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海军战士麦贤德在海战中身负重伤，弹片击中头部，神智昏迷，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以惊人的毅力和过硬的功夫硬是将舰艇安全驶回，他的行为受到中央军委的嘉奖，并授予“战斗英雄”称号。但是由于他伤势过重，在抢救中遇到很大困难。中央领导非常关心麦贤得，指示广州军区总医院一定要全力抢救。经广州军区医院的医生全力抢救后，虽然保住了麦贤得的生命，但由于脑部伤势过重，他的意识、语言及动作都未能恢复正常，并有脑脊液渗漏。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派赵以成飞赴广州为麦贤得会诊。在军医刘明锋的配合下，赵以成对麦贤得进行了脑内修补手术，解决了脑脊液渗漏问题。经过一段时间观察，认为麦贤得的意识与动作仍未恢复到满意状态，其原因是因颅内尚有一块弹片未取出，于是决定再次进行手术。1966年的一天，麦贤德又一次进入安静、洁白、明亮的手术室，麻醉前，赵以成亲切地安慰麦贤得：不用担心，我们一定要让你恢复健康。这次手术由赵以成挂帅，站在手术台前精心指挥，由他的学生刘明锋、 段国升、曾广义等军医主刀，经过几个小时的艰苦努力，终于把残留在麦贤得颅内的最后一块弹片取了出来。以后在医院医务人员的精心护理和治疗下。麦贤得终于恢复了健康。
赵已成在治疗中，总是为病人着想，尽量想办法减少病人的痛苦。他常对身边的医生说：做手术不要只顾切除病变部位，也应考虑手术的后果，不要给病人增添生活上的不便，造成痛苦。例如有一次周总理介绍一位患脑瘤的女干部来找赵以成会诊，经检查后，赵以成建议病人去宣武医院做手术，并进行放射治疗。赵以成深知，放射治疗虽然杀死了肿瘤细胞，但同时对好组织也有杀伤作用，因此他建议放疗时采用切线放射，而不用直线放射，这样可以避免大面积损伤正常组织。患者按赵以成的方法进行治疗后，很快恢复了健康，而且也大大减少了放疗的不良反应。
赵以成在治疗中的指导思想是：一切从解除病人疾苦出发，根据病情实施治疗方案。例如有一次，一位新乡的工人因硫化氯中毒，病情极其危险，赵以成赶去会诊时，病人已昏迷数日，生命垂危。赵以成听取了主治医生的汇报，看了不定期治疗方案后，又对病人进行了检查，发现当时负责抢救的医生在治疗中只考虑消除脑水肿，只顾采用脱水治疗，而忽略了当时正值暑天病人自己要排汗这个因素，因此脱水治疗后造成整体严重脱水，反而加重了病情。针对这一情况。赵以成立即校正了抢救方案。终于使病人脱离险境，转危为安。
五
1966年“文革”开始了，斗争矛头直指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赵以成开始时由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照和保护，没有受到很大冲击。但是到了1968年底“清队”时，赵以成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反动资本家”、“里通外国的特务分子”等三顶大帽子，还是遭到了残酷批斗和非人的待遇。全家三辈八口人被强迫搬进汽车房去住，以后又被赶到一间带阁楼的仅10平方米小房子里。赵以成被强迫在医院里劳动，打扫烟道。这时赵以成发现自己大便中带有鲜血，并有下坠感。他想去检查，但却不允许。拖至1970年春，赵以成发现自己每日大便数次，且都带有便血，人也日渐消瘦，遂暗地里与放射科联系检查。结果发现直肠内有小核桃大、表面有溃疡的肿物，经病理检查确认是癌症。当时仍刁难赵以成移院治疗。汪培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赴京……当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过问此事，下发中央调令，赵以成才得以住进北京日坛医院，在李冰院长（李克农之女）的精心安排下。赵以成受到很好的照顾。不久，医院就为赵以成做了手术，井在手术后进行了放疗和化疗。周总理对赵以成的病情很关心，指示主管医生定期向他汇报病情，但就在此时，敬爱的周总理自己也已经身患癌症了！
赵以成在住院期间看到日坛医院有耳、鼻、喉、胸、腹、放射、 病理、免疫等科，而无脑外科，于是他建议趁他在此住院期间，带一位神经外科医生，另外在本院培养几名脑外专业医生，帮助日坛医院建立一个脑系外科，从而使该院成为世界上最完备的肿瘤医院。为此赵以成多次向该院领导建议，强调此事的意义，这个建议得到很多医生的赞同，但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赵以成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他当时甚感遗憾。不过他还是在该院成立了个讲习班，给一些医生们讲神经外科中几个重要的课题。后来由于他的病情恶化，体力日渐不支，在主任医生的竭力劝阻下，不得不放弃了最后两课题的讲座。庆幸的是，赵以成的这一生努力终究没有白费，他的学生经过多年的辛勤努力，终于在北京建成亚洲最大的、我国目前最完备、最先进、融临床、科研、教学为一体的神经外科医院，即今北京天坛医院及神经外科研究所。在天津建成以神经外科学为重点的环湖医院，现天津市脑系科中心医院及研究所 同时，出版了由赵以成统一安排他的学生们用我国的病案资料和治疗经验，编写而成的《神经外科学》。赵以成的愿望变成了现实，他的在天之灵如能感知的话，可以感到无比欣慰了。
1974 年春，赵以成的左腿已经疼痛难忍肿得连走路也感到困难了。他作为医生，当然深知自己病情的发展，但是他对前途仍充满乐观的信心。他每天坚持锻炼，并经常参加会诊或到图书馆去查阅资料。同年7月，他的血象越来越差，于是就从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借了输血器，自己在家里输血。但不久即开始发烧，连续几天不退。朱宪彝教授得知后，亲自到天津第二附属医院五楼为他安排了病床，并派车接赵以成，强令他住院治疗，朱宪彝非常关心赵以成的病情，几乎每日一次（有时甚至两次）去看赵以成。每次去，朱教授都亲自步登五楼，不乘电梯，他说：“还是节省点电力和人力吧。”
1974 年7月至9月，以成在第二附属医院住院期间，得到了该院医护人员的很好照顾 当时为了给以成输血，他们到处奔波，尽力保证治疗需要，在最后抢救的几天里，仅血就输了两万多毫升，数量相当可观。1974年9月21日，赵以成因病情恶化，经医务人员全力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了。对于这位杰出的神经外科专家的去世，很多人感到万分痛惜。敬爱的周总理也令罗青长打来电话表示哀悼！柳峰部长来到家中，代表周恩来、邓颖超表示慰问。并指示总医院按国家行政12级的干部级别办理丧事。在赵以成的追悼会上，中央有关各部都送了花圈，骨灰存放在烈士陵园高干馆。这在“文革”中是一个少有的，如此规模的追悼会。赵以成在生命垂危之时，他惦念的不是家庭、孩子。而是几十年来所追求、所献身的神经外科事业，朱宪彝教授每次去看望他，他都跟朱教授谈如何尽快建立一所现代化神经外科医院和尽快培养人才的问题，而丝毫不谈自己的病情。朱教授对赵以成这种乐观主义和鞠躬尽瘁的精神深为感动，曾感慨地说：“我们有些干部就缺乏赵以成这样的高尚品质！”赵以成在世时常说：“知我者莫过于朱教授，识我者乃周总理也。”
读到这，也许有人会问：赵以成是不是共产党员？不，他不是共产党员。早在50年代初期，朱宪彝教授曾跟他谈起过入党的问题，但是赵以成谦虚地说：“我觉得我还不够资格，但我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虽然没有在组织上入党，但他一直听党的话，跟党走，努力全心全意地去为人民服务，他曾先后被选为全国人大第二、三届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先后担任过天津医学院教授、医学院附属医院脑系科主任、北京宣武医院院长兼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中央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神经科学会副主任委员，是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会员，国际外科学会和国际神经精神科学会会员。1978 年世界卫生组织访华团参观了京、津、沪等地神经外科研究机构。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所长维拉姆·费德尔在访问回国后，为缅怀赵以成在脑系神经外科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成立了“白求恩一一赵友谊会”以示纪念。
赵以成为我国的神经外科事业奋斗了一生，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创建了中国自己的脑外科体系，自津京两市建科以来，每年都开办全国性进修班，亲自编写教材和讲授培养了一批脑外科人才，今已成为全国各省、市的医院脑外科干骨、专家、教授。赵以成的科研成就是多方面的，尤其对脑神经外科各种疾病都有较深入的研究。他先后在国内外发表过50余篇论文，他写的《脑部创伤》、《灼性神经痛》、《头部损伤的诊断和治疗》、《颅骨骨折》等文章，对颅脑损伤的诊治起到了普及推动作用。由于赵以成早年在协和医院任住院医师、助教时，曾先后轮回在神经内科、耳鼻喉科、泌尿科、骨科、肿瘤科、病理科及精神病科等。所以他医术既精又博。五六十年代他主编和参加编写了《神经内外科手册》、《外科学》，《实用脑肿瘤学》、《实用神经病学》等书，对传播神经外科知识和指导实践起很好的作用。赵以成对脑系外科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为中国脑外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本文经赵以成大夫长子赵克明（天津环湖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核阅。