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英国报界巨子、《泰晤士报》的主人北岩勋爵来到中国，他在参观《申报》馆后，称赞它是中国的《泰晤士报》。
“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痛感国土沦丧，内战连结，对蒋瑞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分不满，迸发出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精神，思想日趋激进，政治态度更加鲜明，开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最大转折。《申报》在他的主持下，成为抗日进步力量的喉舌。
由于思想倾向进步，当局威逼利诱均无效，遂遭忌恨，直接导火索为其刊登国母文章后，蒋瑞元阅后批了6个红字：
“申报禁止邮寄。”
停刑长达35天，随后，在与蒋的一次会面合照时，蒋威逼说：
“我有100万军队……”
史却说：“我有100万读者……”。
于是，蒋下定了除掉史量才的决心。
1932年，史量才在上港哈同路寓所中成立了“壬申俱乐部”，成员主要为爱国民族资本家及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常聚会商讨对付日本侵略的对策。为了调动各界的爱国热情，史量才在王申俱乐部的基础上发起组织了上港市民地方维持会，在成立大会上，史量才指日为誓：
“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
他还呼吁国人：“如果畏缩退避，恐仍未能保得身家财产，不如一起奋勇向前，抗战救国。”
《申报》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这些正义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跟踪报道，扩大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社会影响。
1932年至1933年间，史量才还创办了几项社会文化事业。其中有以俞颂华为主编的《申报月刊》，以李公朴为馆长的“申报流动图书馆”及由李公朴主持的“申报业余实习学校”和“申报妇女实习学校”。这些进步、带有公益性质的文化事业对中国社会作出了贡献，为抗日救亡工作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
1934年10月，因胃病复发，史量才前往他在杭城的寓所秋水山庄疗养。
原来赵理君打算在史的寓所秋水山庄附近伺机狙击。单弦儿对他说：
“如果将史量才暗杀在杭城市区，杭城警察局长便脱不了干系，而将遭到各方面责难，势必破案不可。可这个警察局，不但局长赵龙文是我们的人，而且整个警察局都控制在戴老板手中。你在杭城作案，岂不是自找麻烦？”
赵理君一听，吃了一惊：“你小小年纪，竟然能想得这么周到，真了不起，戴老板没看错人呀！”
其实，单弦儿是不忍对这个文人下手，觉得他实在不该杀。
赵理君以此为由向戴笠汇报，受到表扬：
“赵君思虑长远，幸甚幸甚。”
最后决定离开杭城市区，再进行暗杀行动。
没想到，单弦儿的苦心很快就白费。根据情报，史量才将于1934年11月13日从杭城返回上港，得到消息，赵理君带着单弦儿他们提前到沿线“踩点”。最终，动手的地点，选在了沪杭公路所经的海宁县属第四区博爱镇附近，离翁家埠约四华里的地方。
他们事前准备了两个临时用的汽车牌照，一是京字第七十二号，这是随便仿制的，另一个是杭城警察局的试车牌照。这辆汽车于十月底前后即由金陵开到杭城，一直停在上仓桥警官学校的停车房里。
行凶时先是用京字七十二号牌照，逃往金陵途中便改用试车牌照，一直快到目的地，才换上原来的号码，于半夜驶回鸡鹅巷。
11月13日，史量才如期出发，赶往上港。同行的，除了史的夫人沈秋水、沈的侄女沈丽娟外，还有儿子史咏赓和他的同学邓祖询，加上司机黄锦才，一共6人。
单弦儿知道，这次杀手们所带的手枪均为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手枪，能射穿史所乘的保险汽车。行刺那天，特务们很早便去守候。当汽车驶到预定位置，发现有一辆汽车横在马路中央，似乎已经损坏，正在检修。特务们见史的汽车开来，一面以手示意汽车缓行，一面即拔出手枪向史的汽车轮胎射击，同时由指定的两个凶手射击汽车司机和司机座旁的人。这是因为，他们以为他是史的保镖，怕他还击，又怕司机供出认识的特务，所以先杀他灭口。
史咏赓坐在后面，三时零五分，车经海宁与杭县交界处之翁家埠大闸口，远远地看到有一辆别克汽车停在路中间，车旁站着六、七个黑衣男子，态度殊为可疑。等相距不远时，忽然听到一声哨响，车旁暴徒，都手持手枪及盒子炮，向汽车迎面射击，司机黄锦才急忙俯身避弹，脚踏刹车，车嘎然而止，正好停在暴徒站立之处。此时子弹纷飞，司机首先中弹，副驾驶也随亦着弹。
当时，那群“暴徒”中，除了赵理君和单弦儿，另外还有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施芸之、许建业等人，以及司机张秉午，一共计7人。
当枪弹乱飞时，史量才和他的儿子急忙跳出车来分头逃跑。杀手们误以为他儿子是他，有三个人尾追史咏赓，一连打了二十多枪，都没打中，他从田野中飞奔逃脱。
其实，以单弦儿的枪法，岂有打不中之理？他不过是故意打不中，放跑了史咏赓。
史量才知道事情不妙，从车厢逃出，他夫人受伤倒地，他内侄女也受了重伤。
因为身体不好，跑得也慢，史量才在慌乱中逃进附近一所茅屋。两个人追过去时，他又从后门穿出，躲在房后一个干涸了的小水塘中，被站在路上指挥的赵理君发现了。
赵一面大叫：“在这儿呢！”
一面连连向史开枪射击，有一枪正击中头部，史当即倒下。李阿大又跑到史身边补了一枪，登时血流如注。凶手见目的已经达到，立即集合，爬上汽车飞奔而去。
枪声停了半小时，史咏赓才从附近找来一些人，返回出事地点，并向航空学校借了一辆卡车将三具尸体运回杭城。
这一天，成为新闻界的又一个黑色纪念日。此前，1926年，《京报》社长邵飘萍在京城前门大街南端的天桥刑场遭北洋军阀杀戮，仅40岁；同年8月6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被军阀枪杀在天桥刑场，年仅52岁。
本来，他们都可以躲过被枪杀的噩运，只要笔下留点情，不要太不顾及报纸的声誉，甚至只要“裤腰带松一松”，“送上来的金钱该收就收”，无论是《申报》，还是《京报》、《社会日报》，都会好好生活着，而且可以尽享荣华富贵。谁知，他们偏偏要做捍卫正义与监守良知的报人，偏偏不畏死，最后真的当了烈士。一个被杀了还不够，还有两个、三个勇敢者站了出来，以死报死。如果说真理是上帝的化身，那么，他们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上帝。这就是中国报人的骨气和勇气。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是敢于献身的。
章太炎先生在为史量才写的墓志铭中赞道：“史氏之直，肇自子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纡。”“唯夫白刃交胸，而神气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