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亲子亲子滋养:让孩子活出最好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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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你的孩子真的存在吗

——亲子关系的本质

也许你早就身为父母,也许你刚刚当了父母,也许你即将成为父母,那么,你有没有认真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生孩子?

在人的一生中,要做无数个决定,但如果要评选一个最轻率的决定,很可能是非“生孩子”莫属了。

在生孩子之前,你根本想不到要在这个小东西身上花那么多年的时间,你根本没想到要为他花那么多的钱,你根本没想到他会给你带来那么多的烦恼,随时可能把你气得半死。更可怕的是,你似乎根本没办法左右他的思想与行为,让他长成你想要的模样!

如果从投资的视角来看,生养孩子就是一项投资巨大、风险巨大、周期极长、回报极不确定的投资。但是,你和你的伴侣没有多想,就近乎本能地踏上了这一个没有回头路的进程。

你当然很爱自己的孩子,要为他的成功与幸福承担无限责任。但是你却不知道一个残酷的现实:

孩子未来的成功与幸福,和你花在他身上的时间与金钱的多少并不直接相关。仅仅为孩子提供物质上的富养,并不能消除孩子的匮乏心态;即便你给予了孩子大量的陪伴,如果相处的方式不正确,在一起的时间越长,伤害反而越大。

真正能够让孩子既成功又幸福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你对他的养育方式。

但是,你从来没有学习过什么才是正确的养育方式,你关于养育的一切经验基本上都来自你的父母是如何对待你的。可是,你的父母懂得什么是正确的养育方式吗?

你可以扪心自问一下,你是不是由衷地感到自己既成功又幸福,对当下的生活状态非常满意,并且对未来有一个非常乐观的预期呢?

如果你的回答稍有犹疑,就足以说明你很可能并未得到最适宜的养育。但这并不是唆使你归咎于你的父母。要知道,你的父母也不知道如何正确地养育孩子,因为你的父母的父母也同样缺乏关于正确养育的理念与技能。

你最应该问自己的问题是:我要怎样做才能构建正确的养育方式,打破不正确养育方式的代代相传?

如果你投入几十万元在一个商业项目上,你一定会去了解相关的背景与信息,学习相关的技能与方法。但是,当你要在孩子身上投入数以百万计的钱和长达几十年的时间时,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养育孩子的方法与技能就敢于生养孩子呢?

况且,养育孩子的意义与价值,远远超过了投资做生意。这件事虽然如此重要,但很多父母却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早已表明,亲子关系中的种种问题,基本上都源自不正确的养育方式。那么,现代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到底存在着什么问题呢?

亲子关系的根本问题就在于:

很多时候,孩子是不存在的。

曾经有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在和父母怄气时愤怒地说:“你们把我生下来,有没有征求我的同意?!”

理智而成熟的父母们乍一听到这句话,难免会笑出声来。孩子的这句话明显不符合科学逻辑嘛。在孩子生下来之前,无知无识,不会说话,怎么可能去征求他的同意呢?

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孩子出生之前,而是在孩子出生之后,他依然是不存在的。

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就一个独立的个体而言,孩子是不存在的。

有的父母看到这里,可能就气炸了!心想,我天天围着孩子转,衣食住行加学习,样样操心,简直都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了,你竟然说我的孩子是不存在的!那我天天是在为谁辛苦为谁忙?!

这些父母的激烈反应恰好揭示了一种隐藏很深、误解很深的对于亲子关系的不当认知。父母对孩子的过分关注,把自己的感受强加给孩子,无形中就残忍剥夺了孩子的存在感和感受能力。

以研究母婴关系闻名于世的发展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师西尔维娅·布洛迪(Sylvia Brody)在回忆自己职业生涯的原初动力时说:“10岁那年的某一天,我正在随意翻看一本女性杂志,偶然发现一篇题为《孩子是人》(Children Are People)的文章,我大吃一惊,在外面那个大世界中竟然也有人意识到了这一点!”[1]

当我看到布洛迪的这句话的时候,我才是大吃一惊!

布洛迪10岁那年是1924年。显然在美国的那个年代,大人们很少将孩子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否则布洛迪看到那篇文章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惊讶,这个经历也不会重要而醒目到在她接近百岁之际浮现在她的回忆之中。

这么多年过去了,孩子是不是已经存在了?有多少父母已经开始将孩子视为一个独立的人?

从当前亲子关系的普遍状况来看,事实并不容乐观。如果父母们不再自欺欺人的话,他们应该对自己家庭中的亲子关系状况心中有数。

要辨析亲子关系是否正常,孩子是否存在,倒也不难。如果身为父母的你的全情付出,带来的是孩子的快乐成长,自己的满心欢愉,那么你的付出就是正确的、健康的。反之,亲子双方中只要有一方感觉不爽,亲子关系就可能是存在问题的,你所谓的爱就可能是有毒的、掺有杂质的。这样的爱付出越多,对亲子关系的毒害越大。

存在是以个体的感受为载体的。

当一个人感觉不好受的时候,就是他的存在感遭到了侵犯,甚至是剥夺,也就是处于消失状态了。一个孩子,只有他的感受被充分顾及和充分尊重的时候,才是存在的。

美国西安大略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保罗·弗勒旺(Paul Frewen)通过大脑扫描,从生理上验证了,人们越是不能感受到他们的感受,他们的大脑中负责自我意识的区域的活动就越少。[2]

当你的感受被无视、被忽略的时候,你就是被剥夺了存在感。

这个结论适用于所有人,包括大人和孩子。

现在,你还敢说你的孩子是存在的吗?

父母之难与惑

为人父母,困难重重,困惑重重。

难在哪里?惑在何处?

我们先来看一段话:

“现在的年轻人太没有教养了!他们嘲笑权威,对长辈毫不尊重,看到老人走进屋子也不起身,和父母顶嘴,不好好工作,就知道聊天——他们简直糟透了!”

很多为人父母者看到这段话,是不是深有同感?

也许你的孩子还没有长到那么大,但是不是也已经初露雏形,让你足以想象到未来会让你揪心的情形了?

不过,如果你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可能就顾不上感慨了,因为你的下巴可能会被惊掉!

说这句话的人非常有名,全世界有点文化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他的。他就是古希腊最负盛名的思想家苏格拉底。

要知道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9年,死于公元前399年,他的这段话可是在2000多年前说的!

苏格拉底还说过类似的话:“现在的孩子们都是暴君。他们忤逆他们的父母,吞噬他们的食物,欺凌他们的老师。”

难道说,几千年来,孩子从来就没有让父母省心过?

但奇怪的是,如果从苏格拉底开始,孩子们就已经“糟透了”,世界为什么并没有毁灭呢?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处在被上一代人诟病为“简直糟透了”,然后又诟病下一代人“简直糟透了”的世代循环之中,而事实上这个世界尽管看起来不那么好,但也没有那么坏。

从结果倒推来看,是不是孩子们并没有苏格拉底说得那么糟呢?

苏格拉底以成年人(家长)的单向视角来评论孩子,那年轻人(孩子)又是怎样看待他们自己的呢?又是怎样看待父母的呢?被冠以“糟透了”恶评的他们,会不会因为成年人的这个恶评而感觉糟透了呢?

其实,孩子们绝大多数被大人们视为“糟透了”的言行举止,是在为自己争取存在感。

这一点,就连睿智如苏格拉底者都没有看透。

在苏格拉底的时代以及此后的漫长岁月里,都是家长们的黄金时代。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强力压制来维护自己的威严,剥夺孩子的自由,迫使他们守规矩。但是今天的孩子根本就不吃这一套了。

他们更叛逆,动辄与家长激烈对抗,甚或离家出走;

他们更脆弱,禁不起打击,轻易就会选择放弃生命;

他们更自私,眼里只有自己,从来不肯委屈自己;

他们更独立,希望一切自己做主,拒绝家长干涉;

……

近100年来,随着现代心理学的不断探索,人类对于自身的心理认知日趋严密准确,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父母们认识到,那种依靠家长权威强制孩子唯命是从的传统养育方式已经行不通了,各种流派的养育新理念随之大量涌现。

进入21世纪之后,西学东渐,中国的年轻父母们也开始了解到这些和传统方式完全不一样的养育理念。

但是,传统方式依然顽固,新兴理念则难免良莠不齐,年轻的父母们仿佛处于拉锯战之中,时而选择复古,时而选择维新,心里纠结万分。更为甚者,家长们缺乏基本的素养与足够的经验来辨识新方法的优劣,在无所适从中,要么只能凭感觉撞大运,拿自己的孩子做试验,要么是兜兜转转后又回到那条已被诟病良久的老路上。

可是,养育孩子是一条不可逆的单向道,哪一家的父母承受得起试错的代价以及最终失败的结果?

从实际情况来看,很多父母已经知道了,要尊重孩子,要给孩子自由,要更多陪伴孩子的成长,其所作所为,虽然还有诸多不足,但比之他们的父母已经进步太多,让步太多,而孩子们似乎还是不领情。他们毫不客气,得寸进尺,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从来不惮于表达对父母的不满与愤怒。

总之一句话,现在的孩子们越来越擅长为自己争取存在感,哪怕以伤害父母的权威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家长们既要勉力应对成人世界的激烈社会竞争,又要耗费大量的心力、财力用于养育精力旺盛、不受约束的孩子,他们身心疲惫,满心委屈,却苦于缺乏良策。

当下大多亲子关系的现状仿佛是“盲人骑瞎马,相爱又相杀,病急乱投医”。

家长们最后只能靠一句“是我亲生的”,硬生生忍下这份无言的痛楚,但对父母们深感不满的孩子们却越来越怀疑“我是亲生的吗”。

这样的情形让整个社会都陷入了焦虑。

但事实上,那些发生了激烈冲突的亲子关系还不是最坏的,另一类看似风平浪静的亲子关系其实更可怕。

在这些家庭中,亲子之间虽然不吵架,但关系淡漠,父母不知道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孩子也根本不关心父母在想什么。这就像沉默的火山,不爆发的时候,岁月似乎静好,一旦爆发了,世界完全毁灭。

可以说,亲子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过,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张过。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能不能构建一种让亲子双方都满意、充满建设性的亲子关系?

对亲子关系的反思

我们到底是怎样看待亲子关系的呢?

当我们说到“亲子关系”这个词语的时候,其实隐含了一个基本立场,就是从“亲”(父母亲)的角度,而不是从“子”(孩子)的角度来看待亲子关系的。

说得更直白一些,我们虽然确实很疼爱我们的孩子,但其实并没有把孩子当作人,一个独立的人。

回到本书最开始的那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生孩子?

大多数人在生孩子之前好像都不会考虑这个问题,成为父母之后,就更不会问自己这个问题了。

我在“国家家庭教育指导师(高级)认证研修班”上就这个问题做过多次调查,受众有全国各地的家长、各种培训学校的校长、中小学老师、幼儿园老师,等等,分布比较广泛,以女性为主。

回答五花八门,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罗列如下:

(1)没想过(这个问题)就生了;

(2)女人不生孩子是不完整的;

(3)我觉得不生孩子,不但是女人的不完整,也是家庭的不完整;

(4)女人当了妈妈之后才会真正成熟起来;

(5)我特别喜欢孩子,所以要生孩子;

(6)婚姻需要一个孩子,这是爱的延续,也是婚姻稳定的基础;

(7)我在教育机构工作,看到很多优秀的家长却培养出了有问题的孩子,我想做个试验,自己生一个孩子,认真培养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8)做妈妈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

(9)因为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所以想和他生一个孩子;

(10)该结婚的时候就结婚,该生孩子的时候就生孩子,我们要完成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1)我很好奇,就想看看自己到底能生出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12)孩子是我生命的延续,如果有一天我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的孩子还会继续存在;

(13)我生第一个孩子是婆婆让我生的;

(14)我怕我老的时候会很孤单;

(15)家里人和朋友们都觉得我该要一个孩子了;

(16)我和我爱人都很优秀,这么好的基因不传下去,太可惜了;

(17)老人很希望看到第三代;

(18)我有个朋友生了二胎,就是为了对付小三的;

(19)我年龄大了,再不生就过期了;

(20)我生二胎,是为了给老大做个伴。

这些形形色色的回答,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有多少是从孩子的角度出发的呢?

几乎没有,都是从自己、家人或者社会的需求出发的。

中国人是这样,外国人又是什么样的呢?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发展心理学博士简·布鲁克斯(Jane Brooks)也针对这个问题做过调查,我们可以对比参照一下。[3]

她发现,人们生儿育女的原因主要有七条:

(1)去亲近孩子,关爱孩子;

(2)感受孩子成长带来的喜悦;

(3)获得自我成长,更加善解人意、乐于助人;

(4)满足社会期待,成熟有责任感;

(5)享受帮助孩子成长时的成就感,肯定自我创造能力;

(6)满足道德和宗教的需求;

(7)养儿防老。

仔细看看,这七条中有几条是基于孩子自身的需求的?

除了第一条多少有点沾边外,其余六条都是为了满足父母自身或者社会的、文化的需求的。

简·布鲁克斯还调查了夫妻不生孩子的原因,主要有三条:

(1)孩子会给自己带来约束(失去自由,没有时间从事其他活动,增加工作量);

(2)对亲子关系持消极态度(时刻担心孩子的健康状况,孩子难以管教,害怕孩子让自己失望或者自己对自己失望);

(3)担心难以为孩子提供足够的关怀。

这三条主要原因中,也只有最后一条还算和孩子的需求有所关联,其他都是在为自己考虑。

哥伦比亚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沙法丽·萨巴瑞(Shefali Tsabary)也做过一个类似的调查。[4]

她得到的回答包括:“我想体验这个过程。”“我爱孩子。”“我想做母亲。”“我想要一个家庭。”“我想向所有人证明,我能做个好母亲。”

综合上述三个调查,虽然中西方的表述方式不一样,而且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可以归纳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无论生还是不生孩子,大人们主要是从自己的需求及感受出发的。

现在再来看前面那个孩子说的“你们把我生下来,有没有征求我的同意”这句话,是不是就不会感到那么好笑了?

萨巴瑞后来评论道,每一个回答中都弥漫着自负感,毫无疑问这是许多父母的心态。为人父母的旅程是从高度自恋的状态开始的,其中包含着我们倾注在儿女身上的巨大能量。结果,我们会不经意地利用孩子来填补自身的某些需要。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我们会把自己想象成充满爱心、牺牲自我、辛勤哺育的家长。我们会利用孩子医治自己过去的创伤,让他们在家庭中扮演不属于他们的角色;我们会利用孩子找到自己的价值,并扩大一种错觉:我们对世界的影响似乎也大大增加了。

但是,我们却唯独没有认真考虑过这样一个事实: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是的,很少有父母不把孩子当作是自我的延伸,把孩子看作是自己的一部分。

但是,亲子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

所谓人际关系,至少需要有两个人,才能够构建关系。但事实上,大多数父母根本不会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亲子关系。

父母们在生儿育女之前几乎不会把那个不知模样的孩子当作一个独立的人,在孩子降生之后,父母仍然很难把孩子当作一个独立的人。

一方面,刚出生的孩子在生理上太弱小了,没有父母的照顾,是没法独立存活的。但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父母在心理上也把孩子当成了自我的一部分。

对很多父母而言,“亲子关系”这四个字实在是有点浪费。

首先,“关系”两个字是可以去掉的。孩子就是父母自我的一部分,那还谈什么关系呢?退一步,就算要谈关系,也不是人际关系,而是自我关系,是父母的“大我”和“小我”之间的关系,是“旧我”和“新我”之间的关系。

其次,“子”也是可以去掉的。正如前述,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孩子是不存在的。

所以,在亲子关系中,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唯“亲”独尊,以“亲”的感受为感受,以“亲”的标准为标准。

目中无“子”的“亲”们,在为自己的亲子关系烦恼与痛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能够经营好其他的人际关系呢?

当我们想赢得上司的认可、朋友的友谊、异性的欢心,我们会怎么做?

我们一般都会放低自己的姿态,至少是拿出平等的姿态,认同对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甚或是相对强大的一方,让对方感到拥有一定的自主权或者是主导权。

相反,如果你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不顾他人感受,摆出盛气凌人、颐指气使的姿态,有可能经营好这些人际关系吗?

显然不能。

当我们以平等或相对弱势的面目出现,关注对方的需求,尊重对方的感受,愿意为对方付出我们的时间、热情和资源,当然是可以和对方搞好关系的。

但是,当我们以父母的身份来面对亲子关系的时候,为什么就做不到这样呢?

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弱不禁风,惹人爱怜。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父母是强大的一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孩子身形弱小、知识匮乏、视野不广、经验不丰,当然是由父母说了算,控制权只能掌握在父母手中。

这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养育模式,虽然顶着关爱孩子的光环,却忽略了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自我意识的萌发与壮大,久而久之就会伤害孩子的良性成长,最终必然会以反作用力的方式来制造亲子冲突。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我们重视其他的人际关系远远胜过亲子关系。

这句话可能又会激起一大片反对意见。但是且慢,等你看完下一段再发表意见。

请问,亲子关系是怎样形成的?其他的人际关系又是怎样形成的?

亲子关系可能是所有人际关系中最不需要花费心力去主动构建的。好像只要生下了一个孩子,亲子关系自动就出现了,得来全不费功夫,而且,亲子关系一旦形成,几乎不可能被剥夺。做得好,你是“亲”,做得不好,你还是“亲”。对于这种自然而然形成的关系,我们身在其中,往往会无知无觉地跟着本能或习惯的小舟,随波逐流。

正如前述,大多数人甚至根本不觉得亲子关系也是一种人际关系。他们只看到了“亲子”,没有看到“关系”,以为只要叫孩子一声“宝贝”,孩子回一声“爸爸”或“妈妈”,然后拥抱一下,就是“亲子关系”了。所谓的“际”,就是“边界”,父母经常肆无忌惮地侵入孩子的边界,不就意味着孩子始终没有自己的独立边界吗?

你会不敲门就闯进同事的办公室吗?当然不会。那为什么你会不假思索地就对孩子这样做呢?

其他的人际关系都是需要你付出巨大的心力和资源才有可能构建成功的。来之不易,必然倍加珍惜。而与之相比,亲子关系来得可真是太容易了!

亲爱的家长们,我们确实可能对亲子关系掉以轻心了。当其他的人际关系和亲子关系出现资源竞争(包括父母的时间以及其他物质资源)时,我们很可能以牺牲亲子关系的优先等级为代价,来维护其他的人际关系。

对亲子关系的掉以轻心,必然会以牺牲亲子关系的良性发展为代价。这种伤害,在刚开始的时候也许不易觉察,但要是到了为人父母者被裹挟其中,进退失据,深受其苦,难以自拔后,积重难调,后悔可就晚了。

亲子关系的复杂性

亲子关系实际上是所有人际关系中最复杂的一种关系。

这种复杂性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约束性。

亲子关系是一种无固定期限的终身契约,一经建立,永远无法解除。即便有的人在深深失望后,通过法律途径,声明断绝父子关系(母子关系),但这最多只是经济利益上的断绝关系,由爱而生的恨还是会在余生中将亲子间的情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一点和其他的人际关系有着根本的不同。

其他的人际关系,无论是配偶、朋友、同事、上下级,如果志趣不合,深感厌倦,都是有退路的,可以一走了之,从此不再发生联系。唯有亲子关系,哪怕再痛苦不堪,都难以割舍。父母永远无法开除自己的孩子,孩子也永远无法开除自己的父母。

在这样强大的约束性下,你别无选择。亲子关系再不堪,你也只能停留在这样的关系中。

第二,阶段性。

在亲子共存的时光中,“亲”和“子”的生命阶段都处在不断地变化中。

“子”从呱呱落地的小婴儿,慢慢长大,学会了走路和说话,渐渐有了自我意识,后来又进入了青春期,慢慢变为成年人。而在同一段时间旅程中,“亲”从青年期,逐渐步入中年期,然后是老年期。

在每一个对应的阶段里,双方都不是静止不变的。在每一个阶段,双方都需要不断调适,与时俱进,努力学习相处之道。

而且,孩子的成长与发展有着明显的窗口期。如果因为父母的无知而错过了最佳窗口期,孩子可能用一辈子的努力也无法弥补。

第三,系统性。

亲子关系其实不仅仅是亲子关系。“子”的两位“亲”来自不同的家庭,“亲”的“亲”直接影响了他们,然后间接影响到第三代的“子”。如果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直接加入孙子孙女的抚养过程,那么就不是间接影响,而是直接影响了。

实际上,“亲子关系”更应该称为“亲亲子关系”。也就是说,“亲亲子关系”既包括“亲亲关系”,也包括“亲子关系”。

一般而言,“亲亲子关系”至少涉及祖孙三代。“亲亲关系”既是指“父亲”“母亲”之间的关系,也是指爷爷和奶奶之间、外公与外婆之间的关系。同样,亲子关系也是两个代际之间的关系。(详见本书第四章)

上述几类“亲亲关系”都会极大地影响到亲子关系。从现实情况来看,亲子关系的问题,往往要到“亲亲关系”中去找答案。

两个大家庭,至少三代人,结合而成一个系统,对孩子的成长有着微妙而深刻的影响。

系统的力量非常强大,但往往是隐形的,很难觉察。这就会造成这样一种现象:我们确实感觉到了亲子关系存在问题,却很难找到真正的病根。有时候我们只能针对表象下功夫,但这样并不治本,可能会屡治屡犯,愈演愈烈,甚至有可能延误找出真正的病因,错失了最佳的调治窗口期。

亲子关系的本质

亲子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关系。我们要想搞清楚亲子关系的本质,就得从搞清楚关系的本质开始。

那么,关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一切关系的本质都是自我的变量。

在一生中,我们会和很多不同的人建立关系,包括伴侣、家人、朋友、同事,等等。这些都属于人际关系的范畴。同时,我们也会和国家、公司、军队、部落这样的组织建立关系。这些关系也少不了和组织中的其他人发生联系。

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关系呢?

我们的“自我”在萌发、成长的过程中,不可能始终处于被完美呵护的状态,必然会经历很多创痛,这就会导致“自我”发展不良。也就是说,我们的“自我”可能是残缺不全的,我们对自己的“自我”可能不甚满意。所以,我们需要和外部的人、组织或事物建立关系,并通过这些关系,来弥补自我的残缺,让自我完整。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自我观照来从内部修复自我。但我们往往不敢面对真实的自我,更不敢轻易地去直接疗愈自我,因为这会唤醒痛苦不堪的回忆。我们宁可通过种种的心理防御机制来把自我封装,削弱真实的感知。但我们依然渴望改变,渴望完美,而且,我们的真实自我越是疼痛,越是残缺,就越是希望外部关系这个自我的变量能够带来自己最需要的补益。于是,这些与他人的关系也就成了我们改变自我的便利途径。

所以,我们把每一段关系当作自我的一个变量,然后把烘托自我、健全自我、优化自我、救赎自我的期望都放在了这个变量之上。

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抵御孤独的。这就是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为什么如此需要关系的真正原因。

我们追求独立,却无往不在关系之中。

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人的关系就是一面自我的镜子,你的富足与匮乏、你的快乐与悲伤、你的沉溺与淡漠,都可以在关系这面镜子上清晰地投射出来。

在一种关系中,存在着两个自我。一个是你的自我,一个是被你视为自我变量的他人的自我。如果你的自我比他人的自我强大,你就倾向于表现出控制感,要按照你的意愿来控制他人的自我。如果他人的自我比你的自我强大,你就倾向于表现出依附感,想让他人来主宰你的自我。这两个不同方向的倾向,当他人是一个组织的时候,也同样存在。

既然一切关系的本质都是自我的变量,那么亲子关系也不会例外。

在亲子关系中,“亲”把“子”当作了自我的变量。而且,由于亲子关系中特有的血缘因素,“亲”会把“子”当作自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组成部分,以至于“亲”根本不将亲子关系视为人际关系,而是自我关系,是“旧我”和“新我”的关系,是“固我”和“变我”的关系。

但是,对于“子”来说,亲子关系也是他的自我的变量。而且,亲子关系是他这一生中所有人际关系的萌芽与原型。“子”既希望亲子关系能给他足够的呵护与安全,也希望在亲子关系中汲取充分的养分后走向自我的独立。

一开始拥有主导权的“亲”,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亲子关系,就会极大地影响“子”的自我完整性和独立性。(当我们用“亲子关系”这个词,而不是“子亲关系”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就已经在无形中剥夺了“子”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吊诡的是,“亲”越是对“子”亲密无间,就越会剥夺“子”的独立存在性。所谓的“间”,就是指边界。无间,就是没有边界。也就是说,作为父母,你越是宠溺孩子,越是对孩子无微不至地付出,就越彰显你的孩子是不存在的。

爱一旦失去了边界,就是伤害。

最极端的情况是,父母为了孩子倾尽所有,完全丧失了自我,完全把孩子当作了自我,而对应的孩子的自我也随之消失无踪。这种“双重丧失自我”的极端情形,是亲子关系中最可悲也最可怕的局面。

在上海,有一位82岁高龄的老太太,身患尿毒症,每月只有3500元退休金,除去每月必须要支付的2000多元的医疗费,所剩无几,却还要抚养一个已经48岁、从国外名校毕业的海归儿子,而且一养就是7年!

这个儿子拥有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工程硕士学位,2012年回国后就一直不肯工作,整日宅在家里,晚上打电脑,白天睡觉,完全以啃老为生。

看到这个案例,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觉得老太太太可怜了,这个儿子太不像话了。以他的学历,出去找个高薪的工作,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为什么他就这么心安理得地非但不尽赡养母亲的责任,反而要宅在家里啃老呢?更为甚者,这个儿子并没有觉得自己内心有愧,反而抱怨这一切都是妈妈的错,都是妈妈毁了他的前途。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老太太在记者面前,痛哭流涕地承认是自己的溺爱害了这个孩子。孩子从小学习很好,她对他期望很高,只要孩子好好学习,其他事情样样包办,结果导致孩子对她产生严重依赖,最终造成了今天的悲摧局面。

老太太把亲子关系当作了自己的“新我”,倾尽一切资源投入,付出了所有,却也完全剥夺了儿子的“自我”。儿子的“自我”始终没有得到发育成长的机会,只是习惯依赖于妈妈的布置与安排。一个缺乏自我的孩子,无论他的躯体多么健壮、他的学识多么精深,都是没有办法独立承担责任的。他连对自己的责任都担负不起,又怎么能担负得起赡养母亲的责任呢?所以,这个儿子的所作所为固然可恨,但首先是可怜。

这个故事就是亲子“双重丧失自我”的典型案例。

后来,老太太为了逼使儿子出去找工作,不得已到法院起诉,索要赡养费。但是,如果这个儿子内在的自我未能得到疗愈与重建,又怎么可能在职场和同事、上司、客户构建正常的关系呢?

职场上的种种关系,也是自我的一个变量。

同事、上司、客户都需要通过与你的关系来让他的自我更为完善健全,但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独立自我的人,相对于别人而言,你的变量为零,甚或是负数,那么,谁会愿意像你的妈妈那样承担无限责任来关照你呢?

还有一位电影演员,曾经年少成名,现在已经40多岁了,却依然单身。他不是没谈过恋爱,前后有过两位不错的女朋友,都被他的妈妈否决了。他的妈妈,对他无微不至地照顾,十几年如一日,每天凌晨4点起床为他熬养生汤,8点前为他做好饭。赶上他外出去拍戏,年近七十的她就会跟到剧组去,不顾辛劳,带着电磁炉和锅,亲手为儿子烹制可口又健康的饭菜。

这样的画面是不是让人感到母爱的伟大?

但是,任何的爱,如果缺乏边界,就会变成枷锁。

这位妈妈无所不在的陪伴,实质上是无远弗届的陪绑。她对儿子的任何事情都要以自己的标准加以干涉。这其中最大的事情当然是儿子的婚姻大事。

对于儿子的对象选择,这位妈妈也完全以自己为标准。她说:“我是用整个生命去对待我儿子的,我没有自我,完全没有自我。我在家里就是顶两个菲佣,家里搞得干干净净……”

她希望儿子也能找一个“完全没有自我”的人来当老婆,只有这样的女孩才是她满意的儿媳妇。但是,世界上存在这样的女孩吗?即便有,她问过儿子的感受吗?她尊重儿子的感受了吗?

实际上,儿子早就和妈妈说过:“咱俩没法过了,你会把我搞死。”也就是说,尽管妈妈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儿子,但儿子并不好受,而是十分痛苦。儿子甚至提到了“死”,这是在表明自己“痛不欲生”“生不如死”。

如果儿子真的找到了一个“完全没有自我”的媳妇,这个家等于是三个人只有一个自我了。儿子没有自我,儿媳没有自我,这个唯一的自我就是妈妈的自我。可是她自己却说“我完全没有自我”,实际上她也真的没有活出自我。

这种自我黑洞——双重丧失自我,让亲子关系中的双方都失去了自我,没有一个人在关系中感觉到了幸福愉悦。显然,这是最糟糕的亲子关系。

理想的亲子关系应该是亲子双方都有一个独立健全的自我,相互是彼此的良性变量,让对方的存在感更加美好。

著名的黎巴嫩诗人纪伯伦(Kahlil Gibran)的一首诗贴切描写了理想的亲子关系:

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

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

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世界,却非因你而来,

他们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

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

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

你可以拼尽全力,变得像他们一样,

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

因为生命不会后退,也不在过去停留。

你是弓,儿女是从你那里射出的箭。

弓箭守望着未来之路上的箭靶,

他用尽力气将你拉开,使他的箭射得又快又远。

怀着快乐的心情,在弓箭手的手中弯曲吧,

因为他爱一路飞翔的箭,也爱无比稳定的弓。

父母是弓,孩子是箭。弓有弓的自我,箭有箭的自我,相互成就,却不相互束缚。如果关系变成了枷锁,弓约束了箭的自由,箭必然辜负弓的期盼。

为人父母者,必须好好地想想,自己有没有做好“弓”?怎样才能让“箭”一路飞翔,又快又远?

人的第一反应定律

我们已经知道,一切关系的本质都是自我的变量。

在亲子关系中,存在着“亲”和“子”两个自我。所以,关系也表现为两个自我之间的状态调和。良好的亲子关系,必然是两个自我调和到了一种各自满意且又互相满意的状态。

自我的状态(State)是一个综合的指标,包括心理认知、情绪情感、身体感觉等多方面的状况。那么怎么来判断一个人的自我状态呢?

判断自我状态好坏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感受(Feeling)。

感受是心理状态(即情绪状态)与生理状态(即身体感觉)的综合。印度哲人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说:“感受,是我与其他事物建立关系的那一刹那的产物。”

如果一个人的感受系统(Feeling System)是正常的,就能够敏锐地反映出自己的自我状态。自我状态好,一个人就会心情愉悦,充满幸福感和对生活的激情。反之,自我状态不佳,就会心情低落,兴致匮乏,悲观失望,进而有可能情绪失控。

从更大的范围来说,整个人体就是一个精微的感受系统。

感受系统(Feeling System)与感觉系统(Sensory System)不是同一个概念。感觉系统是大脑神经系统中处理感觉信息的一部分。感觉系统包括感受器、神经通路以及大脑中和感觉、知觉有关的部分。通常而言,感觉系统包括那些和视觉、听觉、触觉、味觉以及嗅觉相关的系统。而感受系统则是综合了上述各种感觉,以及认知所带来的知觉而形成的一种以舒适或难受为判断标准的整体感觉。

感受包括快乐、痛苦、恐惧、愤怒、悲伤、嫉妒、厌恶等各种情绪,以及疼痛、寒冷、瘙痒等各种生理感觉,以及自豪感、自卑感、迷茫感等综合性知觉。

就人的基本生存欲望而言,自我状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面对困难、冲突、烦恼,人的本能反应就是让自己感觉好受。

这是人的第一反应定律(Human First Response Law)。

当然,每个人都不是万能的上帝,在追求让自己感觉好受的过程中,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所以,我们必须加以适当的修正:

面对困难、冲突、烦恼,人的本能反应就是力所能及地让自己感觉好受。

我们不断寻找自己的舒适区,努力让自己保持在舒适状态,感觉好受。一旦我们的自我状态受到了外部攻击,我们立即会采用各种方法来加以防御,甚至是反击。

一般而言,为了让自己好受,我们会采取三种策略:对外攻击、运用防御、自我攻击。

有一个3岁的孩子,妈妈刚刚生了二胎弟弟,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照顾小宝宝身上。这个孩子觉得弟弟抢走了本来属于自己的关注,导致自己被忽略了,心情很不好。有一天,妈妈有事要离开一小会儿,就让这个孩子照顾一下才37天大的弟弟。没想到,等到妈妈回来,小宝宝脸色发紫,口吐泡沫,哭闹不止。妈妈追问情况,孩子这才说了实话,说是给弟弟喂了3枚螺丝钉!

妈妈惊恐之余,赶忙带着孩子赶往医院。幸好抢救及时,小宝宝肚子中的3颗螺丝钉被取了出来,脱离了危险。

面对痛苦,为了让自己感觉好受,人甚至会无所不用其极!

这个3岁的小孩,其本身的自控力还没有发展完善,面对毫无招架之力的弟弟,直接采用了最彻底的对外攻击的方式。这其实是一种本能的流露。

这个3岁的孩子,当他被妈妈忽略的时候,就是不存在的。他无法忍受自己的不存在,才会用激烈的方式来向妈妈宣示自己的存在,而这是以给弟弟造成极大伤害为代价的。

一般而言,自控力不足或者当对方处于明显弱势的时候,人们会采取对外攻击这种方式,通过打击对手,给对手制造痛苦,来换取自己的好受。

如果对手比较强势,攻击有可能反受其害,人们往往会发展出心理防御机制(Psychological Defense Mechanism),把痛苦压制到潜意识中去,从而让自己在意识层面上感觉不到痛苦,以恢复心理平衡。

比如,一个经常受同伴欺负的小男孩,在得不到大人保护的情况下,就可能幻想出自己有一个神通广大的朋友,总有一天会来帮自己收拾这帮欺负自己的坏孩子。这种幻想就是这个小男孩的心理防御机制,可以有效帮助他的自我状态趋于好受。

电影《大话西游》中紫霞仙子说的“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身披金甲圣衣、驾着七彩祥云来娶我”,也是同一种心理防御机制。

上述两种“幻想”,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好受。

又如,有一位著名电视主持人在分享自己的童年曾经被母亲严厉责打的经历时说:“现在想来,小时候挨的每一顿打都很幸福。”但奇怪的是,当他自己有了儿子,却给自己定了一条育儿规矩:不打儿子!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既然他切身体会到“挨打是幸福的”,为什么不让这种幸福在下一代身上传承下去呢?

实际上,这位主持人很清楚,他小时候挨打的时候并不幸福,而是和所有挨打的孩子一样,感到很难受!

但是,中国传统教育中有一条“子不言父之过”,无论父母有什么过失,子女都是不能公开指责批评的。后来这句话又演变成“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无论父母怎么对孩子,出发点都是好的,从而也就是对的。所以,他不能说妈妈打自己不对。

明明感到挨打不舒服,却又不能反抗还击(即对外攻击),这种压抑会让他内心的感受越来越差。为了缓解这种纠结难受的感觉,他就不得不发展出一种来帮助自己缓解难受感觉的心理防御机制,即合理化攻击者的所作所为,让自己接受妈妈的责打是对的,是为我好的,体现在外的表达就是“挨打是幸福的”。有了这种认知,他就能对童年挨打的经历“暂时地”释怀了。

当然,他的潜意识中也很清楚挨打对自己的伤害,所以同时也给自己定下了“不打儿子”的规矩。

强调即匮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遭受自己童年时不愿遭受的伤害。而从深层次来看,这其实也是对自己无奈童年的一种补偿。不过,现实的情况更有可能是,当他被儿子搞得气急败坏的时候,往往会复制他的父母对待他的责打模式,而不能坚守自己“不打儿子”的承诺。

这位主持人对于母亲责打的合理化,其目的就是“自欺欺人”地让自己好受。

自我攻击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当人们在缺乏合适的外部攻击对象或者心理防御机制,而痛苦又很大的情况下,就会采取这种特殊的方式。

一位著名的小品演员S女士带着儿子参加一档综艺节目。节目需要参与者们做一些生活琐事。当她看到别人的孩子在做早饭时,忍不住说:“怎么这么笨呢?我生了一个废物,但是废物也得利用。”当着别人和孩子的面,直接说儿子是废物。

儿子要给她煮鸡蛋,S女士说:“你要能把这俩鸡蛋煮熟了,我就勉强把你留下。”后来,儿子要去搭一个鸡窝,S女士又说:“你要能把这鸡窝做起来,妈妈真觉得这孩子没白养。”

总之,S女士对于儿子的动手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基本不抱希望,觉得儿子笨手笨脚,啥也不会干。这些负面评价都是面对镜头,当着他人的面毫无顾忌地说出来的。

很多人由此认为,S女士的做法代表了典型的中国家长,他们几乎不会给予孩子赞扬和肯定。还有的人将此称为中国家长最擅长的“打击式教育”。

其实,这压根和教育不搭边。如果你真的明白了“一切关系都是自我的变量”,就可以很清晰地洞察S女士为什么会控制不住对儿子的负面评价。

儿子是妈妈自我的变量,也就是妈妈自我的一部分。儿子能力不足,也就等同于妈妈的能力不足,是妈妈的重大缺陷。S女士的潜台词其实是:我怎么生了这么笨的一个儿子。这句话是她内心独白的外显,重点其实不在“儿子”上,而在于“我”上,是她自己对“我”的不满意。所以,对儿子的攻击,实质上就是对她的自我的攻击。

S女士在节目中还说过一句“我要找民政局换一个儿子”,这可真够幽默的。这绝对是一句“神来之语”,一个“换”字淋漓尽致、鲜明确凿地说明,她将儿子当作了自我的变量。

常量是固定不变的,只有变量才能够替换。S女士的“自我”历时已久,已经基本固化,所以是一个常量,要换只能换变量。既然要换,说明对现有的这个变量不满意,希望换一个更好的,能够弥补她的“自我”的不足。

当看到儿子啥也不会干,比不上别的孩子的时候,S女士的心理是尴尬的、羞愧的。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自我状态。羞愧是一种自我伤害极大的负面情绪,我们经常用“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来形容极度的羞愧。

根据人的第一反应定律,在这样的自我状态下,人们本能地想让自己好受。为了让自己好受,缓解自己的难受,往往倾向于自我攻击。因为对外攻击或者采用心理防御机制已经不足以对冲羞愧带来的负面影响了。

自我攻击实质上就是想在心理上消灭自身的存在来消灭内心不好的感受,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让自己好受。

所以,我们不要妄言中国的父母们擅长“打击式教育”了(当然这不代表我们赞同父母们的这种做法)。中国的父母们,大多存在着将孩子的自我完全划归己有的倾向。父母是包公,而孩子是包身工。从而,呵护孩子,就是在呵护自己;攻击孩子,也就是在攻击自己。

当中国的父母们当众批评自己的孩子“笨”“蠢”“没用”“无能”“跟别人家的孩子差远了”,在给孩子们造成了极大伤害的同时,他们内心的伤痛一点都不比孩子经受得少。他们简直是羞愧若死!这种双重伤害的结果正是源自前面说过的双重丧失自我。

成人与孩子的判断标准

在亲子关系中,父母将孩子当作自我的变量,孩子也将父母当作自我的变量。但是,成人和孩子在判断自我状态时采用的标准却全然不同。

一般而言,成年人的判断标准是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就是从理性角度看对与错,判断某件事情或某个行为是对的,还是错的;是有用的,还是没用的;是有价值的,还是没价值的。

在加拿大从事心理咨询多年的黄蘅玉博士曾经经手过一个典型案例。一位名叫Jim的华裔男孩发邮件向她求助:[5]

我受不了现在的日子了。我爸天天说我没用。他们现在是说生气就生气,一点预兆都没有。我觉得他们看我做什么都不顺眼。最要命的是,他们总是说我不读书。我是真的有读呀。他们每天要说十多次“你以后肯定没有用”。我真的好几次想去死了。救命,我过得简直是生不如死。

Jim是一个16岁的高中生,和父母之间的冲突日渐严重。他情绪低落,不想说话,不想去上学,整天躺在床上,也不愿意起床吃饭。父母怎么叫他都不搭理。

Jim的父母在中国的时候曾是学校里的高才生,后来都成了大学老师。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儿子学习不怎么努力,在班上成绩是中等的时候,不由得焦急万分。爱子心切的他们决定放弃已经拥有的一切,移民加拿大,希望给儿子换一个更好的环境,帮助孩子成为有用之才。

但是加拿大的教育体制和中国学校那种一天到晚拼命逼孩子学习的制度完全不同。Jim每天下午3点就早早下课了,作业也很少,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Jim反而比在国内学习有了更多的时间用于玩耍、看电视、打游戏等。

Jim的父母觉得这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他们坐不住了,马上就拿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父亲拿出了一本词典,要求儿子每天背3页单词。母亲拿出了语法书,要儿子每天做一章练习。父亲还特别强调说自己当年就是靠把英语词典背得滚瓜烂熟,后来才有机会成为大学老师的。但是,Jim却丝毫不在乎父亲的光辉事迹,顶嘴说:“大学老师算什么?”父亲被气得火冒三丈。母亲则为父亲帮腔说:“你不努力学习,今后就是个无用之才,社会的垃圾!”

Jim 打心底里不认同父母的教育理念,面对父母的强势与唠叨,备感无力,所以他想自杀,一死了之,结束这一点儿也不快乐的生活。

时间是不能被浪费的;

只有学习才是有用的;

不努力学习,就会成为没用的社会垃圾。

这些就是Jim的父母脑子中根深蒂固的价值判断。他们认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毫不犹豫地向儿子宣导,当遇到儿子的抵制时,不惜采用严厉的措施,强迫儿子遵从。

Jim所经历的这一切虽然发生在加拿大,但其实类似的,甚至更加激烈的情形也正在中国数以万计的家庭中上演。

孩子的判断标准往往是感受判断。

感受判断就是感觉上的好与坏,看一个人或一件事带给自己的是好的感受,还是坏的感受。

还是拿Jim的故事来举例说明。其实他也知道背单词、学语法对自己是有好处的,未来一定用得上,但是父母的高压强迫让他感觉很不舒服。所以Jim的感受判断就把这两件事当作了不好的事情而加以排斥。

法国心理学家佛朗索瓦兹·多尔多(Francoise Dolto)说:“人类状况最大的悲剧,就是我们在一生中创造力最旺盛、视野最广阔的时候被置于成人的束缚之下,身体的不成熟矛盾地伴随着一种自然天赋和感觉非同寻常的早熟。”

美国儿童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和教育家鲁道夫·德雷克斯(Rudolf Dreikurs)举过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6]

8岁的查尔斯给外婆写了一封感谢信。他妈妈说要看看,查尔斯有些不情愿地把信递给了妈妈。妈妈说:“查尔斯,你看你写得多糟糕,这么歪歪扭扭的,怎么不写整齐呢?而且还拼错了三个单词。过来,照这个样子抄三遍。你可不能把这么乱七八糟的信寄给外婆。”

然后,妈妈把正确的词写在错的上面,让查尔斯重新写。查尔斯从头开始,可是这次出了更多的错。他一张一张揉掉写错的信纸,最后气得泪流满面,扔掉了笔,大叫道:“我写不好!”

这个场景出现在几十年前的美国家庭中,但我们今天也可以在中国家庭中屡屡看到类似的情形。

正确对于查尔斯的妈妈来说,为什么会如此重要?她为什么非要纠正查尔斯的那几个并不影响阅读,更不影响情感表达的拼写错误?

事实上,查尔斯本来很享受写信的乐趣,不论他的信错成了什么样子,他的外婆收到后都会非常高兴。这是一封表达情感的信,而不是一份有标准答案的家庭作业。重要的是查尔斯对外婆的关爱之情,而不是拼写的正确与否。但是,妈妈的纠错完全破坏了查尔斯的好心情。

成年人总是倾向于用价值判断来对待孩子,努力要把孩子训练成完全正确、毫无缺点的人。但孩子却是感受判断的。我们可以想见,写信已经不再让查尔斯感到快乐了。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很可能都不愿意给外婆写信了。

现在有很多家长为孩子无心学习、不求上进而发愁,却不知道,其实正是他们过于苛刻,毫无耐心的价值判断摧毁了孩子的学习热情,就像查尔斯的妈妈摧毁他的写信热情一样。

成年人并不是完全没有感受判断,而是往往把价值判断放在了感受判断之前。当然,也有的成年人,因为特殊的成长经历,完全用价值判断取代了感受判断。或者说,成年人原初而有的感受系统已经被种种的价值标准破坏了。

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孩子。他们曾经也是用感受标准来判断的。但是,随着他的成长,他的父母以及所能接触到的成年人,不断地用他们的价值判断来纠正、取代他的感受判断。

事实上,一个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不断地将各种价值标准内化于心的过程。这个过程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完全丧失了基于自身真实感受的判断能力,这个人就不是完整独立的个体,而是某种程度上被外界标准操控的“机器人”。

一个人成年之后的感受系统并非完全源自内心,而往往依托于外界的强势标准。

这些强势的外部标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内化为成年人的价值观,以至于这些价值判断发生作用的时候,成年人还以为是自己在做理性的判断,其实是不知不觉地被外部的公认标准所掌控。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位移民美国的中国父亲,在著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他对自己的女儿在学业上的要求极为严苛。到了女儿读完高中申请大学的时候,他严令女儿必须申请自己所任教的伯克利分校,并且不得住校,必须住在家里。这等于是剥夺了女儿在校园里的一切社交生活。

对于青春飞扬的女儿来说,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情了。为了摆脱父亲的控制,女儿在提前拿到了伯克利分校的录取通知后,伪造了父亲的签字,悄悄地申请了远离家庭的位于东海岸的哈佛大学。幸运的是,女儿成功了。当她把这个秘密对父亲公开的时候,父亲一开始是大发雷霆,因为女儿不但没有执行他的命令,而且还伪造签名。这都是此前绝对不可容忍的事情。但随即,这个父亲突然变了,不再生气了,而是为女儿感到由衷的自豪!

这个让人感到滑稽的巨大转变说明了什么?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固然是世界名校,但哈佛大学的排名显然更高。从价值判断来说,女儿的所作所为,虽然有错,但结果是更好的,从而也是更对的。所以,父亲对价值进行重新衡量判断后,很自然地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必要生气了,高兴还来不及呢!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成年人的价值判断被拒绝时,他的感受很不好,会非常愤怒。这就是说,成年人的感受判断往往是以价值判断为前提的。或者说,成年人把价值判断当作了感受判断。

成年人用是非对错来判断一切,用有用没用来衡量一切。凡是对的,有用的事物或行为,就能给他们带来好受的感觉。凡是错的,没用的事物或行为,就会给他们带来难受的感觉。

对与错,有用与没用,又会演变成分数、名次、荣誉、头衔、等级、地位、职务、收入、资产等可以量化、可以比较的东西,最终完全演化为利益之争。

基于好坏的感受判断和基于对错的价值判断是大不相同的。也许有人会说,好的不就是对的,坏的不就是错的吗?

对于孩子来说,这是成立的。但是,对于经历了很多的成年人来说,就不成立了。

比如,孩子往往因为喜欢一个老师而喜欢这个老师所上的那门课,然后在这门课上表现突出,成绩优异。有时候,某门课突然换了老师,孩子的成绩马上就会出现波动。有的成绩变好,有的成绩变差,关键就是看孩子喜不喜欢这位新换的老师。

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让稍微具备一点理性思维的成年人很难接受。在成年人看来,老师和他所上的课之间的价值关联并不存在。如果一门课非常重要,那么,不管老师讨不讨人喜欢,你都得学好这门课。成年人经常这样对孩子说理,但却收效甚微。孩子总是听从自己的感受判断,同时把感受判断当作了价值判断。

再举一个例子。

一个孩子生病了要喝中药。中药很苦,带给孩子的是一种很不好的体验及感受,孩子会拼命拒绝,哪怕中药会救他的命。但是成年人却知道“良药苦口利于病”,为了恢复健康,再苦的药也要喝下去。对成年人来说,喝中药是一件不好受的事情,但却是正确的事情。所以,成年人会牺牲自己的感受来服从价值判断。

成年人不但为了自己会这样做,当他们化身为父母的时候,也会对孩子这样做,因为他们把亲子关系当作了自我的变量,也即是自我的一部分。他们对孩子这样做,表面上的理由是“为了孩子好”,但在本质上还是为了让他们自己的感觉好受。他们会不厌其烦地纠正他们眼中孩子的错误做法,用他们自以为正确的方法来取而代之。前面所说的Jim的案例正是这样的。如果孩子不依言照做,大人们会非常苦恼,甚至抓狂。

美国怀特学院的心理培训及督导分析师菲利普·布隆伯格(Philip Bromberg)回忆说:“早在上中学的时候,我就因为顽固地拒绝用成年人所说的‘真正的现实’替代我内在体验中感受到的现实,在那些以教育我为己任的人面前麻烦不断。”[7]

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在布隆伯格的成绩单上附上这样的话:“菲利普看起来很聪明,但是他好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从来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做的事、说的话没有一样可以改变这一点。”

布隆伯格的父母非常清楚老师在说什么,因为他们都是采取相同判断标准的成年人。

布隆伯格说:“对那些总是想办法让我集中注意力的大人们来说,我的坏习惯必须改变。对此,我完全不敢苟同,而且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这对他们来说那么重要。所以,我依然我行我素,直到我妈突然想到一招,让我重复她所说的话,希望以此来挫败我对她的忽视。当时发生的情形我至今记忆犹新。她站在我的面前,两手掐腰,咆哮道:‘你就是不听话!你就是听不进去我的话!现在我要对你说一些话,你必须原封不动地重复出来。’”

布隆伯格的遭遇并非个例。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经常会听到其他自以为看透世事的人的教导:“你还是现实一点吧!”这其实是在说,你自己的感受不正确,没有用,还是听我的吧,我的感受是对的,是有用的。

布隆伯格的老师丝毫不尊重布隆伯格的自我体验,非得把自己对现实的看法强加给他。布隆伯格的妈妈最后也是拿出了家长仅剩的霸道权威,逼迫孩子按照她说的话做事。

法国18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指出:“大自然要人类在长大成人之前先当孩子。如果违背了这个自然原则,培育的将是一个既不成熟也不可口,而且很快就会腐烂的早熟果子。我们会得到一些年轻的贤者和失去天真的孩童。孩子有其特殊的方式去观察、思考和感觉,用成人的方式去要求孩子是愚蠢无比的。”[8]

绝大多数的亲子冲突就是因为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判断标准不一致,而父母强迫孩子接受自己的价值判断造成的。

拥有丰富社工工作经验的苏珊·卢卡斯(Susan Lukas)这样描述成人与孩子在判断与表达上的区别:“成人主要通过语言和文字来加工、认识并描述他们的生活,与此不同的是,儿童常常把他们的感受、害怕、担心以及对周遭事物的理解和误解付诸行动。儿童的这种形式的沟通是象征性的,并且充斥着比喻。他们的表达可以是详细和复杂的,充满了幻想和想象,也可以是空洞和极端的。儿童的表达方式叫作游戏。”[9]

为了避免人们误解“游戏”这个词的意思,苏珊·卢卡斯特意补充道:“在这里,‘游戏’的含义也许看起来和你以往学过的定义不同。以前你认为的‘游戏’指的是一项完全为了娱乐而做的活动,而这里的游戏是指一种儿童对于其内部世界的表达,是一种语言。”

也就是说,儿童往往通过“游戏”来表达他们的感受。而在大人看来,游戏就是游戏,工作就是工作,两者之间泾渭分明。所以,儿童和大人的判断及表达标准由此大相径庭。

那么,为什么亲子之间的判断标准会不一样呢?大人不都是从孩子成长而来的吗?为什么一个人长大之后,就会丧失曾经拥有的感受判断呢?

这还得从婴儿的全能感说起。

婴儿未出生时在母亲的子宫里活得非常惬意,温暖湿润,安全祥和,不需付出任何努力,就能获得生命所需的各种养分,简直就像在天堂一样。出生之后,婴儿告别了这种天堂般的生活。但是,主要看护者(一般是母亲)在婴儿出生初期给予的无微不至的照顾,让婴儿仿佛又回到了子宫。饿了,马上就会有奶喝;哭了,马上就会被温柔呵护;睡了,马上就会有深情而专注的凝视以及紧密而热烈的拥抱。婴儿于是有了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无所不能,自己对外界发出的任何信号都会得到及时而适宜的反馈。这就是婴儿的全能感。

在这一时期,婴儿虽然没有形成明确的意识,但还是感觉到自我就是这个宇宙的一切,自己和母亲是一体的(当然此时他并不知道那个呵护他的人应该称之为母亲),从而母亲的自我显然也是他的自我的一部分。这时候,婴儿的感受系统是极其灵敏的,对外界的判断也完全由感受决定。

但是,这种无时无刻无微不至的呵护是无法长期持续的。随着婴儿身体的生长以及意识的发展,主要看护者对于他的反馈逐渐有了时间滞后。婴儿在痛苦中,慢慢觉察到了真相,自己并不是宇宙,也不是宇宙的中心。于是,婴儿不得不从全能感和一体感中分化出来,学会区隔出自己和他人的边界。这时的婴儿,是非常脆弱的,需要他人(一般是主要看护者)的精心呵护,于是将关系视为自我的变量的驱动力由此生发,并且贯穿一生。

在这一阶段,如果父母不能及时并且精心呵护婴儿细腻而敏感的情感需求(诸如渴望、悲伤、担心、害怕等),将会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性后果。

婴儿的成长过程是一个逐渐从全能感和一体感分化出来,走向独立的过程。独立的代价实际上就是各种各样会带来负面感受的挫折。以婴儿的脆弱程度、敏感程度,任何一丝一毫的怠慢、忽视、滞后,都会带给他挫折感。婴儿无力改变这个必然的趋势,为了让自己感觉好受,心理防御机制自然随之而生。

可以说,人的心理防御机制就是伤害与挫折的直接产物,是一种自然选择条件下对于不良感受的适应调整。

美国心理学家鲁道夫·内森(Randolph Nesse)指出,感受最大限度地表达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自然选择把每种坏的感受发展成某种特定威胁的防御,用感受来调整一个人对于当前状况的反应。帮助一个人逃避老虎的那些行为、心理和认知反应,与帮助赢得爱慕对象或者攻击竞争对手是不一样的。恐惧、爱和愤怒是截然不同的心理程序,在自然选择中形成,提供人们应对历次挑战的能力。[10]

心理防御机制逐渐形成后,感受判断的敏锐度就下降了,甚至可以达到无知无觉的程度。随之而来的则是价值判断登上舞台。一个人的经历、遭遇、主动学习、被动灌输所得到的价值判断(信念、信条等),都会被收纳进防御机制之中。其根本目的也就是让自己感觉好受,哪怕是以自欺欺人的方式。

我们必须强调指出,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口号、标语、俗语、名言,实际上都是集体意识层面的防御机制。

一切价值信条都是心理防御机制。

比如,一个人在社会交往中吃了亏,被别人占了便宜,带给他的必然是不好的感受。但是,如果你调用了“吃亏是福”这句充满价值倾向的俗话,不好的感受就消失了。吃亏不再是吃亏了,而是福了。得到了福,自然是应该高兴的事情,怎么还能难受呢?必须好受。

又如,某个身为父母的人,看到别的父母为儿女精心筹划,上好的大学,找好的工作,自己却因为能力有限而无法如愿。这时候,他往往会陷入焦虑、自责、愧疚这些负面感受之中。但如果有人对他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干嘛操那么多心?只要他听进去了,把“儿孙自有儿孙福”纳入自己的信念之中,这句话就成了最适宜于他当下情形的防御机制了。他也就可以卸下心理的重担,而让自己感觉好受了。

我们说成年人习惯运用价值判断,并不是说他们完全失去了感受判断。成年人当然也有感受判断,但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浸淫日久,更习惯于在某种文化情境中随波逐流,采用普遍的价值判断。对成年人来说,往往是价值判断第一,感受判断第二。因为他们(也许不得不)学会了压抑自己的感受,忽略自己的感受,蔑视自己的感受。

比如,一个已经成年的女孩在参与公益活动的时候,被一位知名的公益领导者L性侵。这个女孩3年后在描述自己的感受时说:“我自己要为这件事负责,L是一个好人,那肯定是我的问题,是因为我是个不好的女孩子,这种事情才会发生在我身上。”甚至还说:“哪怕这件事过去了3年,我依旧认为,我有错。”

一个女孩子被一个她所信任、敬仰的人侵犯,感受无疑是特别糟糕的。她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是,她所接受的社会训练却导致她不断地用价值判断来评判这件事情的责任而将自己的感受放在了第二位。她一直认为自己有错,自己必须负责,而那个一直以公益领袖面目出现的性侵者因为曾经做过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是一个好人,而好人是不会犯错的。既然如此,有错的只能是自己了。

这就是价值判断凌驾于感受判断之上的典型表现。

其实,这个傻孩子不知道,她哪有什么错,她应该毫无负担地接受自己的真实感受,大声地说:“我没错!遭遇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我的责任!”

我们再反过来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个女孩明明没错,却要把责任归结于自身?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曾经经历了什么?她的感受有没有得到尊重和呵护?这种明显不正确的信念是怎样由她的感受系统的演变而进入她的信念价值体系的?

成年人是价值判断第一,感受判断第二,而孩子恰好相反,是感受判断第一,价值判断第二。

这有三方面的原因:

1.大脑发育因素

孩子的大脑,尤其是负责理性思考的大脑新皮层,尚未发育完成。大脑新皮层一般要到20多岁才能最终发育成熟。在此之前,孩子总是缺乏理性判断和自控能力,所以他们不擅长运用价值判断。这是生理上的原因。

2.防御机制因素

一个孩子如果是在比较精心的呵护环境中成长的,一般不太会遭遇重大的挫折与打击,从而不太需要心理防御机制的保护。心理防御机制形成较晚的孩子,其感受系统会一直保持灵敏。而那些早熟的孩子,事实上就是过早形成了防御机制。这类孩子的感受判断已经弱化,转而以成年人式的价值判断为主了。这是心理上的原因。

感受是不会撒谎的,除非心理防御机制将它扭曲、篡改。

3.学习因素

情绪与感受的表达是需要学习的。孩子在没有学会用语言合理表达情绪与感受之前,只能通过直接表达感受来宣泄压力。这是能力上的原因。

对一个孩子来说,成长的过程就是日渐丧失感受的过程。正因为成年人和孩子的判断标准是如此的背道而驰,亲子关系才会不可避免地屡屡发生冲突、出现问题。

完形疗法(亦称格式塔疗法)的创始人弗雷茨·皮尔斯(Fritz Perls)说:“我们需要失去理智,才能走近感觉。”

这句话显然是对成年人而言的。

成年人越是理智,距离感觉就越来越远。当他们和孩子打交道的时候,就越是会误导孩子、误解孩子、误伤孩子。

基于上述的三点原因,指望孩子拥有成熟的价值判断并不符合人的发展的基本规律。成年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感受过度理智化。所以,作为成年人的父母,要想搞好亲子关系,就必须像皮尔斯所说的那样,适当放下理性,走近感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感受到孩子的真实感受,才能为良好的亲子关系做好铺垫。

蒙台梭利(Montessori)说:“儿童是成人之父。”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深奥,其意思是说,成人都曾经是儿童。如果成人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一个儿童,那么,他就不能给幼儿提供一个适宜发展的环境,就不会去克服他自己与幼儿之间的冲突,幼儿的心理就会产生畸变,并将伴随其终生。

有些家长在发现了自己的养育过失后,往往会对孩子解释:“爸爸(妈妈)也是第一次做爸爸(妈妈),我也没有经验。”(这句话实质上也是一种心理防御)但是,父母们却忘了,你曾经做过孩子,而你的孩子,却从来没有做过父母。我们还能用我们是第一次当父母来为自己开脱吗?

父母们必须牢牢记住,不要急于向你的孩子传递价值观。“感受第一,价值第二”才是构建良性亲子关系的不二法宝。

孩子们的“感受第一”也表明他们是活在当下的,而成年人受“价值标准”的影响,要么是活在过去,要么是活在将来,却很少活在当下。

一个感受系统发展正常的孩子所表达的就是即时即刻的感受,对他们来说,时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互联网上热传的一个视频中,一个挨了妈妈责打后气愤难平的小女孩,气呼呼地对她的妈妈说:“我要过很久很久才会原谅你。”妈妈追问她“很久很久”是在什么时候,小女孩着重强调说:“到明天我才会原谅你,明天!”[11]对成人来说,“很久很久”显然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这个小女孩愤怒之下的表达却告诉我们,哪怕仅仅是“明天”,对孩子来说就已经是“很久很久”了。这充分说明孩子是活在当下的。同时也提醒我们,孩子的痛苦与困扰都是在此时此地进行着的。他们不善于延迟表达,也不善于延迟满足。

因此,时间感的错位,也是亲子冲突的一种重要诱因。

当然,我们也必须指出,孩子只关注他自己的感受,常常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造成什么影响。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阶段,并不是孩子故意要与父母对着干。

所以,父母要给予孩子足够的理解,用无比多的耐心帮助孩子度过这个发展阶段,并且引领孩子逐渐学会关注他人的感受,而不是对孩子提出超越其发展阶段的要求和预期,更不能直接给孩子贴上“自私”“不懂事”的标签,然后以怒怼怒,以暴制暴。

感受的存储与提取

我们一直在强调感受在人际关系中的极端重要性,那么,我们的大脑到底是怎样呈现、体验、记忆以及调用这些感受的呢?

人的大脑中有数以百亿计的不同类型的神经元。1949年,心理学家唐纳德·赫布(Donald Hebb)发现,人们的大脑依赖于各种神经元之间的联合作用,重复的刺激可以导致神经元突触传递效能的增加,即当两个神经元细胞连在一起时,它们就会同时兴奋放电并同时传输信号。这样,意识或者说思维就产生了。

《等号思维》一书给出了思维或意识最小单位的定义:

思维或意识的最小单位就是大脑中的一条神经元链接以及这条神经元链接的放电传导过程。

这个定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感受这个概念。

思维或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有一部分就可以视同为感受。由此可知,感受实际上也是大脑中的不同神经元之间的链接。

一个人所有感受的呈现、体验、记忆和调用也即是神经元链接的放电及传导过程。

神经生物学家杰拉德·哈瑟(Gerald Huther)认为,人们大脑中的神经网络对经验具有依赖性。当我们不停地重复某种想法和受这种想法支配的行为时,我们的神经元细胞就会关联起来。

比如,当我们经历某一个创伤事件时,大脑神经元就会产生一个基于神经元链接的集合,这个集合包括由这起创伤事件诱发的所有想法、感受、记忆、知觉、社会情感、自我保护策略以及先天性反应倾向等。当任何与这起创伤事件有关的东西出现时,比如一段回忆、一种情境、一次对话,整个感受集合就会被立即激活。

2013年,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神经科学博士在实验室里用老鼠做了一个实验。老鼠的头上被植入了激光发射器和光导纤维,只要一通电,就可以将蓝光直接投射到老鼠大脑中特定的神经元细胞上。

实验者事先已经查明了这些神经元细胞组成的链接存储的感受、记忆或功能。只要一发射蓝光,其所存储的特定感受或记忆就会被激活,然后会驱动老鼠做出相应的动作。

实验者有意将老鼠倒着吊在一个黑暗、狭窄的空间里。老鼠失去了基本的自由,动弹不得。而且老鼠的社交活动也被剥夺了,没有一个同伴可以交流。几天之后,这只老鼠就明显地表现出了抑郁的症状。

具体表现是:以前特别喜欢的食物也激不起它的食欲了,求生的欲望也急剧下降,一副听天由命、任由宰割的样子。

这是典型的习得性无助现象,表明这只老鼠丧失了基本的生存驱动力。这和人类中那些罹患抑郁症而郁郁寡欢,经常想着要自杀的人几乎是一致的。

从现有常用的治疗方法来看,无论是老鼠还是人,要将他们从抑郁状态中解救出来,难度非常大。

实验者通过对老鼠脑内存储着快乐感受的神经元发射蓝光,将其激活。原本被倒吊着等死的老鼠竟然开始挣扎起来。这明显是有求生的欲望了,说明老鼠的抑郁状态消失了。

刚开始的时候,实验者每发射一次蓝光,老鼠的求生行为就出现一次,整体效果维持的时间很短,老鼠很快重新陷入抑郁等死的状态。但是,连续对老鼠进行“蓝光治疗”5天之后,实验者发现,治疗效果至少可以持续24小时。而且,通过激活老鼠的快乐感受,老鼠脑中产生了更多的新生神经元。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无论是快乐的感受,还是痛苦的感受,都会被大脑内的神经元存储起来,而且是可以一再调用激活的。

这个结论不但适用于老鼠,也适用于人。

所以,我们的大脑实际上是一个感受银行(Feeling Bank)。大脑中丰富的神经元就是各种感受的载体。我们的经历,尤其是在童年时期的经历,附带着各种感受,就像存款一样,存进了感受银行之中。

一个存储了大量痛苦感受的人,会渐渐失去生命的活力,在面对困难与挑战时,就会缺乏韧性与斗志,就像一个负债累累的人,很难做到坚强不倒。

一个存储了大量快乐感受的人,就会充满热情和勇气,敢于正面困难,迎接挑战,随时可以提取雄厚的快乐感受存款来抵御生命的风寒。

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尊重他们的感受,呵护他们的感受,为他们构建良好的感受系统,并在他们的感受银行中储备充足的正面感受。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实验。

关于自控力和延迟满足的“棉花糖实验”是心理学历史上最著名的实验之一。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从1966年开始,在幼儿园里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大人将孩子单独留在房间内,在孩子的面前摆着一颗棉花糖。大人声称自己要离开15分钟,如果孩子想吃这颗棉花糖,就可以把它吃掉。如果孩子能够坚持不吃,等他回来后就可以多得到一颗棉花糖。

结果,有的孩子控制不住,大人刚一离开就吃掉了糖,还有的孩子拿起糖又放下,反复了好几次,最终还是吃掉了糖,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孩子成功抵御了诱惑,然后在15分钟后得到了双倍的奖励。

大约20年后,沃尔特·米歇尔对当年参加实验的孩子进行了回访。他发现,当年成功抵抗诱惑的孩子,拥有了更高的学历、更健康的体重,SAT成绩(大致可以理解为美国的高考)也比直接吃掉棉花糖的孩子平均高出210分。SAT总分是1600分,210分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差距了。

所谓自控力,就是和不良感受做斗争的能力。自控力和一个人负责理性思考的大脑皮层的发育状况直接相关。孩子总是倾向于即刻满足的,是否具备延迟满足的能力,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成年的重要依据。

根据人的第一反应定律,孩子马上吃掉棉花糖带给他的感受才是好的,而等待15分钟再吃近在眼前的美食,带给他的感受是不好的。幼儿园的孩子,大多是在四五岁,在这一阶段,孩子的理性控制力不强是正常现象,马上把糖吃掉属于正常的表现。如果某个孩子可以忍住不好的感受而等待更好的结果,说明他的理性控制力相对于其他的孩子更强。当他的这一特质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发挥作用,自然更有可能在社会竞争中获胜,取得更好的成就。

那么,更重要的问题出现了。年龄大致相仿的孩子,除了先天特质的差异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导致了孩子们在忍耐不良感受上的能力差异呢?

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的莎莉丝特·基德教授(Celeste Kidd)对沃尔特·米歇尔的棉花糖实验进行了优化,并于2012年发表了研究成果。[12]

莎莉丝特·基德在原来的棉花糖实验之前增加了一个步骤,先把孩子分为A、B两组,让孩子们画画,旁边放了一盒用过的旧蜡笔。

A组由“可信的大人”主导,告诉孩子们可以用现在的旧蜡笔,或者稍等一下,她会去拿一些新的更漂亮的蜡笔。几分钟后,大人真的拿来了新蜡笔。

B组由“不可信的大人”主导,大人说了同样的话,但却食言了,没有拿来新蜡笔。

这个热身的步骤微妙地影响到了A、B两组的孩子的感受。A组的孩子因为大人的守信,感觉良好,B组的孩子则因为大人的失信,而感觉不好。

紧接着,莎莉丝特·基德教授开始对同一批孩子进行传统的棉花糖实验。

结果令人震惊,A组孩子延迟满足的平均时间达到了12分钟,而B组孩子坚持的时间只有短短的3分钟。A组孩子的表现比B组的孩子整整高出了4倍!这在实验对比上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差别!

为什么A、B两组孩子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表现?

孩子的感受系统是极其敏感的。守信的大人在孩子的感受账户中存入了微量的美好感受,使得孩子在接下来的试验中有理由相信,等待之后必有回报。而那些失信的大人则在孩子的感受账户上存入了不好的感受,导致孩子担心自己的坚持等待同样也会得不到更好的结果,那还不如把握住眼前的机会,马上将棉花糖吃掉,以免连这一颗棉花糖都保不住。

莎莉丝特·基德的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哪怕是很不起眼的微量感受,都可能对孩子的感受系统造成放大化的影响。那么,在我们和孩子的朝夕相处中,是不是需要对自己的言行举止倍加留意,以免在有意无意中对孩子造成感受上的伤害?

纽约大学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教授们对沃尔特·米歇尔的实验提出了质疑——认为他的实验样本太小,而且过于单一。于是他们改变实验的初始条件,进行了一项新的研究。[13]

新的研究把孩子分为两组,一组孩子的母亲具有大学学历,另一组孩子的母亲则没有上过大学。结果发现,母亲上过大学的孩子比母亲没有上过大学的孩子在实验中的等待时间更长。

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母亲的学历水平对孩子的自控力会产生影响呢?

实际上,母亲是否上过大学,隐示了孩子的家庭条件。高学历的母亲,往往表明家庭条件较好。在富足家庭中成长的孩子,食物充裕丰富,孩子从来不用为吃饱肚子担忧。哪怕错过了这一顿,也随时有别的补偿办法。而穷人家的孩子,往往是落袋为安,只有吃到嘴里才是自己的。

从更深层次来看,家庭环境微妙地影响到了孩子的感受系统。富足家庭的孩子,安全感相对充足,孩子的感受账户存款很大,让他无须急于满足自己。而贫困家庭的孩子,安全感相对匮乏,孩子的感受账户余额不足,驱使着他马上满足自己。

当然,孩子成长所处的家庭环境不仅仅要看物质条件,更要看精神条件。如果一个富裕之家,亲情冷漠,争吵不休,也会对孩子的感受系统造成极大的伤害。

总之,感受虽然无形无色,却可以在大脑的神经元中存储,终身发挥影响。所以,我们可以推知:

就养育而言,父母最大的过失,就是伤害孩子的感受系统。

滋养理论的构建

在这一章里,我们从感受的角度探讨了亲子关系。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角度,为我们构建良性健康的养育方式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与理论基础。

父母的感受往往是以价值判断为前提的,而孩子基本上是纯然的感受判断。如果父母过于在意自己的感受,并经由自身在亲子关系中的权力优势,将孩子的自我据为己有,那么,哪怕你再疼爱孩子,为孩子付出再多,孩子也是不存在的。

这就直接走向了养育的反面。我们知道,养育孩子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孩子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但是由于父母的不当养育方式,关系变成了束缚,热爱变成了伤害,陪伴变成了陪绑。

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说,感受是他的生命质量的唯一衡量标准。现在的亲子关系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问题,关键就在于亲子之间没有处理好双方的感受平衡。

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基于人的基本感受来构建一种新型的亲子关系,或者说一种新型的养育方式。

这种新型的亲子关系或养育方式就是滋养。

滋养是一种既让父母存在,也让孩子存在的养育方式。亲子双方很深地介入到彼此的关系之中,但是彼此之间却保持着富有弹性的合理边界。

在滋养关系中,双方都不霸道,也没有操控。父母亲的自我重要,孩子的自我同样重要。父母存在,孩子也存在,就意味着尊重亲子双方的感受。

哈佛医学院儿科临床名誉教授、波士顿儿童医院医学中心儿童发展部创立者T·贝利·布拉泽顿(Berry Brazelton)曾经阅孩无数,帮助无数家庭解决了孩子的疑难杂症。他用朴实无华的语言为“滋养”提供了另一种诠释。

他说:“我很怕自己再给这些父母提出什么建议,他们已经不堪重负了。然而我要提的不是什么具体建议。我的全部建议就是:与孩子一起做任何能让你和孩子感觉最好的、最快乐的事。”[14]

所以,我们可以再给出滋养的另一个定义:

滋养就是亲子双方共同创造并沉浸在喜悦平安的状态之中。

这种喜悦平安的状态可以简称为“悦安状态”。我们可以用是否处于“悦安状态”来判断亲子关系是滋养型的,还是非滋养型的。

滋养实际上也体现出了一种连贯性(Coherence)。从广义上来讲,连贯性是任何系统内的一种有序、一致、共同、和谐的机能。连贯性还意味着一种有意识有愉快的存在状态。这就是“悦安状态”。

新近的研究表明,当人充满感激,或身处欢乐和谐的环境中,或沉浸于愉悦的工作、学习或冥想中,就会出现一种连贯的心率变化。一个连贯的心跳模式,决定了大脑接受来自环境的感官信息的最佳能力。而当人处于紧张或沮丧的状态时,心率变化呈现出一种不连贯的状态,大脑同时也处于不连贯的模式。这种不连贯的模式降低了大脑接受感官信息,从中构建可理解的模式和做出恰当反应的能力。[15]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家长因为辅导孩子的作业而心情烦躁,甚至有的被气得心肌梗死,却束手无策。如果他们懂得连贯性的原理,就会知道,尊重并呵护孩子的感受系统对于促进孩子的学习能力以及学习成效是多么地重要。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感受模式是具有身心一体化的结构的。我们的感受结构,决定了我们面对外部世界的生理反应和心理反应。滋养可以打通生理和心理、身体和心灵(情绪、感受)之间的通道,所以,就亲子养育而言,滋养是最理想的养育方式。

为了更好地构建滋养型亲子关系,我们需要特别强调滋养理论的几个基本前提:

(1)一切关系的本质就是自我的变量。

(2)亲子关系是一切人际关系的萌芽与原型。

(3)感受第一,价值第二。

(4)面对困难、冲突、烦恼,人的本能反应就是力所能及地让自己感觉好受。

(5)在滋养型关系中,一定是有两个自我存在,边界清晰,富有弹性,适时适度地互相扶持。

那么,在亲子之间如何才能实现相互的滋养呢?

滋养,是一个亲子互动的过程,很大程度上要落地在沟通上。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沟通是人际关系的基本表达形态。因而,滋养型的亲子关系也主要通过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完成。

沟通既可以通过语言来表达,也少不了非语言的表达,这两者既可以单独发挥作用,也可以相辅相成。所以,滋养型亲子关系的沟通(即滋养式沟通)既包括语言沟通,也包括非语言沟通。

我们往往低估了沟通的价值,认为沟通就是说话。但其实,沟通事关一个人的存在状态。

苏格拉底说过一句话:“你说话吧,我想看见你。”

从感受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很有意思。听觉和视觉有意义地关联在了一起,一个人说话了,才会被对方看到。对话即存在。如果想相互看见对方,那么就开展对话。如果剥夺了对方的话语权,就等于剥夺了对方的存在感,让对方消失。

弗洛伊德在《性欲三论》一书的注释中引用过一个故事。[16]

有一次,弗洛伊德听到一个3岁的男孩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喊道:“阿姨,和我说话呀!我害怕,因为太黑了。”他的阿姨回答道:“那有什么用处呢?你又看不到我。”男孩说道:“有人说话就有了光明。”

这个小男孩的纯真童言,让我们看到,对话是如何制造出一种存在感的。当他的阿姨说话的时候,阿姨就是存在的,黑暗也无法遮掩她的存在。

所以,所谓对话,就是要把对方置于一种关系状态之中。滋养式沟通,就是一种平等、平和、平衡的对话;滋养式沟通,就是通过对话来相互滋养,让自己存在,让对方存在,让双方存在。

这就是基于感受的滋养式沟通。我们相信,滋养式沟通能够让关系之中的两个自我都得到救济、得到疗愈、得到升华,当然也能够让两个自我感觉良好。

这是滋养理论的终极目标,也是一切关系的终极追求!

参考文献

[1]【美】西尔维娅·布洛迪。我的童年受伤了——婴儿全能感与童年冲突[M].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序言

[2]【美】巴塞尔·范德考克。身体从未忘记[M].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91

[3]【美】简·布鲁克斯。为人父母[M].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4

[4]【美】沙法丽·萨巴瑞。父母的觉醒[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43

[5]黄蘅玉。对话孩子:我在加拿大做心理咨询与治疗[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91-95

[6]【美】鲁道夫·德雷克斯,薇姬·索尔兹。孩子:挑战[M].三联书店,2015:155-156

[7]【美】菲利普·布隆伯格。让我看见你[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

[8]【美】约翰·布雷萧。家庭会伤人[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156157

[9]【美】苏珊·卢卡斯。心理治疗中的首次访谈[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63

[10]【美】菲利普·布隆伯格。让我看见你[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80

[11]

[12]

[13]

[14]【美】贝利·布拉泽顿。聆听孩子的心声[M].京华出版社,2006:4

[15]【美】韩纳馥。唤醒童心[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

[16]【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性欲三论[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