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已除，但曹龙笙心里仍然不痛快。因为他在上港呆不下去了，特务们倾巢出动，都在到处找他。
风雅颂派他护送彭湃夫人许冰出城，并告诉他：
“把许冰送到香江，你也暂时躲起来吧，不要和任何人联系。”
许冰是揭阳人，1926年入党，并担任揭阳县妇女解放运动委员会主席。党的“五大”和团的“四大”结束后，她被党组织分配到香江开展工作。1927年12月，由于工作需要，又从香江回到海丰，协助彭湃创建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1928年冬，彭湃就任农高官，她随彭湃抵达上港，从事白区交通联络工作。
彭湃牺牲后，她满怀悲痛，写下《纪念我亲爱的彭湃同志》一文，严词痛斥叛徒的卑鄙无耻，并说：
“彭湃同志虽然死了，但他光荣的历史，伟大的战绩，英勇的精神不能磨灭。”
这时，党安排她到莫斯科深造。但是，她要求重回大南山进行革命斗争，反击敌人，为彭湃报仇，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1930年夏，组织上见她意志坚决，批准她重返东广战斗。她旋即回到东广，任东江妇女解放运动委员会主席。
曹龙笙把她送到香江后，完成了风雅颂交给的任务。为了保护自己，风雅颂化名为伍豪，继续在上港领导地下工作。
曹龙笙一路北上，回到老家平源，“伍思源”已经死亡，“伍豪”还专门为他开了追悼会，宣告他不在人世。
曹龙笙在平源又过了一段安静的日子。宋哲元当主席之后，任命他为“察北清乡司令”，曹龙笙开始了自己的剿匪生涯。他对土匪恨之入骨，率领骑兵队积极剿匪、平定祸乱，土匪们都望风而逃、非常怕他，一见他，就像老鼠见了猫。
而此时，1931 年，24 岁的川岛芳子却只身来到上港，和曹龙笙正好前后脚。她当然不知道，一年前被上港通缉的“伍思源”，居然会是那个文质彬彬的曹龙笙医生。
川岛芳子与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同居，正式由业余转为专业，开始了自己的间谍生涯。
她生性聪慧，日语流利，又能说一口“京片子”，还学会了上港话，田中隆吉教会了她一些英语和开车。她爱画画、会作诗，写得一手好书法，而且还是个音乐人，30 年代的日本流行歌曲《蒙古姑娘》、《驼铃》就出自川岛芳子之手。
著名歌星李香兰说川岛芳子：“在人群中有一张非常引人注目的笑脸；她个子不高，匀称的身材包裹在男人的大褂里，却显示出女性的婀娜，气度雍容华贵。她还有一只宠物猴子，经常坐在她肩上一起招摇过市。”
川岛芳子用起了中国名字－“金壁辉”，她时而为日本搜集情报，时而同国民党居间调停。连妹妹爱新觉罗·显琦都说川岛芳子：
“野心太大，说起来令人出冷汗。”
1931年，日军伺机发动侵华事变，川岛芳子受日本驱遣开始从事间谍活动。此时东北已掀起排日运动，面对中国人民的抗日大潮，日军建立“满洲青年联盟”作为应付民间反日运动的机构，由一批狂热的日本青年和卖国汉奸组成，企图挑起事端为日本入侵东北制造借口。作为骨干青年的川岛芳子很快被派往大连负责调度运动，在她的影响下这个组织逐渐发展成专业窃取中国情报的得力团体，使关东军掌握了大量有关张学良部军的驻兵情况，为事变爆发作了大量谍报工作。
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的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这就是“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
10月上旬，川岛芳子奉田中隆吉之命赶到奉天，投到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指挥下。此时的川岛芳子不仅能熟练使用中日两国语言，而且田中为把她培养成一个出色的间谍“倾尽全力”，加上芳子清室公主的招牌，所以就成为日军不可多得的骨干分子。得到日军信任的川岛芳子不负田中将军所望，为日军稳定人心、与各国租界修好出了大力。
此时，日本正密谋拥立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暗中将溥仪从津门静园弄到旅顺大和旅馆，为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做准备。
由于出逃匆忙，溥仪的皇后婉容仍留在天津。但为完成建国，日军必须设法将婉容接到满洲。川岛芳子很快被日军相中。由于她在皇姑屯事件、“满洲青年联盟”、九一八事变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中的“上佳表现”，以及其爱新觉罗家族成员的身份，川岛芳子最终被确定为转移婉容的执行者。
1931年11月，脸搽脂粉、唇涂口红，打扮冶艳的川岛芳子来到婉容居所，身边还带着一个男扮女装的随从。几天后静园放出风来，说肃亲王十四格格的朋友不幸病逝，需把棺材运出。就这样，载着婉容的棺材堂而皇之地运出静园，一路畅通无阻抵达旅顺。事后婉容对这次冒险深感满意，于是，将母亲遗留下的翡翠耳坠赠于川岛芳子。
由于川岛芳子巧施妙计，为帝后团圆、创建满洲国立下“汗马功劳”，日本关东军特别嘉奖川岛芳子，授其陆军少佐军衔。这之后川岛芳子春风得意，不仅与日本军部取得更为牢固的联系，还得以从一些旧财阀和满清遗老手中筹集军饷，并很快向八方伸手，在满洲旗人中物色男丁充当兵卒，为日后成为安国军总司令捞足资本。
其实，九一八事变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必然结果。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统治力度薄弱。经过了上百次起义和暴动，根据地和苏区得以创建，三次围剿，国内混战，便所谓的国民政府千疮百孔、国力尽丧，在不断的内耗中成为弱者。
中原大战”后，又调兵“讨逆”，国民政府主要军事力量都被吸引到南方。
7月28日，长江中下游豪雨成灾，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汉口堤防溃堤，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雪上加霜。
国民政府战争频繁，再加上各项建设事业需费甚多，国库空虚，严重财政赤字，但仍将全国预算七分之一用于赈灾，使国家赤字愈加增多。国民政府还通过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筹集钱款赈灾，至1931年底，共筹集6000余万救灾款。但湖北、安徽、江苏仍然爆发了骚乱。
日方看出了苗头，利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煽风点火、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尽管日方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1931年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
“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这就是所谓的“鱼电”。
张学良为了保住自己在东北的地盘，执行不抵抗政策。近三十万东北军把三省拱手相让，眼睁睁地看着两万日本关东军占领了东北全境。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命令东北军：
“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19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记者谈话时再度说：
“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由于执行了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北大营8000名守军居然被只有300左右的日军击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