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安全目标的追求
国家安全是任何国家追求的持久目标之一。所谓“国家安全”，在主观上是指不存在担心攻击的恐惧感，在客观上是指不存在外来攻击的状态或现实。下面将分析一下中印两国在追求各自安全方面的战略举措。
从中国方面来看，它对自身安全目标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打造阻遏战争的军事能力。中国正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希望利用未来20年的战略机遇期，努力加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力争早日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从根本上提高国家安全的保障系数。但是，当代世界并不安宁。维护和平也好，发展经济也好，不能乞求霸权主义以及种种反和平、******邪恶势力的良心发现，而要着眼于和平力量的增长，着眼于自己力量的加强。冷战结束以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甚嚣尘上，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影响中国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分裂主义蠢蠢欲动，恐怖主义危害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始终坚持把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安全置于战略思维的重要位置，把建立巩固的国防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把遏止********的军事准备作为保障和平统一的重要武器，妥善地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力争拥有遏止战争和赢得战争的能力。
其次是提出合作安全的崭新理念。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近年来中国比较彻底地摒弃了冷战思维，安全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新安全观念。2002年7月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方在新形势下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其宗旨是摒弃冷战思维，力争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坚持对话，不搞对抗，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从根本上减少不安全因素。中国是新安全观的倡导者，更是新安全观的积极实践者。在这方面，中国积极寻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与邻国的争端或争议。目前中国已同绝大多数邻国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同越南签署了北部湾划界协定，同印度签订了在边界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及军事领域内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在其他未决争议问题上，中国与有关各方就在争议地区保持和平稳定、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达成共识。领土、领海争议已不再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正常合作、发展睦邻关系、共筑地区安全的障碍。
再次是加强安全关系的经济基础。建立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对于改善安全关系的意义越来越重要。中国高度重视与有关国家加强经济贸易联系，以此奠定或加强政治关系乃至安全关系的物质基础。中国还把加强经济交流与合作作为营造周边持久安全的重要途径，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地区经济合作。在中国与有关各国的努力下，已经出现了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经济合作的新局面。以东亚10+3、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各种地区合作机制的发展，不仅给有关国家带来现实的经济利益，也增进了各参与方的相互交流、信任与合作，进而促进了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另外是推动安全对话的机制建设。在这方面的例子包括，中国积极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积极倡导并参与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近年来发展良好，彼此互信程度加深。东盟地区论坛在建立信任措施、推动预防性外交方面取得了可喜进展。“9？11”事件后，该论坛更加重视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合作和经济合作，大大增强了互信的基础。自1996年上海五国进程启动以来，中、俄、哈、吉、塔五国先后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六个成员国相继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地区反恐机构的协定》，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反恐斗争，稳步推进区域经济合作。2005年，成员国还举行了反恐实战演习，对上述三股势力的活动产生了很大的震慑作用。
从印度方面来看，它对安全利益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谋求应对核武器的遏止效应。为了取得对巴基斯坦的绝对军事优势，印度一方面加速常规军备的升级换代，构建地面作战的生力军，培育超敌致胜的新空军，另一方面还加速实现核武器化，追求可靠、有效、可信的核威慑，用以抗衡中国的核威慑，压制巴基斯坦的核能力。自1998年印度连续进行5次核试验以来，它就将“大规模惩罚性反击战略”作为其安全追求的最高层次。其要义是使对手受到威慑而不敢轻易进行第一次核打击，而一旦印度要进行大规模的核报复，就要使对手的大中城市和工业中心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印度陆军参谋长孙达尔拉拉詹？帕德马纳班则把这种“遏止效应”诠释得更为清楚，即“印度必须具备二次打击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必须是毁灭性的，从而使对手在实施打击前三思而后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印度已于2005年初成立了战略部队司令部，计划对陆基机动导弹、海上发射设施和“携核”飞机进行三维部署，以确保三位一体的核威慑能力。在陆基核打击能力方面的重点是以“阿格尼”即“烈火”式导弹为战略核力量的主体，以“普里特维”即“大地”式导弹等为战术核力量的依托。印度还在加紧核潜艇和潜射巡航导弹的研制和引进，以提高遭受第一次打击后的“存活率”。
其次是编织战略制衡的关系网络。为了取得更大的安全效益，印度在外交政策上做出了较大调整：一方面继续巩固同传统“盟友”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特别是军事合作，取得在国家政治安全关系上的可靠支柱，另一方面以“天然盟友”的身份发展同美国的“新型伙伴关系”，特别是积极开展军事安全对话，希望将自身地缘上的“位能”和美国强权的“势能”结合起来，形成对其战略对手的牵制和压力，打造于己有利的战略态势，从外围或侧翼减缓安全压力。另外，印度还竭力发展同以色列和日本的关系，从前者那里购买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从后者那里得到“共同平衡亚洲力量格局”的战略呼应。印度还把中亚视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地区”，利用地理上的邻近、历史上的渊源以及文化上的联系等优势，通过安全对话和军事人员互训机制甚至建立军事存在，防御原教旨主义的扩张，压缩恐怖主义赖以活动和藏身的土壤。印度还采取积极东进的姿态，通过安全对话、海上联合演习、经济贸易合作、加入《东南亚反恐宣言》及《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方式，与东南亚国家建立起或并行或交叉的安全合作新机制。
再次是增强印度洋上的控制能力。印度洋是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纽带，每年通过印度洋的船只达到6.2万艘以上。它不仅是印度对外贸易的绝对主要通道（占95%以上），还是中东石油外运的重要通道。作为印度洋沿岸最大的国家，印度认为其战略边疆西起波斯湾，东至马六甲海峡，北起中亚各共和国，南至赤道附近。基于这种认识，印度在很大程度上把印度洋视为印度的“洋”，把对它的控制视为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和扩大安全利益的重要资源。另外，近年来，印度大力推行印度洋控制战略，加速“蓝水海军”的建设步伐，保卫其7600公里海岸线和若干离岛（最远距本土1300公里）的安全，维护200多万平方公里专属经济区的权益。根据印度海军的远景发展规划，它将在2010年前后建成一支由3艘航母组成的海上战斗群，明显提高中远海域控制和作战能力。为了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印度还在实施“扩展战略”，将海军的活动范围向东、南、西三个方向不断延伸。
最后是维护南亚地区的主导权势。印度在南亚的地理位置有如群星捧月，战略地位有如鹤立鸡群。稳定和缓和与南亚邻国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印度家门口的安全。印度基本上采取怀柔与高压并用的办法，一方面用经济军事援助、优惠贷款和某些便利缓和与邻国的紧张关系，化解矛盾，减少摩擦，培养对印好感，尽量降低小国的疑虑与担忧；另一方面对不太顺从的国家施加压力，避免置疑其对双边及地区问题的主导地位。另外，印度也不允许外部力量介入南亚，更不允许小国借重外部力量干预地区事务和双边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尽管中印安全观具有某种冲突性，但不具备对抗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具有相容性甚至依存性。随着中印关系逐步改善，两国政治关系不断加强，经贸关系迅速密切，两国在安全上的谅解将不断加深，在安全问题上建立信任措施的进程将稳步前进。我们期待着中印安全关系继续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本文为2003年12月，参加香港大学亚洲研究所举办的第三届中印研究机构圆桌会议提交的论文。
作者简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中印名人论坛”中方成员、中国亚太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亚非学会理事、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理事。从事印度外交、南亚安全等问题的研究。专著《关注印度―崛起中的大国》、《当代印度教育概览》，合著《一应俱全印度人》。译审《印度的防务》等。另发表近200篇文章。
印中关系中的西藏问题
张植荣
中印两个文明古国，基于相似的历史命运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共同任务，曾有过友好合作的50年代。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两国领导人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万隆会议上，两国为促进亚非团结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印中山水相连的地理位置并没有更好地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相反，由于印度企图继承英国殖民者在我国西藏的历史遗产，也由于印度视中国为其战略安全的威胁，西藏问题和边界争端一直困扰着印中关系，成为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症结所在。本文旨在探讨西藏问题与印中关系互动的历史过程、基本成因及其未来。
一、历史的遗产：英国殖民主义的影响
印度是中国的伟大邻邦。1947年，印度摆脱了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赢得了独立。但是在南亚次大陆，印度试图继承英国殖民主义的一切特权和遗产。在西藏问题上，印度也企图继承英印政府在西藏享有的特殊利益。1947年，刚独立的印度留任了英印政府驻拉萨的代表英籍人理查逊，惟一的变化是换了一面国旗。1948年11月，此人即代表印度政府通知西藏地方政府：印度政府继承了英王陛下政府对西藏的权利与义务，并将继续恪守存在的各项条约。直到双方均愿达成新的协议为止……如果西藏不遵守英藏条约及印度对权益的继承，印藏间现有一切交通往来即将断绝。理查逊所谓的印度对英国殖民权益的继承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英藏条约，即指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藏英秘定的条约与通商章程。第二所谓的特权，主要指英印政府在西姆拉条约中占去的西藏领土，及英印当局在西藏的交通、商业特权。由于印度政府以强欺弱，西藏地方当局不敢得罪，只好让印度继续保留其在西藏的特殊地位。印度政府完全承袭了英国对西藏的政策。企图在承认“西藏事实上独立”的基础上和西藏往来、供应武器军火，保持外交上的直接接触，力图控制西藏。印度政府也没放弃英国多年来的“西藏半独立”的企图。1947年4月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泛亚洲会议”上发生的“地图交涉”就是当时印度临时政府一次失败的努力；而1949年7月的“驱汉”事件，更可谓是一次印度当局追随英国殖民主义势力分裂中国野心的暴露。印度政府所谓“英国继承权”思想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印中关系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50年代初印度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和15年后挑起中印边界冲突，就不难想象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堪布会议厅立即致电毛主席，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但因内地的国民党残匪尚未肃清，西藏的解放还需稳重慎进。所以，到了第二年（1950年），新中国中央政府决定解放西藏，取两手并进之策。一方面决定进军西藏，另一方面筹备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谈判。印度政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举，采取了干涉态度。1950年10月21日、10月28日、11月1日，印度政府向中国政府连续三次提出照会。拿出威胁利诱的口气，说对西藏的军事行动，会导致世界大战，加剧国际社会的反华宣传，还会妨碍中国进入联合国。中国政府对印度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进行了逐条驳斥。印度不仅通过双边外交途径，干涉中国中央政府进军西藏，还在印度各种舆论媒体上宣传“********”论调，攻击人民解放军入藏为“侵略行为”。印度政府的这些干涉行为都是为了阻止中国解放西藏，扫除其在西藏的特殊利益。正如印度政府在1950年10月21日致中国政府的照会所言：“印度由于惯例和协定在西藏享有特权，即印度政府在拉萨派有代表，在江孜与亚东设有商务代表，在到江孜的商路上有邮政及电讯机关，为了保护这一商路，40多年来，就一向在江孜驻扎了一小队卫兵等。印度政府切望这些机构应该继续存在。”
对于印度政府的无理要求，中国政府据理驳斥，维护了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在处理中印关系在西藏的具体问题上，中国政府则采取了较为灵活的办法，没有像在内地立即收回西方列强在华特权那样，立即收回印度在西藏的特权。这期间，印度政府除用外交手段干涉中国解放西藏外，还采取了其他种种非法干涉的手法，如支援藏军军火，帮助调动藏军去昌都前线阻止解放军进藏，派人在前线设立电台收集情报；同时印度各种报纸、新闻报道强调西藏为一独立国，诬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中国西藏是“侵略”，等等。在印度的一些官方集团的鼓励下，西藏地方政府于1950年11月7日向联合国提出“共产党中国的入侵和侵略”的控告。更有甚者，印度当局还指使亲英印的分裂分子将17岁的****十四世移到亚东，准备逃去印度。这一行径不仅仅是阻止中国解放西藏，还企图走十三世****1911年的老路，继续搞所谓********活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印度副总理萨达尔？巴拉瓦巴依？帕特尔和一些内阁及外交部成员企图对西藏进行军事干涉。1951年西藏终于实现和平解放。但印度却视若无睹，其官方人员在公开正式的文件中仍把西藏称为“国家”，并多次试图确定保持在西藏的特权，但屡次遭到中国的抵制。印度总理尼赫鲁和他的外交顾问、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明智地得出一个结论：“将西藏看作我们在其中有着特殊政治利益地区的（我们理应继承的）这种英国政策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
印度采取了主动，想通过放弃很少几项它从英国政权那里继承下来的治外法权，而使其在西藏的特殊地位合法化，并为未来边界谈判做好准备。经过谈判，双方终于在1954年4月29日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同时互换照会一件。协定确立了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间的新的正常关系的指导原则―潘查希拉原则（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印度派驻西藏商务代理的合法性。印度放弃了其在西藏的治外法权，撤退其在亚东、江孜的武装卫队，并将其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12个驿站等折价交给中国。这些特权主要产生于1914年西姆拉条约。1954年的新协定关键之处在于印度通过贸易与交通协定的形式，正式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区，由协议名称可见。这表明印度公开放弃了保持在藏特权、支持********、建立中印间缓冲区的政策。而这种政策完全是当年英印殖民者传统理论与政策的产物。1954年尼赫鲁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与中国签订关于印藏通商与交通协定，明智地放弃了英国殖民者传统的对藏政策和在西藏的特权。但是，印度政府出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完全抛弃英国殖民者干涉我国西藏事务的传统做法，试图利用西藏问题保持对中国的某种外交压力，以便讨价还价，在边界问题上谋取利益，尤其是当新德里在边界上的片面主张没有得逞之时，西藏问题一直成为印中关系中的主要障碍之一。
二、1962年战争情结：印度西藏政策的变化
在战后冷战格局中，印度推行和平、中立、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在第三世界具有崇高影响。朝鲜战争中，印度就试图以中立国的地位调停双方的冲突；作为我国西藏的邻国，印度文化对西藏影响很大；作为英印殖民当局的继承者，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对联合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1962年边界战争前后，印度政府对西藏的政策出现了重大转变。而所谓的“1962年边界战争情结”对当今的印度对华政策与西藏问题还存在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此加以分析。
（一）印度在联合国立场的变化
20世纪50年代初，印度对中国解放西藏，采取了干涉政策，向中国政府提出了照会，威胁说如果中国使用武力进攻西藏，则要向联合国安理会提请讨论西藏问题。但是，由于尼赫鲁总理及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不希望因西藏问题而损害中印间业已建立的良好关系，也由于中印双方在西藏问题上的谈判进展顺利，印度在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时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1950年11月15日，在第五届联合国大会上，西藏问题第一次被提出来。虽然这是由美国支持的萨尔瓦多代表提出来的，但是印度政府反对将西藏问题列入联大议程。由于当时联合国正关注着朝鲜战争，第五届联大没有讨论西藏问题。1959年第十四届联合国大会讨论了西藏问题。这是1959年3月西藏拉萨叛乱之后，联合国再次讨论西藏问题。西藏上层分裂势力搞叛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几万西藏难民涌入印度等南亚国家，给印度攻击中国政府以借口。新德里当局策划西藏流亡集团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印度代表团没有参加第十四届联大关于西藏问题的讨论。而且在表决时投了弃权票。印度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对西藏问题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干涉中国解放西藏，策动西藏地方当局向联合国呼吁干涉；另一方面在联合国对西藏问题进行讨论时，却显得含糊其辞，投弃权票。其中原因有二：一是印度政府担心联合国的过多干预，反而促使中国加快解放西藏的步伐，扫除印度在西藏的特权。二是印度政府试图将西藏问题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即将西藏问题纳入中印关系的范围内，印度充当中藏冲突双方的调停人，并从中渔利，就像过去英国殖民者所扮演的角色那样。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对他们在1959年联合国大会讨论西藏问题的弃权立场作了如下解释：1959年，我国代表团没有参加第十四届联大的讨论。虽然我们投弃权票，但我们表明，由于同西藏人民在历史、文化和宗教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对那个地区发生的一切不能无动于衷、不表同情。我们本抱着一线希望，中国人会明智地商讨问题。
西藏问题始终是与边界问题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印度放弃其在西藏的治外法权之同时，强化了对边界的“事先占领”。乘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无暇西顾之机，印度完全侵占了中印边界东段传统习惯线以北和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西藏地方领土。此后多年，印度又蚕食了不少中印边界的中方领土。在边界问题上印度是既得利益者。1959年3月2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乘西藏叛乱之机企图“以藏制华”，使其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得到中国的承认。他写信给******总理，向中国提出了约12.3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要求。与此同时，印度派遣武装部队不断向中印边境的中国领土推进。对于中印边界争端，中国政府主张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但是印度方面对中国的谈判建议不予理睬。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印度表示要通过武力把中国边防部队从中国领土上“清除掉”。中国军队奋起反击自卫，全线打败了印军的进攻。边界战争的失败，使印度政府感到莫大的耻辱。在西藏问题上，印度改变了过去相对友好的政策，掀起了反华高潮。在联合国，印度放弃过去的弃权立场，积极支持联合国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在1965年第20届联大讨论西藏问题时，印度代表对中国进行了攻击：我们知道，自从中国侵占西藏以后，藏人不断遭受日益加剧的残酷折磨，这在世界历史上也属罕见。中国人打着实行“民主改革”，打击“反革命”的幌子，以狠毒的种族灭绝的方式，肆意镇压和杀害一个少数民族。他们以杀害藏人集团的成员和以严重地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摧残这个集团的成员，来毁灭藏人人种、种族和宗教集团。印度代表还引用一些所谓的“事实”，攻击中国的西藏政策：“我觉得在这次隆重的大会上引举以下事实是十分恰当的；这些事实与中国对西藏的政策格格不入。1951年中藏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中保证的西藏自治一开始就形同虚设；中国人通过武力已使西藏失去了自治的地位；个人、寺庙和政府机关的财产随便被没收；藏人无宗教信仰自由，佛教与喇嘛、寺庙、神龛和经碑体系受到禁止；藏人无言论自由；中国人对那些反对其统治的藏人实施了一整套杀害、监禁和放逐政策；中国人强制性地把一大批儿童转移到中国内地，以便使他们失去独立的民族性格，向他们灌输汉人的思想，使他们忘记藏族自己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中国企图大规模地把汉人移到西藏，从而使西藏成为中国人的西藏，并使汉人在其与土著人的比率中占压倒多数。”印度代表还攻击中国政策“不顾藏人的感情和愿望”，完全侵犯了人权，“并从事一项镇压整个民族的规划”，“这些暴行，比过去殖民主义分子对待他们所统治的奴隶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印度代表对中国的攻击与诬蔑，反映了印度在中印边界战争失败后的对华政策的转变，也表明了印度要“以藏制华”的立场。这位代表在联大的发言从反面印证印度人的心情：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才全心全意地支持西藏人民的事业，才对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控制下的悲惨境况和遭受的可怕压迫充满同情。我代表联合国，热烈期望尽快结束西藏遭受的苦难与压迫。我国代表团将对列在第A/L473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并建议这次隆重的大会采取同样的立场。印度政府的立场，对联合国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印度代表列举的所谓“事实”，也成为其他许多人借以攻击中国的借口。
（二）“以藏制华”，收容****喇嘛建立“流亡政府”
在1956―1958年的康藏叛乱中，印度就表现出干涉西藏问题的立场。1955年，西康试行土地改革，触动了一部分农奴主和土司头人的利益，他们公然发动叛乱，反对改革。失败后大部分逃往印度的噶伦堡。由于印度政府采取纵容态度，噶伦堡一时成为康藏分裂分子搞“********”的活动基地，在印度国内逐渐聚起一股挟持****搞独立的势力。印度政府视而不见，借口纪念释迦牟尼涅？2500年，于1956年11月邀请****、****去印度访问。****抵印后，印度总理尼赫鲁于1956年11月27日和28日两次同****喇嘛谈话。除了一般内容如问候、访印情况外，谈话突出了两个重点：美、苏为首的两个阵营都有所削弱；西藏和中国签订协议承认西藏属中国，但如中国超出协议范围，西藏有困难时，印度将帮助西藏。尼赫鲁这种谈话的动机很明显。它对那些阴谋搞“独立”的势力是一种鼓励和配合。由于******总理两次访印，亲自说服，让****留印搞“独立”的阴谋才未得逞。但印度并未放松拉拢****的活动，并制造舆论为********分子撑腰打气。在里应外合的嚣张气焰下，西藏叛乱分子终于在1959年3月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公开提出“********”的口号。西藏叛乱分子在拉萨公开闹事时，于3月10日去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要求印度保护“********”，印度总领事竟然表示，他们口说无凭，需要有一个书面文件；印度总领事馆还公开接见叛乱代表，收下“独立”声明并答允转告其政府。3月13日拉萨伪“人民会议”通过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的电台两次向噶伦堡发电报，与在印度的叛乱分子进行联络。众多事实证明，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在这次叛乱中公开支持了西藏叛乱分子，如容许叛乱分子从领馆内向解放军开枪；在解放军反击后允许叛匪在领馆躲避解放军搜查；私藏叛乱分子的枪支、弹药；其医院给叛乱分子提供医药，甚至衣、食、住等方便。
中国政府坚决果断迅速平息了西藏叛乱。十四世****喇嘛在叛乱分子挟持下，于3月31日抵达印占区，受到印度的热情款待。印度外交部派遣曾在拉萨担任过总领事的司长梅农前往边境迎接，并一直陪伴到新德里。4月18日，****等一行到达提斯浦尔，由印度外交部的官员散发了诬蔑中央政府的所谓“****喇嘛声明”。印度总理尼赫鲁于4月24日会见了****，并多次发表讲话指责中国不遵守西藏自治的保证，采取了武力镇压和压迫。当时印度政府中支持西藏叛乱、搞“独立”的****政党气焰嚣张，发表反华言论。
印度政府借势通过各种方式煽起反华反共高潮。自2月底到4月初的1个多月内，印度36家报纸就发表了300多篇文章和约31万字的新闻，攻击中国，甚至组织游行，支持“********”活动。
印度政府支持“********”的尝试失败后，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中印关系的行动。首先是支持********集团、建立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和藏人反华武装。印度政府在中国平息西藏叛乱后，继续支持康藏叛乱分子在噶伦堡等地建立反华基地，给予****喇嘛政治避难权，扶植****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建立了所谓“西藏流亡政府”，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20世纪60年代初，****喇嘛集团还颁布了“宪法”，组成了内阁。在****喇嘛的精神领导下，流亡藏人度过了六七十年代的艰难岁月，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资金支持下，西藏流亡集团更为活跃于国际社会。而这些分裂活动的活跃与早期印度政府的扶植分不开。1962年边界战争后，印度政府转向更加积极地援助、利用西藏叛乱分子。它与美国合作在奥里萨（Orissa）建立了一个秘密援藏据点。同时，它还允许美国秘密建立了为西藏叛乱分子提供空中支援的查尔巴迪亚（Charba-tia）情报站。此时的印度政府已成为西藏叛乱分子的最主要的援助供应者，印度将整个行动置于情报局调研分析处的指挥之下，由总理办公室监督。在奥拉夫？卡罗爵士建议下，印度政府招收大批流亡藏人，“在给予他们必要的军事训练后，将他们派往整个喜马拉雅山边境沿线的边境哨所”；同时印度政府让“B．J．帕特奈克负责募集和训练西藏难民回国进行游击活动”，蓄意破坏西藏治安，妄图阻挠西藏正在进行的改革。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政府还于1962年秘密组建了以流亡藏人为主的印藏“特别边境部队”（SpecialFrontForce），这支部队情报界称之为“22号机关”（EST．No.22），长期驻扎在印度北方邦台拉顿附近恰克拉塔，其最初设想的具体任务是在中国西藏内部组织抵抗小组。
其次是片面废除1954年印中协定，挑起边界争端。1961―1962年，在1954年中印协定即将届满之际，印度当局拒绝了中国政府表示签订新约的多次友好建议，并对西藏开始实行禁运。与此同时，印度政府坚持以“麦克马洪线”为印度与中国西藏的分界线，开始公开地大规模武力侵占中国领土，企图将中国西藏从外部包围并控制起来。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印度政府为此曾采取过一些行动。如：1951年2月，乘朝鲜战争之机，印度用武力接管了西藏的达旺地区；1954年，印度当局在其非法占领的在传统习惯线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间的中国领土上成立了所谓“东北边境特区”等等。只不过这次更加肆无忌惮。1961年尼赫鲁开始在边界推行富有侵略性的“前进政策”。他在人民院发表讲话：“我们的目标只能是设法使侵略者退出，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采用外交的方式，采用各种手段，最后，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就采用战争手段……。”1961年11月和12月，尼赫鲁、印度陆军总部分别命令“东北边境特区”驻军和东部军区在中国西藏与印度边界实行“前进政策”，积极向印方所坚持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全线推进，甚至在麦克马洪线以北好几公里的扯东也建立了一个“阿萨姆步枪队”哨所。1962年10月12日，尼赫鲁竟下令把中国军队从他所谓的“入侵地区”实际是中国领土上全部“清除掉”。于是，从10月17日起印军从中印边界东段、西段大举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一贯坚持和平协商解决边界争端的中国政府不得不奋起反击。1962年10月，中印边界战争爆发。战争以印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印度政府并没因此而反省，而是寻机复仇。它完全封锁了藏印间一切交通，断绝了全部通商贸易。
印度当局所有这些反华活动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两国关系的恶化，从此，两国关系进入了漫长的冷战时期。至20世纪70年代，两国虽有所接触，都曾表达过缓和的意向。但是，1975年印度吞并锡金为其第22个邦、1971年印度与前苏联签订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印和平友好条约”。在此情况下，印中关系缺乏改善的气氛。
三、印度人的西藏观：宗教文化和政治文化角度的分析
纵观印度独立以来的对华政策，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始终未能摆脱渊源于前宗主国英印殖民当局的地缘战略的困扰。这项政策之所以根深蒂固，还有其错综深刻的文化与宗教原因。作为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印度次大陆是古代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文化的国际主义与理想主义，在其对华政策与西藏问题上有着或多或少的反映。从政治文化与宗教视角即印度人的西藏观方面，分析印度政府同情西藏流亡当局及其“****”观点，还是蛮有新意的。
（一）宗教与文化因素方面
认为印度同西藏有宗教和文化上较中国更为亲密的关系。甚至有印度学者认为印度和西藏就是“文化同源”的“母子关系”，其理由大致如下：
1．声称藏族先民来源于印度王族
这就是颇为流行的藏族源于印度王族之说，我国学术界俗称为“南来说”。其主要依据是藏文经典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如《贤者喜宴》中说，吐蕃赞普出自印度释迦王族；《西藏王臣记》中说出自阿育王的后裔等等。其实，这些说法源于宗教因素，未免牵强附会。当今世界，各国学者都普遍认为，考古资料是研究民族起源的重要依据。迄今为止，藏族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卡若文化明显反映出其“创作者可能是藏族先民集团之一”。这就充分说明，藏族先民早在佛教形成以前就已劳动、生息、繁殖在西藏高原，他们与印度王族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共同的历史渊源关系。此外，对藏区古文化遗存进行的比较研究证明，西藏的原始文化与祖国内地而非与印度次大陆的原始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藏语属于汉藏语系而非属印欧语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我国藏族人民笃信佛教，而印度是出世佛的殊胜之地。出于对印度的推崇和弘扬佛法，把自己的祖先说成是印度王族的后裔，这是毫无科学根据而不足以凭信的传说。
2．声称喇嘛教是佛教的一个分支，西藏的********制度来自印度
不可否认，西藏的喇嘛教是藏化了的佛教。但是佛教最早的发源地并非在印度，而是在今天的尼泊尔境内。如硬要牵连的话，也只能说发源于印度次大陆或古印度。就因此而作为西藏依附于印度之理由未免有些牵强附会。政治制度和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宗教，都属于社会上层建筑，必须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证明，西藏的********制度的出现乃是当时西藏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是适应于当时西藏社会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是经过当时的清政府予以确立的。
3．称西藏人疏远中国而亲近印度
这更不值一驳，英国的西藏通、早期侵藏的谋划者之一查理士？柏尔在他所著的《西藏的过去与现在》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西藏人之于印度人接触者多恐印度人侵入西藏，夺取权力，故彼等以种种理由，不愿与印度勾结太密……西藏之天然亲属自应为中国联邦中各种族，其宗教、伦理及社会风俗皆有共同基础，历史上亦自始联结。这再好不过说明了问题。我们不妨再看看当今现实状况。英国人类学家林恩？布尔曼在其实地考察后写道，流亡在印的藏人团体与当地人几乎没有友谊，没有通婚。语言依然是交往的主要障碍，文化的不同是另一个重要原因，种姓制度为相互交往设置了障碍。所谓宗教上文化上有着极亲密关系岂能如此隔离与疏远吗？其实上述理由远非印度政府承袭英国西藏政策的根本原因，只不过是些为己所用的借口罢了。
（二）********方面的因素
“以藏制华”的缓冲国观点，在印度军方特别是议员中颇有市场。众所周知，西藏与印度在地理上是较为接近的，喜马拉雅山脉的山口历史上就是西藏对外的主要出路。从地缘安全战略上看，中国位于印度的东北部，是印度最大的邻国。比起其他众多小的邻国来说，人口和国家面积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的中国，长期以来被印度视为其安全与外交战略上不可忽视的“潜在威胁”。事实上，这种“一山不容二虎”、将中国视为“潜在敌人”的对华观念在印度政治家与民众中有很大的市场。印度陆军总部就认为与西藏接壤的东北边境是中国能向印度发动进攻的惟一脆弱地区。于是为了安全，“喜马拉雅山已不能成为防范北方潜在敌人的有效屏障，除非有可能将西藏高原包括在内”。而这种所谓的安全就是要确保从英国手中继承下来的在南亚的霸权地位。因此，印度在边界问题上始终认为其非法侵占的喜马拉雅山脉以南的大片中国领土合法合理，声称中印边界线已经为百年以来的条约和协定所划定，“麦克马洪线”是合法的中印边界线，喜马拉雅山分水岭是天然的边界。印度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与立场，实际上反映出新德里对华地缘战略的基本观念，即印方一直把“以藏制华”的所谓“西藏缓冲区”的观念作为维护其国家安全和对华政策的战略基点。
事实上尼赫鲁也多次强调这样的观点：喜马拉雅山构成了印度的北部传统边界，既然尼泊尔是在喜马拉雅山的这一边，任何对尼泊尔安全的威胁都会被看作是对印度安全的威胁。当时的尼泊尔已为印度控制，这个声明显然是维护其南亚霸权的表现。印度的南亚霸权观念在尼赫鲁早年的著作中就有表现。1944年他写道：“在将来，太平洋将代替大西洋而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影响。在印度洋地区，在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度也将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为早日实现印度的大国目标，尼赫鲁不止一次地公开声明，政府的存在应该为国家的最高利益服务的，“考虑任何问题都首先得从印度的利益着眼，其次才是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从战略安全上考虑，印度当局认为有必要支持********集团，使西藏成为一个独立的对印友好的缓冲国。这完全是当年英国传统理论指导下的政策的延续。1959年3月西藏叛乱失败，印度的这种努力彻底失败了。尼赫鲁虽没放弃，但已觉得越来越不现实。他转向更加现实，决意从外部来抵制所谓的中国的威胁，从而确保印度业已获得的在南亚的霸主地位。于是，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成了尼赫鲁的“不可谈判”的安全保障线。因此，1962年边界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战败后利用流亡藏人反华成了尼赫鲁及其继承者的战略需要。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印边界谈判的恢复，印度政府再次公开表示放弃对********集团的支持，但事实上还想拿西藏问题作“外交牌”给中国施加压力，加强自己在边界谈判中的地位。
印度政府之所以长期支持********集团搞“独立”，也是与印度尤其是印度国内主张“********”、干涉中国内政的反华势力分不开的。我们不妨看看如下事实：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印度执政党国大党主席和总书记露骨地宣称西藏是一个“国家”或者是“自治国家”。他们联合一些政党组织了“支援西藏人民委员会”，公然要求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并且要求召开有印度、西藏和中国三方面参加的另一次“西姆拉式”的会议，来解决这个纯属中国内政的问题。印度人民同盟中央工作委员会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更是直言不讳：“印度应当同亚洲自由国家就中国侵略西藏问题进行接触，使他们把支持********作为共同事业”，“中国必须退出西藏，应当让西藏成为独立国，印度应尽一切努力来争取西藏的独立”。1987年3月拉萨发生骚乱，印度国会中属于不同政党的665名议员呼吁“重新看待西藏人争取自决和自由的斗争”，并签署了反华备忘录，声称“中国人强行占领给西藏人民带来了无数的苦难，对印度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印度人民和政府对西藏所发生的事决不能熟视无睹。”1989年3月拉萨又发生了骚乱，中国果断地在西藏实行戒严，印度55名议员竟致信****总理，诬蔑中国滥用武力，致使西藏局势“日益恶化”，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正因为印度尤其是印度国会中有一股不可低估的支持“********”的反华势力，所以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只能权衡再三，顺应声势。这将成为阻碍印度领导人在实现中印关系正常化道路上迈出大步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四、小结：印度西藏政策走向正确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印官方接触和谈判的恢复以及国际格局逐步缓和，新德里对待流亡藏人的政策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由过去公开支持流亡分裂集团转向两面政策：官方公开声明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不允许****喇嘛及其追随者在印度的任何地方从事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并屡次重申印度政府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但是，实际上印度有时仍然通过一些方式支持或纵容********集团的活动。
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甘地在国内尚有一些人持反对态度的情况下，决定对中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时隔34年之后印度总理首次访华，是中印关系中的一件大事。两国领导人就中印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举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总理阐述了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并强调指出，互谅互让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双方同意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边界问题。在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办法的同时，积极发展其他方面的关系，努力创造有利于合情合理解决边界问题的气氛和条件。为此，双方决定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如建立关于边界问题的联合工作小组和经贸、科技联合小组。中国对某些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对祖国活动表示关切。随后的中印联合公报明确地表达了印度政府对待流亡藏人的官方立场：“印方重申印度政府长期和一贯的政策，即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印方不允许这些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1991年2月来访的印度外长舒克拉拜见****总理时重申了印度官方这一公开立场。1991年5月来访的印度外交秘书杜贝拜见****总理时又一次表示印度不会支持****喇嘛在印度领土上进行分裂中国的政治活动。1991年12月9日，在****总理访印前夕，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再次强调了印度政府尊重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总理访印期间，印度总理拉奥也作了同样的保证，后来他还在印度议会人民院发表演说，重申：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印度政府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境内从事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
以上表明，印度政府官方的公开立场是较为明确的，也是正确的。然而，印度政府由于国内压力集团的影响，实际上有时仍然纵容********集团搞反华游行的“****”活动。自从1959年西藏叛乱失败、****及其追随者流亡印度后，印度政府就扶植****建立了流亡政府，并建立了定居点以安置流亡藏人，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印度政府尽管多次声称不允许****集团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但是，每年3月10日所谓的“西藏起义日”时，印度政府默许流亡藏人的反华活动。1991年3月10日所谓的西藏人起义周年日时，****集团再次在印度各地组织反华游行示威，而印度政府仅作了含蓄的批评。1992年3月11日又发生了一起9名********分子用燃烧弹袭击中国驻印使馆的事件。这是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是印度政府长期纵容****分裂集团的产物。事件发生后，经过中方交涉，印度才加强了对中国使馆的武装警卫。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印关系终于迈出了一大步。1993年9月，印度总理拉奥应中国******总理****的邀请来华访问。在访问期间，中印双方重申“两国边界问题应通过和平友好方式解决”。拉奥总理还重申西藏是中国一个自治区的立场。1996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首次访问印度，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2003年4月，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访问北京，为印度总理访华作准备。同年6月22日至27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瓦杰帕伊总理这次访问是在拉奥1993年访华之后事隔10年进行的，是新世纪印度在对华关系方面采取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6月23日两国总理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在《宣言》中，双方充分肯定目前两国关系的进展及其意义；认为中印之间存在着发展睦邻关系的共同愿望和广泛的共同利益；确认了进一步推动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所遵循的原则；全面规划了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目标；两国总理签署的宣言明确了中印关系的发展方向、指导原则以及各领域合作的目标。这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文件。在历史遗留问题上双方有了新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关于西藏问题，在过去的两国联合公报中，印方只承认西藏是中国的自治区，而不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在西藏归属问题上采取了暧昧的立场。而本次宣言中印度首次在西藏问题上明确表态：“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重申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这的确体现了双方希望解决历史问题的真诚意愿，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关于边界问题，中印双方同意各自任命特别代表，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这表明双方已决心加快中印边界问题最终解决的过程。国际舆论对印度总理访华结果做出了积极评价。之所以能取得上述成果，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进入新世纪，面对国际形势带来的各种挑战以及两国各自的发展需要，中印两国都更深切感到应当加强信任与合作。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对印睦邻友好政策，努力做增信释疑的工作，大力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为中印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世纪是一个更加全球化的时代，相互依存的“地球村”理念已为更多的国家所接受。中国和印度不仅是亚洲的两大邻国，也是“地球村”的主要成员。中印两国人口加在一起占世界人口的1/3，中印关系的和平与稳定，不仅对亚洲，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外交。2004年也是中印两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潘查希拉”原则50周年的日子。印度领导人倡导的增信释疑与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同半个世纪前的潘查希拉原则，不谋而合。相信印度在西藏问题上会真正落实2003年“共同宣言”精神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而在边界问题上落实互谅互让原则。这样印中关系完全正常化的前景为时不远。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专攻中国政治与外交、边疆与民族、西藏问题。主要译著有：《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1994年；《******外交》1997年；《****喇嘛的流亡生涯》1998年；《******与外交部长们》2000年；《钓鱼台群岛“尖阁列岛问题研究资料汇编》2001年；《近代美国对西藏政策实录》2002年；《哈佛大学藏学译文集》2002年；《当代中国外交新论》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