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领土的主张和争议，本来是两国间男人对男人。刀枪对刀枪、生命换生命的故事。纪念碑下的孙龙珍，牺牲时却是身怀六甲的牧羊女。她在迎着枪声冲上去的时候，她说她是兵团的战士。还有伊犁河谷的余春荣，为了一万亩国土，也直接参加了拆除前苏军铁丝网的行动。而在中蒙边境线上。朱汀逦同样也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那片“巴掌大的争议区”。三个不同背景的女人壮烈上演的都是有关国土的故事。
在我国三十多个省区中，新疆是与周边邻国最多的一个省区。长达六千七百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分别与俄罗斯、哈萨克、蒙古、吉尔吉斯、印度、巴基斯坦等八个国家接壤。国境线肃然伸展的崇山峻岭之中，边境线穿过的地方，是一片片极其雄浑、壮美同时又极其荒僻、冷寂的土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半个世纪里，在这条漫长的国境线上，有限期地戍守着这些土地的是共和国的军人，而无限期捍卫着这些土地的则是兵团边境团场的军垦战士和职工。
在采访当年进军新疆的五万女兵的日子里，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边境团场，在丈量国土博大、边境漫长的同时，也丈量了无数女兵深长的爱国情感。一次次聆听式的访谈，一次次朝觐似的探访，一次次在感动和震撼中而泪如泉涌……尽管那个年代已经成为过去，成了历史，但是发生在那个年代的新疆女人身上的故事，虽经岁月的洗濯，却依旧历久弥新。
2001年秋天，我从伊犁霍尔果斯河畔到阿勒泰山深处至今还鲜为人知的塔斯堤河谷，对中国和前苏联几个争议地区的边境团场进行了访问，期间结识了几位永远让人难以忘怀的女人。
一个女人和一座纪念碑的故事
在中国新疆裕民县西南与哈萨克斯坦的边境上，绵亘着一座雄峻浑厚的巴尔鲁克山。
巴尔鲁克山地是我国境内十分罕见的南伯利亚气候和植被分布区，水草丰美的高山草地，众多的河泽湖沼，稀有的野生动植物，特别潮湿阴冷的气候，使得整个草原都覆盖在葳蕤的草木之下，呈现着一种令人迷醉的青碧色泽。
我是在夕阳中走进裕民南山的。
从兵团一六一团出发，到达牧业一连的时候正值黄昏时分。夕阳下的塔斯堤河，像是流淌着火焰，使得天地之间都有一种以猩红为主色调的光感，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极不协调的、也不和谐的、更不舒适的温暖。
借着夕阳的光焰，走近一座在草原上十分突显的纪念碑。
高大的碑体突兀于草色的山坡上，与四周浑然的青黛草滩，与高天如火的晚霞以及晚霞和大地蒸汽层之间那层难以融合的色泽，让人觉得还是极不协调。
孙龙珍烈士纪念碑，恰恰处在这个极不协调的层面上。
这种不协调，实际上早在三十二年前就出现在这片土地上了。
因为1969年6月10日，那场本该发生在中国和前苏联武装军人，更确切地说是两国男军人之间的刀对刀、枪对枪、生命对生命的抗争。然而，这抗争却让一个女人，一个怀有身孕的手无寸铁的女人，冲了上去……
这碑体上鲜红的大字，是凝固了一个中国女人和她未出世就惨遭屠杀的孩子的生命之液。
三十二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夕阳挂在巴尔鲁克山腰的黄昏。
一六一团牧业一连的女人们正在忙碌将晚饭端上桌子的时候，争议区那边出事了。前苏军一个小分队利用黄昏时分我方牧工大都赶着羊群归圈的空挡，悄悄越过乌斯格河传统习惯线，绑架了正在河边放牧的我一六一团牧工张成山，并同时掳走他的羊群。在附近执勤的民兵哨发现后，迅速报告了连队，并派出一人赶到乌斯格河边，挡住前苏联士兵的退路，与其进行说理，等待连队大批人员赶来营救。
北京时间21时30分，牧业一连发出战斗警报：“全连注意，全连注意，苏军又过河挑衅，绑架我连张成山，请大家赶快到河边集合。”
此时，孙龙珍正抱着孩子在同乡郑桂荣家串门，因为郑桂荣刚刚探亲回来，听到喊声，孙龙珍急忙跑回家，把孩子交给正在做饭的小姑子于志兰。抓起一把铁锹，就向外冲……
小姑子接过孩子，连喊：“嫂子，快回来，你都那么大的肚子了，我替你去！”
孙龙珍边跑边说：“不行！我是兵团的战士，你又不是，你在家带好孩子！”
当她挺着怀有六个月身孕的肚子跑到乌斯格河边时，大部分的前苏军都已逃过河去，只剩下几个还在河这边，与张成山及先行赶到的我方哨兵拉扯着，争吵着。当孙龙珍和吴志贤等一大群人快要跑到河边时。对岸的前苏军开枪了。正在指挥民兵从两边包抄到河边营救张成山的连长高福生听到枪声，马上命令大家卧倒，但是前苏军的机枪和步枪这时都响了起来，疯狂地向河的这边扫射着，子弹打得地上冒着一股股的土烟。冲在前面的孙龙珍好像没有听到连长的命令。只顾向前跑着，但是就在她离张成山还有不到一百米时。高福生看见她晃了几下，就重重地倒了下去……
高福生看到孙龙珍倒下的同时，大喊一声：“‘老毛子’，****奶奶，给我打！”
乌斯格河畔，被迫响起了正义的枪声。前苏军士兵这才丢下张成山和他的羊群，仓皇向对岸逃去……
孙龙珍牺牲了。
枪声停下之后，人们跑到孙龙珍身边时。吴志贤已经把她抱在怀里了……
事后吴志贤说：“当时向河边跑的时候，我就跟在她身后，枪响的时候，我看到孙龙珍爬下时，还将手中的铁锹奋力向前掷去，还认为这就是‘卧倒’。我也学着她的样子，把自己手里拿的十字镐，也使劲向前甩了出去，再爬下的。可是等两边的枪都响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身子下面有股热乎乎的水流了过来。我伸手一摸。坏了。是血。开始我还认为是我负伤了，就喊她，说我挨枪子了。她还是爬在那里不动，这时我才看见血是从她身子下面流过来的。我扑过去摇了她半天她也不动，等我把她拉过来一看，她的左面乳房下还往外喷着血，穿的白衬衣已经红了一大片了。”
孙龙珍倒下了，她倒下的地方是祖国西北边陲最遥远的那片土地。她倒下的时候，依旧保持着一个士兵冲锋的姿势。
然而，她却不是兵，在她的履历上，我们找不到一天兵的记载、兵的履历，但是她的的确确又是一名战士，一名守卫疆土的战士！
孙龙珍是1959年从江苏泰兴进疆的支边青年，和20世纪50年代初期进疆的女兵不同，她到来的时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完全脱离了军队的建制，但是她在这支军队出身的屯垦队伍里，很快就有了兵的样子。兵的气质，从真正意义上把自己当成了一名军垦士兵。
“伊塔事件”后，孙龙珍从工二师火焰山化工厂被紧急抽调到“三代”工作队，进入巴尔鲁克山区。当时她的丈夫于志林从家乡赶到化工厂刚三天，就和她一起来到了北疆地区裕民县巴尔鲁克西部山区。从此，她和丈夫就在这片被前苏军单方面宣布为争议地区的草原上当起了牧羊人。1964年，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她就让探亲的老乡将自己的小姑子接来帮助带孩子，自己和丈夫一起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争议区的放牧、护牧工作。
孙龙珍所在的牧业一连，是一六一团最前沿的一个连队，驻地就在争议区的边上，他们所有的活动都在前苏军的监视之下，每天的工作都在前苏军的枪口之下。每到春秋两季转场季节，牧场转场的所有羊群，来来往往都要从她家门前路过。在这里休整。每当这时，对面的前苏军就经常利用许多夜间，悄悄过河侦察情况，抢夺畜群。为了保护好大家的安全和牧场的财产，她就和丈夫一起担负夜间警戒任务，彻夜守卫在驻地周围。给大伙站岗放哨。
有一年春天转场季节，她家附近的草场上一下子聚集了几十口子人和十多群羊，对岸的前苏联哨所紧张了。白天增兵在河边不停地巡逻，晚上用大探照灯来回向这边照，时不时地鸣枪，打照明弹、燃烧弹。有天后半夜，孙龙珍带着两个女牧工正在站流动哨，对岸上打过来一排照明弹，有几颗落在了羊群里，一下点燃了附近的冬草。人们在救火的时候。羊群就跑乱了。孙龙珍一看坏了，羊群一旦过了河，就要不回来了。她骑上一匹马就向河边冲去，在离河只有几米的地方才堵住了羊群。
等她把羊群赶回来后，对面又开始向我们这边打照明弹，孙龙珍就让丈夫找来一只铁皮喇叭，站在马背上向对方喊话，和对方说理，向对方抗议。
前苏联士兵将探照灯打在她的脸上，将照明弹打在她的身边，她毫不畏惧，继续向对面喊话。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快天亮时，对岸才平静下来，但是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对方都没在夜间对我转场的牧工和羊群进行骚扰和挑衅，就连秋季转场时。也是在平静之中完成的。
可惜好景不长，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前苏军又在中苏边境全线开始了大规模的挑衅活动。边境局势转瞬之间，就处在剑拔弩张的状态中。每个白天，对方的军用直升飞机都像蝗虫一样飞来，在界河上空嚣张地盘旋；每个夜晚，对面哨所里的探照灯都打出耀眼的光束，穿过界河边的丛林，蛮横地照射着我方的田地、羊群。
老连长高福生说：“那几年，我们这里已经到了二十四个小时不能合眼。枪始终不离手的地步了，就像真正的军人一样。他们已经作好了迎战的准备，甚至牺牲的准备。上级当时规定我们是全年战备，随时准备打。我们就将所有的四十岁以下的牧工都武装起来了，基干民兵发枪发子弹，普通民兵发手榴弹。剩下的大人小孩都有一根木棍子。那时候阿勒泰的冬天又来得很早，气温都降到零下四十多度。再加上大雪封山，什么物资都运不进来。没有一丁点蔬菜，上顿下顿都吃盐水煮的原粮。基干民兵还得天天在边界上执行潜伏任务，没有皮大衣和毡筒，大家只好找来几块破羊皮，轮流裹在腿上驱寒……可是没有一个人后退的。因为谁都清楚自己的身后就是老婆孩子和家，退了，就什么都没了。”
男人们都上了前线，所有的生产和家。都交给了女人。但是当男人们盯不住了，倒不开了的时候，女人们也得上。1968年5月，上级命令一六一团一连组织一定数量的妇女和老人进入争议区打草，以此恢复我方在争议地区的各种正常活动。有一天，孙龙珍带女民兵二班进入杜拉提沟割草时，有一支前苏军巡逻队正在那里巡逻。孙龙珍就一边组织大家割草，一边观察对方的动静。双方就这样在对峙中各自干着自己的事情，但是中午时分，前苏联军队巡逻队突然兵分两路向她们围了过来，端着冲锋枪命令她们退出杜拉提沟。孙龙珍提着镰刀抗议说：“我们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劳动。你们有什么权力让我们走。你们侵犯了我国的领土，该退走的应该是你们！”
前苏军巡逻兵恼羞成怒，掀掉了她们的帐篷，又向她们逼来。孙龙珍立即组织女民兵背靠背紧握镰刀，坚守在杜拉提沟。前苏军见这样赶不走这群中国女人，就将她们包围起来。命令她们再不离开就开枪驱赶，孙龙珍说：“开吧。只要你们敢在中国的土地上打响第一枪，一切后果就由你们承担。你们开枪吧！我们死也死在中国的土地上！”
最终，前苏军也没敢打出第一枪。
面对这样一群爱国者，他们只好在两天多的对峙之后，悄悄退了回去。我曾听新疆维族自治区外办一位参加过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界问题谈判的同志讲，中哈两国谈判初期，谁都不愿放弃乌格斯河地区的领土主张。
几轮谈判中，这片水草丰美的土地国界走向成了重点议题。但是，在一次私下的交谈中，我方代表关于孙龙珍烈士的一番陈述，彻底动摇了对方的主张。代表说：“在座的各位都知道这片土地的历史，也都知道她应该归属哪个国家，可我今天要说的不是历史，也不是边界，而是1969年前苏联边防部队在这片土地上制造的一起流血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我们有一位叫孙龙珍的女士惨死在前苏军的枪口之下。我在这里要告诉各位的是，前苏联政府曾经说她是武装军人，其实她根本就不是军人，她只是一位靠这片土地来维持生计的普通牧羊女人。她当时是一位四岁孩子的母亲，在她惨遭枪击的时候，她的腹中还怀着一个六个月大的孩子。她死后，当地的群众将她的遗体安葬在了乌格斯河畔，又在裕民为这位普通的中国母亲修建了一座纪念碑。如今她的丈夫还带着她留下的那个孩子，放牧在这片草地上……”
代表擦了擦眼镜继续说：“最后，我只想提醒各位，在讨论这一地区国界走向时，能充分考虑一个民族的感情，我们不能把一位母亲的遗骨安葬在异国的土地上，让那个留下来的孩子到别人的国家里去给自己的母亲扫墓祭奠吧……”
第二天的谈判桌上，哈方代表首先替前苏联驻乌格斯河边防部队向中方代表表示道歉，并说：“我们在今后的谈判中，会充分体谅中方的民族感情，愿意放弃前苏联在今天的中哈边境地区单方面宣布的所有争议地区的领土要求和主张。”
孙龙珍走了，走在了三十二年前那个山花烂漫的季节。孙龙珍没有走，她还守望在那片如今已不再有任何争议的国土上。
1969年6月16日，孙龙珍牺牲之后，先后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国家民政部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烈士”。1972年，裕民各族群众又在南山修建了“孙龙珍烈士纪念碑”，1988年8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为“孙龙珍烈士纪念碑”重题碑文。
夕阳下，裕民南山的那座纪念碑依旧极不协调地耸立在青黛色的草原上……
一个女人和一万亩国土的故事
在翻越西天山之后，站在辽阔的哈萨克大草原上，坦阔雄浑的乌孙山突兀地立在了你的眼前。当你站在它的山顶时，放眼望去，前面是草原，后面是草原。左面是草原，右面还是草原。
这时，你会从心底里感到乌孙山的神奇，感到乌孙人的神奇。因为在这样一片深沉庄重的土地上，在这样一座大气磅礴的丘野上，发祥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件十分必然的事情。
从乌孙山上流淌下来的苏木拜河，就是哺育乌孙民族先祖的乳汁。
毫无疑问，一个马背民族的摇篮，就是从这座叫乌孙的山，就是从这条叫苏木拜河开始的。
很快，这个马背民族就席卷了整个哈萨克草原，雄据阿勒泰山南北，威震欧亚大陆了。到张骞出使西域时乌孙已有十二万户、六十三万人、兵十八万，是当时西域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把细君公主嫁给乌孙王之后，这片以乌孙山为中心的哈萨克草原就归属了历代中原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