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留日学生来说，1903年的春天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春天。
因为，从这一年初开始，中国的留日学生人数大量增加。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各种宣传新思想、新观念、新主张的刊物像雨后春笋般地纷纷涌现出来。
继1902年12月14日出版的湖南《游学译编》后，1903年1月29日，湖北留日学生刘成禺、李书城、时功玖、程明超等人又创办了《湖北学生界》，这个刊物，从第六期起改名《汉声》。
1903年2月17日，浙江留日学生孙冀中、王家驹、许寿棠等人创办了《浙江潮》。同月，直隶留日学生出版了《直说》。1903年4月27日，江苏留日学生秦毓鎏、汪荣宝、张肇桐等人创办了《江苏》。
这些新创办的刊物，主要呼吁严重的民族危机，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历史等学说，并从各方面探讨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中国之所以落后和遭受侵略的原因，力图找出救亡图存的途径和方法。因此，它们的问世，使中国留日学生的思想界顿时呈现出一片生动活泼的新局面，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这个大规模的宣传启蒙运动，既然是中华民族危机刺激下的产物，自然地就把对国内外形势的观察和研究放在首要的地位。在这些刊物中，宣传世界形势，鼓吹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言论，几乎每期都有，并且都赫然安排在刊物卷首的显著地位。
当时，留日爱国学生几乎都从各个角度来观察和研究世界形势，并大力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与鼓动。
在中国留日学生看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既然是以整个民族为基础，以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它就有着雄厚的背景，它的侵略性也就格外凶狠与可怕。
怎样才能把祖国从危亡中拯救出来？
怎样才能将中国建设得像西方国家一样强大？
这些刊物的作者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苦心的探索，并且根据各人的认识，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各种各样救亡图存的具体方案。这些方案，归纳起来，就是将民族主义与排满主义结合起来，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1．发扬民族主义，建立民族的国家。民族主义，是这个时期各种留日学生刊物中喊得最响亮的口号。他们认为：只有发扬民族主义，建立民族的国家，才能有效地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这几乎是当时留日界进步刊物的一致看法。
什么是民族主义？
为什么要建立民族的国家？
这些刊物都力图从理论上给以明晰的答复。民族主义潮流的盛行，使当时的社会精英几乎一致地把矛头指向了长期丧权辱国的清政府，从根本上否认了清朝统治的合法性。
2．传播新思想、新观念，发展国民教育。这些进步刊物既然把民族主义视做立国和富强的根本，接着就自然地遇到一个问题：民族是由国民组成的，民族的强弱取决于国民的民族自觉心和竞争力，那么，怎样才能提高国民的民族自觉心和竞争力呢？他们的答案是：必须发展国民教育，学习并传播新思想和新知识，这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3．主张以省为单位，实行地方自治。在这时期的留日学生刊物上，还有过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就是主张以省为单位，实行地方自治。刊物的作者认为，只有实行了地方自治，发展教育和兴办实业等才会有可靠的保证。刊物的作者鼓吹：根据中国现状，实行地方自治，已经急不可缓。
综观这个时期留日学生刊物各方面的言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1．一切皆以反帝救亡为出发点。在这些刊物中，不仅有许多专门论述当前民族危机、探求救亡图存途径的文章，就连其他论述经济、政治、教育、哲学、历史、地理、宗教、医学、体育等方面的文章，也莫不从探求中国如何救亡图存这一角度来提出问题。
2．主张用西方先进的思想来全面改造中国。刊物的作者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说出发，认为西方国家既然在各民族的“生存竞争”中取得了优胜的地位，那么，事实已证明它的一切是适应时代潮流的，中国要自强，就得以西方为榜样，把它们的一切有用的东西都全盘接受过来。
3．指出清政府是靠不住的，救国图存主要应该依靠国民自己。
总之，1903年前后留日学生出版的各种刊物，发表的各种主张，都真实地反映了他们正在觉醒的情况，这对于唤起国人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
中国的春天，就荡漾在中国留日学生的眼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