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话题仍在继续，琼达说：“当时，顾顺章的家人都在秘密机关打杂，但感情和立场明显都站在顾顺章这边。我们告诉他们顾已叛变，要与其划清界线。有的当场就表示不从，并试图逃走。考虑到安全问题，只好决定铲除。”
“当时，我带领一批原先与顾没有私交的人执行了这一任务。行动时，对两个未成年人，顾8岁的女儿顾利群和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同志们都不忍下手。”樊沐野说。
“伍豪同志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被送到了保育院，张长庚则放回家。”
“即便如此，心存仁厚的伍豪还是惨然不乐。从不抽烟的他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说：‘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评价我‘”琼达说，“此后，伍豪同志再也没有碰过烟。”
“然而，伍豪的一念之仁还是酿成了大祸。张长庚回家后，顾顺章向他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张长庚回答不知道。于是，顾让他每天在街口等候，发现熟面孔就立即指认。几个月后，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骑车经过，张长庚认出他，追上前揪住他不放，身边的特务立刻一拥而上，将王世德逮捕。
王世德贪生怕死，供出了顾顺章家属的下落，并带着国民党特务去掘尸，成为当时轰动上造的“海棠村掘尸案”。受此案牵连，我们又有一批秘密机关遭到破坏。”樊沐野说。
“其实顾顺章很有本事，他担任特科领导时，带领红队铲除叛徒特务，手段冷酷，行事周密，威震上港滩。他的才能得到了伍豪等领导们的认可。”琼达叹了口气说。
“是啊，往事不堪回首。在我的印象中，他中等身材，人长得很结实，眼睛也蛮大，鼻梁很高。他的眼睛似乎能说话，眼睛一眨，我们就明白他的意思。他的化妆手法非常高明，他一化妆，谁都认不出来。”曹龙笙回忆道。
“你们刺杀白鑫的事，在红队内部广为流传，大家都很佩服。”樊沐野说。
“不是给我开了追悼会了吗？”曹龙笙笑着问。
“这是真事儿，我们都以为伍豪同志的哥哥伍思源同志已经牺牲。”琼达也笑了。
“顾顺章叛变后，他们在全国各地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对组织的破坏太大了！”樊沐野说。
“据敌人交待，徐恩曾说，顾顺章就好像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请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琼达说，“他还组织过特务训练班，并编写过有关特务工作的书籍。许恩曾说，他很遗憾，顾顺章并没有与他们合作到底。”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我们对顾发出了‘通缉令’。”樊沐野说。
“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曹龙笙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条通缉令的内容，他没来张垣嘚瑟，若敢来，我绝对不让他活着回去！”
曹龙笙知道，在历史上，组织上对一个叛徒特别发下这种“通缉令”，可谓极其罕见。
其实，在顾顺章投敌后，曹龙笙就对他的经历展开了研究，他经常拿他当反面教材，教育自己的孩子们，尤其是曹单弦。
事实上，叛变之后，由于顾顺章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中统和军统之间，在两方面都邀功买好，还巴结军统的戴笠，因而不久便遭到中统的冷落。
同时，党的机密，顾顺章知道的再多，也是有限的。1933年开始，顾顺章逐渐感到自己在国民党一方失去了利用价值，不甘寂寞的他开始和一个叫蒋云的人密谋建立“新共产”。
顾顺章虽然担任过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其主要负责中央特科的行动，对政治一窍不通。因此，他将组建“新共产”的筹备事宜交给了蒋云来做。
当蒋云搞出了“新共产”的章程、政治纲领和一个“五年计划”并交给顾顺章后，却被担心走漏风声的顾顺章残忍地杀害了。这一切，都被顾顺章的贴身保镖林金生看在眼里。
林金生没有文化，顾顺章对他很放心，许多机密的事并不避他。然而这一回，顾顺章背信弃义、过河拆桥的举动却让林金生胆战心惊。一起意外的发生终于使他痛下决心，离开顾顺章。
一天，顾顺章派林金生送封信到一个饭店。林金生却把信半途丢失了。林金生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回去向顾顺章汇报。顾顺章阴沉着脸，一双狐疑的眼睛在他脸上扫来扫去，却没有像平时那样发火骂人。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林金生头皮发麻，知道顾已经对他起了疑心，恐怕迟早要对他下手。他终于横下心告发顾顺章以保活命。
徐恩曾听完林金生的揭发，大为吃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表面上一如往常，暗中则做着除掉顾顺章的准备。
1934年5月，徐恩曾在特工总部召开中统高层会议，顾顺章赴会。经徐恩曾暗中授意，有人突然对顾顺章发难，严厉指责其违反中统纪律，“不服从命令，而且企图另树一帜”，应予严惩。
顾顺章对此毫无心理准备，自然不肯示弱，当场与之激烈争吵起来。争执中，该人突然掏出手枪，对准顾顺章，顾顺章亦拔枪示威。徐恩曾假意喝住，收缴双方手枪。会后，以调查为名，顾顺章即遭软禁。
几个月后，顾顺章被正式拘押，囚于金陵监狱，后转押于中统控制的苏川军人反省院。在此期间，陈立夫、徐恩曾积极进行置顾顺章于死地的活动，一面搜集证据，一面上报蒋瑞元批准。终于，蒋感到顾顺章已失去了利用价值，又对其试图组建“新共产党”的政治野心深抱恶感，点头同意对顾处以极刑。
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川监狱，死况甚惨。由于他在特务中名气很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妆术、魔术，而且还会催眠，甚至“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务给他穿了“琵琶骨”，以防其逃跑。
顾顺章的叛变，改写了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1933年初，组织被迫从上港迁往西江。本来，按照原计划，组织是要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在顾顺章叛变前，要迁往乡村是不可想象的。谁都不曾想到会把工作中心由城市搬向乡村，也没有谁敢主张将基础从工人转移到农民身上。
由于顾顺章叛变这一偶然事件，再加上左倾的城市暴动，工人运动遭到镇压，元气大伤，组织上才最终决定从城市走向了农村。
顾顺章被押解到金陵的第二天，就向特务机关指认了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当时，恽代英正被关押于金陵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结果，恽代英在经多方营救，眼看即将出狱之际，却被敌人杀害在金陵雨花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