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陀传记资料
在巴利语三藏中并无完整的佛陀传记，而只有散见于各处的佛陀生平片断。显然，在佛陀时代，佛教徒们最关心的是佛陀的教导。佛陀逝世后，佛教徒结集的律藏和经藏是佛陀说戒和说法的言论汇编，论藏则是佛教高僧们对佛法的阐释。佛陀临终的遗言是：“你们要以自己为岛屿而安住，以自己为庇护，不以别人为庇护；以法为岛屿，以法为庇护，不以别人为庇护。”[1]佛陀没有自封为神明，而是以一位导师的身份发言，要求信徒依靠自己，遵行佛法。佛教徒们结集三藏，传承佛法，完全符合佛陀的遗嘱精神。
佛陀在世时，周游说法。佛经记载了这些说法活动，成为佛陀传记资料的主要来源。在巴利语三藏中，佛经按照各种分类方法汇编，并无编年次序。有时同一内容出现在多篇佛经中，或详或略，交叉重复。佛陀在说法中，间或涉及自己的身世和经历，这些构成佛陀传记的最重要资料。
在巴利语律藏中，《犍度·大品》记载有佛陀觉悟成佛后，怎样度过四个星期，前往波罗奈，度化五个苦行者，初转法轮，然后又度化迦叶三兄弟、舍利弗和目犍连，会见频毗沙罗王，回到迦毗罗卫城，允许罗睺罗出家。《犍度·小品》记载有给孤独长者皈依佛陀，佛陀遇提婆达多反逆，佛陀允许摩诃波阇波提出家。在巴利语三藏中，《长尼迦耶》第16《大般涅槃经》记载有佛陀涅槃之前的最后一段生活历程。《中尼迦耶》第26《圣求经》、第36《萨遮迦大经》、第75《摩犍提经》和第85《菩提王经》记载有佛陀青年时代抛弃宫中享乐生活，出家求道，先是跟随两位老师修道，后来修炼苦行，最后独自修禅，觉悟成佛。第123《未曾有法经》记载有佛陀自兜率天进入母胎，下降人间。《杂尼迦耶》第3《憍萨罗集》记载有佛陀和波斯匿王的交往。《增一尼迦耶·三集》记载有佛陀早年在父亲宫中的奢华生活。《小尼迦耶·经集》记载有佛陀诞生后，阿私陀仙人的预言。
将律藏和经藏中诸如此类的佛陀生平片断串连在一起，便能形成大体完整的佛陀传记。而当时佛教上座部高僧们注重阐释佛法，没有着手编撰佛陀传记。后来，随着部派佛教的发展，在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的演变中，佛陀作为教主的地位不断提高，佛陀的形象越来越神化。顺应这种对教主崇拜的信仰和感情需要，开始出现佛陀传记。现存最早的佛陀传记作品是用梵语撰写的《大事》、《佛所行赞》和《神通游戏》。
《大事》(Mahāvastu)的经文末尾题署自称是大众部出世派的律藏。而综观全书，并没有多少有关佛教僧团的戒律。它主要是一部记叙佛陀生平和传说的经典。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佛陀前世作为菩萨在燃灯佛和其他过去佛时期的生活；第二部分写他作为菩萨转生在兜率天，然后转生为释迦族王子悉达多，结婚生子，离家出走，降服摩罗，在菩提树下，得道成佛；第三部分写他初转法轮，建立僧团，度化弟子，直至频毗沙罗王皈依佛陀。但是，《大事》以松散凌乱的方式叙述佛陀生平，其中夹杂大量的本生故事和譬喻故事，以致常常失去叙事主线。因此，它还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佛陀传记，而是一部有关佛陀生平的各种传说的汇编，接近佛典中的譬喻类经文。
《大事》采用韵散杂糅的文体，使用的语言是“混合梵语”。所谓“混合梵语”(Hybrid、Sanskrit)是指俗语和梵语相混合的语言。它是在佛教经典语言由俗语改换成梵语的过程中产生的。《大事》的混合梵语既有早期类型，也有后期类型。《大事》提供的佛陀生平传说，也是既有古老的成分，又有晚出的成分。其中对王子悉达多离家出家和佛陀初转法轮的描述，与巴利语经典一致。而一些极度夸张的神化佛陀的描写，则与后来的大乘经典一致。鉴于《大事》语言和内容的复杂情况，它的成书年代难以确定。一般认为其中古老的核心部分可能形成于公元前二世纪，而晚出部分可能晚至四世纪以后。汉译佛经中没有《大事》的译本。在《佛本行集经》(隋阇那堀多译)的末尾提到大众部的一部同类著作“名为《大事》”，可能指的就是这部《大事》。
《神通游戏》(Lalitavistara，也可译为《方广游戏经》)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之一。全书分为二十七品，叙述佛陀从降生到初转法轮的生平传说。第一品是缘起，从巴利文经典中常见的套语开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柢树给孤独园。”而紧接下去对佛陀的描绘就与巴利文经典迥然不同，表现出大乘经文的特点。巴利文经典中，在给孤独园听佛陀说法的比丘人数至多是五百，而在这里，比丘一万二千，菩萨三万二千。佛陀头顶闪射光芒，照亮神界。众神来到佛陀那里，拜倒在他的脚下，请求他讲述《神通游戏》。从第二品开始正式讲述佛陀生平。其中第二品至第十三品讲述佛陀的诞生和早年生活，充满神话传奇色彩。第十四品至第二十六品讲述佛陀离家出走，访师求道，降服摩罗，在菩提树下得道成佛，应大梵天请求初转法轮。这部分内容与巴利语经典基本一致，但在细节上仍有较多的夸张描写。最后的第二十七品是颂扬《神通游戏》本身，指出崇敬和弘扬此经能获得无量功德。这也是大乘经文的一个特色。而这个特色显然受到了婆罗门教经典的影响。
《神通游戏》采用韵散杂糅的文体。散文部分使用梵语，诗歌部分使用混合梵语。诗歌部分的内容通常与散文部分互相重复。但与散文部分相比，诗歌部分含有更多与巴利语经典相对应的古老成分。因此，一般认为，这是一部在小乘经文基础上加以修饰和扩充的佛陀传记。它的成书年代难以确定，可能在一二世纪，至晚在三世纪。因为与《神通游戏》相接近的汉译佛经有四世纪初西晋法护译的《普曜经》和五世纪唐地婆诃罗译的《方广大庄严经》。
马鸣(Avaghoa，约一二世纪)所作的《佛所行赞》(Buddhacarita)梵语原本残存前十四品，其中第一品开头和中间部分缺若干颂，第十四品缺后半部分。汉译本《佛所行赞》(北凉昙无谶译)和藏译本是全本，共分二十八品。另一个汉译本《佛本行经》(宋宝云译)共分三十一品。梵语原本前十四品描写佛陀诞生在释迦族，早年在宫中过着奢华舒适的生活，结婚生子，后来困惑于生老病死人生无常，出家访师求道，修炼苦行，最后在菩提树下降服摩罗，觉悟成佛。据昙无谶的汉译本，后十四品描写佛陀在波罗奈初转法轮，然后周游各地宣教，度化弟子，直至逝世进入涅槃。他的遗体火化后，舍利分送各地，建塔供养。
《佛所行赞》结构严谨，内容连贯。而且，它符合古典梵语叙事诗的艺术规范，注重藻饰，讲究韵律和修辞，比喻典故丰富，唐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称赞《佛所行赞》，“意明字少而摄义能多，复令读者心悦忘倦，又复纂持圣教能生福利”。为了颂扬佛陀，《佛所行赞》自然也运用夸张手法和沿用某些富有神话色彩的佛陀传说。但与《大事》和《神通游戏》相比，它在这方面显得很有节制。马鸣对佛陀生平传说所作的艺术开掘侧重在作为人的佛陀，而不是作为神的佛陀。
马鸣还著有另一部叙事诗《美难陀传》(Saudarananda)，共分十八品，描写佛陀度化异母兄弟难陀的故事。这个故事中含有神话成分，即佛陀带领难陀漫游天国。但这个传说已经出现在巴利语三藏的晚出成分中，并非马鸣的发明。
随着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演变，神化佛陀的倾向必然会对上座部佛教产生影响。而且，离开佛陀逝世的年代越久远，有关佛陀生平的史实和传说的区分就越困难。出于对佛陀的敬仰或崇拜，佛教徒对于流行的佛陀神话传说，很自然会采取与其辨其无，宁肯信其有的态度。
五世纪的觉音为巴利语《本生经》作注，并撰写了长篇序言《因缘记》(Nidānakathā)，记叙佛陀生平，弥补了巴利语三藏经典中没有佛陀传记的缺憾。《因缘记》分为“远因缘”、“不远因缘”和“近因缘”三部分。“远因缘”描写佛陀前生实施十“波罗蜜”，经无数劫，先后有二十四位过去佛预言他会成佛。“不远因缘”描写佛陀从兜率天下凡，诞生为释迦族王子，结婚生子，出家求道，修炼苦行，最后降服摩罗，觉悟成佛。“近因缘”描写佛陀应梵天之请，初转法轮，然后周游各地，度化弟子，直至给孤独长者皈依佛陀，奉献祇园。与上述几部梵语佛陀传记作品相似，觉音笔下的佛陀生平，也充满神话传奇色彩。
在汉译佛经中，除了《普曜经》、《方广大庄严经》、《佛本行集经》、《佛所行赞》和《佛所行经》外，有关佛陀传记的经文还有《修行本起经》(后汉竺大力和康孟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吴支谦译)、《异出菩萨本起经》(西晋聂道真译)、《过去现在因果经》(刘宋求那跋陀罗译)、《众许摩诃帝经》(宋法贤译)和《中本起经》(后汉昙果和康孟祥译)等。另外，中国历代高僧依据汉译佛经，还编撰有许多佛陀传记，这里不再一一列出。
在所有的佛陀传记资料中，巴利语三藏经典中的佛陀生平片断属于最古老的成分，或者说，最接近佛陀的本来面目。诚然，在这些片断中，也已经含有神话传说的成分。但我们今天只能首先依据这些片断来探求佛陀的真实生平，因为再也没有比这些更为古老的佛陀传记资料。对于受过现代科学洗礼的人，肯定十分注重神话和现实、传说和历史的区别。如果我们汇集这些片断，剔除其中的神话传说成分，就能勾勒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佛陀的画像——他出生在迦毗罗卫城的释迦族，离家出走，寻求解脱人生苦难之道，得道成佛后，终身周游各地，宣传佛法，赢得无数弟子和信众，最后年迈体衰，在拘尸城病逝，享年八十岁。
当然，我们在剔除佛陀传说中的神话成分时，也要注意严格区分佛陀的神话和佛陀的神话观念。佛陀从兜率天下凡降生，他应大神梵天之请宣讲佛法，他带领难陀漫游天国，诸如此类是佛陀的神话，我们现代人不必执著。而佛陀相信天国和地狱、神和魔的存在，宣传轮回转生，诸如此类是佛陀的神话观念，佛教教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构建真实的佛陀传记，应该剔除前者，而不能剔除后者。剔除后者，也就失去了历史的真实。
我们下面要进行的工作就是依据巴利语三藏经典中记载的佛陀生平片断，构建尽可能真实的佛陀传记。对于巴利语三藏经典之后出现的佛陀传记资料，我们只是用作参照和对比，以说明佛陀形象的历史演变。
在正式开始这项工作前，我们还应该先交代一下佛陀的生卒年代问题。按照南传上座部通行的佛教纪年，以公元前544年为佛陀涅槃(即佛灭)之年。因此，曾以1956年作为佛陀涅槃2500周年，举行纪念活动。据巴利语《大般涅槃经》记载，佛陀涅槃之年为八十岁。若按公元前544年推算，佛陀诞生之年为公元前624年。
而在中国，历来依据“众圣点记”说法，认为佛陀涅槃之年为公元前486年，诞生之年为公元前566年。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和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中均有“众圣点记”的记载。费长房的记载尤为翔实：“外国沙门僧伽跋陀罗，齐言僧贤，师资相传云，佛陀涅槃后，优波离既结集律藏讫，即于其年七月十五日受自恣竟，以香华供养律藏，便下一点置律藏前，年年如此。……如是师师相传至今三藏法师。三藏法师将律藏至广州。舶返还去，以律藏付弟子僧伽跋陀罗。罗以永明六年共沙门僧猗于广州竹林寺译出此善见毗婆沙，因共安居。以永明七年庚午岁七月半夜受自恣竟，如前师法，以香华供养律藏讫，即下一点，当其年计得九百七十五点。”永明七年即公元489年，往前推975年，即公元前486年。
据斯里兰卡四五世纪的《岛史》记载，阿育王灌顶登基是在佛陀涅槃之后218年。现代印度史学家经过认真考证，一般将阿育王的灌顶登基的年代定在公元前269年左右。这个年代往前推218年，即与公元前486年基本相符。而现代印度史学家一般也接受中国“众圣点记”纪年，将佛陀涅槃之年定在公元前486年，诞生之年定在公元前566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