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
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立宪运动如一个波涛翻涌的大河，不可抑制地向前奔去。
1904年前后，中国的立宪运动所以高涨，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日俄战争的刺激。1904年，日俄战争发生在中国东三省的广阔土地上，遭受战火祸害的自然是中国人民，清政府理应积极进行干预。可是，日本在战前就劝告清政府保持中立，而清政府确也无力制止日俄两大强国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厮杀，只好于2月12日宣布保持局外中立。次日，清政府又声明，无论胜负如何，东三省主权仍然永为中国所有。
日俄战争的刺激，使国内的立宪运动开始走向高涨。以此为契机，国内立宪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开始登上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
由于日俄战争关系到中国的安危存亡，而战争又是在立宪的小国日本和专制的大国沙俄之间进行的，因此国内中上层人士无不注目而视，倍加关切。
对于日俄军队在中国土地上厮杀，立宪派首先感到的是耻辱与愤怒；同时，他们也锐敏地预感到：战争将导致中国的前途和人们的思想发生深刻的变化。
日俄宣战后第三天，《中外日报》即发表社论，称日俄之战“实有一大可喜之事在”。此次战争“又得发明世间一至大之公例”，这就是“国家强弱之分，不由于种而由于制”。
基于这种认识，立宪派相信，日本必定胜利。理由是：民权乃天赋之权，故立宪国民每至战阵之场，各以保守天权为务，生死不计也，岂彼专制之国专以军令示威者所可同日语耶？
形势果然朝着立宪派的预想进展。5月上旬，俄国舰队在旅顺海面受到重创，陆军的鸭绿江防线也被日军突破。立宪派再次以抑制不住的兴奋心情断言：
若中国，则黄种之专制国矣。鉴于日本之胜，而知黄种之可以兴，数十年已死之心庶几复活；鉴于俄国之败，而知专制之不可恃，数千年相沿之习庶几可捐。此二者之观念入人至深，感人之捷，数年之间必有大波轩然而起，虽政府竭力阻之，吾知其不能也。
1905年5月，俄国东调的舰队在对马海峡全军覆没。战争的结局证实了立宪派的预想，预想的被证实反过来又鼓舞他们积极投身于新一轮的政治改革运动。
立宪派确信，他们找到了同专制主义作斗争的依据。他们一致得出结论：专制必败，立宪必胜。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自海陆交绥，而日无不胜，俄无不败，于是俄国人民乃群起而为立宪之争，吾国士夫亦恍然知专制昏乱之国家，不足容于20世纪清明之世界，于是立宪之议，主者渐多。
日俄战争有力地刺激着中国人民的觉醒，相信立宪可以救亡图存。日俄战争后，连许多守旧人物也因此转而鄙弃专制，转身投入到立宪运动的洪流中来。
2.民族危机的严重。日俄战争结束后，东三省主权能否保住不被列强侵占，十分令人焦虑。不仅如此，战争期间，其他帝国主义也趁火打劫，纷纷向中国伸出魔掌。
1904年7月，英军侵占西藏江孜，8月攻占拉萨，9月强迫西藏地方当局订立所谓《拉萨条约》，索取特权，妄想把西藏变为它独占的势力范围。同年8月，德国兵舰强行驶入江西鄱阳湖，悍然提出无理要求。9月，美国索取陕西榆林、延安两府的煤矿权。法国要求取得上海至绍兴的内河航行权，并遣军舰驶进鄱阳湖，耀武扬威。1905年，沙俄在对日作战的同时，还分兵侵犯新疆的喀什噶尔、伊犁等地。
存亡危机感犹如千钧巨石压在每一个爱国者的心头，迫使他们必须认真谋求国家民族的出路。
出路何在？
立宪派一致得出结论：只有彻底改革专制制度，实行立宪体制，才是“扶危定倾之至计”。
3.革命运动的影响。革命运动以武力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同立宪运动一样，属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范畴。但是，革命党主张民主立宪，反对立宪派的君主立宪。革命运动的兴起引起了立宪派的注意。立宪派认为革命的起因和动机是合理的、正当的，因而反对政府镇压革命。但他们不同意采取暴力手段。在立宪派看来，革命一起，国家必定大乱，消耗无数民财，残伤无数民命，同时也给列强，以逞鲸吞蚕食之机会。革命虽可铲除专制毒瘤，但很可能引发外患，国家经不起如此巨大的动乱，否则列强乘虚而入，中国便有被瓜分之危。从国家民族大局考虑，倒不如全国人民促进朝廷实行根本的政治改革即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来得稳妥而于国家有利。
在立宪派看来，消弭革命之策，一言以蔽之曰：实行立宪。
立宪派说：实行立宪，将国家公诸国民，一切平等，满汉不分，就可以融化满汉形迹，平息汉人的不平之气，汉人就不会仇满、排满、革满人的命了。制定宪法以后，新政必然日见起色，朝政既无可訾议，革命派既失去凭借之势，革命之势自然冰消瓦解。革命党志在得民权，如开设议院，给国民参政权，民气大伸，革命党人的目的达到，也就没有推翻政府的借口了。实行立宪，消除上下隔阂，合全国之力以御外侮，革命党就用不着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发动起义了。
4.立宪派努力奋斗的结果。1904年3月，商务印书馆经理夏瑞芳在上海创办了大型综合杂志《东方杂志》，月出1册；6月，梁启超协助狄葆贤在上海创办了《时报》，报馆楼上辟有精室，为立宪派聚会之所。这两家报刊都积极鼓吹君主立宪。值得一提的是《大公报》，它不仅进行一般立宪言论的鼓吹，还别出心裁地开展宣传。1905年为庆贺该报出至1000号，拟出8个题目悬赏征文，结果中头等奖的3篇中有两篇是《振兴中国何者为当务之急》，皆以立宪为言。创办人英敛之感到非常自豪，说“此举为中国日报绝无仅有者”。其他报刊亦复如是。一时之间，要求立宪的声浪响遍全国，“乃如万顷洪涛，奔流倒注，一发而莫之或遏”。“立宪”二字遂成为士大夫的口头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