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现当代西方各国广为流行，并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两种重要思潮，它们同现当代西方其他思潮一样不是单一的，而是包含了各种不同的派系。它们各有不同的理论特征，彼此之间不仅存在差异，有时甚至相互对立。但在超越和反对西方近代哲学的绝对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上，在对所谓“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上，它们却往往存在重要的共同之处，并由此使其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西方近代哲学在哲学思维方式上区别开来。它们的产生和流行各有独特的社会和思想理论背景，但都是在马克思所引起的哲学上的革命与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转型这个现当代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出现的，是这种变更和转型的特殊的、既包含着扭曲，又包含着发展的形态。为了对它们有较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应当首先把握这个大背景，并由此出发来考察和认识它们在不同理论形态下所体现的现当代哲学的根本倾向，特别是较为准确地揭示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思想理论之间的联系。
一、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是当代各种思潮的大背景
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建立了作为革命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超越了以往西方哲学，特别是作为早期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的西方近代哲学，克服了它们的种种片面性，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方向。同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家虽然无法摆脱他们所依附的资产阶级的眼界，但其中较为敏锐的人士毕竟在不同程度上察觉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所陷入的困境和危机。为了使资本主义社会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使之在不同程度上能继续存在和发展，必须进行某些改革。与此相适应，在哲学上也要进行某些变更，特别是要促使哲学从纯粹和抽象的思辨转向对具体的现实生活的关注，而这种变更是对近代以来西方哲学思辩模式的一种转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哲学的发展出现了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在阶级背景和理论形态上都有原则区别，但二者在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并转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上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两者都标志着西方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现当代阶段。尽管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们大都认为他们自己的哲学标志着哲学发展的新阶段，但实际上各种形式的后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都未能真正超越现代转型所开辟的哲学发展道路的范围，它们的变更实际上都是在这个范围内所发生的变更。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与正统派马克思主义有不同之处，甚至有的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思潮融合起来，从而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有所扭曲的情况，但只要他们还是作为现当代的思潮存在，他们的思想倾向就没有越出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范围，而是二者的某种特殊组合形式。
由革命变更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在现代转型中建立的各派现当代西方哲学体现着现当代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两条不同的路线。它们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并以自己的独特方式适应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而不断提出新的理论形态。二者既相互对立，有时甚至作为直接对立的敌对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存在。但二者又存在着统一，都要回答同一个时代提出的哲学问题，并在这些方面相互联系，有时甚至是重要的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现当代西方各国形成的各种思潮虽然各有自己的特殊背景，但它们毫无例外地以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这两种划时代的哲学变更为大背景。它们或者是革命变更的某种持续（其中包含着发展，也存在扭曲）的形态；或者是现代转型的某种同样包含了发展和扭曲的变种。它们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各种思潮之间的各种联系和冲突，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
二、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意义含混的概念，其使用范围很不确定。甚至在被公认为是后现代主义者的哲学家中，对究竟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也没有一致的看法。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它的评价也必然不同。但尽管如此，在不同的后现代主义的定义中还是存在着重要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包含了对现代性，即现代主义的批判和超越。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就有人用后现代（Postmodern）这个词来表示当时欧洲文化的虚无主义倾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出现了一种以抛弃普遍性、背离和批判现代性的设计风格和规范为特征的建筑学及相关的文学艺术思潮。这种思潮不久便被移用于文化、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使这些领域出现了类似的思潮，它们被认为是当代后现代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甚至可以说是它的最初形态。在法国，利奥塔、鲍德利亚、福柯、德里达等与后结构主义相关的一些哲学家纷纷通过批判从笛卡尔到启蒙运动的基本观念来消解和否定西方传统的体系哲学，他们的哲学观点由此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典型形式。伽达默尔的哲学释义学从其把理解当作一种具有历史性的主体间的视界融合，以此取代和超越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传统哲学的认识论来说，也被认为具有后现代主义意义，甚至还是德国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形态。英语国家的文化、历史，特别是文学艺术领域早已有后现代主义倾向，以蒯因和罗蒂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被认为是美国哲学领域的后现代主义的标志性形式，而丹尼尔·贝尔、汉娜·阿伦特、齐格蒙特·鲍曼和查尔斯·泰勒等人则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在社会、政治、道德等接近现实生活领域的重要代表。值得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在美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这些较为接近现实生活的领域。一些欧洲的后现代主义者到了美国以后，往往同样转向这些领域。
尽管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学说各不相同，甚至可以划分出众多派系，又在不同领域从事研究，但是正如上面谈到的，他们在要求批判和超越现代性上有着一致之处。后现代之所以被称为后现代的原因正是基于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而后现代主义与非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争论也突出地表现在对现代性的不同态度上。因此，如何理解和对待现代性就成了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现代性本身也是一个有着多方面内容的概念。西方哲学家对它的表述也各不相同。在西方后现代论著中颇有代表性的美国哲学家道斯蒂文·贝斯特和格拉斯·凯尔纳的《后现代理论》中有这样一段话：“现代性一词指涉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正如马克思、韦伯及其他思想家所阐释的那样，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术语。指涉紧跟中世纪或封建主义时代而来的那个时代。在一些人看来，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相对立，它具有革新和不断变动的特点。从笛卡尔起，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和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的基础。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和实践规范，依据这种规范，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会建立，社会就会得到重建。这种启蒙运动也在美国、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主革命中发挥了作用，这些革命旨在推翻封建社会，建立一种体现理性和社会进步的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1]之所以引述这段话，是因为它能较好地印证我最近十多年来一再提及的看法。
现代性在英文中为modernity，从社会经济领域而言，它泛指西方中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以后的时代，特别是西方各国现代化运动萌芽、成长以致发展的时代；从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而言，泛指反封建的世俗思潮，特别是西方各国的启蒙思潮及与之相关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从哲学领域而言，泛指从笛卡尔以来的崇尚理性、并由理性出发来构建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的思潮。从理性就是主体性的角度说，崇尚理性的时代就是强调主体性的时代，由主体性出发去构建形而上学体系的时代，即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时代。由于理性被认为具有普遍和绝对意义，是一切知识和科学文化的基础、本质，绝对理性主义同时具有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意义。modern philosophy在中国哲学界中以往一直被译为近代哲学，特别是指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哲学。与此相适应，modernity指的就应是近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就其主要意义来说实际上就是对近代性的批判和超越。对现代性这个概念，还可以有其他许多理解。例如，现代性可以意味着以同一性代替差异性、以普遍性代替特殊性、以必然性代替偶然性、以确定性代替非确定性、以绝对性代替相对性、以中心代替边缘等等；现代性也可意味着对基础、本质、本源、规律、公理等的肯定。对现代性的这些肯定实际上意味着对传统体系哲学，特别是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肯定；而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被称为后现代主义，正是源于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主要表现为对笛卡尔到黑格尔这一时期为主导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超越。
国内外哲学界大都把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限定为20世纪下半期由法国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美国新实用主义所代表的思潮，而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一书的出版（1979）被认为对后现代主义的正式流行具有标志性意义。事实上，不少谈论后现代主义的论著往往以利奥塔、鲍德利亚、福柯、德里达等与法国后结构主义相关的一些哲学家以及同一时期的英语国家的哲学家为主要代表人物。尽管他们对后现代主义的具体解释各不相同，例如利奥塔就不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时间上的后于现代主义，而强调它是与现代主义不同的一种思维方式。因为他认为，同一时代的思想有的是现代的，有的是后现代的。又比如，福柯等人不使用，甚至不接受后现代主义这个名称。但这些哲学家在要求批判和超越现代性上，特别是在反对和超越传统体系哲学、反对和超越作为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主要特征的二元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绝对理性主义等方面却有着一致性。正是这种对传统和现代性的批判态度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些人（例如以“新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美国哲学家詹姆逊）将后现代主义限定为他们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所谓晚期资本主义也有不同说法，通常将其归结为帝国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即所谓“第三阶段的资本主义”。也有人将其看作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当代信息技术出现以后的最近几十年的资本主义。但是，不管对狭义的后现代主义怎样限定，它的主要理论特征仍然是反形而上学和对上述现代性概念的批判，而现代性概念则必然是广义的，即包括了与欧洲早期现代化运动相伴随的早期资本主义的范围。因此不管是作广义或狭义理解，后现代主义都具有反传统形而上学等西方近现代哲学的特征，都是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转型期的产物，与这一转型有着密切联系。
既如此，为了要对后现代主义（包括狭义的后现代主义）有较为准确的理解，就应当把它们放在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这个大的背景下来分析。因为反对传统体系哲学，或者说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并非上述狭义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独有的特征，也非它们所始创。自19世纪中期西方哲学发展开始出现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即现代转型以来，大多数新兴的哲学流派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这种特征。只是它们没有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个称呼。也正因为如此，一些西方哲学家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各种类型的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等流派在不同意义上都归属于后现代主义。将一些较早出现的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例如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生命哲学家柏格森，过程哲学家怀特海等人）当做后现代主义的奠基者，将尼采、狄尔泰等19世纪的思想家当作后现代哲学的重要先驱，甚至是划分现代与后现代哲学的转折点。当解构主义、新实用主义等当代后现代主义者论证自己的理论时，几乎无不援引这些前辈的哲学流派。这样后现代主义就成了在哲学思维方式上与近代哲学（modern philosophy）不同的现代哲学（contemporary philosophy）的统称，成了一个可将一切具有反传统体系哲学（特别是笛卡尔和康德以来的近代哲学）倾向的哲学流派和思潮都归入其内的普泛概念。对普泛意义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解读和评价实际上从属于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采取批判态度、要求实现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现代西方哲学的解读和评价。
当然，人们完全可以从狭义的意义上来谈论后现代主义；完全可以、甚至应当对解构主义、新实用主义等当代哲学流派的那些“后现代话语”加以具体的解读和研究；完全可以，甚至应当具体分析詹姆逊等人关于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作为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意义。但不应当把这种狭义的后现代主义与postmodernism可能包含的广泛的意义混淆起来，更不应当把前者声称在哲学上的变更与后者所蕴含的变更混淆起来。如果肯定广义的后现代主义可以泛指尼采以来一切具有反传统体系哲学倾向的哲学流派和思潮，那就应当肯定它们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是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具有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转型的意义。当代后现代主义派别对这种转型也作出了贡献。但只要将他们的理论比照此前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就不难发觉他们所要求实现的哲学上的变更仍然没有越出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范围，并不是这一转型之后发生的另外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新变更。
总的说来，如果我们肯定西方哲学的发展继近代转型（认识论转型）之后从19世纪中期开始出现了新的转型（现代转型），后现代主义思潮正是这一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而当代后现代主义在哲学上的变更正是这一转型在新的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因此也应当从这一转型的角度去解读和评价其意义。
但是我并不因此主张把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相提并论。后者的意义要确定和深刻得多，至少较易避免“后现代主义”这个普泛名称所导致的各种含混性。自19世纪中期以来，许多对时代精神的变更有一定觉察的西方哲学家纷纷起而对以黑格尔为顶点的西方近代哲学的局限性和矛盾性进行批判，试图超越它们的界限，甚至从根本上改变西方哲学发展的方向。他们的理论当然远非完善，甚至还充满着种种矛盾，但他们在这方面毕竟有相当丰富的内容，而这是含混的后现代主义概念所难以涵盖的。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虽然与西方哲学家实现的现代转型有着原则的区别，但这一变更毕竟也是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转化的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是这种转化中最彻底、最完善的形态。有的西方哲学家，特别是一些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由此把马克思说成是一个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这当然包含了对马克思的扭曲。不管对后现代主义作何解释，用后现代主义这个含混的概念来指称马克思主义必然会使马克思主义变得含混，混淆其与西方现当代哲学思潮的界限。
至于詹姆逊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倒是有其理由。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那时狭义的后现代主义还没有出现，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都早已发生了，以批判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为主要内容的对现代性（近代性）的批判思潮已经出现了。这意味着不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个名称的广义的后现代主义早已存在了，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最显著的特点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复活近代性思潮的批判。尽管他们的这种批判有时走向了另一极端，以致可能背离马克思主义。但这与后现代主义，特别是狭义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近代哲学）的批判大体一致。总之，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往往走到了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某些形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例如德里达、詹姆逊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是将马克思主义作后现代解释的马克思主义。
由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有密切联系，甚至也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在某些方面相关。因此不宜对之简单否定，而应当实事求是地揭示其可能存在的积极意义。但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是一种复杂并存在着种种矛盾的现象。有的后现代主义者在哲学上批判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缺陷和所谓现代性的弊端时往往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以致陷入了极端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这样他们就会将西方哲学的发展引入歧途。随着这种极端形态的后现代主义的破坏性弊端日益显露，许多西方哲学家企图与之划清界线。于是有的人提出要反对颠覆性（破坏性）的后现代主义，倡导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甚至更多的人反对继续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个可以作出不同解释的模糊概念；以致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经风光不再，人们已在谈论西方哲学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之后如何发展的问题了。还有的人鉴于全球化已成了当代世界势不可挡的潮流，于是就企图用时髦的全球化话语来包容后现代，将后现代当作全球化的题中之义。后现代问题就成了全球化条件下的哲学发展方向问题，然而这样一来后现代主义就失去了它的拥护者们原来所强调的意义了。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性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分野
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多义的概念。狭义的或者说本来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及被认为是其合法继承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对应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它往往保留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原则，但又以反对后者发展中的教条主义和僵化倾向等为理由而放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些重要原则；它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因而不同于现代西方哲学，但又融入了后者的一些因素，特别是某些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的因素。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有不同所指，有时甚至可以用来泛指在西方国家得到研究和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意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有的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甚至只是一般的研究者。他们的理论观点有的可能接近正统马克思主义，有的可能接近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有的可能是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后者有时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我国学界谈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常是指其狭义的形态，即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异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的产物。
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可以有不同说法，但大都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遇到挫折，甚至遭到失败相关。其中最突出的是如下两个相关的历史事实：一是在列宁领导下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列宁主义由此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正统理论，十月革命武装起义的道路也由此被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道路；二是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些国家出现了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但各国按照十月革命模式所进行的革命均遭到了失败，后来许多发达国家甚至没有再发生革命。这种情况引发了欧洲国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模式的普遍有效性的质疑，由此产生了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有所不同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它们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正是如何看待上述两个历史事件。在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一些人关注从政治、经济，特别是从心理学上分析法西斯主义的起源。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中有一些人致力于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弊端的批判。他们的这些活动都蕴含着对以列宁主义为标志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偏离。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都有上述偏离，但他们内部并不统一，包含了思想倾向各异的一些派别。有的虽然受到同时代西方思潮的较多影响，但主要思想倾向仍属马克思主义，可以算是西方国家中出现的有不同见解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以及科尔施、葛兰西等人的理论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本人的某些理论的重新解释和发展，他们在整体上并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葛兰西甚至还是意大利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有的人受同时代西方思潮的影响很大，甚至可能是某种西方思潮的代表，从原则上说他们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派别，而只能归属于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只是在某些方面接近马克思主义。例如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仍然是存在主义的表现形态。在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有的与在当代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能是后现代主义的表现形态。詹姆逊的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至于最近一些年来在西方国家受到关注，并被当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继续的所谓后马克思主义、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已不具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对应的性质，与本来意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然更有很大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既然存在如此明显的歧异性，在评价它们时，应当分别按照不同情况作出具体分析。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它的各个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国内外各种有关论著所作的介绍和解释有时虽互有差异，但大体内容彼此出入不大。东欧各派新马克思主义虽不能简单归结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但二者主要理论倾向很是接近，人们对将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放在一道讨论也未引起多大争议。学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讨论中的意见分歧似乎集中在如何从理论上给这一思潮定性：应当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成马克思主义本身发展中产生的与以前苏联模式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派别呢，还是只能看成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思潮？因而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对此我想应当考虑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判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发展中出现的不同派别，既要看后者是否可能出现不同理论并由此在一定意义上产生不同派别；又要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理论能否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
前一个问题应当不难回答。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和学说要不断具有生命力，其代表人物都必须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不断修正、深化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使之符合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新要求。马克思主义更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根据他们所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无产阶级斗争条件的变化而不断修正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从他们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起，他们的哲学理论的基本立场即始终一致，但具体解释又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并非固定不变。无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或者他们各人在不同时期之间，由于所处具体条件以及现实要求等的不同而在某些方面必然存在、事实上也的确存在差异。不承认这种差异，无异于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而肯定这种差异不仅不会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反而是尊重了他们所一再强调的不把理论当作僵化的教条的基本原则。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机勃勃、战无不胜，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坚持其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紧密联系所处特殊时代和特殊地域的具体实际，不断提出新的理论。既然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必然存在差异，人们有时会按照不同具体条件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作出各有特色的解释，从而出现不同理论，甚至形成不同学派。只要这些学派坚持马克思在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所确立的那些基本原则，那不管它们是否符合“正统”马克思主义模式，都应当肯定其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发展中出现的派别。
至于判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符合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显然不能简单地说“是”或“否”，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大的思潮中又包含了具有不同理论倾向的派系，应当在正确理解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方向这个前提下，对他们的具体理论倾向作出具体分析，分别作出回答。
在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有些人（例如萨特和法兰克福学派诸家）的理论之所以被归入其内，是因为他们往往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许多矛盾和弊端作了相当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对马克思的理论，特别是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人的能动性、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学说以及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更在哲学史上的革命意义作了高度的评价。但他们本身的基本理论倾向（例如萨特的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又有本质区别。他们虽然也参与一些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活动，但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例如西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有较大距离。他们大都也并不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只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程度的同情者。严格说来，与其说他们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如说是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和研究者，不应将其归属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发展中的派别。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国家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或者说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同的意义。这就是本来意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
在人们通常谈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中，从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以来相当多的人都曾是西方各国共产党的著名理论家或者独立从事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之所以提出不同于“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前者不仅未能使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反而使他们遭到了严重挫折。这促使他们超越这种理论模式而按照他们各自理解的当代西欧社会状况和无产阶级所面临的新形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新的探索和解释，为西方的革命寻找新的道路。由于他们的理论锋芒所向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和机械论倾向，并发挥了马克思对人的实践和能动性、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强调，因而大体上符合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方向，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贡献。他们的理论的确往往存在很大片面性，例如有的人在反对机械论时往往偏离了唯物主义立场，走向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时却又使自己脱离了现实的政治实践。但不能因此将它们简单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潮，这正像不能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有时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和机械论倾向而将其简单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潮一样。
第二，判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理论是否只能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思潮，除了要看他们的基本理论倾向是否与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还要看这种理论倾向与相关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联系以及后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系的性质。前一方面上面已经论及，在此仅简单说明后一方面。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派别大都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思潮或派别有密切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笼统地将它们归结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对立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潮，认为它们只能是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因为：
一、在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那里上述联系的性质和程度不同。其中有的是从某种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基本观念出发（例如萨特从存在主义出发）来构建自己的理论，只是在某些方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因素，从整体上说它们的确可归属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但也有些人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其理论目标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往往只是在某些方面接受或借鉴了某些西方哲学的内容（例如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借鉴黑格尔主义），显然不宜将他们的理论简单归属于某种西方哲学思潮。
二、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接受或接近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特征上存在对立，但正如上面提到的，在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走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也就是实现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上二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共同之处。即使是那些从整体上说应当归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思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在这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有着共同之处。如果把二者的关系仅仅归结为根本对立的关系，那必然会忽视二者的这种超越，从而必然扭曲二者的实际所是。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些派别的确受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存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的影响，这种倾向无疑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冲突。但无论是他们本人或对他们发生影响的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其基本理论倾向并非直接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对于以实体本体论、机械论、独断论等形态出现的传统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他们往往还采取反对和批判态度。说他们的理论仍然存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主要是因为这些理论在某些方面仍然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甚至一些称自己的理论为唯心主义的人，其唯心主义的意义也与传统哲学的实体性唯心主义有很大区别。因此我们既要善于识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划清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与它们的界限，又要善于看到它们在反对和超越传统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之处，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总之，我们既要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接受的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差异和对立，又要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的共同之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具体分析。这里最重要的仍然是正确认识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和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真实意义，超越近代哲学的视野来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及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联系。
随着苏东事变的发生和冷战的结束，马克思主义在国外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出现了很大变化。以往那种以苏联为代表，并作为其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因原有存在条件的变化而失去影响，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复存在。在中国得到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强调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不具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对应的正统性质。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当然还有人在，但他们大都失去了原来的正统地位。至于原有作为与这种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异，甚至相对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不处于与原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地位，也就不再有作为原有意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而存在了。因此，把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主要形态来研究也就不再具有原有的意义。当然，从总结以往哲学研究的经验教训来说，对原有西方马克思主义作更为深入具体的研究当然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考虑到中国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除了对与后现代主义有着较密切关系的詹姆逊等人外，本书对那些被许多人谈论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不一一介绍了，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作简单综述。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对而存在的思潮不等于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不等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后者的范围要广泛得多。除了本来意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有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这种研究在苏东事变以后仍继续存在。而他们的研究从基本倾向、范围、重点、目标等方面来说，往往各不相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一般性研究的人当然还有，但多数人宁愿去研究当代社会的一些具体问题，例如政治、伦理、宗教、种族、女权、生态方面的问题。所谓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的马克思主义等就是由此出现的。在本来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停滞，甚至终结的情况下，如何突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围，积极开展对各种类型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就成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外国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只是在此提出这方面的问题，但并未作这方面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状况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加复杂。这些学者的哲学和政治立场各不相同，他们与各种西方哲学流派有着不同的联系，特别是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各有特定的目的。因此不仅难以用正统马克思主义作标准来衡量他们，也难以用原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作标准来衡量他们；而应当从他们本来的哲学背景出发，根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研究来对他们作具体评价。在这方面，我们应当避免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仅仅根据他们说过一些赞成、甚至褒扬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的话，特别是赞成马克思本人在特定条件下所说的某些话，就把他们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因为他们很可能是由于这些理论和话语符合他们本来理论的要求而表示赞成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所真正维护的实际上仍是他们自己的理论，而不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例如，著名的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说过不少褒扬马克思的话，有些话语听来甚至使人感动，但他之所以肯定马克思，是因为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可以用来论证解构主义。如果我们过分相信他那些赞扬马克思的话，我们就可能有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意图下落入解构主义的陷阱，至少有这种危险。另一种是：仅仅由于某些西方哲学家说过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话而简单地将其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因为有的西方哲学家所反对的马克思主义是由他们自己或其他人扭曲过的理论（例如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相背离的经济决定论、消极反映论、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论），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起而维护这些理论，那我们就是站在扭曲马克思主义人的一方了。
在当代新的历史条件下，各国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同路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仍然有效，但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的确受到了种种冲击。一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关于现代文明的冲突、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关于信息技术和网络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等议论虽然都存在明显的片面性，但也往往包含了某些真理。这些都要求我们突破某些过时的思维框架，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态度对新的情况进行具体研究。正是由于各国的发展条件不同，各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有着不同的发展路线。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我们既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又要放眼世界，关心各国社会的发展和各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既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又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在国外的发展，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种研究包含了许多方面。例如，除了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外，还包括众多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研究。他们从各自立场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非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有时还包含着可资借鉴的见解。即使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明显存在扭曲的理论也可通过批判用来作为防止扭曲的材料。正因为如此，本书收录了一些介绍西方著名哲学家，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论述。由于我们缺乏深入具体的研究，这些论述显得零散、肤浅。考虑到学界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如果我们这些介绍能成为引玉之砖，我们就部分地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