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范权光荣地代表天津市儿科出席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的研究成果《小儿水电解质代谢和酸碱平衡 》获得了全国科技奖。
除上述显著成果外，他从新中国成立后前还独立撰写和发表了17篇论文，这些论文，有的是儿科疾患的最新发现，有的对儿科医疗具有指导意义。
1953年，范权被天津医学院聘为儿科教授。1960 年出席全国群英会并获劳动模范称号，是年开始担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天津分会理事，中华医学会天津儿科学会任委员。
诲人不倦 桃李满园
带徒弟，培养合格的医学人才，也是范权毕生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他对待下属和学生，既是严师，又是慈父，工作上严格要求，而生活上体贴入微。他还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使人备感温暖。
他的学生说：“范院长工作态度严肃认真，容不得半点马虎。工作程序紧张而有条理。和他一起工作怕苦是干不了的。他要求别人严。要求自己更严。”范权经常深入各科室检查工作质量，在检查护理工作时，强调护士长要时刻掌握患儿的病情，不能只忙碌于业务，他要求大夫、护士：“抢救病人时要争分夺秒。随叫随到。时间就是生命。”他对重症患儿，下班前总要再到病房察一次，有时回到家里，晚上还要打来电话询问病儿情况。如果处理欠妥，便及时给予指导。
有一次，他考问一位大夫利用冰点计算血清渗透浓度的知识，这位大夫回答的不全面，他马上板着面孔批评说：“你为什么不仔细读书呢？”当时，这位大夫被批得低下头，面红耳赤，几乎要哭。第二天一早，范权就把这位大夫叫到办公室，非常和蔼地说：“昨天我批评你太厉害了，受不了了吧？我今天给你带来两本书，比你的那本讲的透彻。你看看，有什么不懂再来问我。”第三天他又问这位大夫懂了没有？还带她去化验室让技师给她做示范 这件事使这位大夫终生难忘并且牢牢地记住了冰点计算血清渗透浓度的原理。以后，在她带学生时，这个原理讲得十分透彻。现在，这位大夫已是天津市著名的小儿科专家，并曾担任天津市儿童保健所所长。
曾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医生们说：“范院长学识渊博，医术精湛，无论在查房还是在讲课，总是那么认真仔细、思路敏捷，分析病例或讲课时，总是深入浅出，条理清晰。有时提问，使我们很紧张，但有时又穿插几句幽默话，使我们转而感到轻松愉快，此情此景历历在目。总之，每次查房或讲课，使每个医生收获都很大。对病儿的诊断与治疗，也给了明确的指示，使医生们心中有数。因此，每逢范院长查房，病房里都挤得满满的。讲课时，教室里不但座无虚席，还需要外加座位。我们这些当时受益者（包括外来的进修医生），每逢谈起这些情况，都赞不绝口，感谢他老人家给我们使不完、用不尽的财富，坚定了我们为祖国儿童保健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心。”
他严格要求医师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遵守每天必须完成的工作程序 他查房时，从实习医生报告病例到各级医师逐层补充分析，提出个人的诊断治疗意见，都要求做到规范认真，一丝不苟，不允许有任何延误或含糊草率。他组织并亲自参加每周一次的临床病例讨论、疑难病例会诊、典型病例示范或主治医师读书报告，对准备充分、抓住重点、结合病人实例的予以肯定和鼓励，对不联系病人实例，不解决问题的空谈也不认真读书查找文献、马虎从事的提出严厉的批评。这时，大家每每从他示范性的总结、分析中。学习到大量从书本上难以学到的活知识 。
范权重视实践，重视基础。他常说：“一个临床大夫不会做实验，不能算一个合格的大夫。”他要求大夫不仅要会开化验单，还要指导怎么做各种化验，了解化验的整个过程及可能发生的误差。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临床诊疗工作的水平。在他主持《小儿水电解质代谢及液体疗法》这一大的科研课题时，精心设计、制定了从基础到临床一系列的课题，安排实验室专业人员进行基础课题研究，如：《小儿细胞外液和血浆容量测定方法及正常值》、《血清电导率》、《血清渗透浓度测定》等。指定几名骨干主治医师，在完成日常临床医疗和教学外，每周固定安排了3-4 个下午和晚上到实验室做有关课题的化验工作，自己积累所需要的资料，同时对每个人的工作，他都做到亲自参加并指导。他要求初进实验室工作的医师要像学徒一样，从刷洗、烘烤试管、吸管做起，到学会化验、操作正规准确无误。对参加科研工作的年医师和协助完成科研观察记录的护士，他也同样要求认真准确，不允许有丝毫马虎。一旦发现有不够严肃认真的情况，立即提出严厉的批评，而同时又耐心地讲解不遵守科学求实态度，会给病人造成危害的严重性。使受批评者及来受批评者，都能心悦诚服地永记教诲。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培养了他的学生几十年来在医疗、教学、科研中形成了一种优良传统，并影响了几代人。
范权对弟子和医护人员严格要求，又耐心指导 。在从事《小儿水电解质代谢及液体疗法 》这一课题研究时，当时设备落后， 处理成千上万个数据就凭日本产的一台手摇式电子计算机和一部国产的电动计算器，研究人员纪湘金、成风平、谢茂侃、程瑞权四个人足足做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有些数据往往反复计算好几遍，直到范权这位在美国留学时获得数学硕士学位的导师认为准确无误、点头为止。但是，经过统计学处理后的数据用来绘制回归曲线图工作，是数学和统计学上都比较复杂难掌握的，他们几个人都不会。于是，范权就耐心地从微积分基础讲起，把医学统计学中更深层次的理论，掰着手指一步一步地讲给他们听，制 图时手把手，连如何使用鸭嘴笔的窍门都具体教给他们，使他们真正地体会到了什么是诲人不倦。从那以后，范权多次给天津儿科学会和各医院儿科医务工作者及本院医生们讲医学统计学。他指出，这门基本知识的重要性在于，只有掌握医学统计才能把临床所取得的纷繁复杂的各种数据加以科学的统计处理，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反过来再指导临床工作。
他一向强调医务人员要注重对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在主治医师、主任等讲课时，他亲自听讲，课后给予指导。50年代时。他就指出讲课不要照稿念，要运用幻灯、图表手段加强直观效果。由于历史的原因，50年代的住院医师，在大学时普遍学的是俄语，而那时范权就很有远见地指出：“必须掌握英语。不会英语，就不可能掌握最新的医疗技术，也不可能了解最新的医学动态。”于是他请来了赋闲在家的精通英语的雷爱德夫人费皎云女士，由她来负责英语教学。当时设三个班：初级、中级、高级。通过一年的学习，成绩及格者可以初升中、中升高。范权还对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予以指导和建议。每次测验 考试的成绩，他都亲自过目。因此大家学习热情很高。他还引导大家以《北美儿科杂志》为主要材料作文摘，并亲自批改。对于译的好的、译的多的给予表扬。经过短短的三年，医师们的英语水平迅速提高，基本能自己阅读和翻译英文书刊中的医学资料了。
他要求医务人员经常进图书馆。翻阅资料。做读书卡片，做索引，以便充实自己。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不断地学习。一次他对一位大夫说：“你最近够忙的，连图书馆也都很少去了”话中颇有揶揄之意。说得这位大夫很不好意思。可是他又很纳闷：范院长怎么知道我这些天没去图书馆呢？原来范权让图书馆工作人员把每天看书的大夫名单登记下来向他汇报。由此可见他在培养、考察大夫方面的用心良苦。
他还亲自指导医师们如何写好论文，告诉他们如何科学地利用分析资料，怎样进行统计处理才能得出逻辑性强、有说服力的科学性结论。对被选中参加学术会议的论文，他都要对报告者准备的图表和解说词一一审查修改，直达到语言精练、逻辑性强、重点突出的目的为止。参加会议前，他还要求进行一次预演， 审查是否合格。1964年，全国第六届儿科大会在北京召开，天津儿科学界共拿出经范权审查的、质量高的论文58篇，涉及范围有基础方面、儿内、儿外、小儿五官、小儿口腔和小儿保健等，在全国各大城市儿科学界参加大会的论文数量中名列第二，得到了卫生部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的表扬。
1980年，阎承先教授想写一本《小儿耳鼻咽喉科学》，拿写作计划和目录与范权商量，征求意见。他鼓励阎教授说：“这对我国小儿耳鼻咽喉科学的发展以及对小儿各科临床业务的提高都非常有益，一定要写好。”并指导说：“不单只写耳鼻喉科方面的内容，还要写小儿保健、小儿临床等与各科相关的内容，要突破一般写书的旧框框，写出一本更具全面性和实用型的书。”他还指示耳鼻喉科的医生们协助搜集、统计科内近些年的数据和资料，并请已经退休的院长室老秘书为其誊抄稿件。有些篇章初稿形成后阎承先请范权审阅，他都 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审阅、修改并提出补充意见1985年这本有126万字和数百幅照片与插图的我国第一部小儿耳鼻咽喉科学》出版了，5500 册很快销售一空。这本书填补了我国小儿耳鼻喉科领域的空白，对我国当前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儿童保健做出了重大贡献，因而选入1993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这本大辞典共1246 页，分21个学科科目，选介了我国最近100年内出版的学术重要书籍1900多种，医学学科科目中只选入了 22本。 范权是严格的，也是严厉的。在查房中，他要求住院医师必须准确无误地说出病儿从人院的最初诊断到目前的诊断治疗和效果，并要求要有独立思考的分析说明。他要求记载病历要详实、简要、明确，不允许有“大概”、“可能”一类的说法和结论。对于不符合记载要求的病历，他一怒之下可以当众扔出窗外。对书写字体，他要求工整清晰，每看到潦草的病历和论文就说：“这哪里是人写的字，简直是天书！”
然而他又是非常和蔼可亲的。他抽烟，也给你一支，一起抽他才高兴。他常常邀请年轻医生节假日到他家中做客，招待茶点，招待吃饭。还常常为大家摄影留念，谈笑风生，逗人捧腹大笑。他在工作上严格要求，生活上体贴照顾。在实行住院医师24小时值班制时，对住院大夫的生活安排得周到细微，饮食、住宿、洗澡、理发、洗衣均不出医院门，没有任何生活上的负担。还为这些大夫们补充牛奶，以保证他们的体质。在研究《儿童循环血的测定》和《儿童细胞外液的正常值》这两项课题时，几位研究人员经常通宵达旦，耽误吃饭是常事 范权就让保姆阿翠给做些好吃的送来，干烧鱼、吴县汤面、炸慈菇、各式面点等，并且开玩笑地说：“加点热量，好好干哟！”在60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时，这的确是难得的佳肴，使工作人员心里真是热乎乎的。
作为院长的范权，关心每一位职工，工作、生活、家庭、婚姻、 疾病等，无一不挂在心上。现在已是主任医师的顾幼玉，在 1949年一毕业，就来到了范权身边，在马大夫纪念医院工作。当时，她远离家乡，举目无亲，但在范权的照顾下，生活愉快，工作顺心。她结婚时，范权主动代表女方家长，担当了主婚人。后来，连她儿子的名字，也是范权起的，叫“立”。还经常关心她儿子的成长与学习，他那慈祥的、家长式的关怀，使顾幼玉终生难忘，至今回想起来，仍温暖在心。
据曾在儿童医院担任过副院长的张克勤主任医师回忆：“1979年我调来儿童医院后，范老亲切地和我谈，先不着急去抓工作，要深入下去到临床、医技等各科室了解情况，多找些负责干部和主要医护人员谈谈心，听取意见，然后再开始工作并且嘱咐说，这段时间，医院 里边的各种会议一定要参加，我听了非常高兴，正合我意。于是就按范老的吩咐，每天除参加一些会议外，其他时间全部下基层调查了解并和有关人员谈心，参加各病房的查房，会诊等活动。”约经过一个月的时间，他写出了调查报告和今后工作的思路，交范权审阅。范权看过后才放心地叫他投入儿童医院的领导工作。
范权不但重视技术人员的培养，也很注重管理干部的培养。他不止一次和张克勤谈到使用干部的问题。他说，一定要培养好的管理干部，医院很需要。还嘱咐他，在选用技术干部上也要注重政治品德：一要有敬业爱业的思想和事业心；二要刻苦努力， 兢兢业业， 三要有科学态度和诚实作风。千万不要使用“上台握手，下台踢脚”的人，不能把“挑拨是非，耍弄权术”的人放在重要岗位上。
范权诲人不倦的精神以及他循循善诱的谆谆教导，使当年的学生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至今回想起来仍思绪万千，十分的感佩。同时他们也在时刻鼓励自己要和范老那样指导青年一代， 以不辜负先师的希望。
现在，曾得益于范权敬诲和指导的这些人已经成为天津市和全国儿科学界的专家和权威 他们当中有：阎承先、叶明德、周秦玉、杨碟真、姚迈华、顾幼玉、周荣芝、张克勤、包美珍、孙长兴、 周尚仁、纪湘金、程瑞权、秦振庭、马荫楠、孟广文、贾淑娃、倪蔚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