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一场洪水冲毁长江大堤，决口处正是我工作的地方。这场洪水并没有对城区造成太大的损失，但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来说，则是苦难的开始。
那一年姐姐得了癌症，她的儿子，我的外甥才八岁。上午在117医院动完手术，病理切片显示癌症晚期，愚蠢的医生竟然坚持就地治疗，他也不想想他那三脚猫医术，以及与大城市无法比拟的医疗条件。估计那目的也就是把我姐当成实验品，为一己私利而漠视生命。
那时候医闹已经开始出现，后来越来越厉害。病人家属有多无奈才会采取极端手段，但这能怪医生吗？当白衣天使这个高尚的称号，变成如同臭水沟一样臭时，我们就要在灵魂中拷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父母、姐夫连夜带着麻药还没醒透的姐姐坐船去了上海，多亏那些好心人，在举目无亲的上海帮忙找医院，找教授，用钱把我姐从鬼门关里拉了回来。
当洪水来袭的时候，我还奋战在厂区抢运设备。老婆带着儿子在逃难中却不幸跌倒，儿子左手骨折，那时他还不到三岁。听着他哇哇哭声，这心就像是被刀割了一样。
浸泡在水中的厂，在内斗中耗尽了最后一丝积蓄，再也无力启动。早知道这样，等它在水中腐烂去！全厂一千三百多名职工自动下岗，开始每月还有117元生活费，拿了半年后没了下文。
我做为留守人员，每月还有四百多元的岗位工资，可下岗同事的茫然、无助、苦闷以及生活的困苦，我是感同身受。那一年，一些有正义感的中层干部，在幕后策划了留守人员和下岗职工的集体上访。
厂子的倒闭是大势所趋，历史必然：腐朽的结果就是尘埃，这场洪水只不过把它化为灰烬的时间提前。当时我就意识到留守不是长久之计，何况混吃等死也不是我的个性。
九九年开春，我请了长假出门创业。远离妻儿，远离家乡，那份孤独无以言表，也偿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也真正认识到什么是真诚，什么是贫穷。
记得有次去婺源，途中一位大爷举着一元钱拦车。车子停下后，大爷说：
“我实在走不动了，但只有一块钱，能不能带我一程？”
到他要去的地方需要三块钱，但好心的司机还是让他上了车。车上还有空余的座位，司机和乘客都叫大爷坐下，可大爷生死不肯，因为他只有一元钱，不配坐位子。多么纯朴的人民，多么善良的人民。
婺源是座山城，初春的夜晚特别寒冷，可在昏暗的路灯下聚集着一群学子，捧着书温习课程。当地人说：那是各个山村考上县里的孩子，宿舍的电是要钱的，对于好不容易能读书的孩子来说，那是奢侈品。
在贫困中保持真诚，学会坚韧，这是我出门的最大收获，也让我想起那个拄着拐杖艰难求学的同学，她是否坚韧依旧？
我们家和村委会合作：我们出设备，他们出土地兴办了一座砖瓦厂，预计投资四十万，我们出二十万，其余由村委会出资。村委会的钱是各家卖猪卖粮，东借西凑拼起来的。
厂子开工后，可一年的收益还没有打工高，（父亲是这行的专家，曾公派到非洲当顾问，一年顾问下来也有七、八万）。于是老爷子召开家庭会议，决定撤资，可撤资就意味着乡亲们血本无归。父亲一咬牙：人回来，设备留下，捐给全体村民。回来的那天，村民一路相送到车站。虽然有些心痛那二十万，但绝不后悔。
2000年我回到家乡，那年我刚满三十岁，出门创业的结果就是我原有的七、八万元存款变成不足四千元。一切从头开始，我发疯似的工作。那时厂子已经给外地人承包，做为一名技术人员，我回厂工作，月工资九百元。又在兴业大厦兼职，工资五百元，同时承接总经销商的组装业务，并在各个工地打零工，三十元一天，每天能躺在床上睡眠的时间不足两个小时。
期间受尽了呵斥、责骂、白眼，当然也有尊重。学会了忍让，也磨平了棱角。后来当上主任，工资在一千八百元左右，但我依然没有放弃兼职和打零工的生活。这期间，我在舞厅里做过，在小糖厂里做过，也做过其它厂的技术设计和技术改造，也兼职过老师。人虽然累，但精神挺好。
曾有亲戚劝我跟他干，并保证一个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天文数字的年薪。我说：
“你可以救我的急，但不要救我的穷。”
钱固然重要，但积攒钱的过程更为重要。那每一分都浸润着我的汗水，饱含着我的辛酸，体现着我的能力，包含着我对家人，家人对我的爱。
说起来也应感谢那场洪水，让我了解到贫穷的含义，也知道生存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