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嬴政出生在赵国都城邯郸，那呱呱坠地的第一声长啼似乎就注定了他的人生将与赵国凝成一股纠结不清、层层缠绕的不解之缘。嬴政的生命在赵国萌芽，长到一定的时候，就西进秦国为王；然后又以俯视天下的雄姿狂飙般回身东向横扫六国，并以一统天下后的秦始皇身份多次踏上漫漫的巡行之路；随心所欲、兴之所至地游遍了版图辽阔的秦国大地，结果在第五次巡行途中身染重病，死于赵国。嬴政以赵国为始，经过一番漫长的奋斗与挣扎，最后又回到生命的起点，悄然无声却又颇有意味地画上了一个怪圈似的句号。
嬴政父亲异人乃秦王昭襄公之孙，在赵国当人质二十多年，后在商人吕不韦的“运作”下更名子楚，逃回秦国，继承王位，是为庄襄王。公元前259年农历十二月初三，嬴政出生，最初姓赵，回秦国后才改姓嬴。刚出生时，他长得尖嘴猴腮，奇丑无比。直到二十二岁行冠礼之时，这位名副其实的秦王，中国未来的第一个皇帝的长相也没有发育到令人值得半点恭维的程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述，尉缭子对嬴政的形象及性格描绘如下：
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
蜜蜂形状的马鞍鼻子，眼睛细长像马眼露出怪异的目光，胸部平坦瘦瘠如鸷鸟——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鸡胸，说话气喘不匀嗓音嘶哑似豺声。这便是嬴政的青春肖像。那么，其孩提时代又会强到哪儿去呢？
丑陋的形象，是导致嬴政“少恩而虎狼心”“得志亦轻食人”等乖戾性格及心理缺陷的主要原因之一。
嬴政母亲赵姬后来在秦国劝相国吕不韦踢开嬴政为王，又动用太后玉玺调兵帮助嫪毐夺其王位，说明她一直就不怎么喜欢嬴政。儿子不明不白的身世让她无所适从无以自处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嬴政之丑。赵姬怎么也不明白，她长得如花似玉，生父吕不韦也生得高大英俊，弄个儿子出来怎就变成了丑八怪呢？母亲年轻漂亮，儿子却鼻歪眼斜，这样的母子俩，肯定会遭到周围人们善意的议论或恶意的嘲笑。于是，赵姬的心头就会时不时地涌起一种本能的反感，当然，导致这种反感的因素还有嬴政性格从小古怪。
长相丑陋，嬴政肯定相当自卑。加之父亲子楚逃归秦国，将他与母亲抛在了赵国邯郸城内一个偏僻的所在，他的童年不仅缺少母爱，也缺少父爱。那么，就跟周围的小伙伴一同去玩耍吧。可是，嬴政跟他们在一起不仅没有获得乐趣与快感，带来的反而是一次次的痛苦与羞辱。他们不仅笑他是个丑猴子，还骂他是个没有父亲的杂种，并编排了一首儿歌唱得有滋有味：
娘偷汉，生杂种；
爹不要，弃河东。
弃儿弃儿，
有娘无爹……
嬴政肯定气愤极了，于是就发展到对骂甚至动手的地步。嬴政体弱瘦小，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常常会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到家里，母亲见状，知是别人欺负了他，孤儿寡母的，也只有忍气吞声作罢，加之赵姬并不怎么爱他，不痛不痒地过问几句后就不理不睬了。很有可能，他受人欺负的事情吕不韦也知道了。可是，一个商人，即使再富有，仍位于社会底层地位低贱无权无势，并不好上那些孩子家门“兴师问罪”卫护嬴政；再说，以他的身份与赵姬来往，还得尽量避着他人的耳目才是，怎好随意张扬、轻举妄动而“惹火烧身”呢？于是，只得拿这一再告诫嬴政，要他学好本领，长大了才不至于受人欺负，才能够报仇雪恨。
报仇雪恨？！是的，在嬴政心中，从小就积蓄着一股报仇雪恨的强大势能。他对世界上的一切，似乎都有着一种不可化解的仇恨。他恨小伙伴，再也不跟他们一起玩耍了；他恨父亲只顾自己把他丢在赵国不管不问；他恨吕不韦经常跑到他们家中管这管那，还时不时地压在母亲身上把她弄得发出一阵阵怪异的叫声；赵姬不爱他，他对母亲也就没有那种刻骨铭心的亲情……于是，在一个缺少亲情与关爱的世界里，嬴政变得更加封闭更加孤独了，那打量世界的目光，也充满了一种恨不得毁灭一切的深深仇恨。好几次，赵姬见到儿子这种凶恶的目光，不禁吓得毛骨悚然。
丑陋导致他的自卑，人们的轻视与欺侮导致他的仇恨。自卑与仇恨长久地积聚、压抑在他的心中，必然导致性格的乖戾与粗暴。他不甘于久居这种环境这种地位，唯一的办法就是超越。他该如何超越这一切呢？只有使自己变得高高在上获得无可比拟的尊严才能克服自卑，只有通过报复的方式才能克服心头无可遏制的仇恨！他不知道应该通过怎样的具体途径才能达到目的，只是在心中一个劲地发誓我要超过你们我要报仇我要让那些瞧不起我的人们全部跪拜在我的脚下。日子一长，这不断的磨砺就成了小嬴政的日常功课，也是他能够顽强挺住不断成长的生命动力。
嬴政渐渐长大，一次从母亲口中（也有可能是从吕不韦口中）得知了他与秦国的特殊关系。呵，真没想到，自己的曾祖父原来是赫赫有名令其他六国特别是赵国胆战心惊的秦昭襄王，祖父安国君是昭襄王的太子，父亲子楚是安国君的太子，而他，则又是太子的太子。也就是说，他长大后，将是秦国的一名国王。啊，国王，那可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啊！于是，嬴政的心里就有了盼头，过去那抽象而朦胧的志向也变得具体而清晰，似乎可摸可触了。哼，瞧着吧，到时候，我要踏平赵国，要你们一个个趴在我的脚下，我要你们的脑袋要你们的性命，我想怎样就要怎样，看你们还敢不敢轻视我讥骂我、侮辱我欺负我！
正是在这种环境与心态中，嬴政度过了那决定着他日后生命发展走向的童年时光。
二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驾崩，安国君即位。嬴政父亲子楚立为太子，作为秦国储君的地位已明确法定。而这时，秦赵关系有所改善，于是，子楚派出使节迎接嬴政母子归秦。
这一年，嬴政九岁，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邯郸，离开赵国土地。
嬴政一到秦国，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绸缎绫罗，住的是巍峨宫殿，受的是系统教育，整日陶醉在一片恭维声中……与赵国的偏僻、寒酸、屈辱相比，真有如天壤之别。这对嬴政来说，也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他的自尊得到了初步满足。然而，内心那一点一滴积聚着的仇恨却无从报复，只有在对那些伺候他的下人身上才可稍稍发泄；丑陋的外形也没有因为身份与地位的提高而变得美丽起来，就通过发愤努力的途径以求补偿：他鸡鸣即起，一天到晚舞刀弄剑，想以此锻炼自己强健的体魄与超凡的技能，既克服儿时的丑陋，也为日后的武力征服、报仇雪恨打下坚实的基础。
而这时经常前来稍稍过问、关心他的，只有吕不韦一人。赵姬本来就对他不甚“感冒”，进了秦宫，管得就更是少了；子楚当了太子，又很快即了王位，他所关心的就是六宫粉黛与尽情享乐，连国事也懒得过问，就更不会管到嬴政头上；嬴政尽管丑陋，但他聪颖过人，又是吕不韦的亲生儿子，即使在名义上他也身兼二职——相国与仲父，因此，吕不韦就经常跑到太子宫过问，了解嬴政的有关情况。关注得多了，赞赏鼓励之余，免不了有所劝导、指教甚至训斥与责骂。而这，是嬴政怎么也接受不了的。我是谁？秦国未来的国王，九五之尊，高高在上，你还敢管我骂我？儿时的隐隐恨意在日渐加深。
吕不韦的劝导与教育，无非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求他身在秦国，胸怀远大，“放眼世界”，从小就该具有雄才大略。这是嬴政所乐于接受的，他就是要通过消灭赵国、拥有整个世界的方式来实现从小立下的誓言。
二、他希望嬴政刻苦用功。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他只注重习武，只崇拜武力，只相信剑与血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吕不韦却要求他多多习文，武力可以平定天下却不能治理天下，又告诫他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应以天下百姓为本才能稳固统治。嬴政拗不过仲父，只得听从他的安排。
三、嬴政心中的思想与念头越来越可怕，简直就是残酷、粗暴、凶狠的翻版，吕不韦想让他远离法家，专门请来道学、儒学、墨学等功夫浓厚的诸子大家传人，为他讲解教他吟诵，以吕不韦心中的模式来改变塑造他。可是，嬴政对道、儒、墨却半点也提不起兴趣，他根据自己儿时的生活经验，认为儒家的仁义礼治、墨家的非攻兼爱不是天真的胡言，就是虚伪的谎言；而道家则讲究无欲无念，做小国寡民的自我安慰，完全在作逃避现实的“逍遥游”，嬴政自然对它也没有什么好感。表面上，他不得不温习诵读儒家、墨家、道家的经典之作，但内心却拒斥、厌恶得不行。而当他刚一接触到法家的学说时，大有一拍即合相见恨晚之感。那些严刑峻法、专制集权等主张简直就是他的心声。乃至当他继任秦王后第一次读到韩非的《孤愤》与《说难》时，不禁拍案叫绝，并大声感叹道：“若能见到文章的作者，就是死也没有遗憾了。”一旦得知韩非就在韩国时，竟不惜动用武力损兵折将地猛攻韩国，必欲得到韩非而后还。韩国势弱，无以抵拒，得知秦军真实意图后，不得不将韩非送往秦国，嬴政这才命令秦军退兵。由此可见他对法家学说信奉到了何种程度，也可窥见他与吕不韦在对待诸子百家方面的态度与分歧、矛盾与冲突。
如果说细小的龃龉与摩擦双方还能克服解决的话，那么，这涉及思想与世界观、立国与治国大纲的原则性问题，吕不韦与嬴政都不会让步，双方的矛盾无法调和、妥协，势必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子楚一死，嬴政即位秦王，但他只不过是一个典型的傀儡而已。甚至连个傀儡都算不上，傀儡还可在台上活动，而吕不韦有时则干脆直接出面，不仅执掌秦国一应大权实权，还高高在上、威风凛凛地发号施令。本当是秦王干的事情，却让仲父替代了，这当然是嬴政所无法忍受的，而他又不得不忍。在赵国，他早就学会了潜忍的韬略，再忍一忍，对他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不久，吕不韦与赵姬的私通又将本来就没有多少血肉之亲的母亲推到了他的对立面——身为太后誉为国母竟淫乱宫闱，也太不像话了。
嬴政亲政前夕，吕不韦不失时机地抛出《吕氏春秋》，父子两人的矛盾也就达到了一触即发的临界状态。
平息嫪毐的反叛事件，并予以严刑处罚，不过是嬴政点燃整治吕不韦烈焰的一根导火索，一个难得的名正言顺的借口而已。
他亲政了，收回了仲父、相国手中的所有军政大权，他的翅膀硬了，再也不用看着吕不韦的脸色过日子讨生活了，于是，就毫不犹豫地祭起了手中的利剑。这时，尉缭子所形容的“少恩而虎狼心”“得志亦轻食人”的本性更加暴露无遗。他开始疯狂地报复了，手上沾满了刺目的鲜血：他扑杀了两个年幼的同母异父弟弟，他车裂了嫪毐灭其九族，那虎视眈眈的目光又转向一再淫荡的母亲赵姬身上——你不是喜欢雍都在那儿躲藏了好几年吗？那么，就让你从都城咸阳正式迁往雍都故宫去吧，并发誓永不与她见面。然后，才仿佛于不经意间将吕不韦轻轻一踢，就罢免了他的相位，将他赶到了河南洛阳。
谁也没有想到，举行冠礼、执掌实权后的秦王嬴政竟会拿母亲赵姬、仲父吕不韦开刀，将儿时积聚的仇恨一股脑儿地倾泻在自己最亲的亲人身上。
人们仿佛从梦中惊醒般睁开惺忪的睡眼，吃惊地打量着年轻的秦王嬴政：哦，就是那个曾经一言不发、性格孤僻、相貌丑陋的小家伙，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竟有这么一副铁石心肠、凶残用心，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连自己最亲的亲人都敢如此，还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做不出来呢？于是，谁也不敢对他侧目而视了，秦国上下，唯有俯首帖耳、诚惶诚恐而已。血腹与残暴、专制与血腥就这样仿佛于一夜间突然弥漫在秦国的上空，人们不得不屈服在强权与屠刀下瑟瑟颤抖。
而这，也是秦王嬴政在向六国、向天下表明他的态度与决心。
然而，他还不仅如此。
赵姬被逐，在一个以血缘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此举被视为大逆不道，不仅有损国王尊严，也使得秦国在天下人眼里显得无法无天、不忠不孝，从而丧失立国之本。对嬴政这一有百弊而无一利的举止，大臣们不禁纷纷起而劝谏。嬴政怒不可遏，将敢于上前的劝谏者一连杀掉了二十七个。二十七颗脑袋在地下血淋淋地滚动着也没能阻止那些后继的劝谏忠臣，眼看第二十八位大臣茅焦的脑袋又要落地滴溜溜打转，这时，年高德劭的华阳太后——就是那位一言九鼎使得异人立为太子的华阳夫人——出面了，将嬴政一番斥责并晓以大义，他这才不得不将心中狂暴的情绪稍稍收敛，放了茅焦，“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
而对吕不韦，虽是嬴政的亲生父亲，但在名义上只是他的仲父、昔日的老臣，也就没有那么多的礼义束缚，就不会存在大臣上殿劝谏的问题，至多不过弄出一些宫廷的议论与民间的舆论而已，他就可以没有顾忌、毫不客气地发泄整治了。于是，在放逐一年之后，吕不韦似乎不安于本分，还有“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骆驼死了架子比马大”，余威犹在。这时的嬴政，也不管什么亲生父亲不亲生父亲了，将对母亲无可奈何的情绪统统一股脑儿地倾泻在这位倒霉而可怜的仲父头上——再滚远一点吧，滚到荒凉的蜀地，滚到遥远的天国去吧！
“审知生，圣人之要也；审知死，圣人之极也。”吕不韦念诵着自己在《吕氏春秋·节丧》中写下的这一有关生死大事的哲理名句，不禁颤巍巍地举起了注满鸩酒的酒爵，凝视良久，然后一饮而尽。
人们以为吕不韦是嬴政的生身父亲，也会像嬴政迎回母亲赵姬那样被迎回咸阳继续为相的。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秦王竟如此刻薄寡恩。至此，尚对嬴政抱着一丝仁慈幻想的人们算是彻底绝望了。
如此残忍地对待生父吕不韦，嬴政是否有过后悔的念头闪现？
我们从他将“窃葬”吕不韦的门客或流放或迁徙或撤职的处理，从吕不韦死后只有一堆荒冢连块像模像样的墓碑都没有的凄凉境况可以得知，他从来就不曾后悔过！也许，他还为踢开了一直横在他脚前的一块绊脚石而感到沾沾自喜，为驱逐了一直蒙在他心头的阴影而欢呼雀跃，为毫不留情的果断决策、为翻云覆雨的计谋手段而自我欣赏不已呢。
三
我们可以将嬴政不念旧情一再放逐吕不韦，迫使他不得不饮鸩自杀视为嬴政人生的一个转折与标志。尽管他亲政后就流放了吕不韦，尽管吕不韦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不会夺取他的王位，但吕不韦的威严与管束从小就在他心头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只要一想起他，全身就会下意识地涌过一阵战栗与惧怕。吕不韦一死，这个世界上，他可是半点束缚都没有了。
至此，经历过一番艰难困苦的历程，有过灵与肉的搏斗与厮杀，蹚过交织着成功与失败之河的秦王嬴政终于一步步地走上了成熟之路，具备了成就帝王大业的素质及修养。
他亲政后的秦国，在历代先君，特别是在无冕之王吕不韦的刻苦经营之下，已拥有关中、巴蜀两大农户基地，财富总数占全中国“什居其六”；拥有车、骑、步等兵种齐全的精兵百万以上；全国上下，治理井然，民心一体。也就是说，秦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已达到了六国远远不及的峰巅。谋臣如林，将士如潮，上下一心，国库充实，消灭六国的主客观条件都已具备。
嬴政可要实现他一统天下的雄才大略了！
公元前234年，秦王嬴政跨上战车，挥舞太阿剑，剑锋直指韩国。一场扫平六合的血腥战争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如果不是嬴政即位，没有嬴政的远大志向，秦国也会统一六国。就当时的局面而言，明眼人一看就可明白，强秦之势早已形成，不可阻遏在所必然，横扫天下不过是早晚之事，就看这一历史重任到底落在谁的头上，由哪一任、哪一位秦王来完成。
嬴政毫不犹豫地担当起了这一宏伟任务。
他的肩膀虽然稚嫩，身躯虽然柔弱，但他意志坚定，心胸远大，颇有一股气吞山河之势。独特的身世、压抑的童年、特殊的遭遇造就了他的雄才大略，使得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
秦军从那高耸的西北大地——黄土高原俯冲而下，有如猛虎下山、狂飙席卷，大地在秦军铁蹄的践踏下隆隆作响，整个世界似乎都在颤抖。
嬴政的复仇之剑在他亲人身上“小试牛刀”之后，现在可要转向天下的所有军民人等了。
一时间，烽火燃遍中华大地。胜利者在施虐，将喜悦与狂欢转化为疯狂的屠杀与掠夺；失败者在瑟缩发抖，他们在奔跑躲藏、哭泣呼号、流血毙命。顿时，天昏地暗，太阳失色，血雨腥风像一个巨大而严密的罩子紧紧地扣在中华大地的上空。
在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有多少将士被杀，多少百姓被戮，这是一个谁也无法准确统计的数字。战争肯定免不了死人，可是，假如吕不韦狠狠心废掉嬴政自立为王，假如换上一位比嬴政仁义一些、慈善一点的君王，其伤亡数目将会大大减少。
嬴政统一六国的具体过程，有关史书记载、描写得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们在此不打算花费过多的笔墨重复，只想叙述一下秦军扫平赵国，嬴政踏上故土的情景。
事情发生在公元前228年，王翦率领秦军长驱直入，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攻下了赵国都城邯郸。置身咸阳宫内坐镇指挥这场战争的最高统帅秦王嬴政接到捷报，高兴得不行，并突然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他要亲自到征服了的赵国去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
要说仇恨，嬴政对自己的出生之地——赵国充满着最大的仇恨。当然，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情感，毕竟是赵国的山水养育了他，离开故土后的回忆，除了屈辱与仇恨，还有一股难得的亲切与怀念，这种童年的温馨回忆是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的，不管那段时光是多么贫穷多么艰难多么痛苦。
秦赵两国的仇恨最为深刻，长平大战坑卒40万名的惨剧使得赵国军民不再对秦军抱有任何幻想，因此，赵国的抵抗也就最为坚决，秦国也就屠杀得更加残酷，用尸首遍地、血流成河形容这场征服与反征服的战争半点也不夸张。
嬴政终于踏上了赵国的领土。这一年，他三十二岁，离开邯郸已是二十二年了。面对战火依然弥漫的焦土，面对如今已属大秦版图的旧赵，面对生他养他的这块难忘土地，哪怕嬴政心如铁石，一时间，肯定也是百感交集。
突然，一阵狂暴的欢呼打断了他的思绪与感伤，这是秦军在向他们的大王致敬。山呼海啸般的万岁万万岁的叫喊汇成一股巨大的声浪，嬴政身下的乘辇似乎也在随着声浪的上升而腾空，升到了头顶的云端，云蒸霞蔚，嬴政陶醉了，飘飘然恍恍乎犹如置身天堂之中。哦，赵国，我终于回来了，我说过我要回来的，你们睁开眼好好地打量打量吧，我还是过去那个丑陋的嬴政吗？！不，我是一个成熟而健康的男子，瞧我的身躯，在日复一日的习武练功中、在美味佳肴的滋阴补阳中已不再瘦弱；我坐在乘辇之上，身穿衮服，是多么威严、多么雄壮啊！那些欺负我的人在哪里？你们谁也逃不了，就是烧成炭块化成灰，我也能在万千人众中认出你们！哈哈，你们有的已经被我的大军杀掉了，而剩下的全都匍匐在了我的脚下。我是谁，你们还认得我吗？你们没有想到我会成为大秦帝国的国王，更不会想到我会成为天下最大最大的大王吧？你们不是辱骂我压在我的身上挥舞拳头打我的吗？过去的胆量都上哪儿去啦？现在，你们就是我餐桌上的一盆菜，任我搛来任我吃了，我可得慢慢地消受消受才是呢！
然后，嬴政就迈着帝王那意气风发的昂扬步伐，一步步，铿锵有力地走进了赵宫。
赵王迁早已跪伏在地等候发落。嬴政只是稍稍挥了挥手，轻轻吁了一口气，吐出两个字道：“出去！”赵王就被迁徙到了蜀国的房陵，羁于一个阴暗的石室之中，并留下了一首传至今天的哀诗：
房山为宫兮泪水为浆，
不为调琴奏瑟兮唯闻流水之汤汤。
水之无情兮犹能自至汉江，
嗟余万乘兮唯有梦魂绕故乡。
秦政也曾有过“梦魂绕故乡”的日子，所不同的是，赵王永远只有梦中回故乡、梦醒泪断肠的份儿；而嬴政却在22年后亲身回到了赵国，并以王者身份达到了人间之至尊，他的自卑充分得到了补偿，他的冤仇也酣畅淋漓地得到了报复。
秦王嬴政获得了至高的尊严，报复了久淤心中的大仇，按说不再有恨不再狂虐不再残暴，然而，他的变态人格已经形成，复仇的心理已然凝固，必将转换成一种看似变化、实则一脉相承的方式继续发展，贯彻到底，直至他的生命之末。
四
一年后，即公元前227年，又一件使得嬴政性格变得猜疑且更加乖戾、残暴的非常事件发生了。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荆轲刺秦王。
追溯源头，这一非常事件似乎也与赵国有关。
荆轲刺秦王，是受燕国太子丹的派遣，是为了报效太子丹的知遇之恩。而太子丹，与嬴政曾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那时候，还只是一名儿童的太子丹被父王喜派到赵国充当人质，也就是在邯郸，他认识了嬴政。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他们两人一见如故、同病相怜，很快就成了好伙伴，也曾一起在漳水河边、邯郸街头嬉戏玩耍，成为嬴政童年那黯淡岁月中的一抹难得的亮点。
虽同为太子，然而，他们两人的命运却截然相反。
嬴政归秦，太子丹也回到了燕国。不久，嬴政就非常顺利地继承了王位；而太子丹之父还活得雄赳赳的，他就继续做他的太子。作为一名受过屈辱的人质，能够归返燕国舒舒服服地过几天惬意日子，太子丹已是心满意足了。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故乡待不多久，秦国与燕国之间玩起了一场政治游戏，又使得他“重操旧业”——被派到秦国继续当一名人质。
转了一个圈，太子丹从赵国而燕国又西向入秦，虽同为人质，但现在的秦王可是自己过去的好朋友呵，总该关照关照，肯定会比过去质赵要强似百倍呢。然而，这不过是太子丹的一厢情愿而已。嬴政是一典型的具有虎狼之心的暴君，他可不讲什么恩情与交情，他注重的就是现实，讲的就是政治。不如此，无以铸造一代千古君王，婆婆妈妈的心慈手软怎能成就一番千秋功业？昔日的伙伴之谊、朋友之情眨眼间已化作飘散的云烟，而今的关系，一个是强国之君王，一个是与臣仆没有什么两样的弱国之人质，他们之间，再也没有什么平等可言，只有主仆、附庸、服从之类的关系与字眼。
当然，太子丹一时还没有认识嬴政有着一副怎样的嘴脸，直到他天真地上书秦王，请求开恩让他返回故国那一天，才对这位昔日的伙伴朋友有所醒悟。秦王看过上书后答道：“太子丹，你不就是想家吗？我可以放你回去。”太子丹一听，当即感激涕零，是啊，到底还是老朋友，不一般就是不一般啊。然而，还没等他高兴完呢，秦王就又发话了：“不过，得等到马生角，天上降落的雨水全是粟粒才行啊！”太子丹不仅没能回国，反而遭到一番嘲弄与羞辱，他这才算是真正领教了嬴政的刻薄寡恩。由希望到失望而仇恨，原本不过一步之遥，遭到戏弄与侮辱的太子丹发誓报仇。
公元前233年，太子丹趁着秦军发兵东渡黄河向三晋之地发起猛烈进攻的机会，装病逃出咸阳，然后又有过一番惊险，这才偷偷摸摸、跌跌撞撞地逃回燕国。
太子丹才德平平，他最大的本事可能就是只会当人质。生下不久就派往赵国，然后又是秦国，逃归燕国时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可就是这样的一个看似无能的平庸之辈，一气之下却干出了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流传千古。
太子丹一回到燕国就开始实施复仇计划，他选择的方式就是行刺。
一切准备就绪，当他的“代理人”荆轲带着秦国通缉的敌人樊於期的头颅及燕国督亢的地图踏入咸阳王宫献给秦王时，嬴政的高兴与得意自不待言，不过很快就变成了窘迫与狼狈。如果不是御医夏无且的随机应变，将手中的药箱用力掷向荆轲；如果荆轲不是想生擒他，以暴力将他作为人质回报太子丹逼他交出秦国侵占的诸侯各国的地盘；如果不是衣袖被突然扯断，如果荆轲掷出的匕首没有投偏刺向殿侧铜柱……是的，倘若没有我们设想的这一连串如果与偶然，嬴政的生命恐怕就此戛然中断，历史或者也将不得不改变其发展走向了。
然而，事实上是秦王抽出利剑将荆轲击杀了。
荆轲刺秦王对嬴政的身心、个性无疑又是一种极大的刺激与影响，他变得猜疑了，总是疑神疑鬼，总怀疑突然之间会冒出什么危及他生命的可怕物件。他更加敏感、多疑、神经质了；也更加残酷了，他要用别人的血挽回自己有可能逝去的生命；他对武力也更加崇拜了，如果不是自己的长期习武，如果没有随身佩上利剑，谁也救不了他；为了施行更加残忍的报复，他对六国的剿灭进程，也加快了步伐。
像这样的行刺事件，此后还有过几次，如高渐离以筑扑击嬴政，韩国公子张良收买刺客以120斤重的大铁锤将他巡行途中的副车击得粉碎……
这些行刺事件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着嬴政开始了对生命本质的某些哲理性思考。在人世间，他有过失败，受过欺侮，遭过失意，但似乎还没有遇到过什么真正的对手，最后的胜利者，总归是他秦王嬴政。他用以超越自卑、获得补偿的主要方式就是建功立业留传后世。他全力以赴地追求着，像他的亲生父亲吕不韦那样像个陀螺整日转个不休，超负荷地工作着。他再也不相信别人，天下大小事情全由他一人决断；每天审阅各地送上来的竹简文书必欲达到一定的重量方肯罢休；他似乎从来就不知疲倦二字，累了休息一会，接着又开始亲政。就在他一步步达到成功的峰巅，一步步走向既定的目标时，他的心头因了这一连串的刺杀事件，不禁对自己的生命产生了怀疑：他虽然躲过了一个个刺客的一次次隐秘而狡猾的行动，但是，他最后逃得过死亡吗？他能将死亡这一对手战胜吗？
一旦产生了这个念头，它们就不依不饶地盘旋在他的心胸无法挥散。这是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都曾有过的想法，比如此后的成吉思汗在凯旋后就曾说过：“直到今天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击败我的敌手，我现在只希望能够征服死亡。”此话说出不久，他就在清水县行营病逝了。秦王嬴政与成吉思汗，两位旷世巨人虽然相隔了近1500年之久，但他们所面对的有关生命的境遇及本质性思考并无二致。
企图征服与超越死亡，必然改变嬴政的相关政治方略与人生态度。他后来重用方士，寻求长生不死之药，大规模建造陵墓以追求生命的永恒及千百年来一直遭人指责的坑杀儒生，似乎都与这些行刺事件有着密切的关联。
他的追求长生不死，也影响了此后的一代又一代封建皇帝，而导致的后果往往又事与愿违，这些企图长生不死的帝王们常常因为长期服用有毒化学物质——也就是所谓的“仙丹”而提前结束生命。
只要你是人，哪怕再伟大也罢，总归无法抗拒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万岁万万岁”的高呼与呐喊，其实不过是帝王们上演的一出出自欺欺人的闹剧而已。
五
秦国在大举东进消灭六国的战争中，列国竟没有过一次联合反抗的行动，也许这样的念头都不曾有过。多次合纵抗秦，都被秦国的“连横”之策破解，然后又一次次地重组，一次次地烟消云散，恐怕六国早就对这些没有效验与结果的“游戏”产生了厌倦。然而，尽管他们各自衰弱疲惫，只要放弃成见，真正联合，抱成一团，凝成一股绳，构成坚固的同盟，中国的历史恐怕也得重写。
没有联合，只能说明六国确实衰弱腐败到了极点，不亡也就太不正常了。想那六国先辈，在他们的王国与土地上该是挥洒过多少英气与伟烈啊，而轮到这些末代子孙手中，竟连一点回光返照都不曾有过，这不能不说是整个六国的悲哀。
没有联合，也就只有等着一个个挨宰消灭的命运了。
灭掉六国，统一中国实乃势所必然。我们在前面就曾说过，如果不是嬴政，换上另一位秦王，他也会完成这一千秋大业。因此，秦王对历史的贡献与改变则是在他统一六国以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执政纲领与施政措施。
公元前221年，秦国终于用武力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这一年，嬴政三十九岁，正值人生壮年，精力充沛得令人吃惊，他还有好多大事要做，也将做出一些改变中国历史的巨大事情。
大秦帝国成立后所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帝号的议立与国体的定位。
嬴政对中国政治的认识可比吕不韦强多了，他深深懂得“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道理。这时的秦王，再也不是过去那拘于西北一隅的秦王，而是全中国民众的秦王。这名号，不仅是对嬴政功业的肯定，不仅是对他至高无上地位的确定，也是一种权威的象征，一个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符号，一种或耳闻或目睹就会产生宗教效应的崇拜。因此，嬴政对其相当认真而慎重，并发出一条诏谕道：“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其时已升为廷尉的李斯特地召来全国最有学问的七十多位博士，聚在一起反反复复地一议再议，这才跪拜进献于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
没想到嬴政并不满足于所谓最贵的“泰皇”，对此，史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一个“羞”，活脱脱地勾现了嬴政的踌躇心态。他认为他的功业是绝对空前，要超过被先民们神化了的三皇五帝中的任何一位。
于是，他就取三皇的一半——“皇”字，又取五帝的一半——“帝”字，集三皇五帝之尊于一身，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组合成“皇帝”二字，既源于三皇五帝，又高出其上，这才称心如意。
对这取名，嬴政也可谓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了，但也不能不说他是一个深刻了解中国土壤的封建大帝。嬴政自称始皇帝，他的直系血脉虽然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但他广义的子孙们却将这一名号长期沿用。两千多年以来，该有多少人对这一名号趋之若鹜啊！直到20世纪初，国人在西方民主思想的启蒙下推翻了帝制，中华大地上还先后上演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日本扶立东北满洲国等闹剧与丑剧。
名号既立，国家体制似乎已不成问题，它承续着秦国先君特别是商鞅变法以来的传统，并在征服六国的统一战争中不断发展、改进、完善，已基本上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模式——封建集权。
要想弄清嬴政对此所起的个人作用多大，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与改变多深，在此，我们有必要追溯、回顾一下中国政体的发展与演化。
中国的自然环境先天性地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精神文化及其政体性质。
华夏文明的诞生之地有着与其他文明不同的地理环境，四周的浩瀚大海与高山大漠形成了一个相当封闭的圈子，拘束了人们的生存活动范围。黄河长江的滋润、丰沛的雨水、温暖的气候、质地疏松有着天然肥力的土地，这一切，决定了华夏先民文明之始，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方式。受这一文明的影响，华夏先民脚踏实地，安分守己，讲究礼义等级秩序，具有很强的道德伦理观念。这些，构成了中华黄色文明的特征。
华夏社会结构的进化，经历了由群队而部落而酋邦，最后过渡到国家的历程。
群队和部落是先民们在原始渔猎时代的社会结构形式，是相互间自愿结盟的产物，内部成员关系平等，没有正规的政治组织领导人。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伏羲氏教民结网渔猎就属这一时期。
随着农业文明的定型与成熟，各部落便拥有了相对固定的耕作地盘与生活圈子。为了发展与扩张，部落间的矛盾与冲突日趋激烈，最后不得不用战争的方式才能得到解决。而酋邦，就是部落间相互吞并的结果，这种建立在武力征服下的社会结构自然就具有了剥削与压迫的性质。进入酋邦后，酋长拥有真正的实权，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酋长位居顶端，下面是唯命是从的各级大小官员，后来又凝固为永久世袭的特权制度。这就是传说中的黄帝、炎帝相争及炎黄联合大战蚩尤时代，此后的尧舜禹时期，也属酋邦性质。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华夏先民的生存基础。因此，他们不得不由单独而微弱的个体联合成一个力量强大的集体共同治理水源。于是，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完成了从神到人的偶像崇拜。
禹之子启继位，王权世代相袭成为夏朝的一种特权制度，这便标志着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当酋邦向国家转化后，就在政体上继承了个人统治的遗产，从中发展出某个人对其他人实施无限而绝对的权力统治的政治结构，这，也是人类最早的专制主义模式。
华夏先民在早期的农业耕作方式下，必然固守于一块不大不小的固定地盘，对外很少交往，血缘关系形成相互间联系的一条重要纽带。慢慢地，就形成了一套凝固的宗法制度，周王朝的政体结构——分封制就是建立在宗法制家族组织之上的。宗法结构的核心内涵如王权的嫡长子世袭制、宗君合一、集政权与神权为一体、金字塔结构及政治组织系统的严密完整尊卑有序、帝王以孝治天下的家国同构模式等，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发挥着它的强大作用，直到今天，仍在人们的生活观念中起着潜在而深刻的影响。
也就是说，中国的自然环境与生存、生活方式决定了它的政体只能是建立在宗法制度之上的封建专制统治。这是华夏大地几千年乃至上万年发展的自然结果，并非某一个人能于一朝一夕可以“扭转乾坤”加以改变的。就连风云激荡、巨涛狂卷的春秋战国时代，在政治上也无法搅动传统的宗法观念，无法触动封建集权的政治根基。王权与专制，似乎从来就没有被任何一个先民产生过半点怀疑，哪怕中国古代最为贤哲的圣人，也不得不既诚惶诚恐又心悦诚服地跪拜在它的脚下。在流传至今的所有先秦时期的文字典籍中，无论怎样搜寻，也找不到有关呼吁民主的片言只语。
如果我们将目光稍稍移开，投向具有现代西方民主之源的古希腊作一短暂停留，许多一直缠绕着我们的困惑，也许能够豁然而解。
与前秦处于同一时期并可相互比肩相互媲美的古希腊文明，其发展之源——自然地理环境与中华截然不同。希腊是全欧洲山陵最多、地面分割最为破碎的国家，山多地少，土地贫瘠，降雨主要集中在秋冬，分布不均，这些自然条件注定了不能以粮食作物构成希腊的经济之源，大都依靠海外采购。然而，希腊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处于中心位置，海岸线曲折绵长，港口众多，拥有无与伦比的海上优势，他们是商人、旅客、海盗、掮客、冒险家，创造的是一种有别于黄色文明的蓝色文明——殖民、综合而开放。
希腊人从未束缚于一块狭小的地盘，他们要向海外运进粮食，进行海外贸易，向海外殖民，大海，就是他们无拘无束活动着的广阔舞台。为了生存与利益，人们间的联合，不时的重组，很快就打破了氏族血缘关系。个人的才智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年轻，充满活力与激情。相互间的联合必然导致现代意义上的法律雏形——合同与契约的诞生。而建立在互惠互利、互相自愿、平等自由等基础之上的法律，就是民主制度的实质与象征。
雅典是由部落联盟之间的合并而过渡到国家的，即希腊史上著名的“统一运动”。部落联盟时期，就有了贵族会议、人民大会、最高军事统帅的三权制政治形式。统一运动的发生，主要是居民成分及居住方式发生了变化，是社会内部因素改变的结果。也就是说，雅典国家机构的建立，是和平的、立法的，而不是暴力征服的产物。
由部落联盟和平转变为国家的雅典，国家机构继承了部落联盟时期的三权制，其贵族会议演变为元老院，人民大会以公民大会的形式保留下来，最高军事统帅的职能被三位最高执政官所取代，他们下面还有六位次级执政官，共称为九执政。
进入早期国家的雅典，一开始也不是纯粹的民主制，而是经历了贵族寡头专制、僭主独裁统治的风风雨雨才发展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在雅典的政治体制中，不论何种时期，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类似中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权力三分，相互制约，基本排除了个人专权、擅权的现象发生。雅典政体起源之初，就奠定了城邦民主的基石，其特点就是主权在民，充分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建立一整套相互制约的政治权力机构，轮番为政，绝无个人专断、专权与专制。
也就是说，秦国统一六国，无论是谁，他无法超越脚下的这块封闭而独特的生存土壤，无法拒绝前辈留下的遗产，无法改变既成的社会结构模式，一句话，他建立起的大中华帝国，只能是一个带有宗法性质的封建专制帝国。
这一表面看来难有多大发挥余地、似乎无法改变的国家体制，其实在确定与建立的过程中，却深深地打上了嬴政的个人烙印，他的性格、爱好、气质等因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所做的，就是将封建专制集权的功能推向顶峰，几乎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并凝成一套稳固的模式为后代统治者原封不动地效仿、运用。
嬴政说他的权威受命于天帝，他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他把神降到人的地位，又把皇帝这一特殊的个体——人上升到神的位置，他是一个介于人与神之间的超人，他有意识地营造出一种迷信崇拜的氛围，在帝王与常人间隔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他还规定，皇帝自称“朕”，皇帝所下的“命”称为制，所下的“令”称为诏，皇帝的大印称玺，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臣下向皇帝进言或上书要称“奏”，开首第一句必须写上“臣冒犯死罪启奏”或“昧犯死罪而言”，并作为一种固定格式不可更改；为了尊君抑臣，他为皇帝的衣冠、起居、朝仪、巡游、乘舆、驻制定出一套威严的仪式，为的是让臣民感到皇帝的居所是“天庭”，皇帝的面目是“天颜”，而广大民众，不过是连蝼蚁都不如的一粒尘埃而已；他要老百姓更名为“黔首”；他严格实行避讳制，比如他的名字叫政，政与正同音，那么正月就得改为端月；他大兴土木建造阿房宫，将天下奇珍异宝、稀世佳丽汇集宫中以供他一人挥霍享受；他“大兴厚葬，营建冢圹于郦戎之山”，仅皇陵的附庸陪葬品兵马俑的出土，就在当代引起强烈的轰动，被后人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仅就他个人——皇帝的有关规制，我们就列出了这么一长串。而这些，大多都被后来的皇帝们继承了，比如朕、诏书、上奏、玉玺等称谓，比如皇帝的威严仪式、避讳制、生前大肆挥霍民脂民膏、死后建造高大陵墓，等等，即使有所改变，也是小打小闹的修修补补。
而他在政体方面登峰造极的改变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废分封，立集权。大一统帝国诞生，百废俱兴，秦始皇所要求的就是要在政治体制、结构形式上保证他的高高在上与独断专权。为此，他在中央建立了一个以三公九卿为中心的集权官僚机构，它的全部政务活动就是以秦始皇的个人意志为依归、为转移；在创建地方政权组织方面，他废除了自商代以来的分封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过去的国中之国局面彻底消失，实行垂直管理，郡守、县令直属中央，由皇帝直接任免。这套宏大而严密的政治机构，后来基本上都为历代的统治者所继承。
二、推行“四大统一”。所谓四大统一，就是统一道路，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道路：秦始皇曾两次下令修筑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墙”，宽阔平坦，气势雄伟，构成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将全国紧密地连成一个整体；统一货币：秦帝国选择了一种易于规范铸造，便于携带贮藏的圆形方孔的铜币为标准货币在全国推广，这种“孔方兄”不仅自秦至清在我国流行了两千多年，还流传到亚洲、东非等地，并为某些国家、地区所模仿；统一度量衡：战国时期，各国独立，有关计量单位如尺、斗、秤等标准不一，混乱程度达到了人们不能容忍的地步，为了统一，秦始皇郑重地颁发诏书，并制定了专门法令，当今出土的有关秦代标准量器与衡器，即使用现代技术重校它们的精确度，也只有百分之二三的误差；统一文字：由李斯在原有七国文字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创造出一种新型字体——小篆向全国推行，同时还将一种更新的字体——隶书作为非官方正式文字予以认可，流行使用。中国幅员辽阔，语系复杂众多，相互交流十分困难，一种共同、共通的凝固语言——统一的书面文字是联系各民族、各地区的一条坚韧纽带，也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饱受战乱、历经分裂而后总是能够实现国家一统的重要内在因素之一。
三、专任刑法。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在原有成文法的基础上不断地加以修订、充实，云梦睡虎地《秦律》的出土，使我们大致知道了秦代成文法典的主要内容。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与现代的民主法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民法，是统治者与人民建立的一种契约关系，人民赋予统治者以权力用行政的手段施行，并有一套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而封建社会之法，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政权、压迫民众而制定的，它并没有经过老百姓的同意，就采取暴力行动予以强制执行。《秦律》就是中国封建法律的一部代表作。为了加强权威，巩固统治，秦始皇实施严刑峻法，“轻罪重罚”成为秦代法制的指导思想，动不动就是腰斩、枭首、弃市、戮刑、磔刑、坑刑、定杀、镬烹，还有什么脸上刺字、割鼻子、斩左右趾、男子割势、女子幽闭、诛灭三族、祸连九族等，真是不胜枚举，刑罚之烈、刑名之多，旷古未闻。秦朝上下，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监狱。这也为历代统治者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他们民主的东西、好的事物学不到，可对付治下的百姓民众，却是一学就会，一点就通。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是的，嬴政就是一条变态、凶残到了极点的猛虎，而广大的民众，不过是虎口下供他食用的一道道美味佳肴。
如果是六国中的任何一个王国统一天下，如果是另一个具有常人之心的秦王统一天下，尽管施行的也是专制统治，那就极有可能是温和的带有仁政性质的专制。毕竟，中国的封建专制是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之上的，宗法注重的就是血缘关系，讲究的就是亲情、仁义、礼治。可是，中国传统的融宗法与集权于一体的社会政治结构却被秦始皇撕成了两半，他抛弃了温情脉脉的宗法制度，将专制集权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秦始皇所要做的，就是将人变成非人。他九五之尊、至高无上、俯视天下、主宰万物，是一个具有“神性”的超人；而百姓臣民，是另一个极端的非人，不过是一群会说话的动物而已。整个国家、社会、民族，经了嬴政的改变，都变得不是人了。这种非人的局面直到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下台，才稍稍有所改变。
当然，极端的专制集权在给国家人民带来灾难的同时，总会留下一点可资纪念、可供炫耀的文明遗产。然而，就是这些闪烁着古代人民智慧之光的文明遗产，也是一份尴尬而痛苦的堆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对嬴政似的专制残暴添上任何光明的注脚。
六
秦始皇在童年时期所受的虐待与歧视烙印在他的心灵深处，变成了他生命中的一个有机构成。他的补偿与报复对中华大地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已积淀在民族的心灵深处，代代相传。这种补偿与报复所采取的手段不仅仅是武力征服，还表现为对精神文化的摧残。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
嬴政儿时的丑陋与难解的身世之谜总是遭到人们的怀疑猜测与纷纷议论，这些议论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窃窃私语，它们总是隐隐约约的，你说听不清吧，又不时地在你耳中灌注那么一两个关键性的词语，比如杂种、野种、丑八怪，一听就知道他们是在议论你；待你想听个清楚明白吧，那些叽叽喳喳又变得遥远而模糊了，任你怎么搜寻也无法捕捉。因此，他只要一听到人们的议论，就有一股莫名的怒火，就想发泄，想骂人，想杀人，他恨不得将这些人的舌头全部割掉，炒成类似猪口条之类的“人口条”作为一盘下酒菜全部吃掉。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将全国天下的臣民之口封住堵住钳住，将古往今来的所有“窃窃私语”扎住箍住锁住让它们变成永远的沉默。他寻找着，忍受着，等待着。
机会终于来了，在一次庆功宴上，已升为丞相的李斯与齐国博士淳于越之间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舌战”。在辩论中，李斯将矛头指向了天下儒生，他说：“现在天下平定，法令归于一统，普通百姓安居乐业，一片繁荣祥和，可是，儒生们却无事生非，以古非今，挑拨离间，惑乱民众。朝廷若不及时禁止，上则危及皇帝权势，下则形成朋党之争。”
李斯一番话虽然说得耸人听闻，却正中嬴政下怀，他不禁听得连连点头，并鼓励李斯继续说下去，希望他能够想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对策，为秦国立下大大的一功。
于是，李斯顿了顿，眼珠转了几圈，又继续说道：“我建议，除开《秦记》一书，除开医药卜筮植树之书，应将天下所有其他书籍全部焚毁！除开博士掌管的国家藏书，其他收藏《诗》《书》及诸子百家著作的，应统统送交地方官员烧掉；有敢于两人谈论《诗》《书》的立即处死，借古讽今的灭族，知情不报者同罪；焚书令下达三十天后再不烧书，则处以黥刑，罚做苦役；严禁私学，鼓励臣民学习法律，以吏为师……”
嬴政听着，大声叫好。于是，一场规模浩大的焚书令从咸阳宫中通过四通八达的驰道飞向全国各地。一本本价值连城的典籍、一册册珍奇孤本很快就变成了碎屑灰尘与缕缕青烟，在中华大地上空飞舞着久久不肯散去。这场焚书活动“大张旗鼓”地进行了一个多月，其余波更是延续到秦代灭亡。
嬴政首开大规模焚书之举，为此后愚昧而颟顸的封建帝王提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给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灵造成的浩劫与创伤怎么也不能挽回与弥补。他使得封建政治权力对精神文化的干预更直接、更迅速、更野蛮、更加表面化了。在绝对的高压文化专制政策之下，人民的思考自由被禁止，聪明才智被扼杀，理性惨遭践踏，于是，从古到今的中国，都习惯了只有一种声音，只准读一种书，只有一种生活模式，除此“正统”，其他都是左门旁道的歪理邪说与歪门邪道。没有竞争，没有争鸣，没有探讨，从上到下死气沉沉，正如闻一多所描写的一潭“死水”。一个民族如此退缩、老迈、阳痿，其生机与出路何在？
另一件则是一直遭到后人非议的坑儒事件。
其实，嬴政所杀，是他在追求长生不死过程中那些欺骗了他的方术之士。为了泄愤，他大搞逼供信，结果株连了四百六十人之多。秦始皇一怒之下，将他们全部坑杀。对此，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中写道：“焚书是初统一时的政治使命，坑儒则不过始皇个人的发脾气而已。”然而，方士与儒生并无明确区分，他们往往身兼二职，儒生就是方士，方士就是儒生。方士儒生们虽没有多大的本事，但制造舆论、摇唇鼓舌、在白纸上涂写黑字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嬴政胆敢与他们作对，也就注定了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不会有什么好的形象与口碑。千古留名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流芳，一种是遗臭。秦始皇当然渴望流芳，却被儒生们给断送了，只落得个永久的骂名。
一把焚书的冲天大火，一场坑杀方士儒生的残忍行径，不仅使秦王朝的暴政发展到极致，也使中上层统治人士离心离德，更使得嬴政丧失了民心，于是，一统中国后的秦王朝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社会基础。
做了这一切，嬴政似乎兴犹未尽。秦国灭了六国，似乎并没有容纳天下的地盘，那天之涯海之角，那天边的尽头到底在哪？得将它们全部纳入囊中才是。于是，秦始皇又开始南征北伐了。
平定百越，设置南海、桂林、象三郡。南征虽然艰难，但总算是大功告成了。
可讨伐匈奴却不是那么顺利。公元前215年，燕人卢生奉命寻仙归来，献上一本所谓的仙书，其中有一句写道：“亡秦者胡也。”这胡，不就是匈奴么？朕正想出击消灭胡人呢，他们还胆敢亡秦？真是太自不量力了！于是，嬴政派遣秦国名将之后蒙恬统率30万精兵进攻匈奴。大军所至，匈奴望风而逃，很快就占领了河套地区，设置九原郡。但是，这场征战只是将匈奴赶到了无迹可寻的大漠深处，并未将他们消灭与征服。虽然胜利了，可那些剽悍的匈奴骑兵来去如风，行动诡秘，谁晓得他们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突袭南下，劫我大秦之国呢？看来，只有修筑一道西起高山东至大海的巍峨而绵延的长城，将他们拒之门外，才能抵御那防不胜防的侵袭掠夺，才能躲在“家”中睡睡安稳觉，才能保住大秦不亡。
长城对中华民族的影响这些年谈得够多的了，我只想说，修筑长城，是嬴政变异心态的一种外在物化反映。秦始皇的扩张，是以内敛为基础的。他通过超越自卑的方式达到唯我独尊的顶峰，而内心深处，却十分孤独。他没有一个亲密的朋友，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亲人，没有一个可以托付的大臣，他无法与他人交流、对话。一些念头想法、喜怒哀乐只有埋在心中，独自一人咀嚼。越孤独就越没有依靠，越没有依靠就越是害怕。其实，秦始皇一直处于外强中干的状态之中。他害怕刺客，害怕别人议论他，害怕别人瞧不起他，害怕突如其来的惊扰，害怕死亡……一旦他的目的无法达到之时，他就在心底害怕了，就想退缩了。修筑长城，是他心态由外向征服转向内在收敛的一个转折与象征。对此，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秦始皇虽以一世之雄，并吞六国，统一中原。然彼自度扫大漠而灭匈奴，有所未能也，而设边戍以防飘忽无定之游骑，又有不胜其烦也，为一劳永逸之计，莫善于设长城以御之。”
秦始皇的心态在收敛，而个人行动似乎还在外延。
公元前220年，也就是秦国统一六国的第二年，嬴政就开始远途巡游。其目的不外乎巡视郡县、游山玩水、挥霍享受、宣扬“皇威”。每到一地，他就要刻石立碑歌功颂德，还长途跑到泰山去“封禅”。而这些，都被后来的封建帝王模仿得惟妙惟肖，民间不知流传着多少某某皇帝下江南，某某皇帝微服私访之类大同小异的故事。每代帝王，都要为自己立碑颂德，而千秋功过总是要由后人来予以评说的，于是，最聪明者如武则天就为自己立了一块无字碑，以其独一无二的姿态凸现在后人眼中。而跑到泰山去封禅，将这一融宗教与政治活动为一体的玩意儿搞得有声有色的后代皇帝，就更是层出不穷了，并日渐地形成了一种社会心态与“共识”：若是不登临泰山之巅装模作样地表演一番，就无法显示皇位承续之正统。
秦始皇一共有过五次巡行。
在外人眼里，他日理万机，像一台“永动机”般似乎有着永远挥洒不完的精力。在他亲政后的年月里，日常的琐碎小事就不说了，仅仅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该是干出了多少件啊！他仿佛真的不是普通凡人，而是一个超人，或者说就是一头怪物。其实，正是那超越自卑、超越常人、建立永恒的目标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支撑着他的躯体。他是在透支着自己的生命！只有他本人才知道，这些年，他可真是耗心尽力呵！现在，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疲累，还有衰老，死亡的阴影一天浓似一天怎么也挥之不去。
他的内心深处，不知不觉地生出一股无可奈何的悲哀，连北方的匈奴都无法消灭，遑论征服死亡？于是，他想到了死。是的，他似乎明白了，皇帝并非神，哪怕他再高贵，再伟大，总有一天也会死的。而在外表，他依然保持着崇高的威严，谁也无法知道他内心的真实活动。
公元前211年，一块陨石从天外飞来，落于东郡。早就被秦始皇的苦役徭役、横征暴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百姓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就在这块陨石上刻了一行字：“始皇帝死而地分。”嬴政自然又是大怒，下令将附近的所有居民统统杀掉。
百姓的鲜血干了，可陨石上的字迹却深深地刻印在秦始皇脑海里，日夜折磨着他那颗孤独而衰老的心灵。难道说，人世间真的有什么命运吗？难道自己真的马上就要死了，死了后秦国就会完蛋就会回到过去的分封制去？是否能够化解命运逢凶变吉呢？“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
既然出游可得吉利，那么，就趁着身体残剩的强健，到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再去转转走走吧。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又开始了他的第五次，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巡游。这一年，他整整五十岁。
他带着左丞相李斯、少子胡亥及近侍赵高等一道前往。出武关，沿丹水、汉水至云梦，顺长江东下上会稽山祭祀大禹并刻石留念，又渡江至琅琊。
在这里他遇到了第二次巡行时派往东海寻仙求药的徐市。九年了，徐市并未寻到什么长生不死之药，更没遇到什么神仙上帝。可是，他的花言巧语又一次欺骗、蒙蔽了秦始皇，他说仙人仙药都有，就在大海的一座仙岛上，而他们每次上岛的行动却被一条大鲛鱼破坏了，也就一直没有抵达该岛。徐市一席话，又激发了嬴政那已然衰老的心灵中的最后一股英雄豪气，在芝罘，他亲操弓弩，射杀了一条大鲸鱼。这一操弓射箭的威武之举，恐怕就是嬴政人生的最后一抹回光返照的夕阳了。然而，他还在挣扎，还对徐市，对神仙，对长生不死抱有一丝幻想，既然海中巨怪已被我——人间神灵秦始皇射杀了，那么，再就没有什么妖怪可以阻挠寻仙采药的计划了。于是，他令徐市带领3000名童男童女及各类工匠一干人等，入海寻仙求药……
兜了一个大大的圈子，秦始皇就取道临淄开始西返咸阳了。行至平原津，不知怎么突然就病倒了。他的生命之烛已经快燃完了，只剩下最后一点黯淡之光在隐约闪烁。可是，群臣知道他怕死，忌讳死，皆“莫敢言死事”。皇帝的仪仗随从队伍并未因他生病而停止前行，嬴政神志模糊地躺在颠颠簸簸的銮辇内，隐隐约约听见了一阵童稚的歌声，这是一首后来见之于《太平御览》八六引《异苑》的童谣：
秦始皇，何奄僵？
开吾户，据吾床；
饮吾酒，唾吾浆；
餐吾饭，以为粮；
张吾弓，射东墙，
前至沙丘当灭亡！
嬴政知道童谣的灵验，他自己躲不过一死，他不想反抗，也反抗不了，他明白了人力抗拒不了命运。于是，生命中的好些东西，于临死的一瞬间似乎全部彻悟了。一旦彻悟，他就在一阵难抑的狂喜中抖落掉人世的最后一道束缚，悄然闭上了双眼。与吕不韦相似的是，嬴政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做了就做了，从来就没有过半点后悔；但吕不韦死前带着深深的遗憾与惆怅，在这一点上，嬴政似乎超越了吕不韦，他平静地闭上了双眼，显得没有半点遗憾。
嬴政于赵国呱呱坠地，开始了生命的鲜活与成长；在生命的旅途中，与他一同走出赵国的太子丹派遣的“替身”荆轲让他感到了刻骨铭心的死亡恐惧；最后，他又在赵国的沙丘平台走完了既短暂又漫长的人生。
此后的华夏历史，某些方面总是循着秦始皇所设计的一些“轨道”与模式，在夕阳的晚风中老牛拉破车似的晃悠悠而慢吞吞地向前行进着。而另外一些方面，与他的设想则完全背道而驰：他想长生不死，却只活了五十岁；他将全国天下兵器“聚之咸阳”，全部销毁铸成十二个高大的铜人，想以此消灭战争永享太平，可他刚刚死去，尸骨未寒，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就爆发了；他想嬴氏子孙永坐江山传之万世，可二世都还没有传完，嬴氏家族就被踢下了政治历史舞台；他想焚尽天下之书，可这文明的积淀与结晶——书籍却越来越多；他想修筑长城抵御匈奴一劳永逸，而长城并未起过真正的防御作用，长城脚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场像模像样的争夺战，少数民族总是能够绕开它一次又一次地侵扰华夏入主中原；他想流芳千古，结果却落了个万世骂名……
秦始皇在提前透支自己生命的同时，也透支了秦国的生命，如果不是他，秦国断不会消亡得如此迅速，延至与商周一样长达几百年的命运并非没有可能，然而，它却像一颗流星转瞬即逝了；同样地，他那至高无上的唯我独尊，那变态乖张的残暴性格，那空前专制的集权统治也提前透支了中华民族的青春、激情与活力，使得我们的祖先过早地成熟、过早地疲惫、过早地衰老、过早地变得故步自封了。
一位仅仅活了五十岁的个体生命，一个存在只有十五年的短命王朝，却如此巨大地影响、改变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古代历史，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罕见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