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墨子学院:墨子的兼爱非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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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伟大的平民圣人——墨子其人其事(5)

另一个名叫胜绰的弟子,墨子把他安排在齐国项子牛那里。项子牛做什么,胜绰都跟在后面屁颠屁颠的。墨子一听,派个人要项子牛把胜绰给辞了,说:我把胜绰弄在你身边,是要看着你别干坏事,现在,这家伙只顾沾着口水数钞票,你干什么他都随你,这不是快马扬鞭、助纣为虐么?胜绰这家伙真是被钱冲昏头了。(《墨子鲁问》语译)

这两件事,让人想起《鹿鼎记》里“红花会总舵主”与“青木堂堂主”的关系,也突显了墨子不怒而威,对众弟子家长式的控制。因此,有人推测说,墨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党组织,也是后世黑社会的源头和雏形。

另一个故事,佐证了这种说法。自我感觉良好——“毋俞于人乎”——的耕柱子,墨子在楚国,给他弄了个官。耕柱子当了官,几个同门兄弟去看他,去了四个人,煮了半锅饭;饭没吃饱;饭后,也没安排个娱乐活动什么的。几个小兄弟憋了一肚子气,“回京”后,参了耕柱子一本,说“耕柱子在楚国当官有什么用,我们几个不远千里去看他,吃得寒酸不说,一吃完,就把我们晾在一边。”墨子嘿嘿一笑,“话别说得太早”。果然,没几日,耕柱子托人送来一堆钱,还附上一封短信,诚惶诚恐地说:这是专门孝敬给老师您的。墨子点点头说:瞧,我说什么来着!(《墨子耕柱》语译)

据说,墨子步行天下,奔走不歇,以及墨家子弟的活动经费,很大一块,就来自像耕柱子这样出外做官者的供奉。否则,没有钱,门都甭想出去,更别奢谈什么远大理想和抱负了。

墨子作为老师,口才自然了得。——那时候,老师一般都光说不练写,所谓著作,大都是弟子们的回忆,口才不好的,估计成不了老师。墨子在处理国际事物争端时,阻止别人发动战争,如果没有巧舌如簧,势如破竹的口才,那能挽救众多老百性的性命吗?这些都是墨子口才的正面形象。墨子口才,还有侧面形象。

《墨子公孟》记载:有个家伙,老是跟着墨子师徒屁股后面转悠,但又不肯办入学手续。墨子看他资质不错,身体强壮,思维敏捷,就对他说:你做我徒弟吧,学会了,我让你当官。那人一听,就入学了;学了一年,跟墨子要官。墨子说,不给你官。给你讲个故事。鲁国有兄弟五人,老爸死了,老大成天喝酒,不管这事。四个弟弟就对兄长说,你把父亲埋了,我们给你酒喝。老大一听,高兴,就把老爹埋了,然后跟弟弟们要酒,兄弟四人异口同声:没酒。你埋你爸,那老爸只是我们的老爸吗?你不埋他,人会笑话你。你跟我学道理,不学,人也会笑话你。——这个“身体强壮,思维敏捷”的人,就这样被墨子给忽悠了。

下面这个,更有些味道。

鲁国有个人,让儿子跟墨子学本事,谁成想却死在战场上。作父亲就找墨子索赔。墨子说,你让你儿子来学本领,现在学会了,打仗打死了,你却怒气冲冲,这不是准备卖粮,粮食卖完了,你却生气了,岂不荒唐!(《墨子·鲁问》语译)

墨子姓墨,墨者,黑也;看来,确实有点黑。

三、最早的穷人经济学

司马迁的寥寥数语,没有交待清楚,墨子到底是什么时候人,但后世诸多学者,还是从《墨子》本书和先秦其他典籍的旁证中,推断出墨子大概的生卒年限,即春秋末至战国初,也就是孔子和孟子之间的那段岁月。也就是说,那时候诸子的重量级人物,只有墨子,亲身见证了发生在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的三家分晋。这一事件,标志着东周王朝春秋的结束和战国的开始。春秋向战国的转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严格意义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并非像“汤武革命”(《周易易传革彖传》)那样,一股力量取待了另一股力量,你方唱罢我登台,而是发自社会内部,由于生产工具的演变,导致生产力的变化,从而引起社会关系的重新分配。

墨子在一个最有利的历史观察点上,目睹了这场惊心动魄的伟大变革。

那时,铁器的广泛使用,新型生产方式的普及,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释放,带来了社会生产总值的疯狂增长,相对比值远远超出今天的规模与水平,城市化如雨后春笋,到处都很繁华,到处都是有钱人的样子个个是腰包鼓鼓,好像是个暴发户。但毫无疑问,在繁华热闹的背后,穷人更多,贫寒人家更多,平民百姓更多贫富差距拉大。墨子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乐上》)这话并非虚幻想象,而是社会实情,——那时候,就业者与非就业者,并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饥寒交迫,疲惫丧命,却是时刻要面临的可怕威胁。

墨子赶上了,看到了,大声说出了自己的话。

第一次,中国历史上,有巨大影响力的思想者,从民众的角度,发出了穷人的声音,而且是以连续、集束的方式发出。

首先是经济上,也就是在最基础的生存方面。《非命上》里,墨子提出著名的“三表”论,就是世间任何理论和言论,都得先有个说话的根据和检验的标准。这个标准,第一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也就是和诸历史作比较;第二、第三,分别是“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和“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在墨子的思想里,这个重要而普适的标准的原则是,凡是对百姓有利的,就是应该的;凡是不利于百姓的,就是不该的。

《节用》提出:“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又花钱,又对老百姓没实际利益的,不干。

《非攻》篇,更是直接从老百姓的利益角度,说明战争的得不偿失,“今师徒唯毋兴起,……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今尽王民之死,严下上之患,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为政若此,非国之务者也”——显然,这只是小老百姓的看法,王公大人,岂能作如是观?“厕役以此饥寒冻馁疾病而转死沟壑中者,不可胜计也。此其不利于人也,天下之厚害矣!而王公大人乐而行之,则此乐贼灭天下之万民也,岂不悖哉!”(《非攻下》)——那年头,打仗是来钱、来利最快、最丰厚的勾当,你叫我别弄?怎么可能!死人有什么好奇怪,人反正都要死,只要不死我,不弄白不弄。两个“乐”字,画龙点睛,一针见血。

墨子几乎是本能地意识到,百姓人民经济上的穷困、窘迫,与政治密不可分,这就使墨子将自己的经济观点,延伸到了政治领域。于是,墨子喊出了即使在今天,也极具震撼和冲击的声音:“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法仪》)“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贤上》)“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尚同上》)

很简单,但也很吓人。从上到下,一律以选当任。——当然,怎么选,还得另说;但首先,得是这个字:选。管你是天子,还是村长。

墨子就这样,贯穿了中国最早的穷人政治经济学。

四、没有阶级意识,但潜伏了阶级风暴

“真理往前一步,即是谬误。”列宁说的。

墨子为穷人说话,向王公大人大声疾呼,希望穷人们能有一个正常、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那墨子是否就是穷人的代表,或者,墨子是否就是被统治阶级的代表?

先来听听一些评论:“阴阳、名、法、儒及道德各家,皆代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仅墨子一家代表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墨家便弥漫下层,为被统治阶级代言”——党晴梵《先秦思想史论略》

“墨子是直接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匡亚明教授谈墨子》

墨子的人类观点实质上是阶级论。这一思想是以《尚贤篇》为张本。所谓“尚贤”即尚国民阶级的资格,并坚持着国民阶级的立场以反对氏族贵族。——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

事实如何?翻开《墨子》,也许我们会有些不同的看法。

《墨子》全书,现存53篇,其政治伦理思想,主要集中于《尚贤》《兼爱》等24篇和《法仪》4篇,及《耕柱》5篇。细读这些篇章,若探究墨子立论的出发点,这出发点依次应为:天下、国家和百姓,贯穿这三者的,是义。——在墨家词典里,义、利相等;义:利也。(《墨子经上》)

墨子的总体思想,一言概之,就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天下,是墨子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载体和客体。

“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法仪》

“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辞过》

“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尚同上》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兼爱上》

“此仁者之为天下度也,既此若矣。”——《节葬下》

言必称天下。《墨子》全书诸篇,找不出天下字眼的,没有;而且都是提纲挈领、万语归宗之语。如果说天下在墨子的表述中,多少有些抽象、空泛,那落实到现实、具体层面,这第一层,就是国家。

《非攻》主要出于国家的考虑,自不待言。《七患》开宗明义,“国有七患”。《尚贤》“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节用》开篇语:“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尚同》虽以天下为论述目标,却以国家为天下之实际构成,“以天下之博大,……故画分万国”。即使是“无差等”(荀子语)的兼爱,也以国家为立足点之一,所谓“视人国若己国”(《兼爱上》)

从上所叙,可以看出,墨子,首先是个以天下为己任者。其次,是个泛国家主义者(既非鲁国主义者,也非宋国主义者),百姓人民,排在天下、国家的后面。墨子“三表”说之一,“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国家、百姓、人民依次并列,——顺带说明一下,先秦时所谓百姓,不同于今日,“是贵族的通称”,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139页。春秋战国之际,百姓逐渐庶民(人民)化,但区别仍在——正是墨子思想的客观反映。

不仅如此,下面这些句子,从另一面,显示了墨子的政治倾向:“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尚贤中》)

“贤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终身不倦。若有美善则归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谤在下,宁乐在君,忧戚在臣。”(《尚贤中》)

“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夫愚且贱者,不得为政乎贵且知者,贵且知者,然后得为政乎愚且贱者。”(《天志中》)

“义者,正也。……然而正者,无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天志下》)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国君唯能壹同国之义,是以国治也。”(《尚同上》)

这些主张,能是底层民众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么?恐怕比统治阶级代表所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墨子的思想,没有,也不可能有明确、清晰的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充其量含含糊糊包含在天下、国家与所谓道义之中。墨子的言语之间,既没有特别偏向王公大人,也没有特别偏向百姓人民,这两个所谓势不两立的敌对阶级。墨子只是按照自定的义与非义的标准,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这么讲,并非要否认墨子思想的人民性。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说:墨子所举以说明原则的,恰当孔子所说的小人的小知,恰当子路所谓之民人社稷;墨子的知识对象,是国民领域的农、工、商生活。这是个非常好的判断和说法,也正是墨子思想的人民性所在。人民,或者说底层民众的利益关切,是墨子思想的触动因之一,也是墨子全部理想所期待的果实之一。

但是,不管本意如何,墨子那些旗帜鲜明的主张,那些主张所依据和针对的残酷现实,以及若能兑现的客观结果,天然具有倾向性。它们是人民痛苦的呻吟,现实丑陋的闪电,和山雨随时欲来的风暴源。

这与其说是墨子的意图,不如说是社会本身的压力和逼迫。无论是暴力侵夺(非攻并非仅指战争而言,一切不公平的暴力侵害、掠夺,都是非攻的范围和对象),还是公然、霸道的政治、社会的不平等,上层社会令人瞠目结舌、难以想象的骄奢淫逸,声色犬马,跟底层民众的入不敷出,朝不保夕,无时不是一幅尖锐、刺激的对照画。墨子本人,也许从未想过要发动人民,抗击暴政,甚至有可能,会站到另一面,也说不准,但墨子的这些主张和言论,就像一堆没有引线的火药,随时成为引爆的起点。

“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

这句话,凝聚了一股怒吼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