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天津，人生地疏，在住房、供养七口之家的生活上都有不少困难。幸亏在他来天津之前，协和医院有一位职工 ，知道林教授去天津安家在经济上有些困难，主动借给他3000 元。到天津以后， 一位私人开业的李伯衡大夫也借给他1000元。才使他渡过了暂时的难关。起初，林崧自己开业行医，后来与协和医院的同仁卞万年、曾昭德、施锡恩、金显宅、下学鉴、林必锦等同时到由一位基督教徒陈善理开办的私人诊所一一恩光医院去工作，由卞万年任院长。他们除了保持原有的妇产科之外，又新增设了内科、外科、儿科、泌尿科、耳鼻喉科和口腔科。院址在今成都道与河北路交口处的一座小楼内。
不久。恩光医院原创办人陈善理因年事已高而退出。由协和医院转来的这几位专家出资接过来成为一家合股经营的医院。那时，同来天津的协和医院同仁还有方先之、柯应夔、邓家栋、张纪正等人则组成了天和医院（院址在马场道西头），取“天津的协和医院”的意思。
恩光、天和两医院的创建与扩展，给天津输送来一批达到国际水平的名医。他们的医术高明，各地前来就诊的人很多，逐渐有了名望。这些名医们除了在医院内执医外，还到其他医院兼职。林崧就曾在天津第二私立医院、水阁医院等处担任顾问，还在陆军医科学院兼任妇产科教学工作，也经常到教会办的妇婴医院义务行医 。
当年，来到恩光医院的专家们都把医院当作自己的事业。每人出资5000元，作为办院基金，只能投入，不能抽出，也不分红。 每月只领各自的诊费来维持生活，而把挂号、住院、药品等项收入全部作为医院的发展基金。专家们还实行集体治院、分工负责的管理办法，除医疗工作外，还担行政职务。卞万年兼院长、金显宅兼财务、卞学鉴兼药房、施锡恩和设备、林崧兼后勤、陈路得兼护理。这样做，既省人力、物力，又利于资金的积累。所以，用开办只两三年的时间所积累的钱，医院就又买下一所房子作为住院部（现在成都道曙光电影院旁），原来的地点改为门诊部。
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有些人由于对共产党不了解，劝林崧带着全家到海外去谋生，甚至帮他把全家离津的船票都买好了，催他早下决断。但是林崧怎么也不愿意离开祖国，虽然他知道国外的医院有的比战国的要先进得多。也有他的老师、学友，但那不是自己的祖国 因此，他对亲友们说：“我从事医疗事业是为了救国，不仅仅是为了谋生，而科学救国的理想只有在祖国才能实现。”就在离开船只有两小时的时候，还有人给他打电话，催他和全家立即动身。林崧终于谢绝了亲友的好意，作废了船票，毅然地留了下来，和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一起迎来了祖国的新生。
新中国的建立，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也为广大知识分子发挥聪明才智、献身科技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从此，林崧以激动兴奋的心情，更加忘我地工作，愿以全部精力致力于祖国医学科学研究事业。
1952年，在天津创办水阁医院的著名女妇产科医生丁懋英出走英国。次年，天津市卫生局把水阁医院改建为妇幼保健院，任命林崧为第一任院长，并兼顾恩光医院的医疗工作。在中央卫生部的支持下，林崧在天津市参加并建立了第一个妇幼医疗保健网的工作，把医疗工作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使妇幼保健事业迈出了新步伐。1953年，天津市卫生局筹建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时，林崧与柯应夔、杨柯、俞蔼峰等被聘到该医院任轮流值班大夫 。此外，林崧还担任过市邮电医院、纺织医院、第三医院和解放军254医院妇产科顾问。1956年，天津市工商业公私合营时。林崧与恩光医院其他专家们放弃了私人开业，将恩光医院全 部动产与不动产无偿上交给国家，全体医师、职工由国家妥善安排。天津市卫生局根据市委指示精神，将天和、恩光两座私立医院合并到各公立医院。纺管局医院、邮电医院也合并进去，林崧被安排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任妇产科主任，他一直工作了几十年没有离开临床第 一线。
林崧和原在恩光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充实到市立第一中心医院以后，陆续开展了难度较大的妇科大手术。如子宫全切除、女性外阴广泛切除、各种剖腹产、肿瘤切除、卵巢囊肿切除等。妇产科的临床工作异常繁重而劳累。不管白天黑夜，不论节假日，产妇在24小时内随时有生产的可能。一接到通知，林崧就即时准备上手术台为产妇做手术，有时一上手术台就是几小时甚至十多小时，但是为了解除病人痛苦，他不顾自己体弱多病，也要忘我地为患者服务。此外，他还注意培养年轻医生技术水平的提高，除了完成医疗本职工作，还要抽时间结临床大夫讲课。每4个月，作为学员的临床大夫就要轮换一次。他采取一看、 二带、三 包、四放的做法，把自己的医术无保留地教给年轻医生。比如，病人需要做剖腹产时，有的年轻大夫认为自己已经会做了，不大重视，但是他尽量找病例亲手做示范给他们看，边做边讲，要求他们在手术中要达到稳、准、轻、细。缝合时，手要轻稳。使伤口上的针码细致、均匀，整齐好看、合乎标准，不发生破伤风或感染，减少事故的发生。
林崧还坚持每周查房制度。值班大夫要按规定事先把病历记录、患者的主要X光片及有关的病理切片等都要准备好。在查房当中，如果发现有病历写得不合格，化验单不完全等，他就对值班大夫提出严格的批评，毫不客气。因而有的年轻大夫在查房时心情较紧张，怕他挑毛病。但是他们也认为“严师出高徒”，严格的批评对他们有好处。更能促进自己诊断水平的提高，学会鉴别疾病及提出治疗的意见。因此，大家对林大夫不但没有怨言，反而有助于师生之间的团结。
林崧在繁忙的妇产科临床工作中，还要经常关注国内外妇产科这个学科研究的新动向、新发展、新成果，及时吸收一些先进的医疗技术用于自己的临床实践。对于一些危险性大、难度高的手术，他也敢于探索和实践，努力使天津的妇产科医疗水平保持在国内外的相应水平上。
林崧从医疗实践中体会到：临床工作必须与病理工作相结合，这样既提高临床的诊治水平，又能促进病理学的发展。我国妇产科病理学在解放前是空白状况，天津也如此。过去，各医院只有大病理科（综合各科的），这个科的大夫大多没有做过临床，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必须走向专科病理，俗称小病理（专科的），妇产科也不例外。林崧在协和医学院学妇产科同时也学病理学，受到国际病理学名家的亲自指导，给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那时起，即与妇产科病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从工作的切身体会中，强调妇产科的临床大夫必须懂病理，根据病理切片表现出来的症状、体征、组织行为，才能有把握做出判断，这是相辅相成的。临床与病理要密切结合，否则，手术前判断不准确，手术后也不好治。影响治疗效果。不懂病理的大夫就做不好临床大夫。
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林崧就着手把在天津以及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开展妇产科病理学这项工作作为他的中心任务和努力方向。开始，他在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妇产科和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分别建立病理室，抽调人员，添置设备，建立一套工作秩序，花费了不少心血和力量。
1953年，天津中心妇产科医院病理室刚建立时，只有专职人员兰文奎一人，林崧每天晚上要来病理室看病理切片。他的胃部做过手术，有时胃痛，就抱着热水玻璃瓶暖暖胃，坚持着切片，从不间断。该医院妇产科陈有仲大夫也常来和他一起看切片，连续有两三年之久。为了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他认为：从有临床经验的医生中抽出来从事病理学工作，是很合适的。于是他决定挑选陈有仲大夫到病理室充实力量，他们合作得很好。1956年以后，由于林崧承担的工作任务多了，就正式调陈有仲大夫为中心妇产科医院病理室主任，有时他还不断地去那里协助她看切片，指导她工作。
倾注心血培养接班人
为了在天津以及全国内开展妇产科病理学这个新兴的事业。他除了做好临床工作。还用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讲学、办学习班以传授知识和培养后继人才。
1958年，根据天津市卫生局指示精神，市中心妇产科医院筹办了几期妇产科医师进修班，每期的学员都要来病理室学习三个月，由林崧主持讲课，陈有仲大夫做辅导。后来又办了一次高级妇产科医师进修班，有包括柯应夔、杨柯、俞蔼峰等妇产科专家前来讲课，林崧讲有关妇产科病理学方面的课程，再由陈有仲大夫接着讲，后来她在病理学上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就。
在讲学方面，林崧从50年代起，曾先后在河北医学院、天津医学院、天津第二医学院等学府担任妇产科教授，进行专业的教学工作 。“文革”以后，他曾多次应邀到全国各地讲学，远至广西、甘肃、青海、内蒙古等边远地区，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二十几个省区。
20世纪80年代中，林崧已近80岁高龄，但他仍拿出精力。专心致力于开办天津市和全国性的妇产科临床医师病理学习班工作。1982 年至1983年在天津办了两期；1984 年至 1985年受中央卫生部委托，又在天津办了一期全国妇产科临床医师病理学习班，每期10个月，学员来自东北、西安等地，每期近20人。班上虽然配备了陈有仲大夫为辅导老师，可是他还尽力担任主讲。在讲课中，他对学员循循善诱，把他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尽管他年事已高，可是一上课就来劲头了，讲话声音也洪亮了，有时上午能坚持连续讲3小时的课。他还亲自给学员放幻灯、看切片，总想让学员多学些东西、多受益。讲课的地点原在市一中心医院，有一段时间因修房而搬到天津市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路较远，常常没有车接送，他只好安步当车。来回步行去讲课，学员们很感动，师生相处甚亲近。进修班结束之前，他请学员们到他家话别，大家依依不舍。学员们回到各地以后，仍经常和他联系，研讨一些疑难病症以及科研等问题。在林崧家里放置有显微镜等检验仪器，天津市或全国的病理同行们时常找他来看病理切片或请他参加会诊，他总是随来随着，不耽搁病理诊断，也受到同行们的赞誉。这种无私的帮助一直延续到他近90岁高龄以后的时候。
他治学严谨，在培养青年医师方面尽心尽力，诲人不倦。在讲授病理学时，他对学生倾注了心血去培养他们，开始就教给他们如何做好切片，做好标本。更要保护好标本，以便提高病理学的价值，这是研究病理的依据。他个人对标本爱之如命，不允许别人乱拿乱借的。由于多年从事这一工作，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熟悉病理切片，对判断病情就有了把握。比如，在卵巢肿瘤病理分类上，各家有各家的说法，他自己有独到之见，他把这些专门知识传授给学生们，鼓励他们能有所创新。
林崧教授为我国妇产科病理学的产生、发展和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经过他培养的学生已是桃李满天下了。我国不少具有真才实学的著名妇产科专家教授都曾经受过他的指点和教 诲，加上他们自己的努力，分别在中国、美国、瑞士、我国台湾、我国香港等地担任妇产科专家，成为知名学者，并且是当地妇产科临床、科研、教学方面的骨干，广有建树，成绩斐然。比如：在天津的有陈有仲、黄桂荣（可惜死1979年天津地震灾害中）、潘纪琳、宋时等；江西省有傅兴生等。其中，除了陈有仲曾任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病理室主任，井经常替林崧辅导讲课以外，宋时也曾任市一中心医院妇产科主任。宋时医师年轻有为，勤奋好学，基础理论也扎实。林崧尽力培养她，除了学习业务知识，又鼓励她不断提高外语水平，多阅读国外医学动态资料，并着手练习翻译外文资料，给《国外医学文摘》妇产科分册投稿。有时他用英文写好有关妇产科的论述，由宋时医师翻译后再给该刊物寄去，大多被采用发表了。她从一位作者。进而被聘为这份刊物的编委、副主编（不脱产）。这些年，她又把1956年以后毕业的新手陆续培捧出来了。她在病理学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成绩。1986 年，市一中心医院妇产科接生了一例三胞胎，一个是活胎，两个是死胎，这个胎盘中本来是三胎，由于其中一个胎儿把供应另两个胎儿的血管堵塞了，被压扁成为像两张纸一样的死胎。她当时正在学习胎盘专业，她把纸胎做成标本，拍成影色照片，由林崧写了有关文章，一并寄给美国专搞胎盘学的妇产科病理学家勃尼斯基博士。后来，勃尼斯基博士写来回信，非常感谢他们为他提供这份世界上稀有的标本照片资料，在科学交流上林崧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