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派别的产生，同20世纪初年东京和巴黎无政府主义的流行有着密切的关系。
1907年6月，侨居在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分别出现了两个无政府主义派别。
在东京，以张继、刘师培、何震、汪公权等人为代表，他们发起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出版了《天义》半月刊。
在巴黎，以张静江、李石曾、吴敬恒、褚民谊为代表，他们出版了《新世纪》周刊。
《天义》半月刊和《新世纪》周刊这两个刊物东西呼应，一股鼓吹无政府主义学说的风暴在中国近代思想界开始形成。
1901年，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曾成立社会民主党，但这个党刚一成立就被禁止。1906年，社会民主党以社会党的名义重新建立。可是它的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以片山潜、田添铁二为代表的温和一派，主张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政治的革命；以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为代表的强硬一派，则完全否定议会斗争，主张“直接行动”，用无政府主义的总同盟罢工和暗杀等方式来实现革命的目的。1907年6月，两派正式分裂。片山潜等组织了社会主义同志会；幸德秋水等人则发起社会主义金曜讲演会。
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首先影响了原来已沾染了一些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中国激进党人。
1903年，曾翻译出版过无政府主义著作的张继，1906年又将意大利人马拉叠斯的《无政府主义》日译本译成中文，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信徒。
早在日本社会党分裂前，张继和章炳麟就通过同盟会会员日人北一辉的关系结识了幸德秋水。
1907年3月，张继、章炳麟致函幸德秋水，愿登门求教。从此，双方往来联系不绝。
刘师培、何震夫妇于1907年春到达东京后，也很快成为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
刘师培，字申叔，号左庵，1884年6月24日生于江苏仪征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自幼饱读经史，1901年中秀才，第二年又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志。1903年，他踌躇满志地赴开封会试，不料却名落孙山，初次品尝到“飞腾无术儒冠误”的失落感。返乡时途经上海，意外结识了因宣传革命而屡遭清政府通缉的章炳麟。刘家祖孙三代以治一部《左氏春秋传》而著称，章炳麟推重刘师培家传的古文经学，刘师培仰慕章炳麟的学问，二人意气相投，学问相近，引为知己。当时，上海是国内民主革命的中心地带，章炳麟在《苏报》上鼓吹排满革命，受章炳麟影响，刘师培思想翻然一变，从此绝意科场，主动投身民主革命活动。这年三月，他在《苏报》发表《留别扬州人士书》、《中国民约精义》等文章，不久又著《攘书》，表示了他的“攘除清庭，光复汉族”的决心。
1903年夏，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章炳麟、邹容被捕，刘师培并没有被吓倒，反而更趋激烈。他与蔡元培等共同发起“对俄同志会”，参与创办《俄事警闻》，揭露沙俄侵略中国，反对清政府卖国政策。
1904年初，《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刘师培与林獬担任主编。与此同时，他还是《中国白话报》的主要撰稿人，以白话文的通俗形式宣传民主革命。他在该报上发表《论激烈的好处》，署名“激烈第一人”。又相继参加了蔡元培等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并成为光复会的首批会员。刘师培的激烈表现为他在革命党人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这期间，刘师培回乡探亲，不久，便匆匆携未婚妻何班返回上海。何班进爱国女社就读，后来成为极端的女权主义者，甚至不惜以男性为敌。她与刘师培结婚后，姓氏改为从父母两姓，署名震。据说，在后来的婚姻生活中，她常常对刘师培作“河东狮吼”，刘师培苦不堪受，这对他的后来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1905年3月，《警钟日报》被租界当局查封，刘师培在上海待不下去，遂避往浙江，不久，又转道去安徽芜湖，先后任教于安徽公学、皖江中学，同时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当时，陈独秀、章士钊等也在安徽公学任教，并且组织了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刘师培成为其中的一员。
1907年2月，刘师培应章炳麟之邀，偕同母亲、妻子何震及何氏表弟汪公权东渡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刘师培很快成为章炳麟主编的《民报》的主要作者之一。他接连在《民报》上发表《普告汉人》、《利害平等论》、《悲佃篇》、《清儒得失论》、《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激烈的反清文章。
也许是由于这时同盟会领袖内部分歧，刘师培对革命形势有点悲观，也许是刘师培夫妇过于年轻，缺乏对汹涌澎湃的新思潮的辨识能力。就在这时，刘师培的思想开始发生第二次转变。当时的日本社会党内部弥漫着一股无政府主义思潮，受其影响，到日本才三个月，刘师培、何震便开始服膺无政府主义，用无政府主义思想来鼓吹他们的反对专制的主张。
1907年4月，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写文章提议中日革命家携手，亚洲各国社会党联合起来。章炳麟首先起来响应，与印度流亡者筹组亚洲和亲会。不久，何震出面组织“女子复权会”，并创办《天义》半月刊作为它的机关报，在6月10日出版第一期。
恰在这时，同盟会内部发生了反对孙中山的风潮，刘师培要求借此改组同盟会。这一企图，遭到黄兴、刘揆一等人的坚决反对。于是，刘师培就与张继两人共同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他们在发起的广告中明言：
近世以来，社会主义盛行于西欧，蔓延于日本，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虽有志之士，间倡民族主义，然仅辨种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复之说果见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同仁有鉴于此，又慨社会主义之不昌，拟搜集东西前择各学术，参互考核，发挥光大，以饷我国民。复虑此学之不能普及也，拟设社会主义讲习会，以讨论此旨。
刘师培等人在这里说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无政府主义；所说的“讲习”，实际上就是宣传无政府主义。
1907年8月31日，讲习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九十多人。会上，刘师培明确宣布，“吾辈之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者也。”“吾辈之意，惟欲于满洲政府颠覆后，即行无政府。”他认为如果推倒清朝之后再成立新政府，那就“势必举欧美、日本之伪文明推行于中国”，其结果必将使中国人民较今日更为困苦。接着，张继在会议上声明：该会的目的在于“诠明无政府主义”。幸德秋水应邀出席了这次成立大会，并发表了长篇演说。他介绍了社会主义运动中马克思派和巴枯宁派的分歧，说：“平和派属马克思，激烈派则属巴枯宁。”他反复论述“政府为万恶之源”，号召中日两国国民，互相扶持，“以促无政府主义之实行”。最后，何震在有关女性解放的演说中介绍《天义》报时说，“一面言男女平等，一面言无政府。”所有这些，都为社会主义讲习会定下了基调。
但是，社会主义讲习会没有严格的入会手续，只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将姓名住址寄交该会，就自然被认为是其会员，开会时即行通知。社会主义讲习会原定每周集会一次，后改为每月活动两次。1908年4月，会名改为齐民社，但实际上，社会主义讲习会的名称仍继续沿用。
据统计，社会主义讲习会共计召开过五次代表大会。经常在会上讲演的，中国方面有张继、刘师培、何震、章炳麟、景定成、潘怪汉、乔义生、汪公权、陶成章、南桂馨等人。日本方面有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人。讲演者的演说词，会后多在《天义》刊物上发表。因此，自从社会主义讲习会成立后，《天义》实际上成为社会主义讲习会和女子复权会共同的机关报。
1908年1月，张继因为参加日本的金曜讲习会第二十次会议，被日警追捕，逃往巴黎。社会主义讲习会失去了一名骨干分子。章炳麟虽然参加了讲习会，并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严重影响，但他始终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1908年4月，章炳麟与刘师培夫妇发生争吵，撤出讲习会。这样，讲习会又失去了一名重要的支持者。同月，刘师培为了避免日本政府的注意，将《天义》停刊，改出《衡报》，托名在澳门出版。6月，发生“赤旗事件”，日本社会党一些领导人被捕入狱。10月，《衡报》出第十一号时被日本政府明令禁止。11月，刘师培、何震归国。从此，这个从1907年6月《天义》出版开始，在日本活动了约一年半的无政府主义派别就此烟消云散。
在巴黎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出现的无政府主义派别，同在日本东京一样，也是当地无政府主义者直接、间接影响的结果。
法国是著名无政府主义者普鲁东的故乡，也是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以及其他许多国际无政府主义者经常活动的地方。20世纪初年，仅巴黎一地，无政府主义的报刊就不下数十种。这种情况，深深影响了中国部分的留法学生。张静江和李煜瀛就是中国留法人士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人物。
张静江，自名“人杰”，出生在浙江南浔的一个富商之家，自幼尚豪侠。11岁时因救火摔坏了左腿，落下终身残疾，因此失去了科举仕途求取功名的机会。后按清政府惯例，捐银十万两，取得了江苏候补道官衔，1902年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任清政府驻法国巴黎使馆的商务随员。他“旅法数年，渐结识西欧无政府党诸学者，获聆普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学说，因之思想锐进，立论怪特，隐以中国无政府主义之宣讲师自任”。
李煜瀛，字石曾、石僧，河北高阳人，出身望族，其父为晚清重臣李鸿藻。1902年随清驻法公使孙宝琦到法国读书。李石曾为留法农科学生，为“无政府党所引诱，以浪漫派普鲁东、巴枯宁为神圣，尊崇其说”。
张、李等人同巴黎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有着比较密切的交往，在思想上也多受其影响。
1906年12月，吴稚晖与李石曾、张静江在巴黎正式发起组织“世界社”，地址设于巴黎达庐街25号。1907年1月，他们又创办《新世纪》周刊，直接取名于法文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中文新世纪社址也就设在法文《新世纪》编辑部的楼上。《新世纪》由张静江负责经费，吴稚晖负责排版，李石曾、褚民谊、蔡元培等供给文稿。《新世纪》杂志的理论基础是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并相应介绍普鲁东、巴枯宁、拉马尔克等人的思想。
新世纪派认为，国家和政府只不过是少数人支配多数人的机构，是破坏正常社会的根源。他们鼓吹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在中国实行代议制政治。他们主张科学、互助，提倡以无政府教育来代替宗教。
新世纪派以排皇革命作为无政府革命的出发点。他们认为，“排满不如言排皇。”李石曾甚至说：“社会革命必自倾覆强权始，倾覆强权必自倾覆皇帝始。”
事实上，巴黎无政府派创办的世界社的早期事业主要集中在革命言论的宣传和出版事业两个方面上。他们对待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态度和在东京的无政府主义者有所不同。
朱和中在《欧洲同盟会纪实》一文中说：
自张静江加盟（指同盟会）后，巴黎之革命团体为之一变，盖从前纯为学生，此刻则兼营商业。西历一九○七年阳历年节，我赴巴黎，则见有开元茶馆之设，兼售中国美术品。李煜瀛（石曾）有印字处之设，专出画报，又组织豆腐公司。吴敬恒亦来，筹出《新世纪》周刊。时总理需款甚急，静江至出卖茶馆、停止营业以济之，前后若千万，不复如寒酸学生之仅能接济旅费矣。
新世纪派之所以一面坚持宣传无政府主义观点，一面又从经济上支持孙中山，并力图弥合与同盟会纲领的歧异，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观点上的分歧，“固无碍其同为革命党也，无碍其协力以图最近之革命也”。
据历史记载，1906年3月4日，张静江从巴黎乘客轮返沪办理中国通运公司有关商务。在甲板上，他惊奇地发现擦肩而过的是自己敬仰多年的孙中山。张静江欣喜若狂地来到孙中山的客舱，自我介绍，表示愿为革命提供支持与帮助，包括经费。
因为素不相识，孙中山婉拒了他的一番好意。张静江发现对方不信任自己，便直截了当地说：“孙先生是否还记得前年冬天在法国，您的一批文件失而复得之事？”
原来，1904年冬天，孙中山为宣传革命来到了法国，住在巴黎利俟尼街的瓦克拉旅馆。兴中会法国分会几名叛盟者，潜入孙的卧室，窃得同盟会盟书等重要文件，赶到驻法公使馆向孙宝琦告密。若按大清律法追究，孙中山免不了再次蒙难。待那几人走后，张静江便对孙宝琦劝道：“孙逸仙是国际公认的中国革命领袖，虽然这个革命是针对我们政府的，但法国乃至英美等国，除了大批民众，尚有不少政府官员同情和倾向孙先生革命。按这批文件论，逮捕和引渡孙逸仙均不为过，但这一来，你就成了致死孙逸仙、扼杀中国革命的罪魁祸首，成了历史罪人。”孙宝琦是位开明的官员，决定将文件退还孙中山。
再说孙中山，当晚回到住所，见屋内一片狼藉，那批文件不翼而飞，着实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立即召集有关人员，急商对策，并派人四处寻找，整整折腾了一夜，毫无所获。谁料次日竟由清政府使馆差人将文件送回，这一直成为孙中山心中的未解之谜。
听张静江绘声绘色说出那段经历，孙中山顿时哈哈大笑道：“原来那批文件失而复得，是你在其中巧施援手呀!”两人相谈甚欢。临别时，张静江和孙中山约定：“以后革命事业如果需要款项，可随时打电报给我，为保密起见，电报上不用写数目，只写ABCDE，就可以代替1万、2万、3万、4万、5万了。”
此后，孙中山在华南沿海、沿边地区发动武装起义，需要购买枪支弹药，可当时同盟会经费枯竭。危急之中，孙中山想到了一年前邂逅的张静江和他们约定的暗号。他取中间字母C，试着让胡汉民给张静江发电报。当时黄兴他们都不敢相信，在轮船上碰到一个还是清朝的官员，怎么可能给你钱呢？结果电报拍出去不到20天，钱就寄到了，是3万法郎。
以后，孙中山又先后以A和E为暗号，致电张静江，如约收到了1万和5万法郎。有这些资金做基础，革命党就1907年一年一连发动了5次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廉州起义、钦州起义。
事后，孙中山让胡汉民代笔致函张静江，表示他及众位革命同志对张静江慷慨资助的谢意，同时如实将己方的军事行动及收到捐款后用于革命的各项开支情况作了详尽的报告。张静江当即复信给孙中山：
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
孙中山读罢，深为感慨，觉得此人胸怀坦荡。如此慷慨大义，只尽疏财之义务，不问应享之权利，实为平生所少见。他钦佩地说：“人杰确为革命奇人，也可称革命圣人矣!”
《新世纪》于1907年6月22日创刊，至1910年5月21日停刊，共出版了121期，连续出版将近3年。
巴黎无政府派的激进性倾向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和注意。1907年10月，清朝外务部准两江总督电，以《新世纪》煽惑人心，请予禁止，并电令驻法公使查禁发行。其后，1908年10月25日，清政府又电令沿海沿江各省，严禁行销《新世纪》周刊。
今天看来，天义和新世纪所代表的这两个无政府主义派别，各自具有哪些特点呢？
金冲及、胡绳武在《辛亥革命史稿》第二卷中认为，《天义》、《衡报》这一派别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他们较多地反映了中国农村小生产者的思想倾向，激烈地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实行议会制度，同情农民，注意农民问题，主张通过农民革命，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幻想在革命成功后立即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农工结合制”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
2．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声称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是古已有之。他们把老子称为“中国无政府主义发明家”。认为：“中国自三代以后，名为专制政体，实与无政府略同。”“实行无政府主义，以中国为最易。故世界各国无政府当以中国为最先。”
3．他们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介绍了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并肯定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4．他们突出妇女解放问题。在《天义》的宣传中，无政府主义者用大量的事实材料，具体细致地揭露了中国妇女所受的种种压迫、侮辱、欺凌与折磨，强烈地控诉了妇女的悲惨遭受。他们认为，解放妇女的根本改革在于“尽覆人治，迫男子尽去其特权退与女子，使世界无受制之女，亦无受制之男”。一句话，只有“废灭政府”，才能实现妇女的解放。
5．在学理方面，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除系统地介绍西方无政府主义之外，自己的发明创造并不多。不过，他们高举反对国粹主义的大旗，主张“尊今薄古”，“行孔丘之革命”。
应当说，无政府主义思潮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出现，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有着适宜于自己生存的土壤和气候。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犹如汪洋大海的国度。这些人数众多的小生产者，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陷于破产或半破产的悲惨境地。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专制和强权怀着强烈的憎恨，渴望有一天能把它们扫除干净，而小生产者的地位又使他们不可能凝聚成为一股巨大的团体力量，因而他们渴求和梦想获得个人的绝对自由。这一切，都因他们濒于破产的境遇而发展到狂热的极端的地步。这就是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潮得以产生的沃壤。日本、法国、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则为他们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能迅速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思潮提供了直接的条件。
客观上看，无政府主义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它所鼓吹的绝对的个人平等和自由，要求扫荡一切权力，取消一切政府等等，不仅是无法付诸实行的空想，而且还起着败坏和涣散集体意志的消极作用。但如果把时间局限在清末来看，它却有一个很大的功劳：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者鼓吹工人、农民才是社会的主人，主张土地财产均归公有，人人做工，人人劳动。这些新观念是他们介绍到中国人面前来的。这种思潮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进程中曾起过重要的阶梯作用，充当了思想战线上的一个解放人们思想的新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