选，印度人民党仰仗其既得经济成就，大肆宣传“印度大放光芒”，亦落败。
（三）经济发展引发了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是否和如何为党定位并调整党的群众基础已摆上日程
印度新中产阶级的兴起是当今印度社会的又一个重要特色，被媒体称为“中产阶级革命”。据印度全国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估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产阶级共有3250万户，约占全国总户数的5%，有1.69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8%，预计2007年将达9100万户，4.50亿人。另据《印度时报》专栏作家古查拉姆？达斯在其《印度不受约束》一书中称，印度独立之初中产阶级只占全国人口的5%，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扩大，90年代经济改革后更甚，如今若从坎布尔到马德拉斯画一条线，到2020年，该线以西半数人将成为中产阶级，再过20年，该线以东半数人也将成为中产阶级，并称这就是印度的未来。新兴起的中产阶级的牵头者大多是大城市的年轻人，包括工商业者、科技人员、医生及新闻媒体成员等自由职业者以及新兴地富等。他们靠知识、才能起家，勤奋而有活力，竞争意识强，是印度政治自由化、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量，也是印度维持全国统一的力量。中产阶级主要成员来自知识分子而非传统的商业种姓，婆罗门与刹蒂利两大高种姓的子弟如今的职业首选也已不是担任文官，而是获得硕士学位，走进商界，当企业主；一些低种姓由于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岗位和新的机遇，其受过较好教育的成员有条件受雇于收入高的单位，或本人上升为中产阶级一员，传统的种姓与职业的联系受到削弱，从长远看有利于种姓制度的消失。印度著名种姓学者M.N.斯尼瓦斯生前曾说过，印度的种姓将成为种族而非特权的象征。如何看待印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调整群众基础，确实是印度政党面临的问题。国大党亦然。
原文刊载于《当代亚太》2002年第6期，2005年10月作补充修改。
作者简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主编，中国南亚学会顾问。从事南亚尤其是印度研究40年，公开出版的书稿主要有《尼赫鲁家族浮沉记》、《80年代世界事务集》中《拉吉夫大选获胜及其政策趋向》章、在伦敦出版的《中国人眼中的世界》中《南亚》章、在印度出版的《变革中的世界与亚非》等，另有译著和论文若干。
中国人应该如何看印度的民主
王红生
1947年独立至今50余年中，印度一直维护并加强了自己的民主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国家最初大多采行西方式议会民主制度，但不久在国内外各种因素作用下，普遍面临政治危机，民主制度如同虚设，军人干政和军事政变频繁发生，反对党遭取缔，政治异见分子受迫害，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基本权利受到限制，威权主义大行其道。印度从独立以来，也经历了各种危机和挑战，阶级冲突、地方分离主义、种姓分裂、教派矛盾从没有间断过，但印度成功地坚持了自己的民主制度，印度人一直以此为自豪，认为如果说东亚在战后创造了经济奇迹的话，南亚的印度则创造了政治奇迹。
人们对印度民主的存在没有太多的疑义，但如何评价印度的民主却是充满争议的话题。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的偏好，对印度的民主大加颂扬；另一些人从对印度民主的乐观和高度期望开始，随着印度政治经济出现的问题，而转为深深的失望，他们要么怀疑印度民主的真实性，要么怀疑印度人是否有可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当然也有许多学者，尤其是东亚的学者，出于对印度经济差劲的表现，对印度的民主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如东亚一位经济学家就曾直截了当地这样质疑印度民主的有效性：“印度的民主制度在过去50年里没有起大的作用，有什么理由相信它今后50年会起比较大的作用？今后的民主和过去的民主能有什么大的区别？”
笔者不赞同对印度的民主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而是使用“印度的民主”这一概念，也就是认同情景式（context）民主，即认为印度的民主并不等同于西方的民主，印度的民主同自己的历史文化、同自己的现代化进程相联系，也就是说，印度的民主是印度人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观，一种发展道路。通过对印度的民主的演进过程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把握印度的政治与社会的特征。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关注和研究的是：印度民主产生的历史条件？印度民主为什么能维系50余年至今？它的存续对印度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过程究竟起了何种作用？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如果说既有消极的一面，又有积极的一面的话，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印度的民主对现代化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够提供什么启示？
一、印度民主的起源
在讨论印度的民主起源时，一些人愿意从印度传统文化的特性谈起，认为印度政治文化中的一些因素同西方民主文化有较大的亲和性。传统印度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确实为今日印度的民主提供某些有利条件，印度社会中知识精英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印度文化中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无疑对日后印度民主政治文化的成长是有利的。但对印度传统社会政治文化与现代西方民主的亲和性不能估计过高，印度社会中的一些基本特征，比如种姓制度，显然是与现代民主精神相违背的。
更多的人倾向于将印度的民主归功于英国统治印度的历史。英国人对村社制度的破坏、英国人带来的印度统一、英国人推行的法治建设和观念、英国人建立起来以文官制度为基础的行政体系、英国人推行的西式教育、自由主义理念的传播、宪政改革的推行，英国人所做出的这一切，确实为日后印度民主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一切不能简单地看成是英国人统治对印度的恩赐，因为英国人直到退出印度，并没有给予印度人民****权，也没有建立起由印度人组成的具有立法权的，并代表人民对政府行政实行监督的议会，英印政权仍然控制在伦敦的大资产阶级手中。英国统治时期的印度人民并未享受真正的民主。再比如，联邦制与英国人30年代的宪政改革有关，但英国人搞联邦制是为了“分而治之”的目的，而独立印度政府的联邦制则是为了印度的统一。还有，世俗主义有受西方现代性影响的因素，但英国人搞得“教派分区选举”则是与世俗主义原则背道而驰的。
一般说来，英国人统治下的殖民地在独立后比较多地实行民主制度，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一事实：不是所有英国殖民地在独立后都能顺利实行民主制度的，最有说服力的例证是，巴基斯坦与印度同属南亚传统文化，同遭受英国统治，但独立后的民主进程却要比印度艰难曲折得多。比较恰如其分地说，应该是，在英国统治时期，印度确实植入了一些与民主有关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印度人中的一部分逐步扩大了参与权，他们学到了一些基本的民主政治的理念和技巧，这些为日后印度民主的运作与巩固打下了基础。这种有限人的有限民主权利可以称作精英民主，它在独立后必然要面临挑战，这些挑战既可能给印度民主带来危机，也可能进一步发展，促进民主的进一步深化。关键在于，印度的政治精英们对民主深信不疑，相信民主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正是这种民主的信念保证了民主在印度的实践，而“民主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学会的，印度的实践表明，实行民主的先决条件事实上不是民主的基础，印度人，在经历一系列的选举和社会实践后，已经累积起丰厚的民主价值观，正是在这些民主价值观基础上支撑起民主制度。”
二、印度的民主与印度的国家建设
综观50余年来印度政治发展，一个突出特点是，尽管执政党不断更替，但政治制度高度稳定。由于坚持以党政分离、司法独立、军队非政治化为主要内容的制度性建设，印度成功地维护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机制。在这种政治机制下，通过政治组织和一定程序解决各种矛盾成为社会共识，并且得到实际执行，从而实现社会和政治安定。
政治制度化对印度民主制度的存续与运作以及政治现代化过程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首先，党政分离对印度民主政治平稳运作具有重大的意义。自独立以来，印度政治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50年来，政局变动的幅度不可谓不大，然而印度的民主制度经受住了考验，印度共产党在一些邦掌权并没有危及民主，无论在喀拉拉还是西孟加拉，共产党人都为当地的发展做出了贡献。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教派主义势力膨胀，虽然在1989年至1999年10年间印度先后进行6次大选，政府更迭频繁，民主制度还是存续下来了，并被认为有所发展，人们原先普遍的担心看来是多余的。2004年大选，国大党为首的政治联盟获得胜利，国大党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有120年历史，在一个有10亿人口长期掌权的政党。在民主制度下，政治斗争不是你死我活的，一个国家的命运不系于某一政党的兴衰，各政党不会因一次大选的失败而从此一蹶不振，政策不会因政党更替发生根本的变化，这是党政分离的作用。
其次，司法独立是民主制度存续的重要前提。民主与法制二者不可分离。只有坚持民主的原则，法制秩序才能得到尊重；也只有在法律以及司法权威得到充分尊重的前提下，才可能谈到民主，无法制权威的民主只能是无政府主义横行。只有维护司法独立地位，才能获得法制权威。司法的独立地位促使印度高等法院在1975年作出了不利于英？甘地的判决，打击了英？甘地合法性权威，为印度不在民众威权主义道路上走得过远做出了贡献。20世纪80年代以后，司法部门加大了对社会政治问题干预的力度，通过公共利益诉讼法，鼓励民众对涉及大众利益的问题的参与，对官员的行为进行法律的监督。这些工作对维持民主的运作和和谐社会的打造具有重大意义。
最后，强力部门的非政治化是保卫民主的重要力量。一个现代国家不可没有军队，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应对来自国内外危机的挑战。但过于频繁地使用军队，尤其将军队用于国内治安将对民主的存续造成威胁。印度为防止军人干政，严格实行政府对军事部门的管理，不仅不让军人过问行政事务，而且将有关军事的决策、军队首长的任命的大权都集中于政府手中，仅仅给予军队领导以建议权和顾问权。并且有意阻止设立统领三军的总司令（总统是名义上的最高统帅），防止军权集中。这些措施保证印度的军队受文官政府的指挥，使得任何一支武装都无法通过军事来干预政治。
党政分离、司法独立、军队非政治化成为独立以来印度民主和政治制度化的重要内容。政治制度化与民主制度相互加强成为印度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内涵和特征。两者相互依存，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而没有政治制度化的发展，民主则不可能存续。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往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司法缺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强力部门越位。而印度在这些方面表现良好。
三、印度的民主与印度的发展
印度独立以来经济发展缓慢已被绝大多数的研究者们所承认，民主制度的实行并没有给印度带来令人满意的社会经济发展，许多经济社会指标落后于东亚的国家，这点也往往成为人们非议印度民主的有效性的主要根据。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接受这么一种思维定势：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有助于尽快达成发展共识，制定明智的发展政策，坚决而且有力排除发展的障碍。而民主政府则难以做到这些。在此背景下，发展问题的研究者们倾向于开出这么一张药方：对发展中国家说来，单一支配的政权不仅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现代化目标的根本。这种政权对民众支持较少依附性，具有更强的能力驾驭政治上的不同意见，被认为比民主政权更能与经济发展合拍。在新独立的东方国家实行西方模式的法律制度可能是个时代错误。
但印度政治界和思想界的主流对各式各样权威主义的说教和开出的药方的回答是“不”。他们认为，第一，应该明了，贫困问题是历史形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贫困问题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第二，印度独立以来，贫困问题有所缓解，而不是恶化；第三，东亚经济走在南亚经济前面有前面列举的多种原因，而不能归咎于印度的民主。印度著名经济学家帕特奈克说得非常中肯：“印度独立以来已经取得显著的进步，不仅仅在诸如发展工业基础或在人均GDP的增长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在减轻殖民地时期不时发生的灾荒、人均粮食可得性上升、城乡贫困人口比率下降、寿命期望翻番、识字率上升、婴儿死亡率下降等方面均取得不俗的成绩。取得的成绩本来应该更大的事实不应该完全否认它的成就；东亚、东南亚的经济‘奇迹’不应该让我们得出结论说印度倒退了。印度经济发展产生的好处以一种极其不平衡的状态分配是事实，但也不能说底层的人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只有失去。这样想，不仅仅会为殖民主义找到借口，而且是对独立前后的印度人民的斗争的侮辱，印度人民在自己的条件中毕竟获得某些改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改革取得可喜的成果，表现在印度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了。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虽也对印度带来某些冲击，但印度基本成功地抵御了这场金融危机，不仅与同期其他一些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经济大滑坡相比形成对照，而且也是独立后历史上发展较快的时期。
进入21世纪后，印度经济继续发展的势头引起全世界的极大关注。
人们看好印度经济发展未来前景的重要原因在于印度稳定的政治制度。同其他一些亚非国家相比，印度经济发展平稳，经济结构比较完善合理，经济政策的调整是渐进的，没有像一些国家那样因频繁和激烈的政策变动而使社会付出重大的代价。这些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民主制度，受益于在发展道路和发展性质问题达成共识。
“共识”与“强制”是一对对立的概念，共识与民主相联系，强制则是极权****政权的特征。说印度50年来坚持了民主制度，很重要的表现在印度是通过共识而不是强制来推进社会经济发展政策。
总之，对于印度独立以来的经济发展作过于乐观和过于悲观的评价都是不对的，说印度的民主导致印度经济的发展缓慢同预言威权主义必然带来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样都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迪亚？森所说的如下一段话很能说明印度学者对此问题的态度：
有些人有时会有这样一种观点，就是一旦放弃了民主，事情反倒会进展得更好――也就是如果放弃民主，印度可能就会成为像韩国那样的国家（尤其是在其1998/1999年的改革后），而不是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印度也可能成为新加坡这样的国家（补充更多的言论自由），而不是像苏丹、索马里或阿富汗那样。但是很少有证据能指望印度还会那样，而我也不认为印度人民会相信这类话。
我看不出我们会输掉这场民主斗争。不，我有信心我们一定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